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盐外运的历史成因、空间地理及价值考量

杨　亭，张　绮

(1.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2.都柏林城市大学 应用语言和跨文化研究院， 爱尔兰 都柏林市)



川盐外运的历史成因、空间地理及价值考量

杨亭1，张绮2

(1.西南大学 文学院， 重庆 400715； 2.都柏林城市大学 应用语言和跨文化研究院， 爱尔兰 都柏林市)

摘要：自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川盐外运具有其深层的社会历史背景，随着川盐的外销空间区域不断扩大，逐步形成了五条川盐销售网络。笔者的研究侧重于历史上的川盐外运行为，探究川盐外运中隐含的“国家—盐商—盐场”的三维互动结构，同时揭示深层的“国家化”不断建构过程，即通过川盐的官收完成国家政治权力的渗透，乃至于最终实现对西南地区社会整合的重要目的。

关键词：川盐；外运；历史成因；地理走向；功能结构；“国家化”

一、川盐外运的历史成因

(一)清代的农民起义

1840-1850年，中国许多地区发生了水灾、旱灾、蝗灾，广大农民家破人亡，同时自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吏治腐败等使得清朝专制统治走到了极致，加之清朝统治阶级为偿还外债，加强了对社会底层民众的盘剥，从而加剧了社会各阶级矛盾。1851年发生的太平天国运动，也正是在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影响巨大的农民起义，这次农民起义不仅对清朝政治造成了直接威胁，主要是动摇了清朝的专制统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清朝的政治变革，同时还在经济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农民起义的特点，即在行为上极大的破坏性与情感上的对立性，使清末整体社会经济处于极度混乱的状态，民众生活窘迫、物资匮乏、颠沛流离，更由于起义对于交通的破坏，导致了原有的沿海海盐向湖北、湖南销售网络的中断，使民众连日常生活所需的食盐也不能得以保障，运输的困难使盐价也一度飙升，许多人因此吃不起盐，出现了身体疾病及其死亡现象。据《富顺县志》记载，咸丰三年(1853年)，“发逆扰乱，淮盐阻滞不得上达，湖北总督张亮基奏准，借拨川盐富顺厂引张，派员督运以济楚食”*卢翊廷等纂修：《富顺县志》卷五《食货》，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31年，第479页。②卢翊廷等纂修：《富顺县志》卷五《食货》，第479-484页。。同时，为解决民众吃盐问题，清政府令川盐急速调遣救济湖南、湖北地区，也就是史称的“川盐济楚”，以此缓解由食盐短缺而不断恶化的社会危机。在此情况下，通过长江水运及陆路运输，大量的川盐运到了两湖地区销售。

(二)丁宝桢改革盐政

光绪三年(1877年)，总督丁宝桢以咸同兵燹之后，盐政废驰，引积增多，课欠严重，商岸困蔽，私枭充斥，奏请滇黔边岸及近边之三十二厅州县，引盐政归官运，设局泸州。②具体表现在：

1.黔边：黔属除黎平、古州两府接壤广西就近购食粤盐外，其贵阳、安顺、平越、都匀、思南、石阡、大定、遵义各府州，元明以来，均食川盐。至镇远、思州、铜仁三府原食淮盐。乾隆中叶，改食川盐，原配三台、射洪、篷溪、中江、乐至、盐亭、富顺、内江、资阳、荣县各厂，嗣归并犍富两厂。光绪三年，黔边首先改为官运。

2.滇边：滇属昭通、东川、镇雄原隶四川。清初改隶云南，即食滇盐。雍正七年，滇盐产不敷销，始令昭通、镇雄改食川盐。乾隆三年，东川产铜正旺，商民辐辏，遂援昭通、镇雄例由川招商配运犍富厂盐。光绪四年，统归四川官运。

3.湖北八州县计岸：建始初隶夔府。乾隆元年，改隶湖北施南仍食川盐，二年湖督史贻直复以湖北之鹤峰州及长乐、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利川等六县向食云阳各场，余盐请仍照建始例同食川盐，历经江督川湖巡抚会奏，始定恩施、宣恩、来凤、咸丰食云阳盐，鹤峰、长乐食大宁盐，利川食彭水盐。乾隆三年，照建始例引颁川省招商行运。光绪六年，统归四川官运。

