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骏涛口述历史（七）从《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到《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北京　陈骏涛 陈墨

当代文坛

陈骏涛口述历史（七）从《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到《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北京陈骏涛 陈墨

谈评论集《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

陈墨（以下简称“问”）：1986年，您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天命斋”，是出于何种心态？

陈骏涛（以下简称“答”）：是因为自己年届五十，“五十而知天命”嘛，这是孔老夫子说的。

问：专业工作才做了没几年，就到了五十岁，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答：感到有点苍凉，但另一方面也觉得，自己这十来年的奋斗还是有点成绩的，至少是把那十年失去的找回来了一部分，所以当时以“天命斋”命名我这间卧房兼书房。虽然只有七点八平米，但毕竟有书柜、书桌，还有一把靠背椅。比原先连书柜、书桌都没有，要强多了。

问：您的书房是在1986年前好多年就有了吧？不是漫红①出生，就有两间房吗？

答：对。但以前没有命名过，把它命名为“天命斋”，还是在1986年。就是在东大桥路期间，在东大桥路我一直住到了2000年，实际上已经跨过了“天命”年，到了“耳顺”年了，所以就又恍然大悟，把它改名为“耳顺斋”。

问：这个“天命斋”有匾额吗？

答：哪儿有啊！这不就是一个命名嘛！在文章写成之后，末尾写上“天命斋”“耳顺斋”什么的，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情罢了！

问：您五十岁时有心理危机感吗？

答：我早就有危机感了。因为“四人帮”垮台，我已经四十了。我真正开始做事，是在四十以后。古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有成就了，而我才刚刚起步。

问：1986年，您出版了文学评论集《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是否加印过？

答：这本书，是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的，现在看有点不像样，但当年出书还是挺少、挺不容易的呢！出版社给我的样书也很少。有人向我要书的时候，我说没有了，这是实际情况。我还到书店买过一些。我曾经跟出版社说，希望能够加印一些，他们开头答应了，但后来也没有加印，所以就止步于两千四百册。

问：当年出版这书，顺利吗？

答：当年不是有所谓“闽派评论家”的说法吗？其实这也只是籍贯相同，观点却不见得相同，也没有形成一个派系，应该叫“闽籍评论家”可能比较贴切。

问：出版社组织过闽籍评论家文论书系？

答：曾经有过这样一项动议，因为当年“闽籍评论家”确实挺出风头的，但最终并没有付诸实践。不过，在海峡文艺出版社出过书的福建籍评论家好像有过几个，像谢冕、潘旭澜可能都出过。当年我跟福建文艺界有些联系，像魏拔，就是魏世英，他是当年福建《当代文艺探索》的主编，我们就挺熟的。20世纪80年代我回过几次福建，也在他们那儿开过会，吹过风。

问：吹过风指的是什么？

答：就是把北京文艺界的一些新动向带过去，跟他们吹吹风。所以我在他们那儿出这本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我自己并没有主动提出要出书，是他们主动说过：你要是有什么书，我们可以给你出。我就说：你们不是开玩笑吧？他们说：怎么能开玩笑呢？所以后来就有海峡文艺出版社管权这么一个老编辑，主动跟我联系，我当然挺高兴的。可能是1985年就说了。他们的意思是，尽量选好的，比较有份量的文章，大概二十多万字，不要太长。我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篇目。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具体意见。

问：不要太长，指的是书不要太厚，还是文章不要太长？

答：是指书不能太厚。这不？版权页印的是二十六万三千字。我自己原先定的是二十五万字左右。现在看起来，这些文章，都不是属于那种比较有深度的文章，大多是比较平面的、一般化的文章。当然所评论的，倒都是当年比较好的、引人注目的、比较有影响的作家作品。

问：对当年的文学评论、文学创作，还是有影响的。

答：对，多少有点影响吧。像对徐怀中《西线轶事》的评论，对王蒙作品的评论，对陈建功创作的评论，还有对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的评论，对路遥《人生》的评论，对张承志《黑骏马》的评论，对李国文《花园街五号》的评论，对陆文夫作品的评论等，都是有些影响的。当年，这些作家的小说，也都是比较有影响的好小说。所以当年这些文章出来的时候，虽然文章本身不一定有多好，但在当年还是产生了一点影响的。从理论上归纳，大概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对文学观念的思考，就是要破除一种简单化的文学观念，如文学应该反映政治，或者说只能反映政治，为政治服务。另外一个是，对于那种比较僵化的文学观念，例如人物要不就是反面人物，要不就是正面人物，不能介于二者之间，我认为应该破除。还有，对创作方法，我倡导多样化。我有一篇跟郭风——老散文家，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通信，叫作《关于创作方法多样化问题的思考》，就是谈这个问题的。对王蒙作品中那些创新的方面，我是表示支持的，包括对王蒙的一些理论批评，实际上也是他对自己创作追求的系列文章，我也是支持的。

