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批判与审美救赎
——中西“物化”论比较研究

湖南　孙婵

现代性批判与审美救赎
——中西“物化”论比较研究

湖南孙婵

“物化”一词作为中西共有的一个概念范畴，在中国主要指物我两忘、玄同彼我的境界与状态，在西方则指现代化情境中物对于人的束缚与统治。西方“物化”从批评的维度，为我们提供了认知自我处境与批判现代性弊端的武器；中国“物化”论则从建设的维度，为我们指出了一种逃离西方意义上的“物化”现象的道路。

“物化”论 中西比较 现代性批判 逃离

中西“物化”概念溯源与考辨

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中，“物化”是指主体在感觉和意识中与客体完全融合为一、无法分辨物我关系的至高境界。具体到艺术领域，“物化”常常指艺术家在进行审美体验和审美创造时物我两忘而将主体的灵性和对象的物性化而为一的极致之境。

在中国哲学中，对“物化”这一概念进行最早最清晰的表述，来自于庄子。《庄子·齐物论》中，庄子通过“庄周梦蝶”的寓言，明确提出了“物化”的命题：“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欤！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欤！胡蝶之梦为周欤！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①在《齐物论》中庄子还说过这样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②庄子的“物化”观，着眼于阐述人与自然、与客体世界的一种取消差别、相互融通的大化境界。徐复观先生曾说：“《庄子》一书，对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皆可用物化、物我的观念加以贯通。”③这种自然观、哲学观对其后的中国哲学、美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随着艺术创作的发展与审美精神的觉醒，庄子“万物与我为一”的“物化观”逐渐开始从朴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进入到审美关系的表述中。刘勰是第一个将庄子的哲学“物化”理论运用到艺术审美创造与鉴赏中的美学家。他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提出了“神与物游”的著名美学命题：“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在这里，刘勰相当深入地探索了艺术创造性想象过程两方面的关系，即艺术想象内部心理要素的关系和外在表现媒介之间的关系，但他所集中论述的却是“神与物游”，即在艺术创作中主要通过艺术想象而实现艺术的物化过程。

在刘勰的文论提出“神与物游”的“物化论”和谢赫的画论提出“气韵生动”的“物化论”以后，中国的诗论、词论、文论、画论等都有着丰富的关于“物化”的论述。例如苏轼在《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诗》中论画：“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明代诗人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论及历代文人诗作及作诗中的一些问题时指出：“作诗譬诸用兵，慎敌则胜。命题难易，不可率然下笔；至于浑化，无施不可。”清初文学家廖燕云：“虽然，秋，人所同也；物，亦人所同也。而诗则为一人所独独异，借彼物理，抒我心胸。即秋而物在，即物而我之性情俱在，然则物非物也。一我之性情，故一捻髭搦管，即能随物赋形，无不层态极妍，活现纸上。”（《李谦三十九秋诗题词》）上述论述，都体现出审美体验或创造中一种物我同一、玄同彼我、与物冥合的境界与状态。

相对于中国“物化”范畴的悠远历史，西方“物化”概念的生成要晚近得多。西方的“物化”观，主要指在现代化社会由于商品关系的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代替与遮蔽，人被自己的活动或劳动所操控的一种“对象化”或异化现象。

西方哲学中对于“物化”范畴阐述最有力、影响最广泛的应属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哲学家卢卡奇。他通过对韦伯、席美尔等人的理论和马克思《资本论》中商品拜物教理论的研究而形成关于“物化”和“物化”意识的理论。马克思曾对商品拜物教进行了非常明确的描述与界定：“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④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商品关系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物来反映并被物所遮蔽。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提出了“物化”理论，他意识到马克思所描述的这种人被物所遮蔽的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⑤同时，他更进一步，指出人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成了对自己说来是客观和对立的东西，“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⑥。

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本质精神上可以说是一致的，都致力于批判现代人的生存困境；与此同时，卢卡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物化同近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结合起来，从而确定了其物化理论相对于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不同维度，即对技术理性等异己的文化力量的批判。可以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作为思想中介，连接了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到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批判的批判主题的转换，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社会的批判浪潮，而后现代主义对消费异化的批判也从这一理论中得到启发。

中西哲学视野与文化语境的差异

中西“物化”观在内涵指向上体现出的巨大差异，归根结底，在于中西哲学视野与文化语境上存在的根本不同。

中国哲学一般把宇宙的起源和发展视为一种变动不息的自然过程，这种宇宙观、世界观又被称为“大化论”，最大的特点是将宇宙万物置于时间的洪流中；西方的宇宙论则与此不同，它极力寻找一种恒定不变的、处于时间之外的因素来阐释宇宙的起源与存在根据，将万物存在与其起源割裂开来。在这样的宇宙论影响下，西方哲学一般将世界万物分为截然对立的本体与现象两个部分，认为本体是唯一的真实恒久的存在，现象只是对其的反映；中国哲学则肯定这种本体存在于具体现象之中，本体与现象是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因此与西方传统重主客二分、重认识，把客体看作外在于主体的本体存在论不同，中国传统重天人合一，重生存、生活，人作为知情意之整体生存于天地万物之中，与万物融为一体。卢卡奇所持有的哲学观，尚处在马克思主义主客二分的哲学发展阶段，并未有主客合一的认识。因此中西“物化”观的差异，正建立在中西哲学、中西看待人与世界关系的这种根本分野之上。中国的物化理论，展现的是人在体悟中自我丧失而与天地同科的物我冥合之境，西方的物化理论呈现的则是物我分离后客体与主体的一种对抗性关系。