4.保边计岸：光绪三年，总督丁宝桢以界连黔边之叙永、永宁、泸州、纳溪、合江、江津、綦江、南川、涪州、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州县计引并归官运。五年巴县、江北改归官运；六年石柱厅、忠州及丰都、长寿两县计引易与边盐相混亦归官运；四年滇岸奏归官运，仍常行近滇之宜宾、南溪、屏山、庆符、长宁、高县、珙县、筠连、兴文、江安、马边、雷波等十二厅县计引。六年湖北八州县计引改官运商销时，并将行巫山、万县计引提归官运。*罗绶香等纂：《犍为县志》(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第1538-1540页。同时，迨咸同军兴，川盐济楚生产消费双方激增，故遂使盐场经济益呈发达之象。盖楚北旧食淮盐以洪杨鼠，据金陵淮运中梗专恃川盐下运以济民食，川中以犍富两厂产额较旺，因济楚而求过于供，又增多新井销售极畅。*罗绶香等纂：《犍为县志》，第1399-1400页。

这说明了正是由总督丁宝桢将原有的川盐商运商销的经营模式改为官运官销的经营模式后，川盐外运才得以大规模且在官方认可的前提下济销周边省府及州县，因此也就有了“金犍为银富顺”之谚。

(三)民国时期的盐荒

1937年抗战爆发后，我国沿海地区相继沦陷，海盐生产场地与厂房等备受破坏，运输道路受阻。湖南、湖北海盐销区民苦淡食，急需靠川盐济销。于是，有了历史上的川盐“二次济楚”事件。我们可以通过民国时期的历史档案了解到当时川盐对两湖地区的济销措施：“在淮盐未能大量运达以前，将川东所存井云宁各盐，迅速沿江下运济销湖北；在淮盐未能大量运达以前，川盐迅速沿江下运湖南。”*云阳县档案馆藏：《川盐各产销区食盐供应办法》，卷宗号：16-3-15。档案中提及的川盐济销两湖，主要指的是川东的井盐、云阳和大宁场的花巴盐。同时，为了保障且行之有效地完成川盐济楚的国家行为，民国政府又制定了《非常时期食盐专卖细则》《合作社承销食盐实施细则》《川康川东川北三区凭证计口授盐办法》等规则，最终体现了政府实行国家管控的重要措施与手段。

综上所述，川盐得以大规模的外运至湖北、湖南、贵州、云南销售，前人研究更多的是认为在两次济楚的大力推行下，实现了川盐运输的跨越空间，并成功进入其他销岸、引岸，而笔者认为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即为丁宝桢改革盐政是促发川盐外销的直接动因。

二、川盐古道的地理走向

“川盐古道”，源头起于四川(包括今重庆)东部及南部产盐区，跨越川、鄂、湘、黔、滇各省，几乎贯穿整个中国中部与西南腹地，它不仅仅是一条运盐的水陆通道，也是数千年间逐步成型的庞大综合运输网络。川盐古道主要有以下几条线路：

(一)川鄂盐道

龙山与湖北施南府属之来凤县，相距只十五里，较永顺王村司为甚近，伏查川盐之至来凤者有二：一出四川彭水县郁山场系粒盐白色而微红，其味多食则苦，名曰白盐，即由郁山场陆路运至来凤；一出四川犍为县永通场，系块盐质如石块色黑而味鲜，名曰锅巴盐，则由犍为县水路历重庆、涪州运至丰都县属之铅溪河起阜，复由湖北施南府属之利川、咸丰等县陆路运至来凤。*[清]符为霖修、吕懋恒纂：《光绪龙山县志》，光绪四年(1878年)续修刻本影印本，第40页。另据盐运古道之陆路考察得知，四川忠县的涂井和甘井场生产的盐，船运渡江在石柱县的西沱街起岸，经王村、石家、冷水、黄水、万胜坝，翻七曜山进湖北界的利川、恩施，然后再销往宣恩、咸丰、永顺等地。另外，据《巫溪县盐厂志》记载，由巫溪县大宁盐厂运至湖北的路线有，陆路：大宁盐厂的盐行销鄂北，翻大观山至湖北的房县和竹山所属的地带；由后坪或鸡心岑，通湖北竹山、竹溪，也通往房县。水路：从大宁厂用小木船装载，顺巫溪下行210里至巫山，然后转船一路至培石45里，再陆运450里至鹤峰、390里至恩施、95里至宣恩；一路经长江下行200里至巴东、310里至姊归，再行90里至兴山，从巫山经900里至长阳等地。