问：就王蒙的创作观念谈，是吧？

答：对，就他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本身。对刘心武，对他当年的创作，我也写过两篇文章。这些作家和作品，都是当年在文坛上比较有影响的。我对他们表示支持和赞赏，从内容到形式都做了一些分析。虽然这些文章现在看起来总体上显得浅陋，但在当年还是产生了一点影响的。你现在重新看这本集子，不熟悉当年历史的人，可能会觉得很一般化；如果了解当年历史的话，就会觉得还是反映了当年文坛上的实际状况的，我还是属于站在历史潮头上的那一拨人。

问：这些文章通常发表在哪些刊物杂志上？

答：那就比较多了。像《解放军文艺》《十月》《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小说界》《福建文学》，还有《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等。还有发在报纸上的，如《文艺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人民日报》等都有。当年一些比较重要的报刊，都发过我的文章。

问：作家们对您评论的反馈，有哪些记忆？

答：那是有的，比方说王蒙。他写的那些小说，那些意识流小说，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师范学院，现在叫首都师大，就开过王蒙作品的讨论会。那个会我去了，而且发了言。后来我写了两篇关于王蒙的文章，一篇是对他的意识流小说《蝴蝶》的评论，另一篇是对他的文学观念、小说创作追求的评论。当年我与王蒙本人也有一些交往。那时候他的家在东四那一块，我还去过几次。

问：是去组稿还是约谈？

答：主要是组稿，为《文学评论》组稿。他当年在《文学评论》发表的关于小说创作方面的理论性文章，就是我组来的。后来我主编的“跨世纪文丛”，那是到上世纪90年代了，不是还请他当顾问吗？他也没有什么犹豫就答应了，而且还以他的一本小说集，就是当年曾有过争议的一篇小说《坚硬的稀粥》作为书名的小说集，加入了《跨世纪文丛》第一辑。当年的知名作家，像王蒙这样的，比较突出的，还有徐怀中，我与他交往也很早，他最早的几篇小说，我都写过评论文章。

问：《西线轶事》以前就写过吗？

答：那倒没有。关于《西线轶事》的评论，是我写的关于徐怀中的第一篇文章，接着还有《阮氏丁香》的评论，稍后我还写了一篇《徐怀中创作漫论》，收到了一本徐怀中研究的专辑中。还有李国文，他文笔很好，小说也写得好，我跟他交往也比较早，他的《花园街5号》出版不久，我就写了文章。这几位，现在都是地地道道的老作家了，都到了耄耋之龄了。

问：当年他们还都是中年作家吧？

答：对，当年都是中年作家。对了，还有一个张弦，我跟他也有点交往。

问：那是文学、电影双栖人物。您跟他交往是因为什么？

答：也是因为他的一篇小说，叫《挣不断的红丝线》，当年否定他、批评他这篇小说的人挺多。我不是还写过一篇《谈一种简单化的文学观念》吗？这篇文章就是对他的《红丝线》表示支持的，认为批评《红丝线》的人实际上是持着一种简单化的文学观念。这篇文章发表在《上海文学》上。

问：《挣不断的红丝线》这篇小说好像也是在《上海文学》发的？

答：对。后来张弦还给我写来一封信，这封信我至今还保留着。可惜他很早就去世了。我还去过他在南京的家，他的爱人也姓张，叫张玲。

当年那些青年作家，像张承志、陈建功，我也都写过评论。刘心武、张承志、陈建功，那个时候我们都有些来往。他们有的还到过我的家，像李陀和高行健，就是那位后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有一天晚上，与李陀一起还突然造访了我那间狭窄的卧室兼书房。陈建功当年还是北京大学学生的时候，有一次从北大骑着自行车到文学研究所，那时候建国门内大街5号正改建新楼，文学所暂时借日坛路原《人民日报》印刷厂办公，他就在那儿跟我有过一次长谈。

