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态空间的探索者
——鲁枢元生态学术思想刍论

刘　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郑州 450011)



精神生态空间的探索者
——鲁枢元生态学术思想刍论

刘晗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郑州 450011)

鲁枢元是我国生态文艺学的探索者、建设者，也是当今立足于中国本土且能够在国际生态批评界拥有一定影响力的生态批评学者。他在生态批评的理论贡献方面，主要表现在：提出了“精神生态”的学术概念，视生态学为一种新型的世界观，拓展了生态批评的空间；建设生态文艺学学科，挖掘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以及独特的“绿色治学方式”等。通过梳理鲁枢元的生态学术思想思路，以期对我国的生态批评发展脉络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鲁枢元；生态文艺学；精神生态；生态文化

鲁枢元，我国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倡导者与建设者，也是具有本土特色、影响力较大的生态批评学者之一。他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20世纪80年代，《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文学心理学、文学言语学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初步奠定了其跨界研究的学术道路。90年代初，鲁枢元再次将学术目光投向方兴未艾的生态批评，2000年出版了《生态文艺学》，在国内首次建构系统的生态批评理论体系，详细阐明自己的文学生态观。之后，他又出版了《精神生态与生态精神》《生态批评的空间》《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走进大林莽》等，同时主持编印《精神生态通讯》，积极传播生态理念，广泛参与国内外生态学术交流，多方对话。此后，他努力尝试复活中国传统文化中古老的生态精神血脉，历时六年，推出了《陶渊明的幽灵》一书，在西方文学理论主导的中国文学批评中，发出了响亮的本土之声。鲁枢元的学术历程呈现了中国学者关注社会现实、建构本土文学理论的发展走向。本文简要介绍鲁枢元的生态学术之旅，重点梳理其生态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对生态批评做出的贡献，以期发现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轨迹及未来趋势。

一、鲁枢元的学术历程：不忘初心

海德格尔曾说，树为什么要开花？因为它是开花的树,那纯粹源于生命的自性。鲁枢元在回顾自己30余年的治学生涯时说：“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学术姿态应是生命本色的显露。”他就如那开花的树，“文学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艺学”，是他“生命之树上伸展出来的三根枝杈”，是他个体精神和内在生命的呈现。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新时期文艺心理学的黄金季节。金开诚的《文艺心理学论稿》、吕俊华的《变态心理与艺术创造》、鲁枢元的《创作心理研究》和《文艺心理阐释》格外引人注目，表现了当时学界重建文艺心理学学科的自觉意识。

80年代中期，鲁枢元就开始了“文学言语”的研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1990年出版了专著《超越语言》，对“文学言语”进行了全面阐释，突出其诗性，弥补了当时学术界对文学语言研究的不足。《超越语言》一书出版后，得到了文学界人士的首肯。王蒙曾在《读书》上发表书评说：“在这本书中，鲁枢元选择文学语言作为突破口，抒发了他对文学艺术、人的精神生活的许多有趣的感受和见解。”[1]

鲁枢元对“生态批评”的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与西方批评界几乎是同步的。1989年他提出了“精神生态”这一学术概念，与“自然生态”相提并论。1992年以后，鲁枢元开始把研究重心转移到对当代精神生态的研究中来，并在2000年出版了《生态文艺学》一书，可以说是国内生态批评的奠基之作。在书中，鲁枢元提出了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三个概念，其中，精神生态是其生态批评研究的重心。20余年来，鲁枢元一直坚持自己的生态理念，围绕生态文艺学与生态批评的学科建设做了许多工作。鲁枢元关于生态问题的思考超越了学科的边界，具有宽广的人文情怀，为解决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和缓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可借鉴之路。

在鲁枢元的生态批评研究中，实现了三次跨越：一是打通了文学艺术与生态学的学科疆界，以《生态文艺学》为代表；二是实现了生态批评走向生态文化，以《生态批评的空间》为代表；三是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生态批评，以《陶渊明的幽灵》为代表。

1.走进生态学领域的文学艺术

鲁枢元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他由文学语言问题进一步关注到人的精神问题，尤其是现代人的精神状况，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90年代之后，物欲盛行，自然生态的危机与现代人的生存观念、价值取向密切相关，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问题。鲁枢元把文学艺术活动看作是人类的精神现象,于是，生态问题、精神问题、艺术问题彼此“交叉”，相互渗透，最终形成了系统的生态文艺学研究。

成书于2000年的《生态文艺学》集中代表了鲁枢元早期的生态批评思想，具有里程碑意义。在这部著作中，鲁枢元将文学艺术放置到大自然和人类精神世界中进行考察，建构起系统的“生态文艺学”体系，被学界看作是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的有益尝试。该书明确提出了生态理念：“地球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文学艺术是地球上人类这一独特生物的生命活动、精神活动，是一个在一定的环境中创生发育成长着的功能系统，文学艺术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注定享有一定的‘序’和‘位’，而这一‘序位’，即文学艺术的‘安身立命之地’。”[2]33《生态文艺学》分为上卷、下卷。上卷从恢弘的时代背景论述了地球中生态系统的位置和意义，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之间的关系。下卷则运用生态学观点对艺术家成长环境的“生态位”、文学艺术的地域色彩及群落生态、文学艺术创造与欣赏的精神能量等问题作出了较为具体的阐述。全书充满了生动的艺术经验和精彩的理性论述。在书中，鲁枢元不止一次提到，文学艺术无疑拥有其自身的属性、内涵，但同时又注定与其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自然环境密切相关。

