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列传中的情感倾向
——以《李将军列传》为例

戴 均 禄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论《史记》列传中的情感倾向
——以《李将军列传》为例

戴 均 禄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摘要：李广与匈奴战斗一生却没有封侯，使得两千年来的史家对此不胜惋惜，民间也无数惆怅和愤愤不平。究其缘由，李广军功达不到封侯标准是根本原因，他治军不严、才能不足是主观原因，然而司马迁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司马迁塑造了英勇善战、与部下同甘苦的悲剧英雄李广，人们读后不禁为李广及其家族的悲惨命运唏嘘不已。文章从司马迁撰写《李将军列传》的目的、原因出发，探寻司马迁与“李广难封”的关系。

关键词：司马迁；李广；汉武帝；匈奴；封侯

李广英勇善战，威名远扬，匈奴望风而逃，誉之为“飞将军”。但是，仔细审视李广的一生，他战功不丰；有三次战役无功而返，甚至在元光六年(前129)兵败，被匈奴俘虏，战功始终达不到封侯的标准。然而，司马迁却给李广及其家族撰写了《李将军列传》，并且写得相当精彩、生动，简直是完美至极。不仅如此，司马迁在写《李将军列传》时选取褒扬、突出李广的材料。李广“善射”和关爱部下这些细节被他精彩的文笔描述得惟妙惟肖，树立了李广“勇于当敌”，武艺高强且体恤、关爱士卒的高大形象。李广战败被俘，司马迁则用精彩的文笔，塑造了机智、英勇且忠于汉朝的李广；虽然司马迁也秉笔直录李广坑杀投降羌人、斩杀霸陵尉等过失，但这些过失被极其完美的李广形象淹没。致使后人读完《李将军列传》后印象深刻的是“李广才气，天下无双”；“匈奴闻之，号曰‘汉之飞将军’，避之，数岁不敢入右北平”；与“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1]2873-2874,这激起人们的无限同情与愤愤不平。明代茅坤曾说:“李将军于汉，最名将，而卒无功，故太史公极意摹写淋漓，悲咽可涕。”[2]278-279到后来“李广难封”成了怀才不遇、抑郁不得志的代称。为此我们有必要揭开“李广难封”的神秘面纱,平息这件两千多年的疑案。如今，学者们研究证明“李广难封”的原因是李广军功达不到封侯标准及当时政治、李广自身才能等因素造成，而不是“不遇时”和“数奇”，更不是汉武帝和卫青的任人唯亲、排斥异己，此不赘述。可是，司马迁为什么给战功不多的李广立传，并且将李广塑造得极尽完美?

一、司马迁撰写《李将军列传》的目的

《史记》记载了黄帝至汉武帝三千余年间的历史。可是，李广达不到“立功名于天下”[1]3319的标准。那么，司马迁为什么撰写《李将军列传》呢?他撰写《李将军列传》的目的是什么？

司马迁在《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乡之，作《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1]3316可见，司马迁作《李将军列传》不是褒扬李广家族的战功，而是宣扬李广英勇善战和体恤、关爱部下，肯与部下同甘共苦的精神。

(一)告诫统治者要关心百姓，实行仁政，与民休息

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积累，至汉武帝初期，西汉社会经济状况良好，府库充实，“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而不可食”[1]1420。汉武帝时期，颁布推恩令，削弱了诸侯国势力；减轻刑罚，废除肉刑；抑制土地兼并等利于国家稳定和民生的措施。但是，汉武帝即位后不久，就不断地开疆拓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35年的两度击闽越，使‘江淮之间萧然烦费’。”[3]89而后，屡次进攻匈奴，经营西域，收服两越，通西南夷，东定朝鲜，“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4]3912,耗尽了汉初以来几乎所有的府库积蓄。对此，班固评价说：“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粤之害，即位数年，严助、朱买臣等招徕东瓯，事两粤，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唐蒙、司马相如始开西南夷，凿山通道千余里，以广巴蜀，巴蜀之民罢焉。彭吴穿秽貊、朝鲜，置沧海郡，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及王恢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4]1157

