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的鲁迅，真实的传记
——我如何写《搏击暗夜——鲁迅传》（下）

北京　陈漱渝

百家茶座

本色的鲁迅，真实的传记
——我如何写《搏击暗夜——鲁迅传》（下）

北京陈漱渝

本文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认为为鲁迅立传需处理好五方面的关系：一，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的关系；二，鲁迅跟他同时代人的关系；三，历次论争中鲁迅与其论敌的关系；四，历史性与当代性的关系；五，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

鲁迅 传记 “知人论世”

如何处理历次论争中鲁迅和他的论敌的关系，更是撰写鲁迅传过程中的一大难点。文化人有不同的文化性格，有的人性格峻急，是非分明，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遇到错误观点就予以批驳，行文不留情面，直到对方偃旗息鼓方肯罢休。另外一种类型的文化人性格平和，温文尔雅，习惯于正面陈述自己的看法，而回避跟他人的观点交锋。一百零五岁的文化老人杨绛女士曾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诗作写下了自己的心语：“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认为对于不同的文化个性都应该尊重，不能以此判定他们人生境界的高下。

有人认为在传记中插入文坛论争，容易使行文枯燥，不如用其他故事性强的情节取代。我没有接受这种建议。鲁迅说：“文学的修养，绝不能使人变为木石，所以文人还是人，既然还是人，他心里就仍然有是非，有爱憎；但又因为是文人，他的是非就愈分明，爱憎也愈热烈。”（《再论“文人相轻”》）。在我看来，鲁迅的文章，都是是非分明、爱憎分明的血性文章，他的这种文化个性在论争文章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果抽掉了论争文章，鲁迅文化宝库中就会流失很多璀璨的明珠，就会从根本上失去一个作为文坛斗士的本色鲁迅。

“两个口号”指周扬率先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和鲁迅、冯雪峰、胡风等为纠正“国防文学”口号的偏颇而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国防文学”口号是1935年秋提出的，我原以为最先写文章的是周立波，而1967年在编辑《鲁迅研究资料》的过程中才发现最早写文章的是周扬，他当时使用的笔名叫“企”，因为周扬名“起应”，“起”跟 “企”同音同调。因为文章短，周扬本人也搞忘了，我发现后复印了一份请他验证，才唤起了他的记忆。

“国防文学”口号提出的背景，是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提出要在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起草了一份宣言，简称“八一宣言”，以中共中央名义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政治主张，标志着中共的国内政策由反蒋抗日逐步转变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直到1937年以后的“拥蒋抗日”。以周扬为首的上海文化界地下党组织看到相关文件，就自发地提出了“国防文学”主张，作为文化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共政策的及时调整，自然激活了人们的思想，产生了不同意见，引起了激烈争论。正如毛泽东1938年在延安对徐懋庸讲的那样：“这个论争，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就要发生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其实何尝只有你们在争论呢？我们在延安，也争论得激烈。不过你们是动笔的，一争争到报纸上去，就弄得通国皆知。我们是躲在山沟里面争论，所以外面不知道罢了。”毛泽东当年这番话是实事求是的，不过后来把“两个口号”之争视为路线之争，翻云覆雨，把相关人往死里整，实在是太惨酷了。比如1957年据此把冯雪峰这个长征干部打成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期间，又给周扬等“四条汉子”及其追随者都扣上了执行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田汉被迫害致死，夏衍被打断了腿。

其实当时王明还没有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起草的“八一宣言”是正确的。毛泽东在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被重新取用，成为周恩来的主要军事助手；毛泽东在组织上被正式确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应该是1942年延安整风之后的事情，在1935年秋和1936年根本不存在什么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也不存在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今天看来，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所以在文学界获得了广泛赞同，虽然他们把写国防题材的作品作为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入场券是片面的，容易导致关门主义；虽然某些国防文学的代表作也有倾向性的问题，比如夏衍的剧本《赛金花》，把一个“夜事夷寝”的妓女写成了救北京居民于水火的“九天护国娘娘”，说她“替中国尽了很大的责任”，受到了鲁迅的冷嘲，但无论如何都不是路线问题。周扬当年二十八岁，夏衍当年三十六岁，都很年轻。年轻人犯错误，上帝也会原谅。

