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创作内在过程的经典研究
——以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为例

张　月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450001)



关于文艺创作内在过程的经典研究
——以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为例

张月

(郑州大学 文学院，郑州450001)

本文以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为例，向读者展示创作心理研究作为文艺心理学的关键组成部分，在探索创作主体的心理活动、揭示文艺创造过程的奥秘方面无可替代，可卓有成效地解析文艺发生、生成的整个过程，与仅重因果两端的弗洛伊德、荣格、莫洛亚、埃德尔等人的研究相比，鲁枢元关于文艺内在过程的探索具有开创性的独到价值和意义。

内源性研究;外源性研究;鲁枢元;创作心理;主体性

有关文艺世界的探索，历来有着多种方法，但从研究路径上看，无论方法有多少种，无论其间如何千差万别，归结起来皆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关文艺的外源性研究，另一类则是关于文艺的内源性研究。前者以文艺社会学研究为代表，强调社会、时代、文化、历史、伦理、宗教、习俗诸种要素对文学家、艺术家及艺术接受者的塑造、制约和限定，外源性研究采取由外向内的解释取向，具有浓厚的决定论色彩；后者则以文艺心理学研究为集中体现，重视文学艺术的本质属性和特征，注重文学艺术的本源、文艺的内在发生、生成的过程，关注文学家、艺术家的个性、主体性、创造力以及受众在文艺活动中的创造性与灵动性，并择取由内向外的释义路径。

假如将内源性研究与外源性研究结合起来，应用于文艺世界的探索，同时使用由内向外和由外向内的路径来讨论和解析文艺现象，其最终给出的关于文艺世界的释义将是完整的，遗憾的是，这样的情况很难看到。人们见到的通常是偏向某一路径的研究，研究者在偏向某一研究路径的同时，往往轻视、忽略甚至排斥其他路径的探索。即使是处于分离状态，内源性研究与外源性研究也很难达到一种均衡状态。由于文艺活动总是与宗教、道德、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时代、历史、地域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人们多趋向于从其关联上研究文艺，而对文艺内在性的研究缺少必要的关注，虽然也有天才论和性灵说之类的研究，但总体来说内源性研究始终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

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西方关于文艺的研究越来越趋向于多元化，但在我国有关文艺的研究则日趋显得单一化，研究者日渐重视文艺的写实取向，强调文艺反映现实生活，注重与社会生活密切关联的反映论占据主导地位。偶有心理学取向的研究，也自是备遭冷落。1949年之后，这种状况显得尤为引人注目。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内陆效法前苏联，将心理学打入伪科学之列，从此几乎无人敢再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文艺。直到1976年，伴随着科学的春天的到来，文艺创作的春天和文艺研究的春天也到来了，人们在观念上解放了自己，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开始走向繁荣。文学家、艺术家尝试各种手法进行创作，研究者不断地开拓出一片又一片的新疆域，文艺心理学就是新开拓的疆域之一。在这一疆域中，有鲁枢元、金开诚、王先霈、童庆炳、畅广元、夏中义、陆一帆等一批学人在进行不懈的耕耘，辛勤的探索。

在这类学人之间，鲁枢元先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他深知内源性研究的重要性和价值，并深切地感受到运用心理学的观察视角与方法，能够最有成效地揭示文艺世界的奥秘。阿伯拉姆斯在其著述《镜与灯》里言及文艺世界的四要素——“世界、作品、作者、读者”，但其中“作品”有着特定的重要地位，因为文艺世界的活动皆围绕作品而展开。可作品毕竟是作者创作出来的，作者创作作品的过程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鲁枢元先生紧紧把握住这一关键过程，仔细研究每一个环节，写出了一篇篇具开拓性的、影响深远的文章，提出了颇具开创性的观点与主张，在学界引起了热烈而持久的反响，这些按照研究体系撰写的文章，最终构成了《创作心理研究》一书的主体框架和内容。