(二)川湘盐道

富顺、犍为等县的川盐进入湘西主要有两条路：一是经建始、恩施、宣恩、来凤进入龙山、桑植、永顺；二是经恩施的建始花坪、景阳双土地、石灰窑、鹤峰，进入桑植，再到张家界等地。彭水郁山盐经里耶、洗车河到龙山，再经桑植、张家界、石门到澧县，到澧县后部分盐又经常德进入洞庭湖流域。*邓军：《寻访川盐古道》，《中国文化报》2014年10月18日，第10版。经笔者实地走访得知，彭水县郁山场的盐外销有三条线路：彭泸线，即以车运从彭水至泸溪、辰溪或是沅陵地界交货；彭妙线，即从彭水船运至郁山镇180里，经人力背负至冯家坝150里，从冯家坝船运至两河口90里，两河口人力背负至龙潭180里，从龙潭背负至妙泉18里，再行至沅陵地界；龚龙妙线：由龚滩经丁家湾、铜鼓潭、杨家坳至龙潭，计小路二百七十里，又经船运妙泉运至沅陵。

(三)川滇盐道

由犍为厂水运至宜宾，又水运460里至老鸦滩起旱，310里至大关，又150里至昭通；小滇边由宜宾下游15里南广，水运170里至高县起旱，100里至筠连，又340里至镇雄。

(四)川黔盐道

主要在永岸、仁岸、綦岸和涪岸四大盐岸。

1.仁岸盐道，由合江水运120里至仁怀。

2.永岸盐道，由永宁起旱：一路经石梯子瓢儿井250里至大定，又180里至平远，又170里至安顺，又140里至归化厅；一路由普市赤水河320里至毕节，又290里至水城厅，又30里至威宁州，又260里至普安厅。

3.綦岸盐道，由綦江水运360里至新栈起旱：一路由中冈枧坝280里至遵义，又310里至平越州，又130里至都匀；一路80里至桐梓县，又210里至乌江河，又150里至兴义县，又190里至广顺州，又70里至长寨厅，又170里至罗斗州。

4.涪岸盐道，由涪州水运604里至龚滩，又190里至沿河司，又180里至新滩，起旱80里至潮底，复由水运60里至思南，又220里至石阡，起旱210里至思州，又160里至龙溪口，水运180里至镇远，又由龚滩起旱350里至秀山，又120里至松桃厅，又140里至铜仁。*罗绶香等纂：《犍为县志》，第1538-1541页。

5.川陕盐道：通过陆路运输越过界梁子，与巫溪县毗连的陕西镇平相通，再由镇平可将大宁厂的盐分别转道平利、安康、岚皋、紫阳等地销售。

三、川盐外运在“国家化”进程中发挥的重要价值

“国家化”常常是为建构一个国家或是民族共同体而推行的政治措施，它是研究国家理论的重要概念。本文所谓的“国家化”则是指中国近代以来，对于生活与聚居在以中央王朝的皇权为中心所在地之外的所谓“蛮夷之地”的广大边缘地区而言的，中央王朝权利核心围绕着政治、经济与文化诸领域，采取自上而下对边疆地区进行控制的“一体化”社会整合过程。亦言之，“国家化”实际上是将与国家中心相对的边缘之地，纳入国家的时空序列与政治架构，逐步实现政治、经济与文化共同体，乃至于最终实现民族融合，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完成国家之大一统的终极目标。