那个时候，他的一批作品出来了，比较引人注目。有一次，《十月》开会讨论他的作品，我参加了，说了一通话，会议组织者就要我写一篇文章。陈建功从北大骑车过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跟我畅谈了一次。

问：这本书中的文章写作，还有别的什么故事吗？

答：收到这本书里的文章，大都是应运之作，而不是应命之作，是我自己想写、要写的，极少是约稿。这跟我搞编辑工作也有关系，因为在来稿当中，很多也是评论当代作家作品的，另外，我参加文学界的活动比较多，跟这些作家接触也比较多，这些都是促使我关注这些作家作品的原因。

问：您要上班，还要写文章，要阅读大量作品，还有家务事，时间是怎么分配的呢？

答：现在想起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反正几方面都得兼顾，哪个方面都不能懈怠。就说家里的事吧，我也干了不少，包括孩子晚上起来的时候，我也得照样起来；工作照干，而且出差还挺多的，有时候一走就是半个月。像到云南参加全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那一次——那是1979年吧——结束以后，还去了四川。

问：去四川干吗？

答：川大，就是四川大学请我们去的。有朱寨②和我两个人，我算是跟班的，到川大去讲演。我去的时候，是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坐火车。这一路，差不多就有半个多月。

问：工作、家事、阅读、写作，没有形成困扰吗？

答：基本上没有。也就是多付出呗，或者说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几乎每天晚上，都是12点以后睡觉。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今天。记得有一次，我赶稿子，凌晨三四点钟才睡，七点钟也得照样起床。不像现在这样可以睡懒觉。

问：不管工作到什么时候，都不睡懒觉？

答：不睡懒觉，或者说，是不能睡懒觉。你师母（何立人）得上班，孩子有上幼儿园的，有上学的，能睡懒觉吗？另外，两家共用一个厕所③，都很紧张。这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但也就这么熬过来，挺过来了。

问：回到集子上来，洁泯④为您写序，有什么故事吗？

答：没有什么故事。那个时候，因为要出书，惯例都得找人写序，尤其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想来想去，就找了洁泯。因为我认识他算是比较早的，跟他走得也比较近，他本人又是当代文坛一个有影响的前辈。

问：这本书后来获得了当代文学研究会首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奖，选送和评奖过程有哪些程序？评了多少个奖？

答：这个我还不太了解。当时我只是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一个理事，没有进入核心圈，我是事后才知道的。可能那个时候出书的人还不多，我又是当代文学前沿的一个人物，所以就推举了我。

问：1986年7月，您和刘再复、谢冕、何西来等老师一起去新疆讲学，您还有哪些记忆？

答：当年新疆文联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叫陈柏中的，他到我们文学研究所来，不知道是找了刘再复还是找了谁，提出来想请几位学者去新疆讲学。当时他们就答应下来了，人选可能是双方商定的，一共四个：刘再复、谢冕、何西来和我，除了谢冕是北京大学的，其他三个都是文学研究所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讲演题，我的讲演题是：《一个多元的文学时代》⑤，这也是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篇比较重要的文章。

当年去了一些什么地方呢？首先是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讲了一次。然后我记得是去了昌吉，方位大概是在乌鲁木齐的西北，在昌吉学院⑥也讲了一次。然后就到了新疆的最西端，跟前苏联近邻的一个地方——喀什。吐鲁番也去过，是先去，还是后去的，现在忘了。讲课，在乌鲁木齐讲过一次，昌吉讲过一次，喀什讲过一次——喀什是在文联讲的。我反正都是一个主题：一个多元的文学时代。

问：除了讲课以外，对新疆的人文有哪些记忆？

答：我是第一次去新疆，觉得很新鲜。比如在吐鲁番，看到他们载歌载舞，都挺新鲜的；参观过他们的清真寺，也觉得挺新鲜。另外就觉得，这个地方的人对我们挺热情，他们想知道新事物的心情也很急切。有的人就是通过这次访问而认识，日后有所交往的。陈柏中不用说了，他不久就到北京参加了“新时期文学十年会”，以及他女儿到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与我的交往，都是缘于这趟新疆之行。还有一位任一鸣，就是当年在昌吉学院认识的，后来她到了北京，先后在文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进修，谢冕夫人陈素琰指导过她。我还给她的第一本书写过序。