鲁迅当年被夏衍戏称为“老头子”，但也只有五十六岁，比现在的我小二十岁，在今天还可能被视为中年人。鲁迅1927年在广州见过国民党在清党过程中如何杀人，“血的游戏”曾经吓得他目瞪口呆。他担心有些“左联”成员会忘记仇恨，想借统一战线之名到新政权里去混个一官半职，从此由地下转到地上，思想上一时转不过弯。周扬等人一贯以党的领导自居，跟左联的党外人士缺少沟通，做出重大决策之前也不跟鲁迅商量。夏衍直到晚年仍然说鲁迅毕竟不是党员，言外之意，就是凡党员都要比党外人士高明。鲁迅名义上被捧为左翼文坛盟主，实际上得不到应有尊重，所以心情感到愤懑：愤就是愤怒，懑就是烦闷、压抑。这种心情跟他的病体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身体不好容易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更加剧了鲁迅的病情。我在鲁迅的传记中客观介绍了两个口号论争过程中双方的不同观点，以及不同人对同一件事的不同回忆，供本书的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在介绍“两个口号”论证的过程中我有一个感触，就是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说的，“宗派主义是一种罪恶”，实在是至理名言。试想，当年左翼文坛内部如果没有宗派主义，不存在所谓“鲁迅派”和“周扬派”的对立，怎么会使一场正常的论争发展成为一场恶斗？

中国文坛的宗派主义绝迹没有？我对当代文学的状况十分隔膜，没有发言权，但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文艺界在拨乱反正过程中，这种宗派情绪仍然存在。当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设有一个鲁迅研究室，所长是陈荒煤，鲁迅博物馆也有一个鲁迅研究室，馆长是李何林。这两个单位被称之为“西鲁”和“东鲁”：西鲁维护鲁迅、冯雪峰，东鲁维护周扬，在重新评价“两个口号”论争时仍然搞得剑拔弩张。今天回想起来，深感自己当时肤浅幼稚。

在介绍鲁迅参与的其他论争时，我的行文也是力求客观，实事求是。如介绍以章士钊为代表的“甲寅派”时，我否定了1925年之后主张“尊孔读经”的《甲寅》，同时肯定了在反对袁世凯复辟时期虎虎有生气的《甲寅》。在介绍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时，我也肯定了陈西滢的两重性。在介绍鲁迅跟“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论争时，我肯定了“自由人”胡秋当年的进步倾向和晚年推动两岸和平统一的历史贡献。这些都是历史事实，作为一部史传理应如实再现。

一本史传自然应该让读者读起来有一种历史感，但历史是往昔的存在，而对历史的书写则是在当下，因此又必然带有当下的“在场感”。我在撰写这部鲁迅传时，不仅没有回避当下现实提出的问题，而且积极予以回应。近些年来，围绕鲁迅有一些极不靠谱的说法，比如说鲁迅缺失母爱，主要论据就是鲁迅笔下的长妈妈、衍太太等都形象鲜明，但他却很少回忆自己的母亲。这位论者忘记了回忆文章的对象多为逝者，而鲁迅的母亲是在鲁迅去世之后七年才离开人世的；又说鲁迅《琐记》中那位唆使他偷家里东西的衍太太兼具了母亲和情人的角色，因为十六岁的鲁迅常去找她聊天，但他忘记了这个人物的原型是鲁迅的一位叔祖母，而鲁迅同时还去找她的男人聊天。在鲁迅笔下，衍太太是一位流言家。十八岁的鲁迅之所以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生活，是因为他已看透了衍太太之流的嘴脸和心肝。

