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情景”中的“真我”追寻
——《热铁皮屋上的猫》中斯基普形象探析

马予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郑州 450044)



“边缘情景”中的“真我”追寻
——《热铁皮屋上的猫》中斯基普形象探析

马予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郑州 450044)

本文以田纳西·威廉斯的《热铁皮屋上的猫》中斯基普为例，探索和发掘斯基普在遭遇“边缘情景”时的焦虑、绝望，以及他在痛苦之后对“真我”的勇敢而绝望的追寻，开始了对威廉斯剧作中积极、正面的男性角色的发掘。

边缘情景； 绝望；焦虑；真我

一、文献综述

田纳西·威廉斯是二战后美国历史上最杰出、最多产的剧作家之一，在他长达50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贡献出100多部剧作。国外对田纳西·威廉斯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1年南希·缇施乐的《田纳西·威廉斯：反叛的清教徒》讲述了剧作家的反叛精神及这种精神在其作品中的体现。1963年的《向我问候汤姆》则是威廉斯和母亲露西·弗里曼撰写的自传，主要讲述威廉斯的童年及其走上剧作创作的心路历程，并且还有威廉斯大量家信也首次面世。1985年出版的《陌生人的仁慈：田纳西·威廉斯的一生》作者是司蓓拓，此传记是对田纳西·威廉斯生平及其剧作的详细评论和记述，是最为全面和具体的威廉斯传记。20世纪80、90年代，对威廉斯的研究和戏剧评论进入高峰期，1987年，多萝西·帕克编辑了《现代美国戏剧评论》，收集了关于威廉斯及同时期其他剧作家的评论文章。菲利普·寇琳于1992年出版的《直面田纳西·威廉斯的〈欲望号街车〉:多元评论文选》共收录了15篇对剧作家原著的评论文章，为对威廉斯及其作品的解读提供了全新角度。马修·兰登的《剑桥文学指南：田纳西·威廉斯》出版于1997年，收录了15篇最负盛名的关于威廉斯的学者评论文章，是研究威廉斯最值得参考的著作。近些年来，国外关于威廉斯戏剧的单部或多部戏剧的对比研究也呈现上升趋势，纽约大学的罗伯特·布瑞德的博士论文《尤金·奥尼尔、田纳西·威廉斯和爱德华·阿尔比主要剧作中的隐形人》对《玻璃动物园》中的父亲、《欲望号街车》中的艾伦等进行性格方面的深入剖析，阐释他们缺席的深层次社会原因。2003年乔治亚州立大学的斯图亚特·戴维斯的博士论文《田纳西·威廉斯的艺术与腐朽》探讨了威廉斯剧作中的南方文明及“南方淑女”“南方绅士”在南北文明融合的过程中异化和衰落的悲剧命运，对威廉斯剧作中的人性悲剧有所涉及。 相对于国外学术界对田纳西·威廉斯的重视和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尚嫌不足。 国内对威廉斯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汪义群的《当代美国戏剧》[1]，周维培的《当代美国戏剧史 1950—1995》。近几年来，国内关于威廉斯的严肃研究与日俱增，分析的角度也日臻成熟，分析的角度主要有角色性格分析、同性恋研究和精神分析等方面。

二、研究背景

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对威廉斯的研究中，他笔下的“南方淑女”形象一直是其写作的亮点和主要成就，南北战争以南方的惨败而告终，被誉为“南方神话”的种植园文化遭受北方工业文化的极大冲击，南方淑女在北方工业化城市中所遭受的生存困境和逃避、毁灭的结局也深深印在广大读者的记忆中：《欲望号街车》中失意、错位、迷失的“末日”淑女布兰奇，《玻璃动物园》中沉迷过去、喋喋不休的没落淑女阿曼达，自卑、自闭的“独角兽女孩”劳拉等。威廉斯对南方文化危机及没落的南方淑女的刻画深入人心。长期以来，关于威廉斯作品女性角色的研究一直是威廉斯研究的主流方向，而其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也一直处于陪衬甚至被忽略的地位。威廉斯剧作中的男性角色大都陷于身份危机与生存危机中难以自拔，呈现出精神与肉体冲突、抑郁崩溃、逃避现实的负面群体形象，缺乏男性阳刚之气和勇敢担当，让读者心生嫌弃。《玻璃动物园》中逃避出走的汤姆及其父亲，《去夏突至》中道貌岸然、羸弱而又堕落的隐性同性恋者塞巴斯蒂安，甚至《热铁皮屋上的猫》中健硕伟岸、诗人气质的男主角布里克也被事实证明是一个意志消沉、沉沦酒精的“懦弱、漂亮而绝望的男人”。威廉斯剧作中灰暗的男性群体形象需要被深度发掘和剖析，寻觅其边缘生存困境中的“真我”。