诚如鲁枢元所言，撰写《生态文艺学》时并没有建构生态文艺学学科的宏愿，一是对于一门新的学科，在学理与心理上都准备不足；二是有意规避学科的建构。他努力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把“生态”作为一个审美的范畴移植到文艺学中来，将“精神”作为一个内源性的变量输进生态学中。鲁枢元深受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和贝塔朗菲的《人的系统观》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正是在这两本书的启发下，他才真正走上生态批评的学术道路。但他对欧美生态批评并未亦步亦趋，而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丰富的精神资源中，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为建立中国生态批评话语及与国际生态批评对话提供了理论框架，是中国学者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的一种努力。该书“标志着一门新的具有世界性前沿意义文艺学分支学科的诞生”[3]。

2.走向文化反思的生态批评

当生态危机日益加剧，悄然蔓延至人类社会的文化领域、道德领域和精神领域时，生态思路已逐渐冲破学科的界限，开始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理念和行为准则。生态批评自然不满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视角，而将负载着更多的时代精神和社会责任。鲁枢元在前期的生态理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人类社会的文明样态，将生态批评的空间大大拓展，“主动推进到所有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甚至一切‘有形式的话语’。生态批评不仅是文学艺术的批评，也可以是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4]2。

基于此，鲁枢元于《生态文艺学》的基础上推出了《生态批评的空间》,于2006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公开发表的有关生态批评与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论文集，清晰描画着鲁枢元探索文学——生态——精神关系的行进轨迹，进一步明确了生态批评的对象不仅指向一切文学艺术，而且指向人类文化的发展范式。《生态批评的空间》分为四编：人类纪——生态时代；诗性灵——精神生态；跨学科——生态视野；文学史——生态演替。该书开宗明义：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人类纪”，人类的精神已经渐渐成为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几乎占据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构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精神圈”，人类近300年来遭遇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精神圈”出了问题。

鲁枢元在《生态困境中的精神变量与“精神污染”》一文中写道：“人走到哪里，哪里就生态失衡、环境败坏。人，其自身已经成为大自然的天敌、环境恶化的污染源。”[4]15因为人心变坏了，精神受污染了。在物欲文化和科技文化的侵袭下，“人的物化、人的类化、人的单一化、人的表浅化,意义的丧夫、深度的丧失、道德感的丧失、历史感的丧失、交往能力的丧失、爱的能力的丧失、审美创造能力的丧失,也在日益加剧”[4]22。于是，修补地球“精神圈”，探索人类文化发展的生态维度，无疑成为生态批评应担负的使命和责任。

鲁枢元生态批评的根深扎在反思现代性的深厚土壤中，对于他而言，诸如启蒙、理性、技术、进步、消费等价值观都应该在生态学的观照下重新审视。他把生态危机归结为人类精神生态的失衡，这就与18世纪末西方思想界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思潮建立了联系，从而使生态批评理论具有宏阔的历史视角和独特的文化维度。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鲁枢元特别赞赏海德格尔、舍勒、贝塔朗菲等，“面对地球生态系统中已经出现的严重危机，生态批评应当是一种拥有明确目的和意义的批评，一种拥有责任和道义的批评，一种饱含历史文化内涵的批评，一种富有现实批判精神的批评”[4]227。《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广泛反响，不少学者指出，《生态批评的空间》“初步展示了一个汉语学者在生态批评这一陌生领域所做的开拓性工作，其跨学科研究的努力和对中国古代生态文明资源的富于成效的掘发令人耳目一新”。它“是一本关于文学的生态批评的书”，就其精神底蕴而言，又“是一本探讨精神学科研究新路的书”[5],“远远超出了个体反思的意义，而在某种程度上敞开了我国生态批评发展史的反思视阈”[6]。

3.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生态批评

鲁枢元在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生态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方面做出了独特贡献，同时，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对具体的文学现象进行成效的阐释，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生态批评的深度融合，他在生态批评的道路上再一次实现了跨越，其运思六年而成的《陶渊明的幽灵》即为明证。

在《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鲁枢元将“人与自然”的问题视为人类的一个元问题，他援引金岳霖1943年在美国的讲演来阐释中国古人的自然观。在讲演中，金岳霖将中国哲学的核心概括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自然与人’的和谐，这一问题不但涉及个体所操持的价值取向与生存方式，也涉及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从人类社会的理念与秩序，到时代的精神气度、审美风范。”[7]5鲁枢元精心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周易》《道德经》《庄子》《论语》《孟子》《淮南子》等蕴涵的生态智慧，解读了陶渊明人格中体现的中国传统自然哲学的特点：率性、散淡、委运任化。富有自然浪漫主义精神的陶渊明竟然与卢梭、梭罗、海德格尔、德里达等西方哲人有着惊人的相似点，在质疑“文明进步”、崇尚精神自由、倡导素朴清贫、回归山林田野等方面，东西方文化完成了融合。

鲁枢元直言：“《陶渊明的幽灵》一书，是我实施生态批评的一个具体案例，也是我努力将西方生态批评理论与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精神相互沟通的一次实验。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发现海德格尔、利奥塔、德里达等西方哲人的‘现象学还原’与古代中国老子、庄子、陶渊明的‘回归哲学’‘回归诗学’原本是声气相投的。”[8]他将陶渊明放在生态学的视角下，对之进行重新解读，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生态批评的完美融合，同时，也是其生态批评理念在具体文本阐释中的体现和落实。

