学术自由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司娜

摘要：学术自由是“大学最核心的使命之一”，是发展知识、追求真理的保证。当下对于其合理性及限度的探讨将有利于充分发挥学术自由的功能与价值。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认识、政治和道德方面；其限度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体现在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感；外部因素体现在宗教、政治、经济和大众舆论等方面。

关键词：学术自由：合理性；限度

一、学术自由的内涵及历史演进过程

如同“人们将自由视为美好的政治制度之基本原则”一样，学术自由被认为是“大学最核心的使命之一”。[1]一般而言，我们把古希腊作为学术自由的观念和思想的萌芽时期。苏格拉底曾说过“学者必须有权力探索一个论点到它可能引向的任何地方”。柏拉图在其创办的阿卡德米学园中开创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传统。在德国，1810年由洪堡负责筹建的柏林大学视为现代大學学术自由理念与实践的策源地。它首次明确学术自由是大学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与学术自治、教授治校成为大学三大经典理念。在美国，1899年“罗斯事件”则成为学术自由思想成熟的开端。在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议上，首次拟定并公布了关于学术自由和教授任期的原则声明（也称《1915宣言》）。其声明主张的学术自由包括：①允许学者追求学术研究不管其将被导向何处的自由；②与研究生一起探索深奥的和有争议的思想观点的自由；③在校外在本专业的范围内讲话的自由；④就一般社会和政治问题以体面的适于教授身份的方式发表意见的自由。[2]

回顾学术自由的历史演进过程，我们可知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曲折中成长、完善和更新，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那么时至今日，何谓学术自由呢？笔者发现，由于学者们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不同，对学术自由的内涵界定可谓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学术自由是指大学教师和学生享有参与学术活动、发表学术观点、结成学术社团、传授学术思想、学习学术知识等方面的自由。[3]有学者则认为学术自由是自由的一种，它是特定个体或学术组织出于探究高深学问、获得真理为目的，不受到诸如宗教、国家、政府以及各种经济利益集团或者大学组织自身等等各种强权干预的自由。[4]国际教育百科全书对学术自由一般解释为“不受妨碍地追求真理的权利”，“这一权利既适用于高等教育机构，也适用于这些机构里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员”。[5]

分析关于学术自由的各种界定可以归纳出共同包含三个要素：学术主体自由、学术内容自由、学术活动自由。学术主体是指学术组织及学术组织中的个人甚或从事学术活动的社会成员；[6]学术内容是指学术集体或个人所研究的知识载体，即高深学问；学术活动则为进行不受外界干预的讲授、出版、研究等学术特有的活动。学术自由只有在三个要素都成立的前提下才能充分实现。

二、学术自由的合理性

布鲁贝克在其著作《高等教育哲学》中认为“学术自由的合理性至少基于三个支点：认识的、政治的、道德的，大概最主要的是认识方面的。”[7]在认识方面，布鲁贝克认为“学者们是生活在达尔文主义的世界里，真理就像有机体和社会形式一样要不断发展。因此，学术自由所基于的假设是真理不是先行完成的。”[8]如他所言，真理不是预设的、先验的，而是不断被发现和发展的。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如教会、国家或经济利益的影响。爱因斯坦也曾表达了对学术自由的理解，他说：“我所理解的学术自由是，一个人有探求真理以及发表和讲授他们认为正确的东西的权利。”[9]学术自由是学术主体所拥有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是保证学者思想独立与精神独立的必要前提。在政治方面，布鲁贝克认为，在任何情况下，教授既是学者又是公民。唯有在真理的召唤下，自由地探索高深知识，才能永葆大学的独特魅力，为学术自由奠定学理上的合法性基础。马克思也曾说过人是自由的存在物。[10]那么，学术自由对学者而言相当于自由对人类一样，是学者学术生命的必需品。学术活动主体对思想自由和表达自由的追求，正是对其自身基本权利的必然诉求。在道德方面，布鲁贝克认为，学术自由的基本理由完全是为了公众利益，学术自由并非是专业特权阶层自我服务需要的表现，而且也出于个人的道德责任感。“如果一位学者教授是出于自我实现的动机来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如果他感到必须从事这些学术活动才能实现他的潜力，我们就可以说他的活动是高尚的。”[11]真正的学者都对真理怀有宗教般的虔诚，都自觉地用探求真理来支撑自己的学术生命和学术自由。[12]社会之所以不断繁荣进步，人类之所以生生不息，无不折射出对于生命的终极关怀。

