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覆性别权力结构的一场狂欢
——台湾作家解构式书写的代表性文本《十一个小红帽》

天津　王帅乃 乔以钢

颠覆性别权力结构的一场狂欢
——台湾作家解构式书写的代表性文本《十一个小红帽》

天津王帅乃 乔以钢

台湾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林世仁的童话集《十一个小红帽》是华语儿童文学界对西方经典童话进行解构式书写的代表性文本。在该文本的义涵层面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传统性别权力结构的颠覆。它巧妙地运用易装、反凝视以及语言（话语）冲撞等女性主义文本的常用艺术手法，并通过叙述结构尤其是叙述层次的设计，在儿童文学文本中对父权社会的传统性别权力结构完成了一场多层面立体式的突围。

林世仁 《十一个小红帽》 性别权力 易装 话语

20世纪初，俄罗斯民俗学家普罗普率先将神奇故事按其结构归纳成一系列的原型剧情，这一研究成果证明了荣格派心理学家“人类集体无意识”理论确实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科学性，即我们能够通过童话故事窥探到人类的某些生存密码。而在众多的童话故事中，当属“小红帽”及其衍生产品最为著名。“小红帽”故事自诞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已有数不尽的版本和变体。民俗学者、女性主义者、心理分析学家、写作者、影视从业者、广告业者都对“小红帽”表现出经久不衰的热情。其中的原因，用美国学者凯瑟琳·奥兰丝汀的话来说，是源于它“在红色连帽披肩底下，具体呈现了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复杂且基本的课题。她的故事涉及恒久不变的主题，包括家庭、道德、长大成人、迅速闯入外面的世界及男女关系。其情节汇集各种相对事物的原型（诸如是非对错、男女、强弱），透过这些原型来探索文化和社会阶级的界限，尤其是探讨这些事对男人、女人有何意义”①。简言之，“小红帽”所进入的那片幽暗的森林，是人类心灵的隐喻，是投射人类社会文化意义的秘境。

自20世纪70年代第二浪潮女权主义运动兴起后，“小红帽”故事变体作为各行业创作弄潮者的“宠儿”， 亦不断涌现创新式的改编，并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社会文化批评意旨。改编者们运用戏拟、反讽等方式，通过不同类型的文本揭示大众对种族、阶级尤其是性别的刻板印象，进而挑战强势话语，颠覆传统的权力结构。其中安吉拉·卡特《染血之室》中的“小红帽三部曲”、马修·布莱特编剧并执导的电影《高速公路》等颇负盛名的作品，皆是从不同的艺术视角发起的对父权社会性别权力结构的冲击。而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著名作家林世仁创作的《十一个小红帽》，以独特的批判性思维和非凡的想象力，为人们尤其是孩子们奉献了一部“头脑风暴”般自由、丰富、饱含颠覆性的童话集。全书以作家“我”在家乡奇遇“如果小孩”，为其一连讲了十天不同的小红帽故事为线索展开，以远在他乡的“我”挥泪送别化身蜂群的小红帽和一众格林故事人物作结。该作品在台湾斩获了包括金鼎奖、“好书大家读”年度童话类最佳创作奖等重量级大奖，再版十余次，并于2013年在大陆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深受读者喜爱。

在该文本的义涵层面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传统性别权力结构的颠覆。它巧妙地运用了易装②、反凝视以及语言（话语）冲撞等几种女性主义文本常见的艺术手法，并通过叙述结构特别是叙述层次的设计，在儿童文学文本中，难能可贵地对传统性别权力结构完成了一场多层次立体式的突围。从全书来看，第一、二、四、五、九个故事（作者没有给这些故事命名，故而只能以此编号）较为突出地运用了易装手法；第二、三、八个故事涉及典型的反凝视与语言（话语）冲撞；在运用元叙事架构全文的基础上，第十、十一个故事中明显表现出叙述层次的跨越突围。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手法在大多数文本中实际上为穿插使用，一个故事往往运用了多种技巧，如此分类只是为了突出重点、便于分析。下面分别就上述三个层面进行探讨。