鲁枢元从“创作心理研究”到“文学言语探秘”，再到“精神生态寻问”，他的思想和学术之旅几经跋涉，峰回路转,不改初心，与社会现实、文学现状始终保持着最直接的关系，怀着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密切关注和同情怜悯，把握时代脉搏，望闻问切，找出痼疾，开出药方，疗救人心。正如王耘教授所说：“纵观鲁枢元的学术生涯，他总是能够即时觉察到社会意识的脉动，怀着对于‘未来’的憧憬，分别借助心理学、语言学、生态学的学术资源，牵动文学理论建设的新走向，始终盘桓于文学理论研究的潮流当口。”[9]同时，在这个貌似跨越的深处有着一个自然的延伸和承续——对文学精神力量的坚守，独特的学术兴趣及内在的生命气息。鲁枢元在回顾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坦言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有点像‘梦游症’，‘梦游’说好听点也叫‘神游’，‘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我起码是真诚的。”[10]鲁枢元是真诚的、深情的，有着一颗朝圣者的虔诚之心，他曾在一本书的题词中写道，从无可选择的现象世界中寻求自由的选择，从难以实现的人生追求中寻求完美的实现，那就是心灵在文学艺术探求中的轨迹。对人类“心灵”的守护，对“自然”的呵护，对“精神”的坚守，使得鲁枢元在学术研究道路上始终是独立的、敏感的、生气灌注的，在一次次的涉险探密中，完成了对人心的审视，对自我的反思，对个体存在意义的挖掘。基于此，鲁枢元的心理学、语言学以及生态学是血脉相连的，在文学——语言——精神交互中融会贯通，实现着文学恢弘的弱效应。

二、鲁枢元生态学术思想理论贡献

1.提出了“精神生态”学术概念

1989年夏天，在张家界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艺心理学研讨会上，鲁枢元作总结发言：“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建设必须重视人的生存状态，包括人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态’。”[11]首次明确提出了“精神生态”这一概念，并将“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并提，显示了“精神生态”的独特地位，并对当下人类精神状态感到担忧和失望，指出“精神生态”的恶化是由于“严重的生态失衡”造成的，自然生态的破坏与人的精神的沦落是同步的，而精神生活的粗鄙化又直接导致艺术的衰败。这个讲话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但后来却被证实，它成了鲁枢元本人将文艺心理学研究转向生态批评的一个标志。

1996年，鲁枢元发表文章《文学艺术与生态学时代——兼谈“地球精神圈”》，他从恩格斯、夏尔丹、贝塔朗菲关于宇宙间存在的“精神圈”入手，认为：“在地球之上，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的上空，还悬浮着一个‘圈’，一个以人的信念、信仰、理想、想象、反思、感悟、追求、憧憬为内涵的‘圈’。这个虚悬着的‘圈’，该是地球的‘精神圈’。”[12]鲁枢元明确将“精神圈”纳入由岩石圈、水圈、大气圈、智能圈等构成的地球生态系统中，并将“精神圈”置于整个生态系统序位的顶端。在文中，他并未对“精神圈”做出具体而明确的学术界定，只是指出“宗教”“哲学”“艺术”是人类精神活动最高层、最集中的体现，位于所谓“人类精神三角形”的顶端，文学艺术无疑是“精神圈”中一道色彩奇妙、魅力无穷的光环。进而指出：“人类生态系统中不能没有‘精神’的位置。人类既是自然性的存在，也是社会性的存在，还是精神性的存在。在‘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之外，还应当存在着一种‘精神生态’。”[12]

1999年，鲁枢元与我国从事生态哲学的余谋昌互通书信探讨“精神生态”问题。在信中，余谋昌肯定了鲁枢元提出“精神生态”这一学术概念的重要意义，认为他“开辟了一个重要的新领域”，并提出了“生态精神”问题。鲁枢元在回信中，肯定了余谋昌对“生态精神”的论述，因为生态世界观认为地球是活的，它有生命，有精神，有一种“生态智慧”。“生态智慧”的存在印证了“生态精神”的存在。由此，鲁枢元矫正了之前“把精神引进地球生态系统”的说法，因为“精神”原本就是在“地球生态系统”中的。关键问题是，“精神”到底是什么？“精神”与“地球”的关系是什么？鲁枢元在信中说：“就一个相对的主体而言，其内在的目的性、意向性的组织与活动就是精神。”[13]

2000年鲁枢元出版了学术专著《生态文艺学》。在书中，鲁枢元进一步解答“精神”的问题。他不惜笔墨，详尽叙述了古今中外对“精神”的理解。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精神是宇宙间一种形而上的真实存在，一种流动着、绵延着、富有活力的生命基质，又是人性中至尊弥贵的构成因素”[2]136。西方对于精神的阐释则较为复杂，他又罗列了西方古代哲学以及现代生命哲学、心理学、现象学哲学中关于“精神”含义的界定，最终得出了没有可能、没有必要界定的结论，也许，这更符合精神属性的要求。但鲁枢元还是给出了精神的主要内涵，包括人的情绪活动、意识活动和意志活动，集中体现为人的价值偏爱、反思能力和信仰取向。精神作为地球人类的一种变化着、绵延着的生命活动，应当具有内在的能量吞吐转换机制，具有独立的与其所处环境交流感应的体系，它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开放系统，一个“生态系统”。 而文学艺术则是人类精神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存在，它是人类活动中的一个制高点。

