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像中国: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国家形象研究*

■ 何苏六 程潇爽

映像中国: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国家形象研究*

■ 何苏六 程潇爽

纪实影像是传播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随着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中国纪实影像传播国家形象的历程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雨。本研究从历史的角度,对建国以来的中国纪实影像国际影响力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梳理、分析了各历史阶段中国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国家形象,并总结了中国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发展趋势。

纪实影像;对外传播;国家形象

国家形象是反映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精神、民族等层面的综合形象,在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息息相关,强化对外传播、让世界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纪实影像具有印刻时代精神、记录社会记忆、描绘社会风貌的功用,而作为一种国际化程度很高的文化产品,纪实影像在国外受众中接受程度高,具有对外传播的天然优势。因此,纪实影像是传播国家形象、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隆重举行,向世界宣布中国成为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国家。其盛况也在纪录片《新中国的诞生》中留存,成为后人回顾这段历史的宝贵影像资料,还将新中国成立的盛况传向世界。可见,从新中国诞生的第一天起,中国纪实影像就肩负着传播国家形象的重任。随着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纪实影像在传播国家形象的历程中也走过了数十年的风雨,走过了一条从探索、发展到逐步成熟的曲折道路。

一、纪实影像对外传播中国形象的历史沿革

(一)探索(1949-1957)

建国初期,新中国发展的各方面都受到苏联的影响,中国纪实影像事业也不例外。早在解放前,苏联电影人就在中国拍摄了《中国在战斗》等影片,苏联模式的创作手法在中国产生巨大影响。苏联电影也是当时中国国内唯一可以观摩的影片,因此,中国同行经常以此为范本,学习其主题呈现、材料选择、编辑手法、解说词撰写等方面的内容,对照寻找“不足”。1953年7月7日,专门拍摄新闻纪录电影的机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简称新影厂)成立；时任新影厂副厂长的钱筱璋于次年赴苏联考察回国后,按照苏联电影事业的管理模式和经验制定了新方针,提出要用“党报思想”来指导新闻纪录电影创作,“苏联模式”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包括卡尔曼、克里斯基、谢特金娜等在内的苏联著名摄影师、导演等赴新影厂讲授创作心得。这种苏联式的形象化政论的纪录片观念随着苏联专家的示范与指导,深深印刻在中国纪录片工作者的心间。

这个时期,纪录片的宣传教育作用被作为最重要的功能,周恩来总理曾要求新闻纪录片要“主题突出、交代清楚、有头有尾、层次分明”①,而苏联式的形象化政论就极大地彰显纪录片的宣传教育功能。在这个时期,走出国门的中国纪录片也无一例外的沿袭“形象化政论”的模式,而且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并没有一般的传播途径,多是通过外交途径向建交国家传播。因此,这个时期的新闻纪录电影也获得了“铁盒里的大使”的美誉。

(二)初建(1958-1966)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央提出全面“大跃进”的路线,影视领域也掀起了跃进风潮。1958年5月文化部电影局召开了电影事业跃进工作会议,通过了全国各省自治区建立电影制片厂的计划,全国掀起建厂高潮。这些电影厂当时拍摄的虽然都是反映现实的新闻纪录片,但由于电影生产陷入了混乱的状态,各电影制片厂鼓励创作人员竞相“打擂台”“放卫星”以求出片量,使得这些“跃进片”满口虚假浮夸之辞。虽然当时新影厂已经将“面向全国、面向国际宣传,生产出无愧于我们伟大祖国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民族形式的、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新闻纪录电影”作为外宣方针,但“跃进片”难以被国外接受。直到1960年后,中央才逐步对大跃进的偏差做出纠正与调整。

与此同时,跃进风潮客观上也加快了中国电视事业的建立。在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1958年5月1日实验播出后,上海电视台、哈尔滨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的前身)等一大批大中小城市电视台相继成立。由于中国电视的国民普及率低,对外宣传成为电视的主要任务,“立足北京、面向世界”就是当时北京电视台的宣传方针。北京电视台专门成立“出国片组”,负责外宣片目的统筹、寄送和交流,并先后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电视台,以及日本电波新闻社、英国维斯新闻社等建立了电视片的交换合作关系。在中国电视事业出现后,纪实影像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的体系得以初步建立,“出国片”作为特殊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载体,成为本阶段中国纪实影像传播国家形象的主力军。