《创作心理研究》初版于1985年7月。此时国外各种思潮涌入中国，国内文艺界思想极为活跃，各种借鉴国外研究方法的探索都在进行，即便如此，文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依然是文艺的社会决定论，这一理论将文艺视为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着重强调社会现实、政治、经济、历史、时代、文化、习俗、伦理、宗教等是决定文艺创作活动与接受活动的关键要素。当时，为数众多的开明学者都热衷于新领域、新学科的探索，作为新学科的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自然成为了学者们竞相追逐的一个热点。但许多学人关于文艺心理学的研究尚停留在这一学科的外围，其研究基本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承袭朱光潜先生早年的研究宗旨与探索路径，大体上属于心理美学的研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文艺心理学，其理论资源主要来自里普斯、谷鲁斯、浮龙·李等美学家的“移情说”“内模仿说”之类的主张，来自关注人的意向性、主体性和人类精神活动的哲学家、文论家如叔本华、尼采、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萨特、加缪、马尔库塞、弗洛姆、荷尔德林、马拉美、布莱希特、杜夫海纳等人的思想与观点；另一种则是拼凑式或镶嵌式的研究，也就是在原来的文学概论、文学原理抑或文学理论研究中，加入一些心理学的元素和概念，特别是认知心理学的元素和概念，如情意、意向、感性、感觉、知觉、表象、想象、形象思维等，将其归于文艺心理学的名下。确切地说，能够真正进入这一学科内在疆域的学者不算多，而在这为数不算多的学者中间，鲁枢元先生的研究成果令人注目，用钱谷融老先生的话说，他所从事的颇具创新意味的探索和研究，使之“能够在中国的文艺心理学领域成为象征性人物，差不多可以算是一个‘奇迹’”①。 毋庸讳言，在这一学科领域，鲁枢元先生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硕果累累，《创作心理研究》是其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之一。

在《创作心理研究》一书中，作者引入了一种广义的心理学观察视角，来审视作品与文学家、艺术家、社会、人生之间的关系，随后从文学家、艺术家的感情积累、情绪记忆、艺术知觉、心理定势、创作冲动、创作心境、想象与变形、表现力与控制力、文学兴趣、写作习惯、直觉、体验、感受、思维、人生意识、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等方面，对文艺创作的整个心理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系统的的探索、分析和释义，揭示了文艺创作内在的复杂过程及奥秘，解决了这一研究领域诸多原本认为无法探索、无法研究和解释的难题。

《创作心理研究》一书一出版便引发了读者广泛而持久的兴趣，不到三年时间便连续印行三次。2015年12月又发行了《创作心理研究》修订本，新版本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从原先的20万字变为26万字。相对于鲁枢元先生的其他著述，如《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精神守望》《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文学的跨界研究》《陶渊明的幽灵》等，《创作心理研究》应是读者最广为关注的一本书。

这部著作之所以能引发读者广泛的阅读兴趣，自有其深层的缘由。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从社会决定论的角度来看待文艺，习惯于用文艺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文学家、艺术家的创作受社会现实的塑造、限定和制约来解释文艺现象，忽视文学家、艺术家的意向性、主观性和创造性，忽视文艺创作的内在过程研究，而《创作心理研究》恰恰从文艺的社会决定论忽略的方面着手，特别强调文学家、艺术家的意向性、主观性和创造性，明确指出，在文艺创作活动中，主体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者对文艺活动的内在过程和内在机制，尤其是文艺作品从无到有的创生过程和机制，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读解和释义。本书中包含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已成为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里的经典范例，其中一些研究成果至今无人能够企及，更不用说超越了。《创作心理研究》一书所提供的研究成果，相比注重社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伦理、宗教等对作者的塑造和制约作用的“决定论”更具解释力，也比宣扬主体终结的形形色色的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主体终结论者既不能解释没有创造的主体，文艺作品何以能够产生，更不能解释没有了主体，个性独异的艺术风格从何而来。事实上，主体终结的理论本身就是宣扬这类理论的人的主体在场，且永无可能缺席或离场的终极证据。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G.荣格是举世闻名的精神分析大师和分析心理学大师，他们对文艺皆有着深刻的洞见。但在阅读他们的著述之后稍加思索即会发现，他们的主旨在于用文艺现象来印证心理学的原理和法则。弗洛伊德在其关于论升华，论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与创作中，在其谈论俄狄浦斯和哈姆雷特以及戏剧里的精神变态人物的文章里，在其探讨创作家与白日梦的论述中，想要印证的是其原欲升华理论、创伤性经验理论、俄狄浦斯情结和白日梦理论。弗洛伊德说：“一篇创造性的作品像一场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时代所做过的游戏的继续和替代物。”[2]36而荣格在其有关集体无意识和原始意象的论述里，在其探讨心理学与文学、分析心理学与诗歌的关系的论文里，在其讨论詹姆斯·乔伊斯、帕布洛·毕加索的作品及人的文章中、想要印证的是其集体无意识理论、原型理论及艺术自主情结理论的正确性与合理性。他使用这样的论断来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主张:“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3]142-143毫无疑问，他们有关文学艺术的心理发生学的研究成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并对后世的研究者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荣格等大师只重视因与果的两端，不重视其间的过程，忽视文艺本身，他们对于文学艺术的关注程度远不如他们对于心理学的重视程度。