鲁枢元曾在许多场合中讲到他使用“精神生态”这一术语时的背景：“近些年来，中国人的精神状况正在急剧恶化，这种恶化是由于严重的精神生态失衡造成的。在生存的天平上，重经济而轻文化、重物质而轻精神、重技术而轻感情。”[11]“自然生态的破坏与人类精神的颓败、与文学艺术精神在现代社会中的消亡是同时展开的。拯救地球与拯救人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生态困境的救治仅仅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科学管理的完善是不行的，必须引进‘人心’这个精神的因素……”[10]鲁枢元看到了“精神”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量”，认识到当代人类的精神状况对地球生态系统已经产生巨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鲁枢元在中外思想史、学术史经典的“三分法”的启示下，提出应建立与“自然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相对应的“精神生态学”，用来研究“人的内在的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这样一个崭新的领域主要“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一方面关涉到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一个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2]148这个概念包含以下几点信息：一是人类不单单是自然存在、社会存在，更应是精神性存在；二是人类的存在与其生存的环境休戚相关、相互依存，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我的和谐应是精神生态学研究的最终目的；三是作为精神性存在的人类，须保持精神主体的健康，防止“精神污染”；四是人类的精神能量在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类有责任通过自我的完善与发展，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稳定和演进。鲁枢元从学科研究对象、方向、任务等方面确立了”精神生态学”的大体构架，并与以研究自然界生态关系为主要对象的“自然生态学”和以研究“社会各部落群体、阶层之间生态关系”为主要对象的“社会生态学”区别开来。至此，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精神生态学”已初具雏形。

1999年鲁枢元在海南创办《精神生态》通讯，一印就是十年，这是一份内部交流刊物，也是国内最早的精神生态刊物，集中报道国内外精神生态研究领域的学术活动、学术动向，刊登重要的研究论文、理论观点和相关文摘，卓有成效地推动了精神生态研究和生态批评在我国的兴起和发展，得到了国内外学界的认同和好评。

2.视生态学为一种新型世界观

鲁枢元对生态批评的另一个贡献是突破了学科的限制，将发端于生物学中的一个分支——生态学，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将生态学时代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崭新范式。

《在生态学的人文转向与生态批评》一文中，鲁枢元简要回顾了“生态学”自1869提出后在20世纪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历程：在生态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它所研究的课题还仅仅局限在人类之外的自然界，基本上采取的也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到了20世纪初，生态学开始渗入社会学、人类学领域，呈现出越来越浓厚的人文色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生态学“似乎已经不再仅仅是一门专业化的学问，它已经衍化为一种观点，一种统揽了自然、社会、生命、环境、物质、文化的基本观念，一种革新了的、尚且有待进一步完善的世界观。”[4]6鲁枢元的论断决非空穴来风。在《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一文中，他考察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不同的知识系统，按照奥地利学者贝塔朗菲的观点，人类文明史上大体有三种知识体系：神学的知识系统,物理学的知识系统,生物学的知识系统。贝塔朗菲对它们的哲学概括分别是：“活力论”；“机械论”；“整体论”。鲁枢元重点考察了在三种知识体系中，人、自然及二者的关系有何不同。在神学知识系统看来，人与自然万物都统归于神的主宰，“信仰”成了知识有效性的前提。在20世纪中期逐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生物学则发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人与天地自然的界限完全被拆除了，地球是一个整体的、复杂的有机生命体。这一转变令人振奋。“我倾向于认为，生态学有可能取代原来的物理学而成为一个崭新时代的世界观、宇宙观，一种新的生存观念，一种既古老又清新的审美观念。”[4]232在这种新的世界观关照下，大自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任何存在都是这个整体中合理的一部分，都拥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意义和生存的权利。人类只不过是自然生态系统中进化的较高的生物，而不享有对自然生杀予夺的权力；相反，人类更有责任和义务去维护自然整体的和谐、稳定和完美。

在鲁枢元看来，地球已经进入“人类纪”的时代，人类生存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思维模式和认知模式也在进行着颠覆，生态学已经不再是一门单一的“自然科学”,而应该跨越其学科界线,成为一套完整的观念系统,即包容生命与环境、人类与自然、社会与地球、精神与物质的新的世界观。鲁枢元的论断是伴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而得来的。他借用“擅理智，役自然”六个字高度概括了工业时代的宇宙观，在这样观念的支配下，从牛顿时代起，大约三百年左右的时间，人类凭借理性、科技向自然进军，创造了无比辉煌的物质财富，被称为“现代化”的进程。可巨额财富无法拯救失落的精神，“善于经济”“精于计算”的人格成了这个时代的人格缩影。宗教的虔诚、道德的完善、审美的玄思、艺术的感悟遭到蔑视，个人的精神生活变得异常贫乏，导致了现代人诸多的精神病症：精神的真空化、行为的无能化、生活风格的齐一化、存在的疏离化、心灵的拜物化等等，鲁枢元认为，这种状况是由简单、机械的物理学的知识系统一手造成的。