汉武帝一改节俭的传统，生活穷极奢靡。武帝觉得未央宫过于寒酸，因此花费巨资装饰一新。“以木兰为棼橑，文杏为梁柱，金铺玉户，华榱璧珰，雕楹玉磶，重轩镂槛，青琐丹墀，左墄，右平。黄金为壁带，间以和氏珍玉，风至其声玲珑也。”[5]36同时，汉武帝兴建了明光、寿宫、北宫、扶荔、思子、万岁、首山、建章等宫，每座宫殿都富丽堂皇、规模巨大，或装饰以金玉，或广种奇花异草。

汉武帝时期，权贵们的生活也极尽奢靡。武安侯田蚡生活极其奢华，他的住宅已十分宽敞、豪华，但是仍然要择地建新住宅，对此，连汉武帝都表达不满，“尝请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库！’是后乃退”[1]2844。田蚡平时生活极尽奢华，田产众多，妻妾成群。“治宅甲诸第。田园极膏腴，而市买郡县器物相属于道。前堂罗钟鼓，立曲旃；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1]2844

由于“汉武帝个人的好大喜功和穷奢极欲的生活，挥霍掉大量的资财，浪费无数的劳动力”[6]348；到了汉武帝即位十几年后，汉初积累的财富消耗殆尽，财政呈现捉襟见肘之势。于是，武帝推行了募民入奴婢、卖武功爵、改革币制、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算缗和告缗等一系政策，但并未解决财政危机。而武帝时，旱、涝、蝗虫、黄河决口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仅《汉书·武帝纪》及《汉书·五行志》记载的灾害就有22次。由于不能及时拨钱救灾，每次灾害均有大量百姓死亡。如元封二年雪灾，三辅地区百姓、家畜冻死无数。“元封二年，大寒，雪深五尺，野鸟兽皆死，牛马皆踡缩如猬，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二三。”[7]105-106因此，到武帝统治末期，社会形势变成了“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4]3156。百姓不堪压榨，被迫反抗暴政，政权有灭亡之灾。到天汉二年(前99)，整个关东地区，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起义军。虽然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但表明社会危机已经十分严重。对此，司马光评价汉武帝道：“武帝好四夷之功。”[8]742“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8]747

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并且精通黄老之言的司马迁，对武帝及权贵们外事征伐、内事兴作，好大喜功、穷奢极欲的统治方式，是极其不满和失望的。他希望汉武帝实行“仁政”，关爱百姓，让饱经战争和力役之苦的百姓和国家喘口气。但是他深知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不听劝说，于是他将这些理想与抱负融进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2735的《史记》中。

因此，虽然达不到立功名于天下的标准，也不能和历史上的名臣、名人相比，却历仕文帝、景帝、武帝三朝而且与匈奴战斗终生，作战英勇、关爱部下，治军宽缓不苛的李广，正符合司马迁的要求，于是乎在司马迁的精心选材和谋篇布局后，《李将军列传》出炉了。他宣扬李广英勇善战和体恤、关爱部下，宽缓不苛，肯与部下同甘共苦的精神，目的就是告诫、规劝统治者要实行仁政，关怀、体恤百姓，予民休养生息。

(二)彰显六郡良家子在汉匈战争中的功劳

由于天水、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与匈奴接壤，民众尚武，长于骑射，因此，文帝、景帝时，面对匈奴入侵，就经常招募六郡“良家子”抵御匈奴。汉景帝时，晁错建议组建投降胡人和六郡人民组成的骑兵部队，这些骑兵由六郡太守指挥。在匈奴来犯时，抵御其进攻。武帝即位后，为了进攻匈奴，又组建了以六郡“良家子”为主力的羽林、期门两支禁卫军。终武帝时期，六郡良家子组成的骑兵部队是汉朝进攻匈奴的主力军队，多次击败匈奴军，攻占河套平原与河西走廊，解除匈奴对汉朝威胁。