(三)重挫(1967-1969)

“文化大革命”不仅对国家和人民是一场灾难,对中国外宣工作和纪实影像事业也是一场浩劫。在政治高压下,纪实影像队伍遭受迫害,纪录片成为极“左”路线和为“四人帮”宣传服务的工具,极大地侵害了纪录片的真实底线。同时,在“文革”初期,外交工作一度陷入谷底。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世界革命”的冲击下,中国的外宣事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破坏,纪实影像向国外输送的途径也因此被切断,直到70年代才得以破冰。

(四)破冰(1970-1977)

随着中美关系的重建以及联合国代表席位的恢复,中国外交格局出现了重大突破。中国迅速与40余个亚非拉国家以及西欧的所有主要国家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同东欧各国的关系也有改善。外国国家元首来华访问也日渐增多,每次访问都有相应的新闻纪录片出炉,这对树立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友好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北京电视台根据中央精神适时调整对外宣传的方针,恢复“出国片”的制作,并加强其针对性、真实性和客观性。陆续与英国维斯新闻社、科威特驻华使馆、毛里求斯电视台、西柏林“杜尼约克电视电影制片厂”以及英美合资的“合众独立新闻社”等机构签订互换影片的合同。由于新闻纪录电影的制作流程复杂、传播时效性差等原因,从本阶段开始,“出国片”的拍摄逐渐从电影转向电视。

(五)恢复(1978-1989)

1978年,中共中央提出必须加强对外宣传工作,树立中国友好开放的国际形象。从1980年到1986年,中央对外宣传小组连续以文件的形式对对外宣传的工作战略以及规划予以明确,并确定了电视在对外宣传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纪实影像的外宣功能也得到全面恢复。在北京电视台正式改称中央电视台后,专门负责对外传播节目制作发行的“对外部”于1984年成立,中国电视开始有意识、有组织、有规模地开展对外传播。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外合拍电视纪录片的窗口打开,涌现了《丝绸之路》《话说长江》《黄河》《龙之心》《万里长城》(中国版为《望长城》)等一大批优秀的合拍片。合作制片是扩大对外宣传的一条捷径,这种模式本着以我为主、内外有别、对我有利的原则进行,不仅能够充分利用国外方面的人员、资金、设备和通道扩大影响,还可从与国外摄制组的合作中学习国际化的创作手法和观念。应该说,合拍实践使中国纪实影像队伍得到锻炼,对外传播范围得到扩大,传播效果得到保证。

(六)分化(1990-2009)

进入90年代,中国电视对外宣传工作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传播从航空邮寄转变为卫星传输；播出从租用别台到自建专台；交流也从免费寄送到国际营销,传播途径得到了极大的扩张。随着DV摄像机的出现,纪实影像创作主体出现了主流媒体和独立个人两个层级的分化。

1993年,中央电视台外销办公室(后改名“中国电视节目代理公司”)成立专门负责节目的海外销售工作。成立于1997年的英语频道,专设有长度30分钟的《中国各地》(Around China)、长度为5分钟的《神州风采》(On This Land)等栏目,播放英文版纪录片；国际频道也在1998年至2000年进行了三次改版,设立了《纪录中国》(1998)与《纪录片之窗》(2000年)等专门播放对外传播中国题材纪录片的专题栏目。除了对外传播的专业频道、栏目以及节目外销机构的开辟外,中国纪实影像的内容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DV摄像机的出现,使得更适合外宣需求的平民视角、纪实手法成为创作主流。

这种内容和风格的转变也延伸到了电视台。上海台《纪录片编辑室》、中央台《生活空间》、北京台《百姓家园》、福建台《自己的故事自己拍》等以普通百姓为创作者的栏目陆续开设,还出现了上海“101电影工作室”、北京“电影实践社”等由纪录片爱好者自发组成的民间社团,不定期地交流自拍的纪录片。