鲁枢元在《关于文学与社会进步的反思——兼及“退步论”文学评估》一文中谈到，人类社会中一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的历史观都是倾向于“退步论”的，他们都相信在人类社会早期曾经存在一个“单纯质朴、天真自在的黄金时代”，可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背离这一美好的存在，尤其高歌猛进的现代化进程更是将文明推向了堕落与毁灭。在培根、笛卡儿的“精神氛围中”，“一种关于进步的理论即将成形”[14]。这种“进步”的历史观将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发展视为绝对的、唯一的指标，可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却使得“进步”最终成为痴人说梦。其实，自诞生那日起，“进步”就伴随着怀疑、批判。卢梭断定“社会发展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人类越是远离纯朴的原始状态，其命运就越是不幸；文明在根本上是堕落的”。[15]人类社会已经到了该转弯的时候了，生态学的出现为文明转型带来了契机。也许，人类应该重新审视所谓的“进步”，回归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点。

3.拓展生态批评空间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渐渐有了一些展现生态灾难、渴望善待自然的文艺作品，美国环保作家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影响最为深远。中国大陆的生态文艺创作起于80年代中期，散见于当时文坛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报告文学等，其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但关于此类文艺作品的命名，却一直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在中国大陆一般称为“环境文学”“环境艺术”；在台湾则称之为“自然写作”“环保文章”；在日本则称为“公害文学”……鲁枢元认为这些称谓都较为含混，未能准确概况此类文艺作品的属性。如果非要冠以名称，以区别于其他文艺作品，“只有选择一个更宽泛的名字——生态文艺”[2]308，顺其思路，鲁枢元明确提出，在“生态学”这门学科诞生之前，中西文艺作品中不乏表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文艺，如《庄子》《淮南子》《瓦尔登湖》《沙乡年鉴》等，都应当属于“生态文艺”的范围。还不止于此，如果从更宽泛的生态学视角考察文艺作品，但凡表现一个时代“社会生态”“文化生态”“政治生态”“精神生态”的文艺作品，是不是也可以属于“生态文艺”呢？由此，“仅仅承认以‘自然生态保护’或‘环境保护’为题材的文艺作品为‘生态文艺’，是非常狭隘的。”[2]310

相伴而生的“生态批评”也有着类似的发展路径。美国学者威廉·鲁克特在《爱荷华州评论》1978 年第 9 期发表的《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试验》一文，第一次使用了“生态批评”的术语，随后一些学者不断提出与生态批评相关的术语。中国生态批评于90年代初见端倪，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和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成为富有本土特色的“生态批评”。既然鲁枢元不认同狭隘的“生态文艺”，那么他倡导的“生态文艺学”自然将批评的触角伸向所有的文艺作品。他不止一次谈到：“生态文艺学研究的对象，不应仅仅着眼于文学艺术作品的题材与体裁，局限于‘环境文学’‘自然写作’‘公害文学’的狭小范围内。”[4]233“我始终不赞成将生态文艺学研究的对象仅仅局限于‘生态文学’或‘自然写作’，即那些以环境保护、生态灾难、公害事件为题材，或以动物、植物为题材的文学创作。这些只是生态文艺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或者说是较为显突的部分。如前所说，生态文艺学的‘新’，在于它是在时代转换、文明转换之际，运用一种新的世界观观察、研究文学艺术现象，这是应当可以针对一切文学现象的，包括对中外文学史的重新审视。”[16]鲁枢元将生态批评的对象扩大到整个文学艺术，指出“环境文学”“自然写作”“环保艺术”只是狭义上的生态文艺，意识到真正的生态批评不仅指向狭义的文艺作品，更应该直面人类所有的文学作品，进行卓有成效的阐释，这才是生态批评应有之义。因为“环境意识、生态意识作为一种观念、一种信仰、一种情绪，是可以贯穿、渗透在一切文艺创作实践与文学现象批评之中的”[17]。“一门完整的生态文艺学应当面对人类全部的文学艺术活动作出解释。”[2]28

鲁枢元对生态批评空间的拓展意义重大，他已不单指向文学艺术的主题、内容、风格，而是将生态意识作为一种观念、意向，始终渗透在文学创作、欣赏之中，乃至一切文学现象之中，这份执著已超出了学术或学理层面的探求，而是一个文学艺术工作者的良心和职责，一种对于人类和宇宙关怀的情怀，是为地球与人类寻找救赎之路。多年前一位学者指出，鲁枢元的本土生态批评“不仅在于它标志着一门新的具有世界性前沿意义的学科的诞生，同时它还包含着对于人类与世界的许多重大问题的检省”[3]。

但事实未尽人意。鲁枢元在考察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中，发现书写者有意无意地疏离了“自然”这一维度。这对于有着悠久的自然传统和丰厚的生态智慧的中国文化来讲，实在是急需修补的漏洞。鲁枢元在早期文章《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中，详细论述了这一偏颇。鲁枢元对几位“异类”大加赞赏，他赞赏诗人林庚的《中国文学史》，该书认为，中国文学是诗性的、田园的、和谐的。还有颇受争议的胡兰成的“自然文学观”，也得到了鲁枢元的认可。胡兰成于1977年在台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话》，被鲁枢元赞为：“一部彻头彻尾从中国传统文化入手，以中国自然哲学为坐标的文学史。”[18]也许鲁枢元是“保守”的，他仍然坚守着20年前对文学本体的信仰，持存“大地与云霓”的自然之思，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批评不只是一种认知、一种方法、一种文体，它更是一种姿态和行为、一种体贴和眷恋、一种精神和信仰。”[17]文学艺术应是天、地、神、人有机系统内在和谐的生命书写。

