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背景下女性个体的光芒
——重读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山西　刘媛媛

战争背景下女性个体的光芒
——重读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

山西刘媛媛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一篇战争大背景下比较特殊的作品，其特殊性就在于作者独特的视角和立意。小说没有单层面歌颂英雄或者批判侵略者，而是在这样一个宏大背景下看到个体的微小生存。作者实际上提出了极为严峻的人生问题：生与死的问题——在民族大义与个人生命中如何抉择；生的价值问题——在意识形态下对个体价值的判定。文章从人性的真实出发，表现了战争环境下一个普通女子不平凡的经历。既有对生命意义的全新思考，也有对女性命运的考量。

丁玲 《我在霞村的时候》 民族大义 个人生命

现当代作家中，没有一个作家像丁玲那样命途多舛历经风雨，因此有人说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活化石。造成她如此丰富多彩人生的几个关键词是：作家，革命者，女人。王蒙说：“丁玲与其他文艺界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她争的是金牌而不是满足于给金牌得主发奖或进行鼓励作总结发言。”①她的秘书张凤珠则说：“她自己一些优越的条件和荣誉，是和共产党联系在一起。比如，她不大瞧得起和她同时代的一些作家，她可以自傲于他们的就是她参加了革命，而那些人没有她这种经历。”②而作为女人，她的婚恋经历即便放到当下，依然是前卫的。这三种身份造就了丁玲的与众不同。从文学角度看，基于个性之上的“自由”“审美”与基于集体之上的“革命”“功利”之间的摇摆矛盾，在丁玲的创作中始终如影相随，而其中又贯穿着丁玲作为一个女性，与同时代作家迥然不同的生命体验与观察视角，这使她的作品呈现出丰富复杂的意蕴。成名之初，受“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丁玲的作品展现出十分超前的女性意识，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等作品，展示了她作为女性的大胆叛逆，作品中表现出清醒的女性意识，让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文学创作。1936年丁玲到了延安，尽管之前她已经加入“左联”，但直到延安整风运动之前，她的创作依然更多地散发着一名知识女性自由独立的个性光芒。尤其是《我在霞村的时候》（以下简称《霞村》），可以看作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延续，展现出了对人性的洞悉、对个体命运的悲悯以及进步开放的女性观，今天读来依旧令人心潮起伏。

犹记得初读《霞村》带给我的震撼，羞愧自己孤陋寡闻的同时，更诧异为何这样一篇优秀作品竟然没有引起更多关注。其实也不尽然，自从这篇小说发表后，对它的评论解读一直在延续，并产生了较大争议。小说发表之初冯雪峰评价道：“作者所探究的一个‘灵魂’……在非常的革命的展开和非常事件的遭遇下，这在落后的穷乡僻壤中的小女子的灵魂，却展开出了她的丰富和有光芒的伟大。”③这是早期对丁玲这篇小说最直接的评价。他说：“贞贞自然还只在向远大发展的开始中，但她过去和现在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她的新的巨大的成长也是可以确定的，作者也以她的把握力使我们这样相信贞贞和革命。”冯雪峰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也是中肯的，抓住了人物的精髓。1957年“反右”时期对《霞村》从政治革命视角的理解渐渐走向极端化。陆耀东在谈及贞贞的时候这样说：“她却一点也不反抗，屈辱地跟着日本人跑，让日本强盗任意侮辱……顺从地与日本人一块儿生活，像日本法西斯的军营里的妓女一样。”④周扬也撰文评价道：“这篇小说把一个被日本侵略者抢去作随营娼妓的女子，当作女神一般地加以美化……丁玲是带着极大的同情描写了这个应当否定的形象的……说明她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后来不但没有改好，反而发展到和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尖锐对立的地步。”⑤陆耀东的评论散发着浓厚的封建陈腐气味，简直和小说中的杂货铺老板如出一辙，其实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周扬的评论则明显超出了文学评论范畴，上升到对作者的人身攻击。由此可见，不同意识形态下对作品的解读完全两样。进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后，随着思想的解放，对《霞村》的解读也趋于多样化。笔者始终坚持认为贞贞绝对是现代文学长廊中最独特、最有光彩的女性形象之一：一个镌刻了国仇家恨，被摧残、被侮辱的形象，一个散发着人性光辉、非凡美丽的形象，一个不屈服于命运，敢于蔑视抗争的勇敢者形象。