此时,纪实影像也不再是专业人士才能碰触的精英文化。这种专业主义与平民精神的分化与杂糅,导致了一批纪录片独立制片人的崛起,其“地下”创作很快引起了海外的关注,并形成中国“新纪录运动”的独特风景。自90年代开始,一批独立制片人在各类重量级国际电影节中获取关注,《1966:我的红卫兵时代》《八廓南街16号》《彼岸》《广场》《北京的风很大》《疯狂英语》《西铁区》等等独立纪录片作品在境外电影节获奖、展映。但是,必须清楚认识到的是,“海外给予独立制片作品的荣誉,在政治上的声援已大大超过了对艺术的欣赏,对独立制作方式本身的嘉奖超过了对作品内容的品察”②。这些以边缘人群为题材的独立影像,表面上对国家形象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对中国纪实影像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一是对主流纪录片千篇一律的宣传腔形成冲击；二是对纪录语言平民化、纪录风格的多样化有一定的推进作用；三是引起国内相关领导部门重新认识纪实影像外宣功能。随着政治环境的开放,独立制片在中国也逐渐从“地下”转为“地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中国的包容度与开放度逐渐提升。

(七)加速(2010-至今)

在北京奥运会前夕,西方掀起反华舆论浪潮。面对“中国威胁论”的舆论攻势,中国媒体对国际话语权的掌握程度并不乐观。针对这种情况,中央制定了《2009-2020年我国重点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总体规划》(2009),提出推动中国重点媒体增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规划。2010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了《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国产纪录片是形象展示中国发展进步的重要文化传播载体。此举标志着对中国纪实影像发展的重视支持从行业层面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纪实影像对国家形象的传播也进入加速期。

2011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CCTV-9)正式开播,并实行了国内版(中文,CCTV-9)、国际版(英文,CCTV-9 Documentary)分版播出。其中国际版是中国唯一面向海外播出的专业纪录片频道,与中文国际频道、英语新闻频道一同进入长城平台播出,实现了卫星信号全球覆盖。据统计,2012年,该频道共译制播出约500小时的中国纪录片,覆盖全球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5000万国际用户,日首播量为4小时③。纪录频道还参加了全球知名的主流影视节展以及专业纪录片节展,举办了一系列国际化、高水平的推介、论坛等活动,并与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国家地理频道(NGC)、英国独立电视台(ITV)等等机构签署了合作协议,开展广泛的联合摄制、改编等合作模式。纪录频道的建立,用纪录片这一国际通行的传播语态打造一张真实、客观的国家形象名片；也搭建起一个平台,让更多中国题材纪录片进入海外主流媒体,《舌尖上的中国》《故宫》《超级工程》《当卢浮宫遇上紫禁城》《京剧》《第三极》等纪录片在国际纪录片销售市场上受到青睐。

此外,国内一些制作机构也积极与国外知名纪录片机构开展合作,保证掌握话语权的前提下,保证中国题材纪录片在海外的精准落地与有效传播。近年来,隶属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五洲传播中心,与探索频道、国家地理频道共同打造中国题材纪实节目,并于2015年与其签署合作计划,分别在这两大频道开办固定栏目“神奇的中国”和“华彩中国”,向全球观众展现快速发展和充满活力的中国。

2013年,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作出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论述: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此后,在这一论述的指导下,越来越多的中国纪实影像因循着“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向,真实地、鲜活地、创新地讲述国家战略蓝图下普通人的梦想,向世界展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社会风貌,把中国的“国家相册”制作得更加生动、精美。

二、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中国形象分析

(一)“十七年”间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中国形象

1.解放重生。建国后,国家的经济恢复和发展是头等要务,也成为了新闻纪录片的重要内容之一。“十七年”间,不少表现解放重生的纪实影像被送往社会主义国家参加评奖,如展现开国大典前各民族代表赴京接受领袖接见喜悦之情的《中国民族大团结》,反映娼妓改造的《踏上生路》,中苏合拍、反映建国后变化发展的《解放了的中国》《欢乐的歌舞》等。电视事业建立后,专门服务于外宣的杂志片《今日中国》创刊,每月1本(有一个时期曾每月2本)定期对外报道新中国各个方面的重要事件、成就。这些纪实影像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改天换地的新变化和新形象。