问：对这几个同伴，您还有什么记忆？

答：何西来和刘再复住一个房间，我和谢冕住一个房间，我们所到的几个地方，大概都是这样的。当年还没有住单间的。谢冕虽然很早就认识，但近距离地接触，这还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他确实是诗人气质，很有激情，而且风趣，挺有意思的。对很多事情都特别较真，喜欢刨根问底。比如说，他看到一个新疆的哈密瓜，就会追究：它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呢？

问：相处的过程中，有没有特殊的记忆和故事？

答：就觉得这一路挺愉快的，很值得一去。新疆之行，我后来找出来一封信，是当年我在新疆写的一封家书，向她们报告我在新疆的行程，走了哪些地方。上回说的那几个地方是对的：乌鲁木齐、昌吉、吐鲁番、喀什。有一个情况这里得做个说明：到了昌吉和吐鲁番以后，刘再复和何西来（何文轩）就先回北京了，因为他们当时是文学所的行政首长——正、副所长，不能在外面多耽搁，大概比我们提前了四五天回京。我跟谢冕就去了喀什，其实喀什是很值得去的地方，异国情调，异国风味，清真大教堂虽然乌鲁木齐也有，但是喀什的教堂才是最具规模的教堂。还有，新疆之行，我与谢冕、刘再复这三个福建老乡，在乌鲁木齐有过一张留影，这是一张珍贵的历史留影，我至今还保存着。

采编人杂记

一、新时期文学的“辩护者”和“吹鼓手”

陈老师是新时期文坛上最活跃的批评家之一。刘再复说，“陈骏涛在本质上是一个新时期文学的热烈辩护者”，证据是：“他先是替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辩护，之后又为文学创作中借鉴存在主义思想中某些合理内核辩护，这之后，又为李陀的《魔界》《七奶奶》《自由落体》等实验小说辩护。他不是律师，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文学法律可以遵循，但是，他把文学的自由精神和宽容精神作为文学的最高法律。”⑦有人干脆说，陈骏涛是“新时期文学的吹鼓手”⑧。

他成为新时期文学的辩护者和吹鼓手，是通过两种途径：一是通过《文学评论》这块阵地，开始是当代组长，后来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一直是《文学评论》当代文学评论的实际负责人，利用这块阵地看稿、组稿、发稿，为新时期文学鼓与呼；一是通过他的文学评论，直接评点文学创作前沿消息，一直坚持以“多元并存”为旨归。坚持强调多元，是强调宽容，也是强调民主，实质还是强调自由（虽很少直接表达）。通过坚守阵地、拓展前沿，陈老师有大功于新时期文学矣！

“辩护者”和“吹鼓手”之说，固然是对陈老师的赞誉，也可能引起片面的理解。作为批评家，此时的陈老师，已完成了从解放思想到独立思考的飞跃。正如老所长洁泯在为《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一书所作的序中说：“骏涛的评论文章，一开手就带来了他的个性，就是饱含着独立的思考力，对作品，对问题，他善于做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我喜爱骏涛文章中思路的豁达，文风的畅达。”⑨

二、思想和文风

陈老师的思想和文风，深受当时的在校大学生，尤其是1977、1978两届的中文系大学生的喜爱。他的文学批评，正是在更新文学观念和指点艺术魅力两方面，对许多大学生起到指引和示范作用。陈徒手说：“观点的锐利和文字的绵长就是我对陈骏涛老师最早的感受。”又说：“与谢冕老师的激扬、刘再复老师的理性等不同，骏涛老师的文章在我的眼里还是那么具有学术的韧度，也带有南方人特有的温和。他所选取的角度总是有趣，覆盖的层面是格外深厚的，涵盖了作品本身又给予社会性的关怀，所下的结论又总是适当而又中肯的。”⑩

我也是在读大学时“发现”并追踪陈老师的。陈老师的思想清晰、观点鲜明，但不含牛气，更无霸气；总是语气平和，侃侃而谈；他的文章逻辑绵密而层次分明，概念明白且用词准确，让我钦佩不已。从大学时开始，我就把陈老师当作自己的文学导师和思想的引路人。大学毕业后，我继续追踪陈老师的文章，曾仔细研究并模仿过陈老师的文风。后来报考陈老师的研究生，那就是必然的选择了。