21世纪以来，国内外对威廉斯作品的研究得到极大拓展，关于其剧作中男性角色的探讨开始风生水起。国内的一批中青年学者陆续发文，把威廉斯作品中的男性角色与剧作家复杂、曲折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进行深入结合，让威廉斯剧作中的男性角色走出隐晦和遮蔽，作为一个群体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威廉斯剧作中大部分的男性角色在读者和评论家的视野中基本上呈现出消极、悲观的群体印象：《玻璃动物园》中缺席的父亲和逃避的儿子呈现出人在工业化国家中的孤独、焦虑和异化的生存危机；《欲望号街车》中自杀的同性恋诗人艾伦和《热铁皮屋上的猫》中挣扎在传统社会道德和内心同性恋渴望夹缝中的布里克等。消极悲观几乎成了威廉斯剧本中男性角色的存在模式，但在威廉斯中后期剧作中，男性角色的生存状态逐渐呈现出一抹亮色，尽管这些男性角色还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生存困境，面对困境，他们的选择也不尽相同：有人逃遁、毁灭，有人被异化为非我，有人选择直面荒谬的世界，向死而生。 本文拟以《热铁皮屋上的猫》[2]中追求真我的斯基普为探讨对象，发掘威廉斯剧作中积极、正面的男性角色，希望能为威廉斯作品中男性角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

三、 遭遇“边缘情景”——焦虑、绝望

《热铁皮屋上的猫》发表于1955年，比《欲望号街车》晚了十年。《热铁皮屋上的猫》在传统观点看来是一部豪门内部争夺家产的狗血剧，也是一部展现人性复杂性的家庭伦理剧。剧中三对夫妻——大爹大妈夫妇、布里克和玛吉夫妇、古柏和梅夫妇都在死神降临、家产何去何从的危急时刻相互勾心斗角，家庭和父子亲情断然破裂。而三对夫妻之间也充满“冷漠、欺骗和谎言”，相互鄙视、欺瞒，爱情濒临崩溃，夫妻关系危机重重。剧中几乎没有一个正义和正面的角色，家庭每个成员在巨额财产面前都原形毕露，丑恶尽现，玛吉无疑是第一主角，她的狡黠、泼辣、妩媚而又心机颇深的形象让她成了威廉斯剧作中又一个代表性的女性角色。表面看，她的形象完全遮住了剧中所有的男性角色，对玛吉的形象解读是很多评论家所热衷的。但剧中的男主角布里克和大爹也引起了注意，使得这部剧不再是女性形象立体丰满、男性角色扁平干瘪的作品了。但剧中的第一男主角布里克厌世买醉、软弱逃避，在遭遇生存危机和边缘情景时放弃真我，仍是威廉斯剧作中男性角色的传统形象——焦虑、逃避、放弃。但细细研读剧本，读者意外发现剧本灰暗基调中的一抹亮色：剧中一个从未真实现身的配角改变了威廉斯剧作中男性群体消极负面、怯懦逃避的危机化生存状态，甚至在边缘情景中艰难地追寻自我和自由，迈出了自我拯救的可贵的第一步。他，就是斯基普。

在威廉斯创作《热铁皮屋上的猫》时，整个社会背景和前几部作品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的价值观、是非观在悄然发生着一些改变。威廉斯敏锐地捕捉到这些变化，在《热铁皮屋上的猫》中，威廉斯对一直涌动在其作品中的同性恋暗流似乎也采用了更直接、更大胆的表现方式。斯基普就是威廉斯作品中第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身份角色。当然，为了躲避当局的审查和主流社会意识对同性恋的敌视和排斥，威廉斯依然采取了曲折迂回的手法：在剧中，斯基普依然是一个倾诉的“隐形人”形象，在剧作开始前，他就已经死去了，只是在布里克和妻子麦琪的争吵中，被频繁而又隐晦地提及。毫无疑问，《猫》剧的主角是麦琪和布里克，大部分读者和评论家都认为，麦琪就是那只“热铁皮”屋上的“猫”，富有心机、狡黠善斗，濒临破裂的夫妻关系和巨额遗产的争夺让她焦灼不安，像一只徘徊在热铁皮屋上的猫。布里克这个角色近些年来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讨论，李尚宏在《谁是那只“猫”》中指出：布里克的悲观厌世、绝望煎熬涉及一个群体的生存或毁灭，他才是挣扎在“灼热的铁皮”上的那只猫[3]。麦琪和布里克也是读者和评论家历来重点关注的对象，甚至大爹，作为威廉斯作品中少见的坚强、阳刚、富有控制力的男性角色，也受到了相当的关注。而斯基普——一个只在主角对话中才有机会“浮出水面”的配角，一直被忽视，被边缘化，斯基普所代表的一个群体的生存状态也几乎得不到探寻和发掘。