2.军事胜利。解放初期,全国性的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战争又先后打响,军事报道也成为“十七年”新闻纪录片对外传播的重要内容。《东北三年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百万雄师下江南》《中国人民的胜利》《交换病伤战俘》等一系列纪实影像报送参加苏联斯大林奖电影节、捷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印度国际电影节等节展活动,将人民解放军的伟岸形象向世界传播。

3.和平外交。新中国成立以后,先后与苏联及欧亚十多个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一批展现外交活动的新闻纪录片出现,包括:展现中国领导人外事活动的《祝贺》《亚非会议》《刘少奇访问朝鲜》等等,记录外国友人访华活动的《苏加诺总统访问中国》《塞古杜尔总统访问中国》《中苏友好月》《波兰玛佐夫舍歌舞团在北京》,以及反映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斗争的《不屈的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马里》《非洲之角》等等。这些纪录片表明中国支持世界和平、民族独立解放的外交精神,也展现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面貌。

(二)“文革”十年期间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中国形象

在“文革”初期,外宣工作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影响,出现“从思想上武装外国人民”等极端革命宣传口号,严重破坏了“十七年”时期树立的独立自主、追求和平共处的中国国家形象。在这样的外宣政策下,寄出国门的纪实影像也带有“极左”色彩,产生了不少负面效果。历史文化、自然风光等兼具知识性、娱乐性的题材统统被斥责为“软调”而禁止涉猎。遴选寄送的纪录片多为国家领袖检阅红卫兵、主持活动等内容,借以展现国家领袖“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的伟大形象。事实上,这些片子的往往是在机场仓库无人领取、拒收退回,甚至有的国家还提出抗议。这种“革命的”“好斗的”“狂热的”中国形象引起了国外观众的不解和反感,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

这种情况直到70年代中国外交工作正常化后才有所缓解。对外传播工作者努力将“文革”初期“革命好斗”的形象转变为“友好邦国”的形象。《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欢迎田中角荣总理》《毛泽东主席会见蓬皮杜总统》等一批反映外国元首来华访问的新闻纪录片,展示了中国调整外交政策后的友好形象。在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后,中国对外经济也有所加强,开始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援建。例如,坦桑尼亚政府为修建铁路向世界银行贷款和向苏联求援无果,转而向中国政府求助。中国真诚无私地援助其建设了坦赞铁路,援建过程被中国纪实影像工作者记录了下来,拍摄了《坦赞铁路开工典礼》《坦赞铁路在建设中》《友谊之路》《中国医疗队在坦桑》等纪录片,反映了中国人民和坦桑尼亚、赞比亚人民的亲密友谊。

(三)改革开放以来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中国形象

改革开放后,纪实影像的创作主体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一方面独立纪录片参加国外节展,小范围内构建了主流视野之外的中国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合作制片、建立国际合作,主流媒体机构拍摄的纪录片出现了了平民化、国际化的新气象,传播国家形象能力因此大大增加。

1.基本国情。1985年3月7日,中央电视台对外部第一个对外播出的电视专题栏目《华夏掠影》创办,每期15分钟,由全国各地方电视台供片,展示中国大江南北的经济建设、民俗风情、社会变革、文化生活等各领域的风貌。专门对外介绍中国基本情况的杂志片《今日中国》,1972年复刊后也改进编辑方针,摄制了《自行车的王国》《你知道的这座城》《大地震的废墟上》等片,每期围绕一个主题介绍中国的一个方面。新影厂也专门拍摄了《中国风貌》《金陵春暖》《海峡情思》等影片,这些影片在国外放映后影响较大,其录像带也在海外华人中广为流传。尤其是展现侨乡生活面貌的《新会新貌》和《台山纪行》,在美国放映时很多华侨专程观看。此外,在海外具有广泛影响的还有中英等地合拍的《龙之心》,该片介绍了古今中国人的信仰、宗教、司法监狱、家庭婚姻、农村改革、艺术、教育、名胜古迹等内容,是一部深入介绍中国的大型系列纪录片。其浓缩版于1983年12月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播出;而完整版于次年在英国广播公司四频道(BBC)⑨播出时，观众更是高达200万。这部纪录片还被80多个电视台、教育机构发行播映,甚至被一些博物馆收藏作为了解中国的教科书。