同学们团团围住安吉，好奇地传阅着明信片。突然一个穿着樱桃图案毛衣的女孩从靠窗的一排课桌朝他走来：“你也喜欢动物？”她叫苏樱。

近些年来对鲁迅攻击最全面、最恶毒的人叫孙乃修。此人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职，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靠教中国文学及鲁迅专题课为生。2014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部鲁迅传，书名叫《思想的毁灭》。全书基本上没有学术气息，充斥的全是恶毒的咒骂，诬蔑鲁迅有钱，有闲，纵酒，召妓……扬言要把鲁迅这尊“用谎言垒砌的巨像”推倒，把鲁迅“阴暗偏狭的灵魂”撕开。然而支撑他全部著作的几乎都是谎言，所以在攻击鲁迅的过程中反倒暴露了攻击者自己阴暗偏狭的灵魂。

孙乃修的书中有一章，题为《对日军罪行保持缄默与亲日立场》，说鲁迅与日本人内山完造有着难见阳光的关系，即超乎友谊和商业性质之上的秘密政治关系；说白了，就是认为内山完造是日本政府的间谍，而鲁迅是这个间谍卵翼庇护下的臣民。孙乃修还曲解鲁迅致日本友人的书信，以证明鲁迅不仅不抗日，反而媚日。孙乃修的这种说法在某些人群中有一定影响而且颇具代表性。比如有人就在网上发帖子，说什么“鲁迅承认内山完造是日本间谍”，不仅责问鲁迅为什么不宣传抗日，而且责问鲁迅为什么不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

针对这些歪理邪说，我特意在鲁迅传中增补了两节：一节题为《一位被视为“间谍”的日本朋友》，全面介绍了内山完造的生平及其与鲁迅的真实关系。事实上，内山完造不仅被国民政府迫害遣返，而且因客观介绍中国情况和掩护中国进步人士两次被日本特务和警视厅拘押审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驻日机构曾对内山完造的情况进行过调查，并没有发现他在政治上有什么疑点。相反，内山完造是日中友好协会的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1959年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之邀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但不幸因脑溢血病逝于北京。他跟夫人美喜子的骨灰合葬于上海万国公墓，即今宋庆龄陵园，真正做到了“生为中华友，死葬中华土”。

另一节题为《一个天方夜谭的话题》，援引鲁迅近三十篇杂文，证明鲁迅既宣传团结御侮，反对国民党当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又宣传切实抗日，反对在国难的时期营私利己，将神圣的抗日战争游戏化。至于责备鲁迅没有直接批判蒋介石，更是一种哗众取宠的说法，既跟事实有出入，又完全不顾鲁迅身处的险恶环境。1931年，上海《中学生》杂志曾采访鲁迅，问题是：“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讲怎样的话，作努力的方针？”鲁迅的回答是：“请先生也许我回问你一句，就是：我们现在有言论的自由么？假如先生说‘不’，那么我知道一定也不会怪我不作声的。”

我写上述为鲁迅辩诬的文字，有些好心的朋友觉得没有必要。他们认为这些贬损鲁迅的观点过于肤浅，认真反驳反而扩大了他们的影响，我也会由此自掉身价。我其实毫不在乎自己的“身价”。只记得《韩非子》一书中有一个故事：有人对魏王说，邯郸城里出现了一只老虎，魏王不信。又有第二个人说城里有虎，魏王仍表示不信。然而第三个人也说城里有虎，魏王就信了。其实当时邯郸城内确实没有老虎，只是传谣的人多了，就增强了谣言的蛊惑力。中国人有传谣信谣的毛病。鲁迅写过一篇《太平歌诀》，讽刺南京市民信谣传谣；还写过一篇《谣言世家》，说谣言可以杀人，也可因谣言被杀，可见写点辟谣文章也许多少能正一些视听。

在撰写鲁迅传的过程中我还碰到了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如何处理好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真实性是传记写作的基本追求，离开了真实性，史传即丧失了生命；而文学创作的特点是虚构，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两者之间其实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假中见真”是文学作品的特色。比如脍炙人口的《西游记》，只有唐僧这个人物有历史原型。像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白骨精、太上老君、王母娘娘则通通是虚构的，但假得有趣，没有一个读者或观众会去较真，质问吴承恩，石头里面怎么会蹦出一个神通广大的猴子啊？更何况这部作品充满了信仰追求、宗教哲理、人生智慧和精神魅力，更加为读者和观众喜爱。所以文学创作“假中见真”不足为奇。然而，号称真实的史传中如果出现了失实之处，那就叫“真中见假”，会因此失去读者对这部作品的基本信任，所以这种错误叫硬伤。一个人伤痕累累会危及生命，一本传记硬伤随处可见则必然会被时光淘汰。

