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异”不过是“志正”的一种方式
——评王艳芳《异度时空下的身份书写》

江苏　翟业军

“志异”不过是“志正”的一种方式
——评王艳芳《异度时空下的身份书写》

江苏翟业军

王艳芳的《异度时空下的身份书写——香港女性小说研究》分章讨论了香港女性小说的“言说空间与精神轨迹”“城市身份书写”“历史身份建构”“文化身份想象”和“主体身份消解”等问题，其说理缜密、透辟，行文犀利又不失纤细、情深。

香港 异度时空 身份书写

张爱玲记忆里20世纪30年代的香港说到底是荒僻的、直白的、剧烈的、虎虎生风的，她在《茉莉香片》的开头指认“香港是一个华美的但是悲哀的城”，多少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思。所谓华美又悲哀，不过是一种“夸张”的少年气罢了，当不得真的。后来，经过战争、逃港潮、大腾飞，少年香港迅速成长为世界瞩目的东方之珠。不过，刚刚成长起来的明珠又要因为“中英谈判”和“九七回归”而被抛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中，此时的明珠看似粲然依旧，内里却已幽暗、疲惫、生尘，它不知道等待它的是崭新的黎明，还是又一个轮回而来的暗夜。我想，这样的香港才真的是华美而悲哀的，只是华美少了些跋扈，成为中性的“如此繁华”，悲哀也刻骨到不再有悲哀，唯余一声“如此苍凉”的感喟。所幸的是，这段既明且晦的城市嬗变史以及嬗变中人们辗转难安的心灵史，被一批小说家“虽深谷峻岭，不惮蹶躄而从之”地记录了下来，并由此建构出一个与现实香港相互参照、彼此征引的“小说香港”。

有趣的是，香港男小说家的视野似乎格外“恢宏”，他们身处僻远，却心怀故国的上下五千年，他们太过宽阔的胸腔喷薄而出的从来都是大叙事里的“沧海一声笑”；女小说家的格局则要“逼仄”许多，她们把眼光往回收，再往回收，紧紧锚定于她们是如此切身的这座城和城里属于她们的月光，从而编织了一出出“香港的情与爱”。可是，她们对此亦有话说：这座城本身的日头和雨水才是她们需要用她们的肉身来一分一寸、一日一年地承受的，凭什么让她们舍近求远地劳神于那些纸上得来的，与她们终究没有多少真切关联的故国的浪奔、浪流？同样的道理，《小团圆》中的比喻有着更直观的总结：“窗台上的瓶花比窗外的群众场面大。”正是这一独特的远小近大的透视法使得女小说家天然地远离大叙事，她们属于日常生活，属于大地，只有从大地中涌出又复归于大地的她们才会一再地诉说、想象着她们所栖居的城，而不是她们据说应该隶属的国——“我城”（西西）、“浮城”（西西）、“失城”（黄碧云）……从这个角度说，王艳芳的《异度时空下的身份书写——香港女性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以香港女性小说为剖析对象来讨论香港以及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实在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我不知道这样的敏锐更多出自她的学术眼光还是她的性别自觉。

本书分章讨论了香港女性小说的“言说空间与精神轨迹”“城市身份书写”“历史身份建构”“文化身份想象”和“主体身份消解”等问题，其说理缜密、透辟，行文犀利又不失纤细、情深。下面着重阐明我的一些激赞和保留，与王艳芳讨论。

我的激赞在于本书对于香港的城与人的身份认同问题的拈出与钩沉。身份认同是现代性发轫以来的根基性问题，因为现代性主体S（Subject）从来不是不证自明，而是有着万千可能——大写，加粗，斜体，打上斜杠，甚至压根就是一片空无。由于香港的国族意识向来模糊、纠结，S的幻化和缥缈便于此为烈。不过，一个幻化、缥缈的S如何能做出它的动作并施于它的客体？于是，香港所面临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求讲故事的人为自己编织一个风情万种的、坚实的过去，只有居于这样的过去之上，香港才有能力审视现在之“我城”“浮城”和“失城”，也才有勇气穿越未必穿越得了的未来。对，我说的是编织，而不是爬罗剔抉，因为王艳芳一上来挑明了过去的叙事性和想象性：“所有的历史书写，不过是在言说言说者的历史观念，构建构建者的主体身份，而这一切都是在话语内部进行，历史身份的建构最终只是文学的话语建构。”在王艳芳这里，香港的城市身份、历史身份认同大业中最根基也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胭脂扣》，因为只有有了旖旎的“塘西”风情，漂浮不定的香港这才算是有了根。不过，“塘西”风情更像是在挪用海上繁华——挪用，无非就是对于自身过去之悬欠的想象性补偿。

我的保留在于，王艳芳心中预设了不容混淆的“小”“大”之辨，“异”“正”之别，正是这样的“分别心”让她无法更顺畅、准确地抵达对象。比如，她会把胭脂扣比附于李欧梵论述中的老照片：“而当‘大叙事’走到尽头时，就要用老照片来代表个人回忆，或某一种集体、家庭、回忆，用这种方法来对抗国家、民族的大叙事。”她的用意当然是要证明香港文学也存在一种以“小”搏“大”的叙事变革，不过，这一比附的危险在于，老照片对应着城楼上气定神闲地挥手的领袖、广场上山呼海啸的人潮这些宰制国人视觉世界多年的绝对图景，而胭脂扣哪来如此庞大的对应物？再如，她还会征引藤井省三对于《胭脂扣》的论述，来印证自己对于香港女性小说之“小”的判断：“……讲解的既不是官方政治史，也不是经济史，而是从一个二十二岁殉情的年轻妓女的‘小’角度看来的香港的风貌。”可是，凭什么认定妓女殉情事“小”，官方的政治、经济史事“大”？更何况在这一块意识形态最大限度淡化的“飞地”之上，柴米油盐、生老病死本身不就是“大”而又“大”的事？基于此，我认为王艳芳内心还是深植着一种内地/香港、男性/女性的二元结构，她下意识地却也是稳稳地站在内地、男性这一边，打量着那边“风景”，发现那里充斥着妓女、丑怪、“媚行者”以及他们的畸恋、疾病，并由此得出“香港女性小说的主体身份消解”的结论。其实，妓女、丑怪、畸恋之类，哪一种不是各国、各代的写作者热衷于书写的对象？要知道，“异”是“正”的更剧烈、更越轨、更通透的呈现，“志异”从来只是“志正”的一种方式而已。正是因为思维受到“大”和“正”的桎梏，王艳芳才会指责西西《肥土镇“灰阑记”》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重“更加深层”的追问：“这样一个第三者的角色存在，究竟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她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罪责推定的必然结果，就是回避香港小说的特殊性，把它们一股脑地纳入内地意识形态的“大叙事”之中。

站在既“大”且“正”的立场，香港不可避免地成了“异度时空”（也就是福柯的Other Spaces，通译“异托邦”，王艳芳的用法略有不同）。可是，反过来一想，香港的论者不也有充分理由去指认大陆这座“半边正在演出喜剧，半边正在演出悲剧”的奇怪剧院（根本不必提及它那段歇斯底里到衰竭的过去）是一个更诡谲的“异度空间”吗？这样的互为他者的思路，与王德威所论述的国共两党相互指认对方为“梼杌”的旧事不是如出一辙？我想，研究香港小说可能还是要有这样的体认：他们所写无非就是你我皆同的寻常的日日夜夜，沉淀下去，也还是“中国的泥沙”。

作 者： 翟业军，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编 辑：赵斌 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