一

早期的“小红帽”故事（不论是据考证最原始的起源版本《外婆的故事》，还是佩罗或者格林版），无疑都或多或少地带有对年轻女孩的训诫意味，警告她们不要与陌生男子（他们被仿拟为野狼）搭讪并轻信他们，否则必将陷自己于险境之中。与凶悍有力又十分狡猾的野狼相比，女孩们是无力且智慧不足的。她们陷入险境后无法自救，即使在后来的版本中死而复生，也是因为童话作者们添进了“猎人”这一象征着父亲与力量的男性拯救者形象。

这样的性别规训通过一代一代的口传故事以及各类媒介传播使得性别角色逐渐被固化，女孩“获得”的并不是实质上的安全，而是变得更加脆弱。当少女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从身体到智力都是两性中“较次一等”的那一类时，一个恶性循环下的父权性别系统就形成了。女性主义为了冲击这种固化的性别结构，提出了一系列挑战性的概念，如克里斯蒂娃的“双性同体”理论、波伏娃指出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③，以及朱迪斯·巴特勒在诸种先学基础上提出的著名的“性别操演”理论等。这些概念和理论对二元对立的性别气质提出质疑，倾向于认为性别是一个连续体，所有人都处于这个连续体中的某个位置，所谓性别的“界线”其实是并不分明的。既然依性别确定的“身份”被认为有严重的可疑性，那么在文本分析中，“易装”或者说“扮装”这种直接有趣的对“身份”的挑衅行为得到女性主义理论的特别注意就实属自然。

《十一个小红帽》的故事正是从“易装”开始的——小红帽拒绝再做小红帽，她质疑“为什么我一定要戴红色的帽子”，从而宣布“我今天就戴蓝帽子”。而此时她的母亲这样回答她：“你是小红帽，小红帽不戴红帽子就不叫小红帽……这样一来，小朋友会不认识你。”也就是说，服装是确认身份的一种象征物，小红帽母亲的回答实际上暗示了“身份”本质的虚无性——改变服装，你就不再是“你”，或者不如说是他人不再承认你是“你”。人物在这里成为他者的欲望客体，她的自我主体性被剥夺了，尤其这份约束与剥夺是“大他者”通过与小红帽同为女性的“母亲”来实行的，这也映射出女性群体命运的凝滞与变革的艰难。

然而在“小蓝帽”的故事中，年轻女孩选择了拒绝母亲的约束，从而打破了第一次禁忌；随即小蓝帽与狼的权力关系也被打破——正是因为小蓝帽递给狼吃的蓝苹果，狼将吃进嘴里的沉睡的猎人呕吐出来，最后被猎人打死。这一“呕吐”的行为象征旧有的自然法则与压制被打破，权力再一次得到反转。如果我们从人类原始成长仪式的角度来分析，被“吃进去”的人重新回到光明世界，象征的是灵魂的洗礼与成熟，其力量得到了所属部落的认可，也就是使人“作为一个文化上的存在者再生出来”④。猎人因为女孩的行为获得重生和能量的释放，由于作者并没有给予这个形象更多的语言和细节描写，而是做了颇为功能性、符号化的处理，比起一个独立的人物形象，猎人显得更像是女孩身体中被长久压抑的另一个沉睡的自我。而除此之外，最后小蓝帽还获得了永恒的胜利——她拥有了选择帽色的自由，每天可以戴一顶不同色的帽子，“小红帽”变成了“彩虹帽”。这种顶着单色帽到完成完整“光谱”帽色的蜕变，也隐喻着女孩人格建构的一次重要进步。而在另一方面，狼从意外地见到“小蓝帽”开始就在二者的交锋中落于下风，女主人公看着床上躺着的穿着祖母衣服的野狼，心里想的却是“这只大野狼怎么还是一样的打扮，一点都不好玩”。因袭陈旧女性装扮的野狼在面对新式女孩时，失去了它原有的内核强势，从“吓得眼睛打结”到“害怕”“小声”再到不敢说话，野狼逐步被它的装扮同质化，只能固定在自己身上衰老女性的装扮中，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而不知道故事将走向何方，由此主动权被对方拥有。而作者在“大野狼吃了不可能存在的苹果，立刻生了一场不可能存在的怪病”这一句中，运用极为荒诞的手法书写了一种极致的空无——叙述者再三强调蓝苹果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在这个童话语境里它却真实地存在并为小女孩所用，应该说这是作者有意的赋权，蓝苹果与蓝帽子一样是权力与主体性内核的表征物，是易装构成的一部分。小蓝帽得到蓝苹果并使它发挥作用，实际上是原属客体的女孩逐步获得主体性后，消解原强势性别对象权力的过程的拟化。权力被消解的男性形象变得无力，明明没有得病却呈现出无可奈何的衰颓病态，并且无力再将作为象征力量的“猎人”继续困束在腹中。如果结合后文第一叙述层中的叙述者解释的蓝苹果来自森林之神有感于蓝色风景的眼泪，这种女性与原始生态合一并且从自然中获取完整人格和颠覆力量的意味就更加明显。