受精神分析学和分析心理学的学科及专业所限，弗洛伊德和荣格不大关注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然而，对关心文学艺术的人而言，他们所忽视的却并非是不重要的，事实上，文学艺术的创作过程始终都是文艺学的最为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是研究的难点所在。作为文艺理论的研究者，《创作心理研究》一书的作者，恰恰重视文学艺术活动本身，重视因与果之间的过程，他从弗洛伊德、荣格断掉的位置开始，进行因与果之间的整个过程的探索，并试图用心理学原理来解释文学艺术发生与生成的过程。这是鲁枢元先生与诸位心理学大师的区别，而其关于这一过程的研究和探索，也正是他对于文艺心理学这一学科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在广泛吸收精神分析学、心理分析学、机能主义心理学、意动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维列鲁学派等的思想与理论精华的基础上，他将因与果之间的过程作为研究的重点，通过细微的探索，展示了他所发现的这一内在过程中每一个环节上的隐秘所在。关于文艺创作过程这一方面的探索和研究，鲁枢元先生比其他研究者做得都更加精细、深入而全面。

《创作心理研究》一书有不少涉及文学家、艺术家个人经验与阅历的具体内容，但在使用方式上与传记批评的研究者有着显著的差异。传记批评的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是作者生平与其作品之间存在着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像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就认为，作家的生活内容尤其是作家本人看重的那一部分会直接进入其作品之中或造就作品本身，在其撰写的《乔治·桑传》中，他宣称乔治·桑丰富的爱情造就了她的小说的多产，对她来说，“一个情人，就是一部作品”。力倡传记批评方法的法国批评家圣-伯夫断言，了解文学家、艺术家的性格与成长环境，对理解他的作品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曾为《20世纪文学百科全书》写出过“心理学与文学”著名词条的列昂·埃德尔也是在传记批评的意义上使用作家的生平材料。他曾写过《睡眠与梦幻的材料：文艺心理学实验》一书，在书中，他专门研究了詹姆斯·乔伊斯、T.S.艾略特、弗吉尼亚·沃尔芙、列夫·托尔斯泰、安薇·波特等人的生平与创作之间的关系。他深受精神分析学的影响，并从抑郁、疯狂的角度去诠释作者的创伤性经历、内在的精神状态与其文艺创作活动之间的关系，但从其书中可以看出，他所使用的传记材料只限用于解释他所研究的具体作家。与其相比，《创作心理研究》一书的作者在使用作家的个人经历的材料方面则有着更高的立意，有关作家的个人经历的材料，不仅可用于证明这种材料与具体作家的创作活动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更为重要的是，从这些材料里还可以抽象出来一些类同性的内容，并从中寻找到普遍的规律，用于解释作为类的作家的生命实践与其创作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在这一方面，后者的做法显然要高出一筹。

既重视归纳也重视演绎，既重视经验也重视思辨，既重视西方也重视东方，既重视理论也重视实践，是《创作心理研究》又一鲜明的特色。良好的学风会为研究者带来翔实可靠、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不知是从何时开始，国内学术界出现了重演绎轻视归纳、重思辨轻视经验、重西方轻视东方、重理论轻视实践的不良倾向，或许是受成功学的影响太深，想要“多、快、好、省”地获益，一些学人采用了极端功利的研究策略。研究者似乎总是太着急，太急功近利，还未占有充分的材料，就开始进行仓促的推论，并信手拈来几个对自己的推论有利的例证，来支撑自己的论点，凡对自己的推论不利的例证一概弃用，这使其研究成果的分量大打折扣。出于对理论的偏爱，这类人固执地认为，思辨高于经验，因而不屑于从经验的角度来讨论问题，他们直观地感觉到，西方的理论系统、高深，东方少有理论，多是感悟式随想，缺乏系统性，研究东方的学术费时费力，他们不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对东方的学术主张进行梳理和归纳。他们下意识地、不无偏见地认定既然理论高于实践，实践就应该为理论服务。