4.挖掘中国传统文化

韦清琦在《绿袖起舞:中国生态批评的十年》一文中指出：“生态批评在中国的接受是中西文化合璧所造就的。”[19]生态批评术语来自西方，其批评实践也更多地受到西方生态批评的影响，但西方生态批评赖以为根基的思想资源，如深层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匹配的。新儒学大师季羡林、钱穆、杜维明等对于中国哲学与自然关系的看法更是使得中国生态智慧大放异彩。尤其杜维明运用现代生态学的“生态系统理论”，对中国传统的自然哲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阐释，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文学范畴借助生态学视角得以重新诠释，反过来也使得生态批评具有浓厚的中国底色。对于生态批评，王宁写道:“文学的生态批评自本世纪初从西方引进以来已经逐步被‘本土化’，并演化成了一种文学的生态环境批评的研究方法和视角。”[20]

国内生态批评学者多偏爱宏大叙事，重点介绍、解读西方生态批评发展历程，或对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的生态思想广而论之，运用生态学观点对文学个案进行研究的却少之又少，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资源还远没有充分地转化成具体的批评实践。鲁枢元似乎走得更深入。从总体上说，他的生态文艺学基于对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重新发掘，较少受当代西方生态批评的影响。鲁枢元毫不掩饰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我们应深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精神。……在生态话语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同话语之际，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将得到更多的尊重，并将产生更为切实的效用。生态时代的开启，也将是中国学术精神世界化的新开端”[18]。

对“风”的生态解读是鲁枢元挖掘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一次尝试。他从自然层面、社会层面、艺术层面与人格层面考察了汉字“风”的语义场在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中所呈现的样态，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生活形式”和“文化模式”，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貌。鲁枢元认为：“汉字‘风’的语义场中的‘风’，不但是自然界的一种物质，如春风、秋风、风雨、风浪中的‘风’，即自然界流动的空气；也是物理性、生理性的力或心理性、精神性的能量，如风力、风动、风发、风蚀、中风、伤风、风采、风神。非常巧合的是，‘风’在汉语言中甚至还往往呈现出强烈的‘信息性’，如风声、风头、风闻、风行、风言风语、风吹草动、风声鹤唳、雷厉风行，无不意味着信息的发布、传递与接收。”[21]“风”的语义场恰恰就是一个流动的、循环的、多层面的“生态系统”，它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古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和谐稳定、活力充盈的有机统一体。这何尝不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一个辉煌灿烂的生态系统。鲁枢元通过对“风”的生态解读，深入、系统地阐发了中国古代丰富而深厚的生态文化精神，是尝试用生态学视角阐释具体文化现象、挖掘传统生态文化精神的成功案例，为国内生态批评提供了独特的个案研究视角。同济大学的王鸿生教授深有感慨地说：“真是一件干得很漂亮的活，以一个‘风’字探考一个民族崇尚综合、和谐的文化精神，又将之与生态学时代的思维特征连起来阐释，举证和立论丰赡、扎实而精到，堪称汉语生态批评的一个成功范例。”[22]余谋昌先生也认为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从‘风’的分析指出了汉字中的生命原则，指出了汉语言文字的有机整体性以及它的普遍联系的性质。这是中华民族的最重要、最优秀的遗产之一”[23]。

如果说，对“风”的生态解读是鲁枢元潜入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的一次“试水”，《陶渊明的幽灵》的书写则可以说是“深水作业”。 《陶渊明的幽灵》是鲁枢元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最终成果，于2012年6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并于2014年荣获中国文学界最高奖项之一——“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学术探索，鲁枢元在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批评等诸多领域均有开拓性的贡献，《陶渊明的幽灵》又回到了对于一个具体作家的研究，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又在情理之中。鲁枢元一直坚持认为，生态文艺学是面向所有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一种崭新的批评方法，这就意味着生态批评可以对任何作家、作品做出有效的阐释和解读，《陶渊明的幽灵》更是鲁枢元印证自己的生态批评观念与方法的一个案例。也许，意义不仅仅在此。如此众多的中西作家，为何偏偏选择了陶渊明？是否恰如授奖词所说，陶渊明的人格理想、人生态度及天人合一的诗歌写作，是古老中国留给世界的重要精神遗产。鲁枢元更为深切关注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陶渊明的幽灵》一书中，鲁枢元不仅探讨了中国古老的“自然哲学”中蕴涵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自然生态精神，更将“自然哲学”提升到了人类个体的人生态度及中国古人集体人格的至高层面。他看到的清贫、素朴、本真、自然的陶渊明正是“自然人格”的象征。鲁枢元通过陶渊明“质性自然”的诗歌写作、“见素抱朴”的人格理想，进一步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陶渊明“招魂”，为中国传统文化“招魂”，是鲁枢元的一个梦境。归还本真、素朴、自然于人间，这是鲁枢元构建的“东方乌托邦”。