其实，要正确解读整个剧本的症结和剧中主角的心结，斯基普是我们无法绕过的“独木桥”，他像一个孤独、悲苦的魅影，盘旋在舞台的上空，萦绕在剧中角色的心头，避讳提及，又难以遮蔽。斯基普和布里克亲密得反常的“友谊”关系，斯基普因隐匿的同性恋被麦琪发现而又得不到布里克的帮助和回应而酗酒死亡，正是剧本开始之前的故事让布里克因自责而消沉，放弃生活的希望，并导致和麦琪的夫妻关系濒临崩溃，和大爹的父子关系遭遇重创。可以说，剧作家在看似不经意中把斯基普安排在了戏剧的“核心”位置——他的毁灭成为剧中角色矛盾的根源，成为剧本情节发展的“钥匙”。斯基普生存中遭遇的“边缘情景”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这也许能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本剧的“汹涌暗流”和作者苦心孤诣的排篇布局。

四、“边缘情景”中的“真我”追寻——自我拯救

“边缘情景”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哲学讨论中最先提出的，他说人会遭遇到一些极端生存状况，如：事业，死亡、贫苦、离婚、犯罪、生病、失败、吸毒等，“边缘情景”会让人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无助，进而产生孤独、异化、绝望、焦虑等情绪。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认为“生存即自由”，但存在主义哲学家又认同：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最终会遭遇到限制，也就是说，人在生活中总会不可避免地遭遇“边缘情景”。在“边缘情景”中，焦虑、孤独折磨着他，甚至他的行为、思想和人际关系也风雨飘摇，生活中的一切都变成了幻象，他想寻求庇护、逃避，甚至在绝望中走向异化和毁灭。威廉斯曾承认写作就是他逃避现实的方式：“我发现，写作能让我逃开让我不舒服的现实世界，在写作中，我找到了我的洞穴和避难所。”孤独、绝望和异化之后，遭遇“边缘情景”的人开始被迫向内心的自我追问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向何方？”总之，遭遇“边缘情景”对人的身体和精神可能是一种极大的折磨和考验，但人也同时在极限的痛苦之余开始了对生存和自由的艰难思索，更难能可贵的是，有些遭遇生存危机的人更是由此走上了追寻真我和勇于承担责任的道路。

《热铁皮屋上的猫》中的斯基普就是一个典型的遭遇“边缘情景”的“边缘人”。在整个剧本中，他甚至没有机会说一句台词——剧本开始之前就酗酒自杀了。作为一个为主流社会意识所排斥和唾弃的同性恋形象，他内心必然经历认同自己真实身份的痛苦煎熬和挣扎，麦琪就用“布里克和斯基普那档子事”来形容两人之间关系的肮脏和不可告人。麦琪在和布里克的争吵中说：“你们两个有段秘密得好好保藏起来，对，这样就不容易变坏，而死亡就是唯一的冰箱，可以让你保藏这段秘密”[2]54。斯基普同样也是煎熬在“不舒服的热铁皮屋顶”上的一只“猫”，在内心深处，他希望遵从自己的同性恋渴望，和布里克相伴左右。斯基普和布里克是大学时的密友，但大学毕业后，他们都拒绝了诱人的工作机会，组成一个橄榄球队——“迪克西明星队”，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在一起。他们跑遍很多城市打比赛，形影不离“在宾馆，他们躺在各自的床上，但双手在空中紧扣在一起”。但他们的不正常亲密引起了麦琪的怀疑，麦琪向斯基普发出了通牒：“斯基普，不要再迷恋我丈夫了，不然你就得向他承认这事！”秘密被刺探和揭穿之后，斯基普“扭身就跑，一口气跑回黑石饭店他房间里，一步也不停”，“从那之后，斯基普就成了个窝囊废，只是个酒囊饭袋，大烟鬼”[2]56。真实身份被揭穿之后，斯基普陷入人生的“边缘情景”，他把自己封闭起来，逃进自己的庇护所，孤独、绝望、酗酒，一蹶不振成了他应对极端生存状况的反应。