但是，指挥这支军队取得辉煌战绩的统帅，不是同样出自六郡的公孙贺、李息、公孙敖、李沮、李蔡、苏建、张謇、赵食其、韩说、赵破奴、李广等将领，而是卫青与霍去病。可以说，卫青、霍去病的赫赫战功，都是由六郡良家子以命相搏换来的。卫青、霍去病及身为将军的公孙贺、李息等人都因功封侯，获得赏赐无数与无限荣耀；但是，为他们获取这一切的六郡良家子却享受不到殊荣。汉武帝及达官贵人记住的只是率领军队的统帅及将领们，真正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中下级军官及广大士兵却已经被他们忘记。面对这些，司马迁似乎要说明，“如果没有这些六郡良家子为骨干，《卫将军骠骑列传》是无法形成的。”[9]188“以六郡良家子从军形成的军人，虽然他们在讨伐匈奴战斗中，曾作出许多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却没有获得应有的尊敬。相反地，由恩幸出身的卫青、霍去病，他们所有功绩，都是由这批六郡良家子之血泪凝成。但武帝对他们宠爱有加，封赐超常，其出征所将皆精兵良骑。”[9]194于是，他要表彰六郡良家子在汉匈战争立下的赫赫战功。公孙贺、李息、公孙敖、李沮、李蔡、苏建、张謇、赵食其、韩说、赵破奴等六郡出身将领都因功封侯，自然不合适；这时，李广出现在他脑海。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入侵，李广从军与匈奴作战，杀敌多人，被任命为汉中郎。此后，李广毕生与匈奴作战，直至武帝元狩四年(前119)自杀身亡，而他的儿子李椒、李敢，孙子李陵都与匈奴作战，但祖孙三代没有一人因战功封列侯。可以说，李广家族是六郡军人的典型代表。因此，司马迁撰写《李将军列传》并以“善射”贯穿全文，极力刻画他爱护士卒、与士卒同甘苦的行为，敢与匈奴作战，武艺高强等，这些都是六郡军人都具备的素养。李广自刭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1]2876，李广的悲愤自杀触动了“六郡良家子共同的委屈，他们感同身受，哭的是这群人的共同命运。司马迁特意为李广立专传，是塑造李广这个典型人物，凸显六郡良家子在不公平待遇下与外戚统帅的矛盾，传达武帝时期用将不公的历史真相”[10]。

二、司马迁撰写《李将军列传》的原因

司马迁为什么在撰写《李将军列传》时倾注了强烈的思想感情？这是由司马迁强烈的悲悯情结造成的，而他的这种悲悯情结源自他的父亲和他自己悲惨的人生遭遇。这“使他对历史上那些影响重大，卓尔不群却结局悲惨的人物，如项羽、陈涉、吴起、屈原、韩信等有着天然的认同感和同情心，他们的人生仿佛就是一面镜子，司马迁从中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同病相怜之感油然而生，于是在这些人的传记叙述中自然地渗透了司马迁强烈的思想感情色彩，饱含着他鲜明的爱憎”[11]。李广是典型的悲剧人物。

(一)李广一家三代的悲惨遭遇激起了司马迁的同情与怜悯

李广一家三代的人生是悲惨的。李广生平，详见下列：

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用善骑射，杀首虏多，为汉中郎。

汉景帝三年(前154)，从太尉亚夫击吴楚军，取旗，显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广将军印，还，赏不行。

汉景帝时期，曾任上谷太守，与匈奴日以合战。任上郡太守时，曾率百骑射杀两匈奴射雕人，活捉一人。任陇西、北地、雁门、代郡、云中等郡太守时，与匈奴力战为名。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任骁骑将军参与“马邑之谋”，无功。

元光五年(前130)，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败广军，生得广。后逃回。

元朔六年(前123)，复从大将军军出定襄，击匈奴。诸将多中首虏率，以功为侯者，而广军无功。

元狩二年(前121)，以郎中令将四千骑出右北平，匈奴左贤王将四万骑围广，广军几没，罢归。广军功自如，无赏。

元狩四年(前119)，以前将军从大将军青击匈奴，既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出东道。军亡导，或失道，后大将军，引刀自刭。

