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话语权的《红楼梦》女性悲剧命运

2016-01-25 07:24马卓昊
中州大学学报 2016年4期
关键词:秦可卿晴雯话语权

马卓昊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基于话语权的《红楼梦》女性悲剧命运

马卓昊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河南 商丘 476000)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著作,书中塑造了一批十分鲜活的典型人物,其中有部分女性悲剧的命运与其在当时那种男权世界的话语权有着紧密联系。本文通过分析话语权在《红楼梦》中的重要性,探析“全失语”“半失语”“半语”女性与其悲剧命运,以期深入了解《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帮助读者更加透彻地了解《红楼梦》的文学意义。

话语权;《红楼梦》;女性;悲剧命运

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权利,但是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能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见,因此,话语的言说功能逐渐消散,成为了言说的权利,即话语权。所谓话语权,主要包括:交流和言论等语言上的使用权利,简单来说就是言语权利。除此以外,话语权还包括个人的思想与需求,即行为权利。站在行为权利的角度上看,话语的言说功能已经不再存在,而是根据人物社会地位的变化而产生改变,因此,话语权不仅受到外部政治、经济、文化风向等元素地影响,还受到人物自身内心情感和情绪的影响。在《红楼梦》中,话语权对整个小说的叙事系统有着重要作用。从某种层面上说,人物只要拥有了经济权,话语权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获取到,在《红楼梦》的女性身上这一特点得到深刻体现。

一、话语权在《红楼梦》中的重要性

话语权在《红楼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故事中的人物只要拥有了经济权,就会拥有话语权,而话语权又会对人物的经济权产生反作用力。鸳鸯本来是贾母的贴心小棉袄,贾母离不开鸳鸯,且万事都会与鸳鸯进行商量,而鸳鸯也对贾母的身家财产有着明确的认知,曾经通过偷取贾母的东西典当来帮助贾琏夫妇缓解经济状况[1]。像鸳鸯这样的能人,被贾赦盯上也是完全在情理之中,这也成为鸳鸯命运走向悲剧的起点。尽管鸳鸯能言善辩,聪明伶俐,但是遇到了流氓贾赦,再能说会道也毫无用处。而贾赦之所以会对鸳鸯虎视眈眈,最大的原因就是盯上了贾母的财产,从表面上看,贾赦是看中鸳鸯在贾母面前的话语权,实际上,贾赦是看上了贾母的私人财产。从鸳鸯与贾赦的关系来看,这就是话语权对经济权的反作用力的表现,尽管鸳鸯拥有话语权,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她是个丫鬟,任由上层摆布的命运。

此外,话语权与《红楼梦》里的每一个女性都有着紧密联系,《红楼梦》中的女性角色都拥有自己命运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而她们最大的悲哀就是在当时那样的男权时代,女性处于“失语”状态,有些女性是主动失语,有些女性则是强制性地被失语[2]。在《红楼梦》中,女性的失语状态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半语状态。指言行举止不会受到外语境和内语境的约束,主要由内语境来引导言行,言行举止大部分都是自由状态,但是如果与外界环境产生言行冲突,则处于敌对状态。这种状态常常表现为言语上不存在尊贵与卑贱的理念,代表性人物包括晴雯、芳官等。

第二,半失语状态。指言行举止在大部分情况下受到外语境的制约,外语境支配人物的言行举止,但是内语境与外语境没有矛盾,言行举止处于自由状态,虽然内语境受到外语境的制约,但是内语境与外界环境没有冲突,甚至可以产生并存状态。主要表现为有权有势,行为不受外界因素制约,代表人物为王熙凤、史太君等。

第三,全失语状态。指言行举止受到外语境与内语境的双重制约,言行举止不自由,且与外界环境言行一致,完全处于一种“失声”状态,没有说话的权利。主要代表人物有香菱、秦可卿等[3]。