在《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大型图书的“出版说明”中，丛书编委会是这样要求作者的：“必须在尊重史实基础上进行文学艺术创作，力求生动传神，追求本质的真实，塑造出饱满的人物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和可读性。”我估计，有些为古代人物立传的作者是按照这种精神写作的，因为他们可以依据的史料相对较少。而我的写作原则与此不同：我这本鲁迅传可以说是无一字无来历，丝毫没有刻意创作的成分，不仅追求本质的真实，而且注重细节的真实。简单地讲，就是完全排斥想象和虚构。如果缺乏史料依据，我宁可让文字枯燥一下，也绝不添油加醋，去追求什么故事性和可读性。

不过，为了这本传记能吸引读者眼球，我采用了三个补救措施：第一，尽可能从现存史料中撷取那些生动的细节；第二，竭尽绵力锤炼语言，使文字明白、晓畅、生动、传神；第三，讲究叙述方式，避免平铺直叙。

比如，关于鲁迅临终的状况，我是这样描写的。鲁迅临终前，在病榻旁照顾的是许广平和须藤医院的一名护士。鲁迅对许广平说：“时间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许广平说：“我不困。”两人深情对视，默默无语。当时鲁迅两腿冰凉，但上身不时出汗。许广平替鲁迅擦手，鲁迅紧紧握住了许广平的手。许广平怕鲁迅动情，装作不知道，轻轻把鲁迅的手放开，给他盖好被子。这时我用倒叙的手法回放了1925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定情的那个夜晚，是许广平首先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回报许广平以轻柔的回握，从此开始了他们相濡以沫的新生活，不知不觉有了十一个年头。鲁迅去世之后，许广平责怪自己没有紧握住鲁迅临终前的手，没有紧紧地拥抱住鲁迅，成了她难以治愈的伤痛。鲁迅和许广平这两次握手的细节是生动感人的，又是确凿可信的，因为这不是出于我的虚构，而是根据许广平的两篇回忆录：一篇叫《风子是我的爱》，另一篇叫《最后的一天》。

介绍鲁迅与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关系，原本容易写得学术化，让人读后感到枯涩，但我充分利用了很多真实的细节，就顿时将读者引入了历史现场。《新兴木刻园圃的拓荒者》一节是这样开头的：“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七日一早，有十三位美术青年来到了上海北四川路底长春路北的日语学校。他们并不是来补习日语，而是学习一门崭新的课程：木刻创作法。这十三名学员中有十人来自一八艺社，两名来自中华艺大，一名来自白鹅绘画研究所。当年热爱木刻艺术的青年大多‘左’倾，为避开当局的耳目，参加的人数不宜太多。九时整，身着白色夏布长衫的鲁迅走进一间教室——这件长衫的料子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馈赠的，鲁迅一般在庄重场合才穿。鲁迅身后紧随着一位身着白色西服的日本讲师。他拎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三套木刻刀和一只马楝（印制版画的圆形刷子），还有一些拓印木刻的日本纸。这位讲师叫内山嘉吉，鲁迅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弟弟，当年三十一岁，是日本东京成城学园小学部的美术老师，暑假因探亲到上海，正巧被临时抓差。”这一段描写，有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连鲁迅的长衫、内山嘉吉的西服都写得具体逼真，这就让读者有一种穿越时空、如临其境的感觉。这一节还援引了木刻青年曹白的《坐牢略记》，读者更可从中感受到了木刻提倡者的艰辛及当时社会的黑暗。