尴尬：《在传统和现代之间》

问：您的第二本论文集《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这个集子的出版机缘是什么？

答：机缘？这个跟搞“跨世纪文丛”是有关联的。在搞“跨世纪文丛”的过程当中，彭想林曾经问过我，我也曾经跟他说过出书这个想法。我想，他是出版商，帮我出一本书总还是可以的吧？

问：这个愿望是指他来给您出书，还是他来联络出版社给您出书？

答：你听我说。当时实际上已经有出版社，具体地说就是漓江出版社的陈肖人，表示可以出我的书，因为我也给他们做过事。但是说老实话，这种书是没有市场的，肯定是赔钱的买卖。所以，不管是彭想林，还是陈肖人，都迟迟没有行动。后来我把漓江出版社这条线跟彭想林说了，他就直接跟漓江出版社联系上了。他们商谈的结果是漓江出版社给书号，彭想林负责做书。事情就是这么定下来的。

问：书号是免费给的吗？

答：我想是吧，因为我确实替漓江出版社做过事，作为一种回报，也是应当的。这件事，你也应当是记得的，因为你当时也参与过这件事，就是那套流产的“中外文学家成名作丛书”⑪。彭想林把我的这部书稿拿走以后，书倒是印出来了，但却做得很不像样，我说是“做得最扯淡的一本书”，一点都不夸大。错讹之多、纸张和印装质量之差，都是很少见的，连个责任编辑都没有。漓江出版社的陈肖人看到这本书以后，也感叹地说：“可惜呀，可惜了书号！”这书说是印了一千册，但这一千册到底流到哪儿了，只有天知道，因为书店不见书，图书馆也不见影。

问：请您介绍一下集子当中五十五篇文章，特别是有故事的文章。

答：这个集子出来以后，因为我很不满意，所以就并不怎么看重它。而且说老实话，选目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我自己也不太满意。

问：不满意的地方是什么？

答：选得比较匆忙。比起第一本书来，质量有所下降，比较有分量的文章不多。像《新美学—历史批评综说》这样的文章还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化的文章，特别是对具体作家、作品评论的一般化文章比较多。对这本书，除了你写的序说了一些话以外，也没有见到有人评说过，关注的人肯定少之又少。如果不是我送出样书的话，人家几乎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本书。当然，这可能也是这类书出版以后的常态吧：就像是过眼烟云，过不了多久，它就烟消云散了。不过，它毕竟是我五六年的劳作成果，作为我继《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之后探索的脚印吧，就是留下一个纪念。

问：1993年10月，您获得国务院颁发的为社会科学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者的特殊政府津贴，那是个什么缘由？

答：特殊津贴？这是国家对各个战线有突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实行的一项奖励政策吧，好像是从1992年开始的。

问：特殊津贴是否涨过？

答：涨过。我记得好像就涨过一次。现在是每月六百元，一开始是每月一百元，延续了好多年。⑫

问：1994年5月，您回福建参加散文家郭风创作研讨会，有一篇散文《返乡散记》说到了这件事，对这次活动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答：我跟郭风的交往比较早。在老作家当中，跟郭风的交往是仅次于秦牧、许觉民（洁泯）、董易这些人的。郭风是福建人，他的家在福州市黄巷，我曾去过不止一次。跟郭风的交往，除了由于他是福建人以外，主要还是因为他为人很朴实、地道、和蔼可亲，属于“善人”一类。像许觉民、秦牧、董易等，也都是这样的人。在福建文学界，郭风的口碑很好，很有威望。

问：郭风是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吧？

答：先是主席，后来是名誉主席，著名散文家。那一年他已经七十六岁了，在文学园地里耕耘了几十年，所以福建省要开这么一个他的作品研讨会，是理所当然的。福建省作协把我们这几个在京的闽籍评论家，像谢冕呀，张炯呀，孙绍振呀，都召回去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跟郭风就曾经有过一个关于现实主义和多样化问题的文学通信。