《霞村》是一篇战争大背景下比较特殊的作品，特殊这处就在于作者独特的视角和立意。小说没有单层面歌颂英雄或者批判侵略者，而是在这样一个宏大背景下看到个体的微小存在。作者实际上提出了极为严峻的人生问题：生与死的问题——在民族大义与个人生命中如何抉择；生的价值问题——在意识形态下个体价值的判定。小说给人物设置了两个命运选择：一是贞贞被掳后如何选择，一是她之后生存道路的走向抉择。在战争大背景下，个人命运如同草芥，随时随地会有不测。贞贞首先是战争的受害者，她为逃婚反而落入魔掌，这时候她面临生死抉择。按照中国传统观念，女子的贞洁比性命还重，当女性遭遇强暴，应该以死抗争。更为特殊的是，贞贞是被异族敌人掳去，她承受的耻辱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了，而是在国家民族背景，意识形态层面上也要求贞贞用生命换取民族节操。正如陆耀东诘问的那样，她为什么“却一点也不反抗，屈辱地跟着日本人跑，让日本强盗任意侮辱”。小说没有写贞贞被俘后的情形和心理过程，但我们可以想象，当一个弱女子突然遇到巨大灾难，她的应激反应是什么。“人大约总是这样，哪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肢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我说人还是得找活路，除非万不得已。”可见是求生的本能，让贞贞没有在那一刻做出所谓气节大义的形而上选择。这也很符合人物身份，她毕竟只是一个乡野女子，但是从她敢于逃婚这个细节，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有主见有勇气的女子。也因此，在那样的情形下她艰难地生存下来，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态。“苦么……现在也说不清，有些事当时难受，于今想来也没有什么；有些事当时倒也马马虎虎过去了，回想起来却实在伤心呢。一年多，日子也就过去了。”在生与死的抉择上，贞贞选择了生，这是人的本能，是人对死亡的恐惧，对生命的眷恋，是一种正常自然的选择，毕竟生命对于个体来说只有一次。而且，作者并没有刻意美化抬高贞贞，在求生的瞬间，贞贞只想活下来，“难道死了不成？”这是最朴素也是最真实的人物心理，更能显示出人物的真实性。如果丁玲把人物设置成有些评论者说的那样，活下来是为了给抗日队伍传递情报云云，给人物套上高尚的光环，那么不仅失去了艺术的真实，也大大减弱了人物的光彩。当生存问题解决后，贞贞又该何去何从？她利用自己的身份便利为我军传递情报，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贞贞这样做并没有受到什么人的影响，是出于自觉自愿；她也没有想以此洗刷自己，但从意识形态上看她被侮辱的经历具有了崇高和牺牲的意义。

她的生命价值由此得到肯定，这也是作者创作这个人物的基点。那么，贞贞到底是一个失节不贞的女子，还是一个舍生取义的英雄？我们回到前面提出的那两个问题：假如贞贞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被蹂躏的女子，她有没有生的权利？她应该被唾弃还是被同情？当她有机会挣脱魔掌，她有没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仔细阅读小说原文，我们可以发现丁玲取材的原因是基于抗战大背景下贞贞的英勇行为，但是对人物的由衷赞颂，却仍然是站在女性主义立场。她要肯定的是女性对自身命运的掌控，对自身幸福、命运的驾驭，这不仅符合丁玲一贯的创作思想，更表现出丁玲非凡的人生价值观。