三、学术自由的限度

当代自由主义学者以赛亚·伯林提出自己关于“自由”的理解，他认为自由有“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但“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挣脱枷锁、囚禁与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的意义都是这个意义的扩展或某种隐喻”。[13]从自由的这种本义出发，学术得以自由的基本条件在于学术活动主体个人能够免于任何外部或他人的强制。但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布鲁贝克也曾说过，没有限制的学术自由可能会像没有限制的经济上的不干涉主义一样成为灾难，从而主张从学术共同体内部对学术自由进行限制。因此，学术主体在追求学术自由的同时，需要接受来自其内部因素的限制和外部环境的制约。

1、内部因素的限制

正如权利和义务是共生共存，相互统一一样，享有学术自由权利的前提就需要履行相应的学术义务。笔者认为学术自由内部因素的限制包含了两个方面，即学术水平和学术道德感，这两方面都是针对学术主体而言的。布鲁贝克就指出，要想享有追求高深学问的自由，学者必须在处理知识的技术方面具有专长。而要想获得这种专长，需要进行长期、系统、艰苦的精细智力工作训练。“学术界不是人人平等的民主政体，而是受过训练的有才智的人的一统天下。”[14]

学者应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辛勤“耕耘”、探索真知，以获得同行的认可，才能享有追求学术自由的权利。学术活动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和秩序，参与学术活动的人员和组织都要履行和遵守，要依照探索“高深知识”的固有逻辑，而不是任意妄为、随意捏造。此外，学术自由需要学者具备学术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任何借学术自由的外衣而进行危害人类、危害社会正义的做法都不应该受到学术自由的保护。例如有关克隆人的研究和核武器的实验等科学研究对人类的根本利益造成威胁，是违背学术自由原则的。

2、外部环境的制约

诚如布鲁贝克所言：今日的学院和大学陷入了错综复杂的社会力量的网络之中，大学已经从昔日的“知识金庙”蜕变为现代社会的“轴心机构”，要发挥社会功能，要承担学术责任，同时，对外在力量产生了一定的依附性，这就意味着学术自由要受到外部环境的约束和限制。[15]

19世纪的欧洲，学术自由的主要障碍来自于宗教势力，在教权主义的压制下，那些追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学者遭到殘酷的打击。进入20世纪后，政治权利的干预成为影响学术自由的重要因素。例如，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基于国家安全和防止“共党分子的渗透和颠覆”的理由，提出大学教师的“忠贞问题”。制约学术自由的另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是经济，19世纪以后，大学的经济功能更加凸显，同时大学对外部经济依赖越来越严重。大学迫切希望与政府、企业以及各种财团“联姻”，以期获得更多名望和财富。大学教师、教授成为获利的工具，失去把学术作为志业的责任感。正如“当代大学正在失去‘为学术而学术这一传统，正在以社会不能接受的方式朝‘全面商业化发展…，大学的全面商业化使社会倾向生产工具性知识，并最终摧毁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学术自由。”[16]

最后，学术自由受到来自大众舆论的压力。特别是进入科技发达的时代，人们一方面享受科技带来的高质量的生活，一方面斥责科技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如今，运用科技手段而造成危害人类和社会的事件层出不穷，大众对于科技创造美好生活的信念产生怀疑甚至失望。许多研究者、专家打着学术自由的旗号做着“坑蒙拐骗”的生意，因此学术自由作为发展科技的庇护所难辞其咎。

四、结语

学术自由是现代大学理念的一种追求，是大学永久发展的基石，是发展知识、追求真理的保证。我们在强调其合理性的同时，也摆脱不了其自身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限制。学术自由的合理性及其限度是相辅相成的，学者需要把其有机结合，才能更好的研究学术，永葆大学独特魅力。

参考文献：

[1]布鲁诺·莱奥尼.自由与法律[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4.41：48.

[2]袁海瑛，陈明伟.学术自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J].中国电力教育，2010（6）：5

[3]徐吉洪.论大学学术自由的限制[J].江西教育科研，2007（5）：15

[4]张曼.再论学术自由的内涵及其限度[J].教育理论探索，2013（10）：13

[5]国际教育百科全书[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0.13.

[6]冒荣，赵群.学术自由的内涵与边界[J].高等教育研究，2007，28（7）：9

[7][8][11][14][15]约翰·3·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42，47，122，113，51

[9]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许良英，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23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95.

[12]施要威.学术自由的有限性与无限性[J].高教发展与评估，2013.29（1）：27

[13]以赛亚·伯林.自由论[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54

[16][俄]V.维尼奇.大学与社会——兼述莫斯科大学的经验[J].新华文摘，2000（4）：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