当大野狼变得如同传统意义上的老年妇女一般羸弱时，这种戏仿揭示的是：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之间所谓的“必然性联系”是可疑的，进而，“性别”的本质性便是可疑的。在该童话语境中，野狼本身可谓外强中干，借由父权社会给予的性别角色身份变得“强悍”，而当既定的性别身份不再被他人承认时，它暴露出内在的虚弱性，“祖母的外套”则更进一步将它固定在那张矮床上难以自立。女性主义文本里易装描写的意义就在于揭示父权意义上的性别认同是对一个他者的变形——一个表征/形象的认同。易装戏仿并不假定有一个“身份真品”的存在，而是戏仿“真品”的概念本身，从戏拟中照见某些“真理原则”的荒诞性。⑤

易装是《十一个小红帽》中重要的解构式修辞，它在大部分故事里都有所体现。比如第二个故事里，由于野狼生病而要求其他动物扮演成“凶悍”的自己去完成原始剧情，但这种扮演每次都被小红帽一眼识破。最后在小红帽见到真祖母时，读者惊讶地发现祖母竟把扮演者啄木鸟吃了。这个故事里女性具备看穿身份表演的智慧并打破男性拙劣的扮装，甚至当我们看到小红帽罚祖母写保证书不能吃小鸟时，我们看到的也是仅属于两个女性之间同盟性质的游戏，执着于扮装的男性对不再配合他们的女孩纷纷失去了掌控权。第四个故事中小红帽走错了童话，这就意味着“故事剧本”象征的权力世界的结构是松动的，人物也可以拒绝扮演某种角色。第九个故事中大野狼之所以将主人公错认为女性，是因为小男孩穿戴的正是古老父权文本的象征秩序世界里女孩的经典装扮——“小红帽”。这个故事揭露的是“只认衣服不认人”法则的非理性（不过，该文本中似乎包含了关于性别定见的矛盾：是否如文本最后所言只有男孩才会做弓箭杀野狼、理性拒绝狼的诱惑？从平行叙述层的文本其他部分来看，女孩小红帽们也有类似的能力与行为）。而在第五个故事中，大野狼正是依靠易装和扮演虚弱天真的小红帽骗过了祖母，虽然因为张口时咬到祖母头上红色的安全帽而失败，祖孙二人甚至要将昏死的大野狼吃掉，但突然而至的猎人却把这份战利品夺走。这也许证明了：即使增强了自卫的能力，面对着更高级的与当下“文明世界”规则合谋的男权力量，女性要完成自我赋权仍然是一段艰难而漫长的征程。

无论如何，《十一个小红帽》里的种种易装行为都证明了表象与扮演过程的虚假性，揭示了“恒久不变的身份这个幻想结果其实是一种脆弱的政治建构”⑥。年轻女孩识破易装并勇敢地打破游戏规则意味着自我赋权，而人类自幼年起就接受的性别规训被打破的可能性亦有希望在这种戏仿式的重复中被人们逐渐认识并接受。