2.风光风情。“由于承载着教化的功能,带有民族象征意义的山川河流以及长城运河等均成为这个时期纪录片的最佳对象和载体。”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纪实影像通过合拍、参展、发行等途径,以大好河山、名胜古迹为载体,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丰沛的人文风情。中外合拍片《话说长江》《话说运河》《万里长城》《黄河》《魅力中国》等都是通过山川河流、自然风光将中华民族情感嵌入其中。电视系列片《远方的家——北纬三十度》系列展现中国版图内北纬30度沿线的自然风光、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在国际纪录片销售市场上斩获颇丰。此外,不少以祖国山河以及自然风貌为题材的纪实影像,也在国际节展上频频展现,如《漓江画童》《自古华山一条路》《黄山观奇》《在中国旅行》《中国冰城》《内蒙草原》《江苏秀色》《河南寻古》《秦俑》《贵州风情》《浙江山水情》《中国西南行》《华北漫游》《怒江有一条丢失的峡谷》等等。

3.少数民族。改革开放后,人类学纪录片的摄制工作逐渐恢复。1985年,由瑶族文化学家刘保元带队在广西百色拍摄的《白裤瑶》,入围1986年法国真实电影节并获提名奖,这是我国人类学纪录片首次亮相国际影坛。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成立电化教育中心后,有计划地进行人类学纪录片的拍摄,其中在福建拍摄的《龙舟》一片在美国发行。《普吉和他的情人们》《走进独龙江——独龙族及其生存环境》《山洞里的村庄》《甲次卓玛和她的母系大家庭》《中国瑶族》系列片、《佤族》《苦聪人》《独龙族》《鄂伦春族》《永宁纳西族的婚姻》《最后的山神》《神鹿啊,我们的神鹿》《第三极》《喜马拉雅天梯》等纪录片陆续走向国际,将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现状和变迁呈现给国际受众。

4.国民生活。无论是主流媒体创作的还是独立个人创作的纪录片,都纷纷把视角转向了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样态,《沙与海》《中国人》系列、《盆窑村》《京城散记》《闯江湖》《母亲,别无选择》《远在北京的家》《龙脊》《我的朋友》《舟舟和他的世界》《平衡》《北京弹匠》《幼儿园》《劫后》《含泪活着》《红跑道》《高三》《归途列车》《活着》《西藏一年》《我的诗篇》等在海外受到一定反响的纪录片,以个人化的话语方式呈现,将国家形象的宏大叙事通过个人故事呈现,这种“在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视角也更受国际受众的青睐。21世纪后的中国纪实影像不再只关注“边缘”和“底层”,而是承载了更多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力图展现个体所代表的群体在时代下的困难与选择、机遇与挑战,从而更为客观、全面地呈现当代中国人的面貌。

5.文化历史。文化和历史是中国纪实影像关注的主要题材之一,如何传播中国价值观也是外宣工作的重点。进入新时期以来,《故宫》《京剧》《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透视春晚》(《春晚》国际版)、《茶叶,一片树叶的故事》等一批展现中国文化历史的精品纪录片在国际市场受到欢迎。对于纪实影像而言,文化和历史题材在传播悠久历史、灿烂文明中国形象的同时,还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观。2012年,一部《舌尖上的中国》在国内激起了收视热潮。虽然该片表面上以中华饮食文化为内容,但传达的是一种民族集体情感与精神。它用美食讲述人生百味、用美食展现国家变迁,这种质朴的温情将抽象的中国文化具化于屏幕之上,受到了国际市场的极大欢迎。先后销售到了东南亚、韩国、日本、德国、法国、美国、比利时、澳大利亚、波兰等国家,并在包括汉莎航空、芬兰航空在内的十多条国际航线播出。