5.独特的治学方式

鲁枢元将自己的文字生涯分为三块天地：一是学科理论的研究，一是作家、作品的评论，一是散文、随笔的写作。无论哪块天地，他都能够挥墨泼毫，顺情适性，乐在其中。他曾在一则学术档案的首页写:“读书，思考，写作，这也是一种生活。”王蒙先生曾言:“鲁枢元的文论别树一帜。”[1]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鲁枢元就发出疑问：面对生机勃勃的文学艺术现象，文学艺术的研究文章就一定要写得冷冰冰、硬邦邦吗？成书于1990年的《超越语言》一书对此做了很好的回答。倜傥不羁的思维、生动活泼的语言、不拘一格的表述，在当时国内千篇一律、刻板拘谨的理论著作潮流中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当时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为其作序，称赞道：“如此引人入胜的文字，在理论著作中实不多见。鲁枢元的这一努力表明，理论著作不一定非得板着面孔只说枯燥无味的话，它完全可能以生动一些、自然一些、亲切一些的姿态面对读者。”[24]6可谓中肯之言。2000年出版的《生态文艺学》一书，在一定程度上贴近于现代学术的体系规范，但用心的读者总会在细节与局部找寻到鲁枢元思想的灵光，正如诗人耿占春的评论：“现代学术生产就像是一条生产流水线，许多成果和观点具有相似的模式。而思想则是一个手工活，思想者犹如一个手工艺人……这本书做的是手工活，即使不是绝活，也算是一件留下深刻的个人印记的手艺活了。”[25]

鲁枢元的学术随笔、散文更是挣脱了学院派的束缚，融议论、叙述、抒情于一体，形式自由，灵动活泼。1998年出版的学术随笔集《精神守望》，多是鲁枢元从事精神生态研究时写下的随笔、札记，以小见大，以一颗慈悲的心灵、温润的语言娓娓道着辜鸿铭、舍勒、史怀泽，以及托尔斯泰、梵高、苏东坡等在人类精神领域艰苦跋涉、完成着自我精神修炼的中外古今伟人，一个个人物鲜活、生动，无怪乎钱谷融先生在《文汇读书周报》评价说，这既是一本具有深邃思想的学术著作，又是一本抒发性灵的优美散文，读之不但能增长见闻，也开阔胸襟，使你获得一种美的享受……类似的随笔集还有《心中的旷野》《苍茫朝圣路》，无不跳脱了学院派批评的樊笼，涌动着鲜活的气息和生命的自由。

不久前，鲁枢元在回顾自己的治学经历时归结为一句话：“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方法，学术姿态应是生命本色的显露。”读书、写作，于鲁枢元而言，不是外在于生命的手段或营生，而是他生命存在的内在需求。鲁枢元在早期的一篇文章《我与批评》中坦言，他所写的评论文章，常常受到理论家们严词正色、不无正确的批评。对此，他是接受的，但却不愿意改变。因为，他更看重文学作品中处于语言之外的、结构之外的、文本之外的、法则与逻辑之外的那些东西，那些“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所以，他的评论文章就更多地蕴涵着他自己的感悟、直觉、情绪、想象与信仰。文学批评的历程，同时也是他生命活动的历程。

自从关注生态批评后，鲁枢元更加坚持自己独特的治学方式。生态批评的矛头所指，首先就是启蒙主义的工具理性、本质主义乃至西方学术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他在《文艺理论要关注时代精神状》一文中谈到，他佩服号召知识分子不要做标准的专门家的赛义德，激赏对现代社会学科分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的启蒙者卢梭。因为文艺作品是感性化、情绪化、个性化的“原生态”存在，文学批评也必然是通过批评者个人的感受性、体悟性展现真实的生存状态，这样的学术研究才有血肉、灵魂，才有活力和生命力。鲁枢元一直坚信：文学的跨界研究“注重的不仅是知识领域、理论范式的交叉融合，同时也是对某些学术体制、教育体制的跨越，对某些权力话语方式的跨越。当然，首先还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治学心态、写作模式的跨越。”[8]30多年来，一直坚持跨界研究的鲁枢元“读杂书，开天眼”，凭了自己“裸露的生命”与“神往的心”，及时捕捉刹那间兴起的神思、不经意间灵魂的震颤，沉醉在诗意的栖居中，与天地精神相往来。鲁枢元独特的治学方式是其性灵的显现，更是其内在精神的自然展现。

三、鲁枢元生态批评研究的新动向

在《生态社会能否成为一种可能》一文中，鲁枢元历数了怀特海、科布、马克思等关于生态社会的系统理论构建，以及崛起于民间的绿色和平组织、自然之友、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环保志愿者、极简主义者、原始主义者、徒步旅行者、山林修行者等，都在为一个崭新的生态社会的诞生呼风唤雨、摇旗呐喊。但这样的社会真的就要诞生了吗？起码，目前，鲁枢元仍是悲观的。“生态社会果然就是一个可以期待实现的新社会吗？面对这一充满诱惑的美妙前景，现实的最终结论却让人疑虑、令人悲摧。思想家们关于生态社会的构想一旦进入实践层面，总是寸步难行。”[27]鲁枢元曾多次谈到，他对目前人类的精神生态是悲观的，对人类文明的转型是绝望的，他不能理解，在生态环境如此险恶的情况下，我们的社会与时代为何还如此放纵物质主义、消费主义近乎疯狂地蔓延扩张？

2015年5月29日，鲁枢元被聘为黄河科技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年近古稀的他，离开河南21年后重又踏上故土，继续践行他的生态文化建设宏愿，只不过这一站选择了河南作为研究腹地。正如鲁枢元所言：“我真切地感到，我的‘根’就在中原这块文化积淀深厚的土地上。”从苏州大学退休的他怀着对故土人事的深情眷恋、对家乡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毅然接受了黄河科技学院董事长胡大白的盛情邀请，将“生态文化研究中心”落户在了一所民办高校。这也许出乎很多人的预料，但却是鲁枢元真性情的再次流露。