社会语境与文化背景的差异，也对中西“物化”观的内涵差异有决定性的影响。中国“物化”理论由庄子首先提出并加以阐释，而庄子的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之间，也就是战国中期。这个时代的特点是各诸侯国争霸加剧、战乱频繁、社会生产凋敝，人们生活在困苦和不安定的环境之中。庄子哲学是庄子对黑暗现实的真实揭露和强烈批判，庄子哲学的超越既是对现实苦难的抗议，又是面对这种苦难无可奈何的沉痛表达；既表达了庄子向往美好生活的浪漫主义情怀，也说明了庄子无法逃避当下痛苦现实的悲鸣。而“物化”理论正是庄子对于“万物尽殉”的文明社会的一种批判，“物化”正是要在物我合一中摆脱相互格杀的野心，摆脱满腹贪婪的功利本性，摆脱人与自然的对立与不和谐。西方“物化”理论经由黑格尔的“异化”理论、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的阐释诱发，在卢卡奇那里获得了非常清晰的阐述。西方在17世纪现代性的发生以来，尤其是进入19世纪之后，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之间的矛盾凸显出来，甚至开始发生冲突。随着马克思所分析的物化现象或异化现象的加剧，技术理性逐渐由解放人、确证人的本质的文化力量转变为束缚人、统治人的异化力量。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技术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文化精神之间的冲突更加剧烈，西方人普遍生活于一种文化悖论之中：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创造力，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幅提升；另一方面，人的创造活动的结果在确证了人的本质力量的同时，也使现代人处于普遍的异化之中，技术理性本身，以及与此相关的意识形态，都演变成统治人的异化力量。韦伯对于“工具理性”“理性化”等概念的分析，尤其深刻地阐释了现代性的内在弊病，“他的‘工具理性’的论说，则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用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现代性的弊病的一个主要符号，从而成为他们进行‘技术理性’批判的一个主要概念根据与话语源泉”⑦。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正是在马克思、韦伯等人理论的吸收与借鉴基础上，对资本主义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类所面临的这种生存困境的一种概括与批判。

批判与救赎：走向审美的人生

当下中国，现代化与改革进程高歌猛进，科学技术日益进步，随之而来的是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浪潮的汹涌澎湃，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在人对自然的无止境的占有与破坏中日渐恶化。反映在精神层面，则是人与人的关系被光怪陆离的商品经济关系所掩盖而疏离，人与自然关系渐趋淡漠。在一味追逐现实功利的同时我们似乎也面临着卢卡奇所言的“物化”现象，面临着人的主体意义的丧失。

面对当代人所处的生存困境，中西“物化”理论仍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与指导意义。西方“物化”论从批评的维度，为我们提供了认知自我处境与批判当下现代性弊端的武器；中国“物化”论则从建设的维度，为我们指出了一种逃离西方意义上的“物化”现象的道路——坚持一种中国式的“物化”之途，这是一条物我两忘、妙合宇宙的生命畅达的道路，一条主体意义复归的道路，一条充满着审美精神的人生道路。

宗白华先生曾在《我与诗》一文中，生动而形象地描绘了自己出国留学期间诗意萌发时的心境，对于我们摆脱西方式“物化”困境，以中国式“物化”方式走向审美人生有着很好的启示，不妨照录如下：

一九二一年的冬天，在一位景慕东方文明的教授的家里，过了一个罗曼蒂克的夜晚。舞阑人散，踏着雪里的蓝光走回的时候，因着某一种柔情的萦绕，我开始了写诗的冲动。从那时以后，横亘约摸一年的时光，我常常被一种创造的情调占有着。黄昏的微步，星夜的默坐；大庭广众中的孤寂，时常仿佛听见耳边有一些无名的音调，把捉不住而呼之欲出。往往是夜里躺在床上熄了灯，大都会千万人声归于休息的时候，一颗战栗不寐的心兴奋着，静寂中感觉到窗外横躺着的大城在喘息，在一种停匀的节奏中喘息，仿佛一座平波微动的大海，一轮冷月俯临这动极而静的世界，不禁有许多遥远的思想来袭我的心，似惆怅，又似喜悦，似觉悟，又似恍惚。无限凄凉之感里，夹着无限热爱之感。似乎这微渺的心和那遥远的自然，和那茫茫的广大的人类，打通了一道地下的深沉的神秘的暗道，在绝对的静寂里获得自然人生最亲密的接触。⑧

宗白华先生这种深刻的人生体验，不正是一种物我合一、万物一体的审美境界吗？不正是一种在现代性侵蚀的历史情境中仍然建构起的生意盎然、摒弃功利的自由愉悦的人生境界吗？

中国的“物化”理论，带给我们非常深刻的人生启示：“人生的最高意义在于对万物一体或‘我—你’一体的领悟。”⑨这种与万物相与优游、物我互荡的境界，应当是生命精神与审美精神陷入困境的当下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共同归属。尽管在现在看来，它仍然是一个暂时不能企及的乌托邦，但它以它散发的无限光辉照耀着我们前行。就像詹姆逊说的那样：“人类生活最终的伦理目的是乌托邦，亦即意义和生活再次不可分割，人与世界相一致的世界。”⑩为了这个美丽的未来，我们当怀着一种超脱功利的审美情怀，从现实的利益羁绊与物欲横流中逃离，从被物劳役的西方式“物化”境况中脱身，积极走向一条物我两忘、和谐自由、湛然明朗的中国式“物化”之路，走向审美的人生。

①②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页，第93页。

③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8—139页。

⑤⑥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3页，第147页。

⑦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⑧宗白华：《美学与意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页。

⑨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3页。

⑩〔美〕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作 者： 孙婵，现就职于湖南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

编 辑：赵斌 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