二、“半语”女性与其悲剧命运

在《红楼梦》中,晴雯是女性中最具有话语权的女性代表人物之一。晴雯感情的真挚是其话语权最大的特点。尽管晴雯的话语与内语境表达一致,但是与外语境有所矛盾,这就为晴雯带来了灾祸[4]。由此可见,晴雯话语的真挚性是其命运悲剧的起点。具体来说:晴雯在照顾贾宝玉的过程中,帮贾宝玉换衣服,不小心碰掉了贾宝玉的扇子,贾宝玉抱怨晴雯不顾前后,晴雯笑笑地回答贾宝玉:“二爷近来气大得很,行动就给脸子瞧……何苦来!要嫌我们就打发我们,再挑好的使。”[5]418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晴雯这番话属于以下犯上,如此刚烈且真性情的话,只能说明,晴雯所说的话与其内心思想一致,即言行与内语境一致,但是,与外语境相悖,因此,晴雯属于半语女性。

还有,晴雯被撵后,丝毫没有醒悟,仍然对宝玉没有谦卑之分,自己口渴,反而吩咐起宝玉:“你来的好,且把那茶倒半碗我喝。”[5]1085接着还说道:“这就是茶了。那里比得过咱们的茶。”[5]1085这个“咱们”将宝玉与自己的身份归为一类,属于对等状态。由此可见,晴雯虽然被撵,但是并没有因为被撵而收敛自己的言行。同时,晴雯还敢对外界残害她的行为进行有声的控诉:“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挨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生的比别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咬定了我是个狐狸精!我太不服。”[5]1085-1086这种绝望大胆的话语,与晴雯刚烈的性格相一致,是其真心的自然表达,但是这种话语与外界环境相悖,因此,其话语权依然被禁锢,只能处于“半语”状态。

在晴雯临死之前,仍然随心而做,给宝玉留下了念想,与其真挚的性格相同,既不矫情,也毫不避讳,晴雯哭着说:“回去他们看见了要问,不必撒谎,就说是我的。我既担了虚名,越性如此,也不过这样了。”[5]1086从晴雯的一生来看,其言行都处于全语状态,在园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但是在社会现实下,晴雯根本不具有申诉的权利,因此,处于半语状态[6]。《红楼梦》关于晴雯将死的那部分中,还对蕊官、藕官等人的命运进行了叙述,其中,王夫人是王权的代表人物,王夫人想自己做主,拥有决定性的话语权,晴雯、藕官等就算有抗争的心思,在王权之下,仍然无法避免被抛弃、被扼杀的悲惨命运。

三、“半失语”女性与其悲剧命运

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拥有较高话语权的代表性人物,她在当时的男权世界中,拥有与男权一致的话语权。从这个角度上看,王熙凤处于全语状态,但是,王熙凤在有些情况下仍然有说不出话的时候,即失语情况,这就使其成为了半失语女性。王熙凤在第一次出场时,是还没看见她的人,就听到了她的声音,黛玉还奇怪这来的人是谁,竟然这样无理放肆。王熙凤掌管着家里的经济大权,自然就顺利成章地拥有话语权[7]。例如:王熙凤在面对丈夫纳妾这件事情上,醋味十足,对待丈夫偷情一事更是半点容不下,因此,王熙凤敢对这件事哭天喊地,喊打喊杀,甚至哭闹到史太君眼前,其在家中的位置自然十分重要。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一个封建家庭中,夫权意识颇浓,纳妾这种事情由丈夫做决定,与其夫人关系并不大,但是在王熙凤眼中,丈夫并不具备说话的权利,任何事情要通过她的同意,方可进行。这就是王熙凤拥有绝对话语权的显著表现。尽管如此,在当时的环境下,王熙凤以媳妇身份,不可能拥有所谓的绝对话语权,她在内心十分反对丈夫纳妾和偷情,但是从整个外界环境来看,其言行必须遵循一个“媳妇”的原则,这就导致其处于半失语状态。