由于在晚清乃至于民国时期，虽然受帝国殖民、军阀混战等不利国家一统的动荡的政治格局影响下，甚至如杜赞奇所言的“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5页。的态势下，晚清和民国政府仍然为稳定政权以及“国家化”做出积极努力。其中必然所采取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就是增加财政收入，以应对不断趋于恶化的政治形势，而盐首当其冲地成为政府所依赖的重要财源之一，于是中国近代关涉盐的各种政令的颁布与实施以及管控措施等可谓空前。正因为如此，盐运古道无论是在水运还是陆运上，为“国家化”所需，将大量的川盐运销至黔、滇、湘、鄂，实现了官方与民间的双重目的。即是说川盐外销不仅是解决了销区民苦淡食的社会危机，同时在于“直接间接依赖盐业以生活者为数不下四五万人，就中以劳工占最多数”*罗授香等纂：《犍为县志》，第1399页。，但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川盐外销实则是官方获利、官吏谋利。

我们可以通过“官运边计岸及商行济楚盐斤每引征摊正杂款目”窥其一斑，巴盐“每引征税银三两四钱零五厘，羡截银四两四钱九分五厘，厂厘十九两五钱，三次加价三十五两，黔厘十两零四钱，黔厘加价九两，添练新军十两，抵药加厘二十两，滇厘六钱，滇省团费一两零八分七厘，渝厘二两，局费五两，防边经费五两，羡截银一两加摊护本共计每引一百三十两零八分七厘”。花盐“共计每引一百四十四两八钱三分七厘”；下五裆巴盐“共计每引一百一十三两四钱六分七厘”；计岸花盐“共计每引一百五十四两二钱”；官运济楚花盐“共计每引七十三两二钱一分八厘”；商运济楚花盐“共计每引七十四两四钱七分八厘”。不仅如此，“济楚之盐抵岸时，厘税至与成本相将近则更加一二倍，凡边计岸及商行济楚，每引盐斤数目，雍正时水引一张配正盐五千斤，陆引一张配正盐四百斤，每百斤为一包”。至光绪三年，“巴盐一引五十包共八千斤，花盐一引五十包共一万斤”，自“庚申起计岸花巴、边巴每担征二元五角，济楚花盐每包在川纳场税二元，抵楚纳岸税五元”*卢翊廷等纂修：《富顺县志》卷五《食货》，第495-496页。，最终各项计每包已达十二元。单就“五通桥稽核支所而言之，每月收税就达二十万元以上”*罗绶香等纂：《犍为县志》，第1523页。。同时，据王守基在《四川盐法议略》中指出，川盐外运使得四川盐课每年持续增长，征收的厂厘、关厘等各项收入最高时达四五百万两，不仅如此，也使两湖地区的盐税收入大幅增长，单就盐厘就已达到了一百多万两。通过上述史料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官方因川盐外运所获得的巨大利润，国税收入亦比较增多，无怪乎因盐使得经济一时呈繁富现象。但也由之造成了积弊累累，表现在川督不遑兼顾盐政，一切只受成于盐道，失职罔利，故添商政代，即“以此岸之商代行彼岸之引，以彼岸之引改配此岸之盐”，名为设法疏销积引，实则愈积愈多，甚至引张可以妄发口岸，可以妄改。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商人负欠受累，而官吏则已饱炀去矣。

中国西南地区由于“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清]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承宜区处》，[清]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七《艺文下》，来鹿堂藏校，道光庚寅仲夏月重鎸，第17页。，山川险阻，至清代中央王权势力才得以全面延伸进该地域。王朝政权通过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和“开疆辟土”，实施了这一地域“蛮夷”文化的“清整”运动，乃至于晚清开始为增强国家的影响力和政权建设的需要，特别是村正职位的设置，于是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化”。应该说，地方社会在“国家化”建构之前已经形成了自成体系化的川盐外运网络，不仅是因为川盐生产地同外界的界地比邻相连，食用便利，也是川盐的井盐、花巴盐的盐质深受周遭民众的喜爱，因之川盐外销网络的伸展得以实现。而在“国家化”之后，国家政权为进一步强化对西南地区的控制，于是就以盐等作为实现其统治的重要媒介。也就是说，通过国家力量对盐的管控，即是完成国家对西南地域各民族的社会整合与统制的极其有效的手段和方式。