可悲，李广戎马一生，军功始终没达到封侯的标准，最后却以自杀终结一生。

李广的三个儿子，长子李当户，次子李椒，三子李敢，都做过郎官。当户、椒都早于李广去世，李敢也是一员勇将。元狩四年(前119)，李敢跟随霍去病进攻匈奴左贤王，夺取了左贤王的旗鼓；因此拜爵关内侯，食邑两百户，汉武帝任命他为郎中令。李广与匈奴战斗一生却未封侯，而李敢替他圆了这个夙愿，虽然只是关内侯。不久，李敢为父报仇击伤了大将军卫青，虽然卫青隐瞒了此事，但是霍去病却为舅舅卫青复了仇，射杀了李敢。“居无何，敢从上雍，至甘泉宫猎。骠骑将军与青有亲，射杀敢。去病时方贵幸，上讳云鹿触杀之。”[1]2876李敢没有战死沙场，却丧命于霍去病的复仇之箭；而且汉武帝偏袒霍去病，不追究他的责任，还替他掩盖真相，如此袒护和不公激起了司马迁的义愤。

李陵是李当户的遗腹子，李广的长孙。天汉二年(前99)秋，汉武帝派李广利率军进攻匈奴右贤王，同时，又派李陵率五千步兵出居延塞以牵制匈奴兵力。结果李陵及其所部被匈奴八万主力骑兵包围，矢尽粮绝，死伤过半，援兵不至且归路阻绝，被迫投降匈奴。“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塞百余里，匈奴遮狭绝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虏急击招降陵。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匈奴。”[1]2877-2878当时老将路博德耻为李陵后援，坐视不救；而汉武帝听闻李陵的困境后，也没有派兵救援。李陵投降匈奴后，他的家人又被汉武帝灭三族。李广祖孙三代的悲惨人生，激起了司马迁的同情与怜悯，也深深地刺痛了司马迁。

司马迁的人生也是悲壮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至元封年间(前140—前110)为太史令,在职期间司马谈兢兢业业，恪于职守。他侍从武帝巡狩四方，祠祭山川鬼神，并参与议论封禅典仪；在整理图书资料时总结了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的学术理论，“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1]3288。然而，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登泰山封禅，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谈理应参加封禅礼。但是之前讨论封禅典礼时，汉武帝认为“诸儒既不能辨明封禅事，又拘于古诗文不知变通”，于是“尽罢诸儒不用”[9]152，而完全采用方士的方案。“最后武帝‘尽罢诸儒不用’之时，司马谈竟遭牵连，被留滞周南”[9]153。司马谈认为这是莫大的耻辱，他因愤怨而病倒。此时，司马迁完成了“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1]3293的任务，他在洛阳见到了父亲司马谈。司马谈愤怨地述说着自己的不幸和命运的不公，“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1]3295司马谈不敢抱怨汉武帝，只能抱怨命运不公，怨自己的命不好！

同时，司马谈勉励、告诫司马迁，“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1]3295司马谈预料他死后，司马迁会继任太史令，他要司马迁完成他著书立说的遗愿，并且以“孝始于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告诫他，使他能含笑九泉。不久，司马谈就含愤而终。这使司马迁本来朝气蓬勃的人生蒙上了阴影，此后，他一直生活在司马谈的悲惨遭遇里，以父亲的遗愿为生。对于父亲的含怨而终，司马迁自然也不敢抱怨汉武帝，但他不甘心于只抱怨命运的不公。“所以，司马迁对他父亲的死，书以非常情绪化的‘愤’”[9]156。而当他看到那些才能非凡但结局却很悲惨的人物时，他仿佛看到了他父亲，同情、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因此，在写他们的传记时，下意识地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