《创作心理研究》一书的作者未曾沾染这种不良的学风，他达到了一种和谐的均衡，归纳与演绎并重，经验与思辨结合为一，在采用西方的理论时，从不会忘记提及东方尤其是中国先哲与学人的主张的高妙与深意。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既谈论西方的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克罗齐、索绪尔、皮亚杰，也谈论中国的老子、庄子、陆机、刘勰、严羽、袁枚；他注重西方大师思想的严密与深刻，同时也看重中国大家诗意的感悟与高远的境界。虽然作者是做理论研究的，但他对文艺实践的重视程度超出了当时的许多学人。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本书的作者就开始了关于作家创作心理的调查访谈，在1985年7月版的《创作心理研究》一书中，读者就能看到关于作家叶文玲创作心理的系统调查访谈；而在1987年8月版的《创作心理研究》一书中，我们发现，除了叶文玲创作心理的系统调查访谈，还可以看到关于韶华创作心理的系统调查访谈。叶文玲创作心理调查一共分为十个专题，通过对话的形式完成，关于韶华创作心理的调查也分为十个专题，同样也通过访谈形式完成，只是相比叶文玲创作心理调查在内容上稍简，行文篇幅稍略。这应该算得上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研究领域最早的活体文献研究之一，在那个年代就开始这种专题式的口述史研究可以说十分罕见。

除此之外，本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就是作者从不武断地下结论。对要谈论的内容，作者总是娓娓道来，对要探讨的问题，作者总是以一种亲切友善的口吻来加以述说，以一种类似于平等对话的方式来进行讨论，这与苏格拉底式的那种通过对话来寻求问题答案的讨论颇有几分相似之处。通过讨论，逐步深化对问题的探讨，进入问题的中心，并对问题可能涉及到的各个方面进行具体的探究，最终自然地走向问题的答案和研究结论。完全不同于当下的一些文艺研究和文化研究，居高临下地抛出一些论题，以一种不容置疑的态度给出结论，并随意找出一些例子作为其观点的例证。与这种所谓的文艺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书相比，鲁枢元先生的著述显然更具亲和力和吸引力。也许这即是《创作心理研究》这部著作与其他文艺理论书籍的不同之处，亦是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所在吧。

精细的耕耘、系统的探索、深入的讨论、平等对话的态势、公允的推论、深刻的洞见、亲善的、令人感到暖意的行文风格，这一切都在《创作心理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或许我们可以将《创作心理研究》一书视为真正的学人从事研究探索的一个范本。

[1]钱谷融.序言[M]//鲁枢元.创作心理研究.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5.

[2]〔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论美文选[M].陈伟奇，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7.

[3]〔瑞士〕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

(责任编辑刘海燕)

The Classical Studies on Inner Process of Artistic Creation: Case Study of Lu Shuyuan’s The Studies of Creative Mind

ZHANG Yue

(School of Liberal Arts,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By taking Lu Shuyuan’s The Studies of Creative Mind as an example,the text demonstrates the irreplaceable function of the study of creative mind as a key part of literary psychology in the aspect of probing into the mind and activities of the creative subject which may effectively interprets the mysteries of the genesis and the inner cre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By contrasting to Sigmund Freud,Carl Jung,André Maurois,Sainte-Beuve,Leon Edel who solely stress on the polarity of cause and effect,Lu Shuyuan’s probing into the inner process of literature and art possesses pioneering value and unique significance.

endogenous study；exogenous study；Lu Shuyuan；creative psychology; subjectivity

2016-06-10

张月(1959—),男，河南开封人，社会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艺术学、文艺学学科带头人，研究方向：艺术社会学，社会组织学，并从事西方经典和人文思想的翻译工作。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4.002

H0-05；I206

A

1008-3715(2016)04-0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