二

“凝视”是由福柯提出的解构主义中的重要概念，他以全景敞视建筑中的瞭望塔对囚犯形成的立体式“监视”效应为喻，揭示出在现代规训体系中征服机制的运作。“充分的光线和监督者的注视比黑暗更能有效地捕捉囚禁者。”⑦“可见性就是一个捕捉器。”⑧学者们曾将传统文本中的野狼对小红帽的注视阐释为一种色情的凝视，这正是一种男性眼光对单身的年轻女孩的捕捉。通过野狼的视角，小红帽成为男性欲望的客体。

在《十一个小红帽》的第二个故事中，小红帽去祖母家的路上由于野狼生病而代替前去的各种动物都躲藏在树木背后窥视小红帽。这一眼光无论是哪种动物发出的都无关紧要，只要它在那里，以男权之目监视小红帽的行为，某种制约机制就别无二致地存在，这也正是“凝视”的秘密——权力不再体现在某个人身上，而是通过运行机制得以保障。这种情况下只要此静默不被打破，是不是野狼作为权力的执行人就无所谓。在林世仁的文本中，小红帽反转权力的秘诀就在于女性打破沉默，实现了对“声音”的掌控。

解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在颠覆既有权力结构、建立主体性的过程中，掌握语言的主动权或者话语的优势地位往往是必经之路。只有说话、发声，主体的独立性得以彰显，个体才可以算是真正被“赋形”。因而，“与女性主义主人公的主体性紧密相连的是其声音问题”⑨。在文本中，大象本身的局限导致凝视系统先天的缺陷，小红帽识破了那双“隐身”眼睛的真相，当她说出“大象先生”四个字时，“凝视”彻底被打破，甚至形成了一种反向凝视的紧张气氛，这时，小红帽便掌握了主动权。她获得了某种“力量”，甚至跳上大象的背命令它去采花；对啄木鸟，小红帽采取主动的诱敌之计——她似乎成了智慧的先知，一语道破啄木鸟的计划，被反问的啄木鸟无法回答小红帽，于是失去了主动权；当祖母被野狼吞入腹中后，小红帽联合各种同病相怜的动物欺骗野狼说它们是森林女神，而使野狼相信这一谎言的关键在于“弱势同盟”接连道出野狼自己才知道的“吃了哪些东西”的秘密，这些弱势个体通过一名成年女性的智慧，合力对野狼形成了一个“语言—凝视”包围圈。而“秘密”，作为“无限地接近心中真实的自我”⑩的维护个体独立与特殊性的重要心灵领地，一旦被窥破，对个体的打击将是重大的，野狼亦因此缴械投降。

另外，在我们熟悉的小蓝帽的故事结束后，第一叙述层里的“小朋友”曾敏锐地指出“你给小红帽取了新名字”——“称谓”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行为，是一种赋权。齐泽克曾将“称谓”的这一职能定义为“称谓的意识形态维度”⑪，“命名”这一语言行为由于常常暗示了所有权，故而总与主体性相关，有“命名”欲望的人物总是比没有这一欲望、接受命名的人物更能掌握其自身主体性。而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新名字是再生仪式的一部分，“被认为具有巫术的特殊力量，是人身的组成部分”⑫，标志着“确定存在的开端”⑬。女性主义文本总是将颠覆原有秩序赋予人物的名字、使人物主动掌握命名权作为一种策略，通过人物对这一语言行为的重视实现其对主体的把握。在我们的新文本中，先是小红帽不以为然地说小朋友不认识小红帽没关系，“可以叫我‘小蓝帽’啊”，最后妈妈又为小红帽如果改名叫“彩虹帽”小朋友会不会认识她而伤脑筋，凡此种种都充分体现了文本作者对“命名”赋权效果的敏感性。