同时,王熙凤在对待丈夫在外偷情,偷偷设置外室的事情无法容忍,但是,在别人(鲍二媳妇)的事件中,王熙凤要做的并不是把事情闹大,而是采用计谋来巩固自己在家里的地位。所谓有钱万能,其在家中掌握经济命脉,王熙凤只用向丈夫展现自己的“贤惠”,将丈夫的心挽回,其后半生并不会如此悲剧[8]。况且,王熙凤已经拥有了经济大权,只要在家中树立自己的家族形象,就可以过好自己的一生。为此,王熙凤想到了十分绝妙的方法,她假意接受了尤二姐,王熙凤认为尤二姐在外室并不在自己的管制范围内,将其接入府中,才更有利于自己的管制,而这一行为,就更加突出了其半失语状态。在这一整件事情中,王熙凤尽管哭天闹地,但是作为贾府媳妇,她仍然无法采用过于强硬的态度来对抗封建文化和封建体制。

《红楼梦》中王熙凤的话语权往往与其飞扬跋扈的性格有关,而造就其跋扈的性格,就是因为其有着牢固的经济基础。而王熙凤在其整个人生当中,计谋所用之处也是为了谋求更多的经济权力。由于经济权与话语权之间没有互相促进的关系,因此,其经济权越大话语权就会越受到制约,最终只会导致其处于失语状态。王熙凤为了巩固其在贾府家族中的地位,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内心,说一些与性格习性不同的话,做一些矫情的事情,即其外语境制约了内语境,让她处于半失语状态。由于王熙凤的话语权都依仗于经济权力,一旦失去了经济权,只会导致其出现全失语状态。如:鸳鸯听到琥珀说王熙凤哭的事情,进而向平儿打听凤姐哭的原因,等到晚上没人的时候,才跟贾母说,凤姐还是哭的,且大太太并没有给其长脸。为此贾母评价王熙凤是个通晓大道理的人,不会不顾主子的面子当着众人的面丢脸。由此可见,王熙凤仍然处于半失语状态[9]。

另外,王熙凤出现时大多以强势之姿态出现,因此,从表面上看,王熙凤属于强势的人,但实际是一个外强内虚的人。王熙凤经常用强势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存在感,并以强势的话语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这就是王熙凤的悲哀之处。王熙凤在一开始并没有沉浸于自己的强势之中,到后边乐于强势后才导致其人生走向悲剧。在当时整个封建环境体制下,封建利益对王熙凤的言语进行了强制性的规定,导致其成为封建体制的牺牲品。

四、“全失语”女性与其悲剧命运

《红楼梦》中秦可卿是失语最严重的代表性人物。由于其地位卑微,从始至终,她都未曾发表过自己内心的话语,即言行与内语境不一致,且受到外语境的影响,最终导致其心中有话,但是说不出来。在《红楼梦》所处的社会环境下,男权、父权、王权、夫权至上,女性在当时那样的环境中,只有一点点喘息的空间,而秦可卿作为其中失语最严重的女性代表之一,其神秘色彩贯穿于全文。秦可卿在故事中出场次数非常少,在文章第十三回就已经离奇死亡,且在第七回末尾,利用焦大揭露了秦可卿身前遭受的困境。焦大说:“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的?”[5]14这说明,秦可卿当时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外面流言蜚语,家里又有困难,内外的困境导致秦可卿有苦不能言,有苦不能诉的全失语状态[10]。

当秦可卿处于全失语状态后,就可以预见其抑郁而终的悲惨命运。书中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说:“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你如何连两句俗语也不晓得?常言‘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又道是‘登高必跌重’。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满百载,一日偿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5]169这说明,秦可卿的话语权只有在死后才能得以实现,秦可卿这种全失语状态,对全书中的女性都带来了较大的影响,而《红楼梦》通过描述秦可卿等的全失语女性,对封建社会体制做出了有力抨击和抗诉。