后来，司马迁果然继任太史，他自然没有忘记父亲的遗愿。他“细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论次其文”，为完成父亲的遗愿而勤奋努力。此外，司马迁也“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4]2729；以求获得汉武帝的赏识、信任，使自己能够“扬名后世，以显父母”。机遇也曾向司马迁敞开大门，20岁时司马迁即任郎官，而后，奉命出使西南，并参加了封禅大典；继任太史令后，参与制定太初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司马迁发现自己的职位“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4]2732，汉武帝所需要的只是为自己歌功颂德点缀太平的文学弄臣，对他的远大抱负和才能漠然不视，于是司马迁感到深深的失望，“悲乎！士生之不辰，愧顾影而独存。恒克己而复礼，惧志行而无闻。谅才韪而世戾，将逮死而长勤，虽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陈。何穷达之易惑，信美恶之难分”[12]541。司马迁遭受了沉重的打击，这正是在为他的政治抱负不能实现而鸣不平。而李陵之祸，让司马迁遭受了又一次沉重的打击，导致他名节受损，人格受侮辱。

(二)李陵之祸将司马迁的命运和李广一家紧紧联系起来

李陵是李广的孙子。天汉二年秋(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进攻匈奴右贤王，李陵率领五千名步兵出居延塞，以分散匈奴兵力。后来李陵被八万匈奴骑兵包围，因为叛徒出卖和老将路博德耻为后援，坐视不救而兵败投降匈奴。满朝大臣都怪罪李陵，朝廷上下指责之声四起，一些人借机落井下石，但是对李广利的失败却无人敢说，司马迁怀着“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4]2730目的，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却被汉武帝认为是“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4]2730，因此下狱受了腐刑。司马迁和李陵来往不多，“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4]2729，但是他欣赏、佩服李陵“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4]2729-2730的为人和品行。司马迁十分同情李陵的遭遇，认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攻亦足以暴于天下”[4]2730。因此，在大臣们都怪罪李陵时，司马迁感到非常痛心、难过，于是出于义愤和正直，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并因此获罪，关入大牢。可是，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4]2730。因此，遭受了人们最引以为耻的腐刑。受刑后的司马迁是痛苦不堪的，“仆以口语遭此祸，重为乡党戏笑，于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4]2736。由此，司马迁的荣辱就这样与李陵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李广一家联系起来。李广祖孙三代的悲惨人生，与司马迁和他父亲的人生更加相似。从李广祖孙三代的悲惨遭遇，司马迁看到了他父亲和他的悲惨经历。这种特殊的关系使他对李广一家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同情，同病相怜之感和哀怜使他感情的天平向李广一家倾斜，他内心痛苦至极，对汉武帝充满怨愤，却不敢言，因此他在《李将军列传》的写作上倾注了强烈的个人感情。

“李陵案”是司马迁人生的转折点，“大概自从李陵案以后，司马迁特别晓得了人世的艰辛，特别有寒心的地方，也特别有刺心的地方，使他对于人生可以认识得更深一层，使他的精神可以更娟洁，更峻峭，更浓烈，更郁勃，而更缠绵了！——这也就是我们在《史记》里所见的大部分的司马迁的面目。总之，这必然发生的李陵案，乃是他的生命和著述中之加味料了，他的整个性格是龙，这就是睛！”[13]136

(三)司马迁为处理匈奴问题而作《李将军列传》

自公元前200年“白登之围”后，西汉与匈奴一直以屈辱的和亲政策维持关系。举国上下无不视“白登之围”为国耻，从汉高祖至汉武帝初年隐忍60多年，朝野上下都想雪耻。自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汉朝开始大举讨伐匈奴后，汉朝收复河南地，攻占河西走廊，并将匈奴赶到大漠以北，解除了匈奴对西汉的威胁。但是，“其间仍然存在着历史或现实的忌讳，使司马迁在处理匈奴问题时，对某些问题无法畅所欲言”[9]204。因此，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写道：“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1]2919司马迁明知撰写当代史，为避免触及现实政治忌讳，不得不有所回避。如何处理匈奴问题，就摆在了司马迁面前。