在文学作品形式诸要素中，第一要素是文学语言。因为完全排斥了虚构，哪怕是合理虚构，我只能主要靠锤炼语言来增强这部传记的文学性。比如描写鲁迅去世的一段文字：“鲁迅安详地躺在卧室的床上。他额头上的皱纹，是历史的大波留下的印痕；浓黑的双眉，好像勇士破敌的利剑。爱和恨的线条，交织在他刚毅的眼角。他面孔清癯，颧骨高耸，两颊下陷，黑发中夹着缕缕银丝，显示着他坚忍倔强的个性和鞠躬尽瘁的品德。床边，是鲁迅打腹稿时常坐的破旧藤躺椅。靠门的旧式红漆木桌上，整齐地堆放着参考书，以及未完成的文稿；两支‘金不换’毛笔挺立站在笔插里。鲁迅正是用这种价廉物美的土产毛笔，绵绵不断地写下了近千万字的译文和著作，好像春蚕在悄然无声地吐丝作茧，直到耗尽最后一点精力；好像耕牛紧拽着犁杖，在莽原上不知疲惫地耕耘……那衣橱中，依然挂着鲁迅最后出门时所穿的那件青紫色哔叽长袍，鲁迅生前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从不注意自己的衣着。直至最后一年，因身体瘦弱，不堪重压，才特意地做了一件丝绵的棕色湖绉长袍，不料这竟成了他临终穿在身上的寿衣……”

这一段文字，有描写，有比喻，有排比，从鲁迅的面容写到他的躺椅、毛笔、长袍，使人回想鲁迅辛勤笔耕的一生，从而走出悲哀的氛围，进而缅怀他光辉的业绩。

叙事策略是增强文学性的一个重要手段，因而在西方文论中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叙事学：有结构主义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社会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等等。据我理解，叙事就是用语言——尤其是书面语言来表现一系列事件，有真实的，有虚构的。中国传统小说更讲究叙事的起承转合，以达到引人入胜的目的。宋元话本中的开头部分叫作“入话”，讲一点跟正文相似或相反的故事作为引子，吸引人读下去或听下去。我这部鲁迅传没有虚构叙事，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客观叙事模式，但又尽可能避免平铺直叙。比如介绍鲁迅与瞿秋白的友谊，就没有直接从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写起，而是先写陈云到鲁迅家接瞿秋白夫妇转移的情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晚约十一时，当时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化名‘史平’，乘坐了一辆黄包车，穿过弯弯曲曲的小路，奔向北四川路的拉摩斯公寓，去接送在鲁迅家避难的瞿秋白夫妇转移。这是一幢坐南朝北的四层平顶大楼。黄包车先在一路电车的掉头处停下。陈云把头上的礼帽帽檐压低到眉毛以下，悄悄地巡视四周，发现没有可疑的人盯梢，才去轻轻地敲鲁迅的家门。开门的是许广平，她热情地把陈云迎进来。这时，早已做好准备的瞿秋白夫妇走下楼来。秋白夫人杨之华挽着一个小包袱，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服，以及几篇文稿和几本书。陈云纳闷地问：‘就这些行李吗？怎么连提箱也没有一只？’秋白爽朗地笑出声来，说：‘我一生的财产尽在于此。’”

陈云是党中央的负责同志，又是鲁迅与瞿秋白友谊的历史见证人。上述描写根据陈云以“史平”为笔名发表的一篇回忆文章，表现了瞿秋白一生的清贫洁白，也表现了鲁迅对瞿秋白的关怀备至。读完这段开头，读者就容易有兴趣了解鲁迅和瞿秋白友谊的始末。