问：是公开发表的通信，还是私人通信？

答：公开发表的，在《文学评论》上。郭风虽然是作家，平常不写什么理论评论文章，但他对文坛的动向挺关心的，我跟他有过一些书信往来。当时文坛上正在就现实主义和多样化问题展开讨论，《文学评论》在1982年第5期发表了一篇上海青年评论家邹平写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多样的创作方法》的文章，郭风对这篇文章挺感兴趣的，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我的这篇文学通讯就是为此而发的，题目叫《关于创作方法多样化问题的思考——致郭风同志》⑬。郭风的会是在石狮开的，我从北京到厦门后转车到了石狮，会开完以后，经过莆田回到老家福州。莆田是郭风老家。也就是那次莆田之行，我才真正搞清楚我的出生地就是莆田。过去我填履历表的时候，都是填祖籍福州，生于兴化。但是兴化后来实际上已一分为二了：仙游和莆田。那么我的出生地究竟是仙游还是莆田？郭风告诉我，靠海的是莆田。经他这么一点拨，我便豁然开朗了，确定了我的出生地就是莆田。这是我这次莆田之行的一大收获——我找到了我的出生地，我的根。

问：这个会还有别的记忆吗？

答：还有一件事似乎应该特别提一下，就是这次福建之行我写了一篇比较长的散文——《返乡散记》⑭，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专门写故乡的散文，写的时候很用心，也很动情。

采编人杂记

一、关于“尴尬”

《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是陈老师的第二本评论集。文人出书，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谈这段往事时之所以要取“尴尬”为题，是因为这本书生不逢时，命运尴尬。首先是它比“预产期”推迟了好几年：早在1989年3月，刘再复老师就为它写了序，《新时期文学的热烈辩护者——陈骏涛〈面对多元的文学时代〉序》，但序写好了，书却出不来。等到能够出书时，“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刘再复的序却不能刊载。其次，细心的读者肯定注意到，原先的书名，是《面对多元的文学时代》，那是一个兴致勃勃、信心满满的题目；而出书时改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兴致和信心明显打了折扣。再次，这本书只印了一千册，那倒也罢了；尴尬的是，在市场上根本就见不到这本书。书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

还有，这本书出版时，陈老师让我作序——这是出于陈老师甘当人梯，破除陈规，提携青年的一贯作风。我当时年轻不懂事，还不懂得去深思书名中的“传统”究竟是什么传统，“现代”又是什么现代；不懂得陈老师所说“文化活动的创新……它总是这样那样地与传统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能不受到传统的制约”（陈骏涛：《〈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后记》）；更不懂得老师当时的心境是怎样的苦涩和苍凉。我的序言题目是《他拥有一片开阔地》，那是我不假思索的产物，我当时还不懂，任何一片“开阔地”都要拓荒与挣扎，不会凭空飞来。

二、关于“局限”

陈老师还有更深的尴尬，那就是，意识到自己的局限，希望超越这种局限，却一时难以做到。“面对蓬勃发展的文艺形势，我觉得一个真正的文艺批评工作者，不应当只是破除旧的，而且要创造新的；不应当仅仅把批评当作武器和工具，而是应当把它当作一门科学、一种学问……应该开阔视野，更新知识结构，突破陈腐观念，实现自我超越。当然，要做这样的批评家是很难的，但一个真正有出息的批评家，就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努力。”（陈骏涛：《从一而终》）

陈老师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作为批评家，不仅要从思想解放升级为独立思考，而且要从独立思考升级为专业性的独立思考，要让文学评论真正成为一种专业性学科学问。和他的同时代人一样，他努力了，但一时难以做到。在不断繁荣发展的文学创作中，有时候，他的批评武器显得有些不够用。这就是他的局限，恐怕也是那一代人的局限。

以如今的后见之明，不难说出具体原因。第一，新时期开始时，他们已经四十岁了，作为专业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要完成自己的使命，不断阅读和评论文学新作，而没有多少时间读书学习、补充营养。即使能抽出时间学习新知，很多人也已经没有很好的精神消化能力了。第二，精神消化能力的退化，不仅是因为人到中年，更主要的原因是“文革”前后十年以上的荒废：由于长时间不能补充新知，甚至不能运动心智，他们的精神消化系统必然地严重衰退。假如一个运动员三年不训练，其结果人人皆知；而一个文学研究工作者即脑力运动员，长达十几年不能正常训练，其结果同样可想而知吧？第三，作为“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这一代人的长处是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这也是他们在新时期之初能够迅速成为专业中坚的原因。然而，这一代人所受的系统教育，局限也非常明显，多数人对古典传统和西方现代思潮所知有限；更严重的是，由于“权威主义人格”的影响，成了“读经文化”的又一批受害者，对经典深信不疑，影响了精神自主，影响了精神自我建构，甚至也影响到他们的精神消化能力：他们习惯于“吃偏食”。