当司马迁正为匈奴头疼不已时，李陵之祸又使他陷入匈奴问题的是非之中。因此，后世学者多认为司马迁因受刑而幽愤，微文刺讥撰《史记》，甚至视其为谤书。“个人的幽愤和客观的历史事实，不能混为一谈。如何避免将其幽愤情怀，倾泻于其所撰的当代史之中，是司马迁处理匈奴材料时，所遭遇的另一个困境。”[9]204司马迁遇到的困难还不止于此。司马迁在处理当代的历史问题时，由于他也生活在这个时代，而且有时个人也牵涉在这些问题之中，所以在处理这些问题时，难免由于个人主观的影响，而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司马迁撰写武帝一朝的历史，尤其是匈奴问题，由于他职务的关系，直接或间接接触到这方面的人和事，他又因李陵事件卷入这个历史问题的漩涡。所以，在他遇到这个问题及相关的材料时，很难避免某种程度的个人主观意识的影响。因此，“司马迁在处理匈奴的问题时，除了现实政治的忌讳，受到某程度的限制，另外还有其在搜集匈奴问题的材料时，因接触到曾直接或间接参加过征讨匈奴的人物，或通过实际考察汉匈战争的遗迹，以致在其处理汉匈关系时，反映在处理匈奴材料，难免出现史学家个人意识，对其所叙述的历史问题产生了主观的限制，这也是司马迁处理匈奴问题时，遇到的另一个困境”[9]223。

司马迁亟须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突破这些困难。他就深思熟虑后，终于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他在《自序》中所说“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1]3300。也就是在“隐略”的前提下，避免现实政治的限制，委婉地处理匈奴问题。因此，在他精心谋划后，撰写了与匈奴战斗一生的李广及其家族的《李将军列传》《匈奴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并将《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分置于《匈奴列传》前后。李广在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即参加抵御匈奴的战争，历经文帝、景帝、武帝三朝，与匈奴战斗一生；见证了西汉从高祖至武帝初期对匈奴由防御、和亲政策转为讨伐、进攻，并亲身经历抵御、进攻匈奴的战斗。因此，司马迁委婉地以西汉前期对匈奴政策的转变而创作了《李将军列传》，这些都在《李将军列传》中得到了完整的展现。所以，司马迁将《李将军列传》放在了《匈奴列传》前。而卫青、霍去病是汉武帝对匈奴实行进攻政策后涌现出来的杰出统帅，率军解除了匈奴对汉朝的威胁。所以，司马迁将《卫将军骠骑列传》放在《匈奴列传》之后。因此，《卫将军骠骑列传》应与《李将军列传》并读，才知道司马迁处理匈奴问题的良苦用心。

三、结语

“一个人的一生中可能留给后人很多的史实，写人物传记，不可能全选进去，取舍裁剪，对于史笔非常重要，选什么关乎被写者的身后评价。”[14]于是，英勇善战，对下属宽缓不苛的李广，虽然达不到“立功名于天下”的标准，也不能和历史上的名臣、名人相比，司马迁却给他立了传，并且在写《李将军列传》时选取褒扬、突出李广的材料。李广的战斗和生活细节被他用精彩的文笔描述得惟妙惟肖,极力塑造了他英勇善战，体恤、关爱士卒，治军宽缓不苛的良好形象；而李广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犯的一些错误则被他轻描淡写，或者加以遮掩、修饰，把李广塑造得极尽完美。而且，全力渲染了李广的“数奇”。致使后人读完《李将军列传》后，不禁为李广家族的悲惨人生而鸣不平。而班固在撰写《汉书》时，搬用《李将军列传》写成《李广苏建传》，则强化了人们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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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正平】

The Emotional Tendency in the Collected Biographies of Historical Records Based on Biography of General Li

DAI Jun-lu

(History and Culture Institute,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Li Guang was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the fight against Xiongnu, while he did not even get appointed to be a marquis. Since then, more than two thousand years has passed. Many historians felt great pity for Li Guang. The mood of despondency and indignation is universal among folks. It was Sima Qian who should take a great part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The paper below will find the relation between Sima Qian and Li Guang’s unfair treatment through Sima Qian’s writing purpose and reason of “Biography of General Li “ as well as the arrangement of its contents.

Key words:Sima Qian; Li Guang; Han Wudi; Xiongnu; getting appointed to be a marquis

作者简介：戴均禄(1983—)，男，浙江天台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暨北方民族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6-02-27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9-0009-06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