通过调查，我们得知在川盐古道沿线世代聚居并生活着汉族、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等，正是盐促使不同民族之间进行着物资流动与文化交流，盐一方面承载着国家力量以“权力的文化网络”*[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第89页。，在川盐古道沿线设置的盐政机构、关卡等，塑造着国家的权威与权力，即是指在西南地区盐产地与销岸、边岸等乡村中把盐形塑为国家形象与符号象征，因此盐的产销、运输、管理等都被深深地打上了国家符号的烙印，所以对违背盐政行为以及私盐的惩罚也就格外的严厉。另一方面地方社会也借盐体现的权力文化网络，其中尤以商帮为主借此网络来树立自己的社会地位与声誉。譬如犍为盐场的八大商，即“杨李康胡潘何巫毕诸族，其经济势力远及于滇黔各省”*罗绶香等纂：《犍为县志》，第1400页。。盐商不仅分为总商、运商与散商*Ping-ti Ho，“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A Study of Commercial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17, No.1/2 (Jun.1954)，pp.137-138.，还可以分为灶商、行商与坐商，他们凭借权力文化网络把持着地方盐业经济，不仅如此，还对地方政治的改变发挥着巨大的作用。*Man Bun Kwan，The Salt Merchants of Tianjin：State-Making and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oluln：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pp.123-126.因此，在地方社会中表现出国家—盐商—盐场的三维互动结构，也即是形成了国家政权组织以自上而下地通过盐商实现对盐场各类人群的统治，也是对盐的直接控制；盐场则以生产出的盐，靠各类盐商自下而上地向国家效力的双向体系。于是，盐商们在国家政治的权力制约下，不仅成为国家财税的吸纳者，也成为刺激盐场增产的推动者。在其间我们还应该看到地方社会中的盐商们，虽说处于边缘政治地带，却在国家政治权力延伸至此过程中，表现出向国家中心靠拢的姿态，甚至是不惜以献媚的方式或是“攀附”的生存策略，主动投向中心怀抱的价值取向，此种外向的自下而上的自觉表达，在盐运大道的簇拥下，从而为“国家化”在该地域的完成创造了充分条件。

但不可否认的是，盐在“国家—盐商—盐场”的三维互动过程中，也可以说是在“国家化”建构过程中，因时局变迁，社会动荡不利因素的显现，从而导致了国家与地方社会围绕盐发生了相互博弈现象。尤以抗战爆发后，由于时局动荡，各盐场销市疲滞，多数灶商因周转不灵，生产停顿，部分资力薄弱的灶户，几经亏折，已陷于无力起复的困难境地。因此，灶商们通过评议公所，一再向场属陈明困难，请求实行官收，解除困境。据大宁盐场公署主任张德祥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26日，向川东盐务管理局《陈述大宁产销困境，请求实行官收》的报告说：

窃职场办理增产一案，经于去税拟定计划，迭奉令饬“切实办理”在卷，历年来灾害踏至，灶户生机日削，虽有天然来源之卤水，亦多相继停业，忍令弃货于地。上年十月间奉令调盐济湘，当时存盐一空，……陕鄂商贩糜集，以至盐价高涨，莫可遏止。时卤水尚淡，各灶见厚利可图，纷纷开煎，争相复业。于上年十二月，盐贩屡被拦劫，甚多惨遭屠杀。训至来场商贩，寥若晨星，而困穷灶户迫于工资日食之维持，争相出售，供过于求，势非相减价折阅出售不可。月余之间盐价每担骤跌约三元之距(柴盐由八元跌为四元五角，炭盐由五元七角跌至二元九角)，虽曾按保本薄息之旨，严行核定牌价，但因困穷灶户非急图出售炊非将断；而商贩稀少非贱价不购，……此种情势之造成，殆非人力可能挽回也。旬日以来，资本薄弱之灶户概迫而歇业矣；而基础较固之灶户因现时卤汁最浓，恐数月后卤汁变淡不能兴煎，遂抱产盐不卖之旨，……欲使各灶尽量产足，默察补救之道厥有二端：一、疏通运道。现本场陕鄂盐路，伏莽纵横，欲求路途通畅，……沿途护送一案，亦因中梗未决，衡以现情，实难办到。二、存盐官收。盐道既决难疏通，则场困日深，职场灶商惟有束手待毙而已，遑言增产。故宜按其成本给以薄利，采用官收之办法(或经销办法)，产盐既能薄利售出，……拟恳准于尽量收买盐场实为公便。*巫溪县盐厂编：《巫溪县盐厂志》(内部资料)，1989年，第195页。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盐务总局根据奉令规定的“民制、官收、官运、商销”的政策原则，核准对盐场产盐实行公收，也就是国民政府对盐的统制的开始。