三、关于“人梯”

面对自己的局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陈老师的选择是：自己不断努力，同时甘当人梯，扶植提携年轻的一代。如陈思和教授所说：“这一代人中最卓越者，在意识到自己可能遭遇的局限的同时，一种知识分子高贵的品行也油然而生，这就是他们毅然放弃了与年轻一代比长短的念头，转而甘为人梯，以极大的热情扶持和提携正需要前辈指导的年轻一代，用他们这一代人曾经拥有的经验教训和工作条件，来为年轻人摇旗呐喊，创造条件。”⑮陈老师正是这样的人。

著名作家徐怀中指出：“陈骏涛不遗余力提携后进，为批评队伍人才的储备与发掘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对当时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批评家投以青睐，给予极大的关注，并不惜投以时间和精力，在《中国青年报》开辟‘青年批评家’专栏，连续撰文介绍了周政保、黄子平、陈思和、许子东、南帆、朱向前、陈晋、王绯、王光明等批评新锐。不仅如此，他还对这些年轻人跟踪研究，对他们的写作方法进行及时的概括与总结。譬如针对陈思和、黄子平、朱向前等‘第五代批评家’的批评实践，他先后提出了‘文化眼光’与‘战斗激情’、‘宏观研究’和‘纵深的历史感’、‘鉴赏审美式批评’等判断与定位，对青年批评家的发展成长大有助益。”⑯

多年来，陈老师以《文学评论》编辑、前辈评论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的身份，帮助、提携和教导过许多青年作家、评论家、学者，那是一份超长的名单，也有说不完的感人故事。在我的记忆里，陈老师从来都是“青年师友”，以此方式为新时期中国文坛所做出的贡献，同样不可磨灭。

①漫红即陈漫红，陈骏涛大女儿，生于1969年，卒于2002年，英年早逝；《陈骏涛口述历史》中有专章谈到她。

②朱寨（1923—2012），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等，主编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等多种论著，在《人格的魅力——记文学研究所的八位前辈学者》一文中，陈骏涛曾写到过他。

③当时陈骏涛先生与同事两家合居一个单元，厨房、厕所都是两家共用。

④许觉民（1921—2006），洁泯系其笔名，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经理部主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北京图书馆（即今之国家图书馆）参考部主任，上个世纪初调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有多种批评论集和散文集出版。在《人格的魅力——记文学研究所的八位前辈学者》等文中陈骏涛曾写过他。

⑤《一个多元的文学时代》，也曾作为“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的参会论文，首发于《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6期。

⑥此处记忆有误。昌吉学院是1985年由昌吉师范学校升格为昌吉师范专科学校，2001才升格为本科院校昌吉学院的，现仍名为昌吉学院。

⑦刘再复：《新时期文学的热烈辩护者——陈骏涛〈面对多元的文学时代〉序》，见纪念文集《这一片人文风景》，第287—288页。

⑧语出莽萍：《新时期文学的吹鼓手——访陈骏涛》，《青年评论家》1985年10月25日。

⑨洁泯：《饱含着独立的思考力——陈骏涛〈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序》，《人民日报》1984年6月18日。

⑩陈徒手：《二十年的美好和悲伤》，见《这一片人文风景》，第344页。

⑪世纪80年代后半期，陈骏涛应邀为漓江出版社主编一套“中外文学家成名作丛书”，约了几位年轻朋友——李兆忠、张晓丹、陈墨、温子健、徐学清、于慈江参与此项工作。第一辑五本编出了，有一百二十余万字，书目和征订广告也发了，却由于征订数不足，出版社变卦而流产。

⑫经查，一百元的政府特殊津贴从1993年一直延续到2008年，自2009年才开始调整到六百元。

⑬《关于创作方法多样化问题的思考》，首发于《文学评论》1982年第6期，收入陈骏涛第一本文学评论集《文学观念与艺术魅力》，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

⑭《返乡散记》，首发于《厦门文学》1994年11月号，收入《这一片人文风景》。

⑮陈思和：《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境界》，《这一片人文风景》序二。

⑯徐怀中：《记忆中的“风景”》，《这一片人文风景》序一。

作 者： 陈骏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文学系教授，曾任《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杂志社副社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采编人： 陈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理事，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副会长。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