从陆耀东的评论不难看出，在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下，任何有损民族大义的行为都应该被唾弃，国家意志、民族利益高于个体生命。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接受并毫不怀疑这样的价值观，所以丁玲的这部作品才一直饱受争议。在这样的集体认同下，个人的生命微不足道，生命的价值判定也必须围绕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因此，对贞贞来说，她最好的选择是奋起反抗，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样她就是真正的英雄，被人赞美景仰。这篇小说的争议点就在于：贞贞没有选择死，她选择了生，在国家意志看来，这是一种苟且懦弱，是耻辱；但是她又用生为国家意志再次服务，将自己和评价体系置于一个两难境地。我们不禁要问：在强大的国家意志下，个体生命到底有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⑥国家与个人似乎成为一个悖论：国家由个人组成，而国家机器又处处规制着个人。马克思说得更透彻：“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⑦个体生命永远不可能超脱于强大的国家意识形态，有形的和无形的束缚要求个体服从于集体意志。贞贞的第一次选择触犯了集体意志，第二次选择为她获得了救赎的机会，但她依然被视为异类。丁玲的伟大之处在于，她热情地肯定了贞贞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宝贵，对她的生命态度给予高度的肯定。她对贞贞饱含赞美，被众人流言传说中得了可怕脏病的贞贞，在她笔下却是一个面色红润充满活力的美丽女子。她没有把贞贞写成一个舍生取义的英雄，没有为她加上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的光环。贞贞无论是不幸沦为军妓，还是秘密传递情报，都是那样的自然而然，仿佛这一切和正常生活无二。贞贞最可贵之处不仅是对于敌人施加苦难的承受，还在于她对亲人熟人不理解的承担，以及对于乡亲们的误解议论和歧视，她坦然以对；对恋人的婚娶承诺她表示拒绝，“贞贞早已经做出不要任何人对她的可怜，也不可怜任何人”。

“恨他（指夏大宝），我也说不上，我总觉得我已经是一个有病的人了，我的确被很多鬼子糟蹋过，到底是多少，我也记不清了，总之，是一个不干净的人。既然已经有了缺憾，就不想再有福气，我觉得活在不认识的人面前，忙忙碌碌的，比活在家里，比活在有亲人的地方好些。这次他们既然答应送我到××去治病，那我就想留在那里学习，听说那里是大地方，学校多，什么人都可以学习的。大家扯在一堆并不会怎样好，那就还是分开，各奔各的前程。我这样打算是为了我自己，也为了旁人，所以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对不住人的地方，也没有什么快乐的地方。别人说我年轻，见识短，脾气别扭，我也不辩，有些事也并不必要让别人知道。”这段话与其是贞贞的剖白，不如说也是作者的想法，宣示一个具备独立思想的女性对待外界的态度，显示出女性的尊严和无所畏惧的勇气。“我喜欢那种有热情的，有血肉的，有快乐，有忧愁，却又是明朗的性格的人，而她就正是这样”，作者毫不隐晦地宣告自己的立场，热情洋溢地表达对这样一个热爱生命，敢于承受生命中种种不幸的女子的赞颂。

由此看来，丁玲的这篇作品是从人性的真实出发，表现战争环境下一个普通女子不平凡的经历。这其中既有对生命意义的全新思考，也有对女性命运的考量。作者没有拔高人物，也没有做虚伪的赞美，因之其人物形象今天读来依旧打动人心。贞贞的命运让人唏嘘，她的人生姿态则令人深思；而更值得我们思考的还有丁玲作为一个作家的勇气。

①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读书》1997年第2期。

②秦林芳：《丁玲，总有禅机参不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③⑤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90页，第415页。

④陆耀东：《评〈我在霞村的时候〉》，《文艺报》1957年第38期。

⑥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2月第3版，第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作 者： 刘媛媛，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教授、科研处处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女性文学研究见长。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文学评论集《她视界：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探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