从整个作品来看，第八个故事是较有特殊意味的。第一叙述层的叙述者因为想到野狼吃人可能根本就是误传而创作了这个故事——野狼原来并不想吃小红帽，祖孙二人与之一番交流后开始悉心照顾重感冒的野狼，并与之成为好友，而猎人反倒是抢走小红帽和祖母食物的坏人。原本野狼吞食小红帽之前二人经典的问答，这次发生在野狼和猎人身上，最后狼替祖孙报了仇。结尾处，叙述者还通过野狼揭开了一个更大的秘密，原来小红帽不是小红帽，她和祖母都是红绿色盲，这个“误称”被代代相传瞒过读者而存在。但作者却通过野狼告诉人们：“只要不把好人看成坏人，只是弄错一顶帽子的颜色又有什么关系呢？”⑭这个故事较为明显地关注了话语的力量，野狼之所以被认为是危险的，是因为一代代的口口相传。作者在这里对话语运作背后的力量提出了怀疑：是谁编造了这样的“既定事实”并保证了这一谎言的延续？答案是显见的。而祖孙与野狼的互动模式以及最后野狼的观点则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发展、修正后的“语言/话语”观：“我不在那个结构我的语言之外，但我也不全是由那使这个‘我’成为可能的语言所决定的。”⑮被规训体系分隔囚禁的弱势个体应当努力借由积极沟通打破分隔误解、揭示真相，使自己能够冲破强权话语的桎梏，避免它对自己产生消极的形塑。

三

《十一个小红帽》除了在文本内部运用了多种技巧以颠覆性别陈规之外，在整个故事的框架结构上也匠心独具。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采用了元叙事方式：“我”去看老房子，遇见了一个充满奇思妙想的孩子，在小朋友的要求下，“我”一连讲了十天故事，这是十个“既一样又不一样”的故事。这个框架似乎脱胎于《一千零一夜》，然而又有别于后者单纯的双层结构。在每个故事的开头或结尾，总会有对下一个故事之所以成型的启发和对上一个故事意义与技法的讨论并提出新的可能性。虽然比不上成人文学中更成熟纯粹的元小说写作，但却是与受众主体——儿童的心理非常吻合的恰到好处的技法运用。这些外层的评论与叙述作为一种“元语言”，它们“一方面解构原来的叙事文本，一方面又在新的层次上构建小说的文本”⑯。如上文所提到的，正是小朋友指出了作者对小红帽的有意“改名”，是小朋友的追问“逼”出了作者即席编就的“蓝苹果的故事”，是因为错把长着长发的售货员认成女生所以有了大野狼错认男孩小红帽的故事，是因为接到了一个突然打错的电话所以有了小红帽走错童话的故事，而为什么“A”一定要叫作“A”的问题引出了小红帽为什么是小红帽的故事……

文本中有几次错位的叙述是值得特别聚焦的。在“走错童话的小红帽”（第四个故事）中，第二叙述层的人物被安排走进了“另一个故事”里，故事最后看似归位，但实际上白雪公主的苹果给了小红帽，这只苹果又毒死了大野狼，使得两个故事都发生了改变，造成一种光怪陆离的效果。从内容层面看，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白雪公主还会死吗？被王子拯救的故事还会发生吗？在父权文本中继母毒杀继女的苹果，最后却被小红帽的“走错”故事和白雪的友好赠送转换成公主不再需要人拯救的可能以及大野狼的毁灭。而有意思的是，文本中的女孩充满探索新可能的欲望，而男性形象却集体固守原有的故事系统——青蛙因为小红帽的吻变成平民，生气地去找女巫把它变回青蛙，好去等待一位公主；小矮人不让白雪出门，坚持要小红帽去找祖母，大野狼因为等不到小红帽而被动选择先完成另一个吃掉三只小猪的任务。这样的设计不能不说是对固守性别规训行为的一种有效反讽。

在第十个故事即第二叙述层的最后一个故事中，由于故事人物感到总是在乡下树林里不好玩而发出离开这里的强烈要求，“于是喽，为了能让故事继续讲下去，祖母只好搬到都市里”⑰。人物对叙述者的权威形成了挑战，甚至是对文本架构本身产生了影响。都市里和森林里一样有狼的事实再次教育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小红帽的妹妹，并且新女主人公已经在先辈女性的故事中习得了关于“野狼”的知识，懂得运用智慧和现代通讯媒介自卫；而对付狼的方式变成了麻醉枪这一现代科技成果，猎人的儿子——新一代“猎人”以动物园园长的身份出现，他不再将狼打死，而是将它关到动物园（虽然这种方式是否妥当令人存疑，希望动物园只是喻指合法监禁）。这个故事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拓展了“小红帽”故事的意义，告诉我们“性别麻烦”是大社会的网络下难以规避、尚未解决的普遍性问题。而第一叙述层的“我”表示想给大野狼也写个儿子，以便能将小红帽的故事永远讲下去——也许“小红帽”故事中包含的主题（包括非常重要的性别权力之争）就是人类需要长期面对的难题，也是文学需要永恒面对的问题。