五、《红楼梦》的文本意识形态

《红楼梦》通过女性话语权的表现,对书中各个女性追求自由,追求爱,叛逆礼教等进行细致的描写,但是却很少对人物命运及其所做事情的对错进行评判。在小说中,作者采用全知视角进行故事的叙述,对人物的言行举止、心理活动都做出了细致描写,借助各种谶语来对文中人物的命运做出暗示。但是,从文章的整体上来看,小说总体采用全知视角和未知视角刻画人物,将人物的内在行动作为准则,使人物的言行举止与事情发展相适应,进而将作者所要表达的的思想情感隐含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特征中。其中,作者隐含位置,就是说将叙述者与真实的作者之间的位置进行隐含,假若现实中的作者是具体且真实存在,则隐含作者就是虚拟的,不存在现实生活中。作者的形象是读者在阅读作品中,根据作品所表达的内容与思想情感而自己建立的形象。也就是说,隐含作者的形象是文本作品中的读者所建造的形象,作者并没有与读者有直接交流的方式,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只是通过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来展现作者自己的存在价值。

而《红楼梦》这本小说,作者通过刻画人物的话语,利用人物言语行为的内语境与外语境之间的矛盾,解释了女性在失语状态下的悲惨命运,进而通过小说中女性人物所经历的悲惨事情和悲惨结局,向读者展示了男权封建统治下,女性人物生存的艰难与困苦。同时,通过刻画某些敢于抗争话语权的女性经历,书写了这些女性在内语境与外语境双重压迫下,尽管努力抗争,努力生活,仍然无法逃脱封建体制下女性悲惨的命运。从表面上看,作者在文章中,通过描述各个人物的悲惨命运,想要揭露封建体制下人们言不由己的苦衷及其悲惨的命运,即在那样的封建体制下,男权至上,女性无法逃离悲惨命运的宿命。但实际上,作者是深刻揭露了封建体制下,受到外语境的影响,人物言行举止都受到了禁锢,当人物处于失语状态后,必然导致其走向悲剧。由于作者所处时代不允许直接抒发对封建体制的厌恶,因此,作者利用《红楼梦》书写话语权被禁锢的各种姿态,借以隐含作者真实态度,向广大读者展现小说中女性人物的悲剧命运,进而让读者了解到话语权与女性人物命运之间的联系。

[1]王长福.谁是“宝黛爱情”悲剧的幕后黑手:重读《林黛玉进贾府》[J].语文学习,2014,15(11):56-60.

[2]王乃芳.从大观园的兴衰看《红楼梦》中的女性意识[J].文教资料,2014,17(7):13-14.

[3]蔡文静.论香菱[J].西部皮革,2016,38(6):248.

[4]杨阳.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浅析林黛玉、薛宝钗的悲剧命运[J].东京文学,2014,11(3):12.

[5]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5).

[6]平志军.明代四大奇书与《红楼梦》女性形象对比分析[J].社科纵横,2016,31(5):121-124.

[7]张宜平.《红楼梦》中王熙凤人物形象性格浅析[J].文学教育,2014(11):42-43.

[8]王密密.侯门蒲柳,悠荡芳魂:懦小姐贾迎春性格解析[J].文教资料,2015,21(2):3-4.

[9]李颖超.叛逆与凄美的命运组合:评《红楼梦》贾宝玉、林黛玉的人物形象塑造[J].北方文学,2015,19(1):82-83,85.

[10]林玲.论《红楼梦》中丫鬟不同人格众生态[J].北方文学,2016,16(1):95-96.

(责任编辑谢春红)

Analysis on Female Tragic Fates in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Discourse Right

MA Zhuo-hao

(Shangqiu Polytechnic,Shangqiu Henan 476000,China)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is a classic work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which the author creates a batch of vivid characters. The tragic fates of some female charact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lot. The tragic fates of these females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discourse right in the feudal male-dominated society. By analyzing the importance of discourse right,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the tragic fates of different females with no discourse right, with half discourse right and so on. Thus, the readers can get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literary value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discourse right; A Dream in Red Mansions; female characters; tragic fate

2016-06-29

马卓昊(1981—),男,河南虞城人,硕士,商丘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古代文字。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4.005

I207.411

A

1008-3715(2016)04-00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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