很久以来，斯基普即使得到了一些读者和评论家的关注，也只是停留在他的软弱和遭遇“边缘情景”后的一蹶不振，终至悲惨死亡。他只是一个负面而又可怜的配角而已。但威廉斯煞费苦心地安排一个这样的角色来隐匿地表达一群人的精神诉求——一群“隐形”的同性恋者艰难地生存在社会的边缘和传统道德的阴影处，他们在和美国社会的传统道德标准发生碰撞的时候，不可避免地遭遇到“边缘情景”，异化和毁灭是他们无法避免的下场。作为一个同性恋作家，威廉斯在他的剧作中无处不在地找寻表达内心真实渴望的“出口”，在多部剧中安排斯基普这样的“隐形”角色就是威廉斯在遭遇“边缘情景”时，绝望之余的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并开始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追寻“真我”，追求自身存在的价值，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威廉斯另一部剧作《欲望号街车》中的艾伦·格雷也是一个类似的角色，但艾伦·格雷在别人发现了他的同性恋“丑事”后便饮弹自尽，在遭遇“边缘情景”后，没有做出任何挣扎和努力，直接放弃了自我拯救。十年之后，威廉斯在《热铁皮屋上的猫》中重置了一个斯基普作为同性恋群体的代言人，但我们要是把斯基普纯粹作为“边缘情景”下的失败者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斯基普在悲观绝望之下，他的追寻自由的自我意识有了一定程度的苏醒，他是做出了挣扎和努力的。这一点在剧作第二幕中大爹和布里克那场著名的倾心交谈中得到了明确的展现。布里克说“我漏掉了斯基普打给我的一个长途电话，他在电话里醉醺醺地向我坦白，我把电话挂断了，这是我们两个一生中最后一次交谈……”[2]134。原来，斯基普在极端的生存危机之下，一直在忠实于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追求自己真实的感情寄托。即使是在同性恋恐惧症如此盛行的社会，他在咀嚼孤独、焦虑和恐惧的同时，曾勇敢地伸出情感的触须——拿起电话，拨通布里克的号码！对斯基普而言，这是他在“边缘情景”下追寻“真我”和自我拯救的里程碑式的一步，也是威廉斯作品中隐匿的同性恋群体的自我救赎、抗争命运的可喜的一步，也许这种抗争只是无意识的、本能的，而且这种自我拯救和抗争最终仍然是以失败和毁灭作为基调。但斯基普已经成为威廉斯剧作中一位具有积极意义的男性角色。但是，斯基普的结局依然令人遗憾——仍然是以死亡和毁灭告终。斯基普的死亡，可以说是剧中另一个软弱、颓废的男性角色——布里克一手造成的。弥漫于社会空气中的同性恋恐惧症让布里克根本没有勇气去承认自己和斯基普真诚而炽烈的亲密关系。他拒绝了斯基普鼓起毕生勇气的表白，正如大爹所说：“你宁可替朋友掘好坟墓，再把他一脚踢进坟去，也不愿和他一起面对真实情况！”[2]134布里克对他们之间亲密关系的嫌恶和无情抛弃才是压垮斯基普的最后一根稻草。在遭遇“边缘情景”之后，布里克就采用了逃避、退缩甚至否定自我的方式来迎合社会的价值取向，他最终没能迈出追求“真我”、自我拯救的一步，这也许是他和斯基普之间最大的区别。

五、结语

本文聚焦《热铁皮屋上的猫》中历来被人忽视的配角——斯基普的“边缘化”极限生存状态，以及他在遭遇“边缘情景”时的绝望、颓废，进而在边缘情景中痛苦的自我选择，直至走上追寻“真我”、实现自我拯救的道路。本文意欲探索威廉斯作品中具有积极生存意义的男性角色，虽然斯基普最终的死亡没有彻底改变威廉斯剧作中男性角色的群体宿命，但斯基普绝望中对“真我”的追寻还是给我们一丝曙光。而其后的创作中，威廉斯陆续为我们呈现了“大爹”——一个勇于承担社会和家庭责任、并积极自我拯救的“硬汉”形象，到了《去夏突至》中，塞巴斯蒂安更是威廉斯所有剧作中第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身份的主角，他以一位暴力反抗者和自由殉难者的形象完全颠覆了威廉斯作品中的男性群像。[4]威廉斯作品中的男性角色自斯基普开始，逐渐呈现出积极、正面的形象，他们追求真我，承担责任，并自我拯救。

[1]汪义群.当代美国戏剧[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

[2]〔美〕田纳西·威廉斯.热铁皮屋上的猫[M].陈良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李尚宏.田纳西·威廉斯新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4]韩曦.一群自我放逐的另类与逃亡者：田纳西威廉斯戏剧中的男性群像[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0(3).

(责任编辑谢春红)

Quest for Authenticity in “Boundary Situations”——on the Image of Skipper in Cat on a Hot Tin Roof

MA Yu-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Zhe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Zhengzhou 450044,China)

Focusing on Skipper in Cat on a Hot Tin Roof,the paper discusses Skipper’s despair and anxiety when encountering “Boundary Situations” and existential predicament,his desperate and determined quest for authenticity starts the exploration of positive characters in Tennessee Williams’ plays.

Boundary situations；despair；anxiety；authenticity

2016-05-03

2015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存在主义视角下的田纳西·威廉斯与尤金·奥尼尔戏剧对比研究”(2015G020);2015年度河南省科技厅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田纳西·威廉斯主要剧作中男性角色的存在主义研究”(152400410976)

马予华(1975—)，女，河南开封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文学。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4.004

I106.3

A

1008-3715(2016)04-0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