与此同时，在第一层叙事者离开老房子多年后重新回去寻找“小朋友”时，却发现小村就和第十个故事的背景转换一样不可避免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由于现代化的需要，它即将被改造成大楼，而“我”在空虚失落中意识到那个小朋友会不会就是每次给我灵感的“电脑巨人”。这像是在给读者暗示——“小朋友”或许只是作者不曾失去、始终珍惜的童心，是鲜活在作者心底的那个小男孩，那个童年的自己。以上种种印证了吴其南《童话的诗学》中的观点——选择运用元叙事的作者总是“多了一份自我意识，多了一份梦外说梦的清醒，也多了一份从虚构之外寻找艺术感染力的叙述自信”⑱。虚幻的时空和现实的时空交相辉映，息息相通的还包含那些失落和匮乏。

不过，到此为止也只有十个小红帽，而林世仁关于叙事结构的实验延续到它的第十一个故事中。作者将格林兄弟与“我”安排进了同一栋房子的上下层，人物直接向最高叙述层的叙述者提出抗议，反对古往今来的作家们随意改写它们的故事。“讲故事”作为一种制造话语的权力行为，遭遇了被代言人（“表演者”）的革命，所有的人物都不满意被操控被代言的现状，无不要求改变运行了千百年的命运轨迹。他们甚至不愿意回到森林，而要求格林兄弟把它们藏到作家们找不到的地方去。这无疑是对制造话语者最强有力、最彻底的颠覆。林世仁在结局处安排了笔下人物对自己的反叛，应该说不仅是出于实验写作的需要，这背后包含的是为文本创造批判反思内核的才情和魄力。这种开放性的叙述文本也是女性主义文本用以颠覆传统性别权力结构常见且有效的实践。而当读者也因此意识到文本只是一种话语形式时，这就意味着“我们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世界，意味着我们获得了一种自我意识”⑲。元叙事与跨层叙述作为精英作家尤为痴迷的一种文本游戏借由读者的超越更显其价值。

在作品的最后，被沙子迷了眼流下泪水的“我”仿佛看见两只蜜蜂带领蜂群绕过楼房向花园飞去，最后一只蜜蜂头上还反射着一顶小小的红帽。这个结尾令人伤感又不失希望，无论如何，作者通过其精心的叙事架构和丰富的文本修辞，实现了一场性别权力陈套解构与颠覆的狂欢，并在凝望中追寻——“我”含泪送别的也许是一段关于童年的梦，也许是那些沉重的历史书写背后不得以自由声音言说自我的“被言说者们”终将放飞的希望。

①〔美〕凯瑟琳·奥兰丝汀：《百变小红帽——一则童话中的性、道德及演变》，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7页。

②本文中“易装”包含跨性别异装，指代一切“换装”行为。

③〔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④〔美〕米尔恰·伊利亚德 ：《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

⑤⑥⑮〔美〕朱迪斯·巴特勒：《性别麻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80—181页，第185页，第18页。

⑦⑧〔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225页。

⑨〔美〕罗伯塔·塞林格·特瑞兹：《唤醒睡美人：儿童小说中的女性主义声音》，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年版，第7页。

⑩〔加拿大〕马克斯·范梅南，巴斯·莱维林：《儿童的秘密——秘密、隐私和自我的重新认识》，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⑪〔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Verso1989年版，第87—102页。

⑫〔苏联〕伊·谢·科恩：《自我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64页。

⑬〔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39页。

⑭⑰林世仁：《十一个小红帽》，台湾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第114页，第126页。

⑯⑱⑲吴其南：《童话的诗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第246页，第247页。

作 者： 王帅乃，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乔以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编 辑：张勇耀 mzxszy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