以上讲了写作这本鲁迅传时我的一些学术追求，但追求并不等于现实。我清醒地看到，这本书必然还有很多缺点。有人把电影称之为遗憾的艺术，因为拍摄剪辑完毕，就没法在胶卷上修改了。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何尝不也是遗憾的艺术？只不过这本传刚印出来，还没广泛征求读者的意见，所以对这本书的缺点认识还不够深刻，只能先谈几点我的初步认识。第一，动笔前，缺乏对全书的总体把握。记得鲁迅写作的特点是静观默察，烂熟于心，凝神结想，一挥而就。也就是说，鲁迅行文习惯于先打好腹稿，而后一气呵成，写成后少有改动。但我写的是长篇文字，不是千字杂文。关于这本书的书名，申报时我填的是“叛逆的猛士”，这个词组出自《野草·淡淡的血痕中》，突出了鲁迅对旧社会、旧传统的决裂态度。这是鲁迅的性格核心，最后改成了“搏击暗夜”。原因之一，是这套丛书多取四字书名，在现已出版的五十本传中，书名用四个字的有四十三本。原因之二，我认为“搏击暗夜”的含义要比“叛逆的猛士”丰富。我所说的“暗夜”不仅指社会的黑暗面、传统的黑暗面，而且也包括了传主心灵的黑暗面。这些都是传主抗争的对象。不过，如果执笔之初就有这种立意，那在行文时就要尽可能突出“暗夜”与传主之间的紧张关系，既要充分写出“暗夜”的浓黑，又要让读者充分感受到传主的反抗性和搏击力。由于这本书动笔前构思不够成熟，写作又时断时续，所以缺乏一种黄河奔流一泻千里的气势。另一个不足，表现在对鲁迅作品进行文学层面的分析不够，比如周作人说，《阿Q正传》受到显克微支、夏目漱石的影响，鲁迅也承认这一点。但我在传中却未能涉及。这说明我研究外国文学的功力不够，生怕分析得牵强附会。第三个不足是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揭示不够深刻。现代传记必须以人为中心，而写人又要厘清其精神脉络。鲁迅的精神世界是多重思想元素交融渗透而形成的复合体。其中有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的消长起伏，也有绝望和希望、消极和积极、阴暗和光明、求索和彷徨、苦闷和乐观、退避和抗争的缠绕。正是这些对立而又统一的因素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启蒙者光华四射的生命体。倘加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加真实。然而有些鲁迅传记过度地渲染鲁迅的孤独、绝望和虚无，有意凸显他的精神危机与内心苦痛，而背离了鲁迅作为一个“绝望而反抗者”的主导方面。但是我没有准确把握和再现鲁迅精神世界的能力，生怕曲解了鲁迅，故回避了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描写。

不过，写鲁迅的精神世界，特别是揭示鲁迅“深层心理”动因，又确实不太容易把握分寸。比如，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有一天看到有一头猪在啃相思树的叶子，就冲上前来赶走这头猪。这件事被章衣萍写进他的一本随笔中。有人解释说，鲁迅之所以跟猪决斗，是因为他正在思念许广平，所以容不得有什么动物来祸害相思树。这样剖析鲁迅的心理动因虽然生动有趣，但你不是鲁迅，怎么知道鲁迅跟猪决斗时心里在想着的是许广平呢？心理分析的方法固然深刻，但首先要有可靠的心理分析依据。我缺少这方面的科学依据，这是我为自己辩解的一个理由。

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前一段时间在中国国家大剧院演出《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这两部历史剧，有一篇剧评题为《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让我产生了联想。一个研究者出书，给他带来了一定的荣誉，但同时也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正确面对随之而来的各种批评。更何况古语说得好：“画鬼容易画人难。”鲁迅在中国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专属他自己而且具有排他性的鲁迅，因此为鲁迅立传不可能受到众口一词的赞誉。我希望一部更好的鲁迅传记会出自中青年研究者的笔下，正如鲁迅所言：“诚望杰构于来哲也。”（《中国小说史略·题记》）

（本文根据作者2016年2月28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同名讲演整理）

作 者： 陈漱渝，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著有《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鲁迅史实新探》《许广平的一生》等，论文集《五四文坛鳞爪》《披沙简金集》，学术随笔《甘瓜苦蒂集》《倦眼矇眬集》等，主编《鲁迅论争集》等数十种。

编 辑：张玲玲 sdzll0803@163.com

太平天国（1850-1864）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一幕大剧，短短十余年，神州为之摇撼，众生为之沮抑。它是中国农民起义史的终点，却又逾越了农民起义的一贯特征，而结合着近代的各种因素。它的意识形态特别值得研究和认识，从中可以找到近代以来许多问题的根须。著名文史学者李洁非先生以此为题材，撰其新著《天国之痒》，我刊自本期起予以连载，敬飨读者。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