6.改革成就。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崛起赢得世界瞩目。当代中国的发展成为了海外观众感兴趣的话题,展现中国改革成就的纪实影像也成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极佳载体。五洲传播中心与探索频道共同打造了包括《中国建筑奇观》《上海世博园》等近65小时的中国题材纪实节目,并携手国家地理频道联合制作完成了《全景中国》。2015年,五洲传播中心又分别与探索频道和国家地理频道携手推出《运行中国》《鸟瞰中国》及“一带一路”相关的大型系列纪录片等,向全球观众展现当代中国的魅力。此外,《公司的力量》《超级工程》等国产纪录片在海外的热销,也说明了以传播当代中国发展成就为主题的纪实影像,更易于获得海外市场青睐,更利于展示中国的现代形象。

三、中国纪实影像对外传播的发展趋势

一是创作主体日趋多元。中国纪实影像事业最初建立时,其创作权被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一方面有政治的原因,纪实影像被当做宣教工具,不可能交到个人手中,纪录片工作者也都是制片厂、电视台等媒体机构中的体制内人员,服从于国家意志；另一方面是技术的原因,生产纪实影像的摄影机、编辑器都价格不菲,且资源有限,独立个人也无法拥有。改革开放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社会思潮使禁锢的思想得以解放,个体意识的加强使创作者有了更大的空间。如今,政治环境的开放和技术的革新带来了创作主体的多元化,诸如GoPro、Google Glass等便捷摄录设备以及具备拍摄编辑等功能的智能手机的出现,开启了纪实影像的“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时代,创作纪实影像不仅是国家行为、媒体行为,更可以成为商业行为、个人行为。

二是传播观念日渐成熟。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外宣传工作,逐渐改变了过去“强加于人”“自说自话”的宣传观念。在1990年召开的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达成了“内外有别”“区别对待”的统一意见,认为外国人与海外同胞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和语言习惯都和国人不同,而且每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也各不同,因此,外宣工作必须要认真研究这些特点区别对待,不能照搬国内的方式方法⑤。国外媒体注重观点的平衡,要把“中国梦”传向世界,首先要让国外受众接受。因此,新时期中国纪实影像的对外传播,不再一边倒地只展示成就而回避问题。不回避难点、敢触碰问题,方显崛起自信。

三是题材语态的国际化。中国崛起引得世界瞩目,涉及现代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科技、民生、文化等主题均是中国故事的好载体,也是国际社会感兴趣的题材,尤其是凸显中国与世界联系、展现中国如何改变世界等内容更具有吸引力。纪实影像对国家形象的呈现已从宏观层面宣扬国家的强大,进化到从微观层面剖析中国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奋斗和拼博。这种从宏大国家叙事向微观平民视角的转向趋势也带来阐释视角的转变——民安则国强,民强方能国昌。

四是传播途径的多样化。一方面,中国积极探索海外合作新模式,除了提高自身的对外传播能力外,探寻与国外机构的合作模式，借用对方成熟的制播平台更利于中国故事“出海落地”；另一方面,互联网将世界链接为“地球村”,视频网站、社交网站、直播平台等新媒体在跨文化传播中的话题引发能力不容小觑。在“互联网+”的大时代下,中国题材纪录片对外传播途径也将得到极大扩张。

五是日益注重传播格局和效果。为了提升纪实影响的国际传播效果,国家相关部门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从题材规划、数量规模、艺术品质、传播平台等多方面进行专业化运营和管理。同时,为了主动配合国家战略的实施,纪实影像的制作和传播越来越多开始进行议程设置,强调针对性、有效性的同时,也提升了纪实影像传播的格局。

注释:

①② 方方:《中国纪录片发展史》,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376页。

③ 刘文:《CCTV-9纪录频道生产经营及国际化、产业化发展》,何苏六编:《纪录片蓝皮书:中国纪录片发展报告(201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78、82页。

④ 何苏六:《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⑤ 沈苏儒:《对外传播学概要》,今日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作者何苏六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副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程潇爽系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国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纪实影像的国际传播与影响力研究”(项目编号:11BXW017)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