不仅如此，政府还对各盐场的卤水进行了统制，直接插手对卤水进行管理，这便是始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的卤水统制，即通过官府对当时盐场各灶需用卤水情形，配定用卤天数，而由公家核定卤租价值，代收代付，灶户与卤户不直接交易。当时各灶对配卤天数多少争夺激烈，卤户对租价的高低也是意见纷纷，部分卤户和拥有多余卤水的灶户利欲熏心，群起反对。卤水统制，直到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仍继续实行。然而时隔数年，灶户变动极大，政府规定当初实行统制分配给灶户的卤水长期不变。这样一来，由于供求失调，便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部分灶虽有卤水但又无力经营；另一种是部分虽有经营能力的灶户，或灶型改大，或经营发展，用卤量增大，缺卤济煎。这类灶户极欲否定当时的配卤规定，卤户也一再反对继续实行卤水统制。因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卤户应领的卤租从核价到领款一般须经数月，较核价之时物价已上涨十倍不止。故一部分灶户和卤户多次申请取消卤水统制。譬如大宁盐场署针对此种情况于是报经政府当局批准，对卤水的分配采取了变通办法，对那些长期停产或犯了走私案的灶户，取消其配卤权，将原来配给的卤水提拨给积极生产但又缺卤水的灶户使用，同时严禁黑市暗盘出售零卤。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2月11日，大宁盐署向场商办事处检发了《停配卤水各灶及分配卤水各灶表》作了配卤调剂。*巫溪县盐厂编：《巫溪县盐厂志》(内部资料)，1989年，第47页。应该说，这一做法不但促进了盐业生产而且进一步巩固了卤水统制。由此可知，无论是国家对盐产公收，还是政府对卤水的统制，都表现出国家在处理地方盐场面临产销危机以及灶户、卤户与商贩矛盾时所采取的积极应对措施，尤其是当灶户与卤户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时，面对有灶无卤、有卤无灶情形，政府承担起了盐业资源整合与调适的重要职能，就此而言之，“国家化”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显然极具必要性和合理性。

(责任编辑：王学振)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川盐古道与社会整合、国家统制的关系研究”(批准号：15XMZ031)的阶段性成果；2015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重大培育项目“川盐古道与社会整合、国家统制的关系研究”(批准号：SWU1509388)

收稿日期：2016-03-20

作者简介：杨亭(1975-)，男，四川马尔康人，西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张绮(1976-)，女，陕西汉中人，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应用语言和跨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6)-06-0103-06

Outward Delivery of Sichuan Salt—Historical Causes,
Space Geography and Value Consideration

YANG Ting1, ZHANG Qi2

(1.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outhwestUniversity,Beibei400715,China;

2.ResearchInstituteofAppliedLanguageandCross-Culture,CityUniversityofDublin,Dublin,Ireland)

Abstract:From the Qing Dynasty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outward delivery of Sichuan salt was conducted against some deep social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us leading to the gradual setup of five sales networks for Sichuan salt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its export scope. In this paper, the study is focused on the historical outward delivery of Sichuan salt, on exploring the three interactive structure of “nation-salt merchants-salt works” implicit in the outward delivery of Sichuan salt, and on revealing the deep process of constant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ization”—the fulfillment of the penetration of state political power through the official purchase of salt works in Sichuan—so as to realize the important purpose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southwest China.

Key words:Sichuan salt；outward delivery；historical causes; geographic direction; functional structure；”nation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