6月，生态文化研究中心举办了首届生态文化讲习班。作为中心主任的鲁枢元亲自为学员进行多次授课，系统讲解了生态文化基础知识、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核心理念，提升了学校师生的生态文化理念，增强了学校生态文化氛围。

2015年6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委员会”第六届换届会议在北京中科院召开，鲁枢元教授当选为委员。此次当选的49位委员中，他是唯一一位当选的人文学者。在大会发言中他呼吁：委员会今后应进一步加强对生态问题的人文关注，进一步加强对生态文化以及环境美学、生态文学的考察与研究，做好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之间的跨界研究。

近年来，鲁枢元一直在生态批评领域努力消除现代社会造成的文化的碎片化、单一化的恶劣影响，消弭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壁垒，改变当代人类的价值取向、生存模式及文化感知，以从根本上消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他始终认同海德格尔所说的,重整破碎的自然与重建衰败的人文精神是一致的。

鲁枢元的生态文化研究应是他未来主要关注的学术领域。其实，他一直不乏直面现实的勇气，在早期著作《生态批评的空间》一书中，鲁枢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今社会人类精神遭遇的困境。在《诗情的消解与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一文中，他触目惊心地指出，“现代人变得越来越精于算计”，人类的日常生活到处充斥着数字、表格、报表，而单单没有了清风明月、春华秋实，人类的性灵与诗情悄然退场，乃至湮没不闻。在《关于“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论争》一文中，鲁枢元主动参与了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讨论，认为“审美日常生活化”是“技术对审美的操纵，功利对情欲的利用，是感官享乐对精神愉悦的替补”，这是科学技术、市场消费对人类审美意识、价值观念的控制。我们应该提倡“日常生活的审美化”，那是“技术层面向艺术层面的过度，是精心操作向自由王国的迈进，是功利实用的劳作向本真澄明的生存之境的提升”。

他始终坚信：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应当转化文化范式，更多关注人类内在的自然天性，开发人的精神资源，实现人类精神对于现实物欲的超升，帮助身处困境的人类完成划时代的转换。“‘转换’ 是否定，也是‘超越’；是创造，也是飞升。就如同给困顿于污浊池塘中的鱼类插上精神的翅膀，像亿万年前由鱼蜕变的那只‘始祖鸟’一样，从水面飞向树梢、飞上自由的天空。”[26]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看到，鲁枢元关于创建生态文艺学的学科构想，他的关于“精神生态”的探究，他对于生态危机的文化解救之路的求索，应是中国本土批评话语对全球生态批评理论的贡献。

[1]王蒙.“缘木求鱼”[J].读书,1992(1).

[2]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3]于文秀.生态文艺学[J].文艺研究,2002(5).

[4]鲁枢元.生态批评的空间[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5]赵燕瑚.培育文论 拓展生态批评的空间[N].中华读书报，2006-02-05.

[6]孙士聪.开拓生态批评的视阈[N].中国艺术报,2006-12-08.

[7]鲁枢元.陶渊明的幽灵[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8]鲁枢元,刘海燕.文艺理论要关注时代精神状况:文艺理论家鲁枢元访谈[N].文艺报,2012-11-05.

[9]王耘,鲁枢元.精神家园的守望者[J].中国社会科学学报,2014(6).

[10]鲁枢元,夏中义.从艺术心理到精神生态[J].文艺理论研究,1996(5).

[11]鲁枢元.来路与前程:对文艺心理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意见[N].文论报,1989-09-05.

[12]鲁枢元.文学艺术与生态学时代:兼谈“地球精神圈”[J].学术月刊,1996(5).

[13]余谋昌,鲁枢元.余谋昌与鲁枢元关于“生态精神”的通信[J].河南社会科学,2001(1).

[14]〔英〕约翰·伯瑞.进步的观念[M].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

[15]〔美〕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6]鲁枢元,徐蓉.对话生态时代的文艺学[N].文艺报,2014-02-17.

[17]鲁枢元.生态文明与文艺理论批评的重构[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05-31.

[18]鲁枢元.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J].文学评论,2007(1).

[19]韦清绮.绿袖起舞:中国生态批评的十年[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1(4).

[20]王宁.生态批评与后现代生态环境伦理学的建构[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21]鲁枢元.汉字“风”的语义场与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精神[J].文学评论,2005(4).

[22]王鸿生.如何让人类一路走好[N].文汇报,2007-03-03.[23]余谋昌.生态学与文艺学[J].渤海大学学报,2008(6).

[24]鲁枢元.超越语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5]耿占春.作为精神资源的自然和艺术:读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J].南方文坛,2001(3).

[26]鲁枢元.生态社会能否成为一种可能[N].社会科学报,2015-01-15.

(责任编辑刘海燕)

The Explorer in Spiritual Ecology: Lu Shuyuan on Ecocriticism

LIU H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North China Water Conservancy and Hydropower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11，China)

Lu Shuyuan is an explorer and builder in the ecological research of Literature and Art，and also the most influential scholar in the field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ecocriticism. Lu Shuyuan has made a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ecocriticism,his contribution mainly displays: putting forward the academic concept of “spiritual ecology”, treating ecology as a new kind of world view, expanding the space of ecological criticism，building ecological discipline of literature and art and unique “green academic research”,etc.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we could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cocriticism in China.

Lu Shuyuan；ecology of literature and art；spiritual ecology；ecological culture

2016-05-25

刘晗(1978—)，女，河南遂平人，文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生态文艺研究。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4.003

H0-05；I206

A

1008-3715(2016)04-001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