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实录精神与处世之道

周 虹 云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艺术系，福州 350003)



司马迁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实录精神与处世之道

周 虹 云

(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艺术系，福州 350003)

摘要：司马迁在《史记》中摒弃了世俗观念、个人情感，站在一个史学家的高度，对历史上颇受争议的帝王作出客观公正的记述评价，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姿态，严谨务实的科学精神，秉笔直书，这种“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正是他“史德”的集中体现。司马迁在《史记》大量人物传记篇章中，选择典型的历史事件，用寓论断于叙事并将叙事故事化的手法，在对故事的记述以及对《史记》的创作构思中蕴含着其深刻的哲学思想，诸多的处世之道都是他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遗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史德”；实录精神；处世之道

《史记》这部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有巨大影响的力作，是司马迁在遭受宫刑，承受身体和精神双重打击，忍辱含垢，倾其毕生心血，用血泪铸成的。因此，我国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李长之先生说：“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书，而且是司马迁的一部绝好传记。”[1]169的确，品读其书，见其为人，再读《史记》，其实是在读司马迁，读他的“史德”与“处世哲学”。司马迁客观公正、严谨务实的实录精神以及为人处世的哲学思想，是他留给我们后代子孙宝贵的精神遗产。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认为，史学家应具备“史才”“史学”“史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认为，还要加上“史德”。所谓的“史德”，就是要求史学家追求历史真实的正直品德，即中国传统史学所谓的“直书”，要求史学家具备“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忠于历史，实事求是，不作伪史学。论“史德”，司马迁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史家之楷模。

一、“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司马迁“史德”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所谓“不虚美，不隐恶”，在当时主要是针对帝王将相们的记述，即敢于大胆揭露而又遵从客观事实，不屈从迎合，不阿谀奉承，不掩饰他们的罪恶，敢于直书，也不因他们的缺点、过失甚至罪恶，而抹杀他们值得肯定的方面。在当时封建王朝君主专制统治下，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而司马迁是真正做到了。在《史记》中，司马迁对于历史舞台上那些翻云覆雨的主角——帝王，特别是对历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而又颇受争议的两位帝王——秦始皇、汉武帝，摒弃了个人的主观情感，站在史学家的高度，以严谨务实的科学精神，用客观公正的刀笔，“不虚美，不隐恶”，实录下他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政绩，真正实现了他“志古自镜”“稽古今成败兴坏之理”的写史目的。

(一)刀笔之下，功业卓著而又残酷暴虐的创业帝王——秦始皇

自古以来，各类的史书、文学作品对于秦始皇的评述无不冠以“暴君”之词，因此，无耻“暴君”已成为其形象的代名词，然而在《史记》中，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记述并非完全如此。通读《秦始皇本纪》可以看出，司马迁其实是将秦始皇作为一个初创天下、“缺乏历史经验而招致失败的悲剧英雄来写的，笔下有无限惋惜之情”[2]556。《史记·六国年表》中记载：“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 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这段文字，特别是“然世异变，成功大”这些记录，可以看出，司马迁对秦始皇作为君王，在了解国情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政策的做法是持肯定态度的，肯定了秦始皇采取一系列国策的正确性，因此，在这段文字中，司马迁把一味否定秦始皇之功的认为是“耳食”，并且盛赞秦王朝“成功大”。在《史记·六国年表》中司马迁写道：“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其中“何必上古”，可以看出，司马迁并不一味否定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做法，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一统天下人的思想，因此他认为这一行为未必是错误的。从《史记·六国年表》的最后一句话“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可以看出，司马迁是希望“真君子”来阅读《史记·六国年表》，希望他们不要被前世“秦始皇为‘暴君’”的思想所误导。在《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秦始皇之语：“天下共苦战斗不休，而求其宁息”，可以看作是司马迁借始皇之语来盛赞他灭六国，统一中国，结束了诸侯长期割据的混乱局面的做法，认为这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符合广大人民愿望的。“整篇《始皇纪》中，描写始皇事迹时指责始皇之语皆借尉缭、侯生、卢生之口，并不直接批评，文气总体较为平淡温和，处于客观视角。”[3]。特别是司马迁对秦始皇创业初始的功绩，诸如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制，统一法度、度量衡、货币、文字，修筑驰道，加强交通建设，北筑长城，驱逐匈奴，南定百越，促发展……都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赏，因此，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作出巨大贡献、产生巨大影响的皇帝。总之，司马迁为秦始皇写传，不被世俗观念所束缚，“不因憎而增其恶”，而是挣脱了世俗“暴君”的评价樊篱，真正体现了他的客观公正。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司马迁也不因此而否认秦始皇残暴的一面，因为他的历史观向来都是从社会发展、人民利益出发，反对暴政的。正如他在《史记·张耳陈馀列传》中所记载的：“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财匮力尽，民不聊生。”这些文字都无情地揭露了秦始皇的暴行，司马迁在《史记》评论秦始皇时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的一段话：“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由此反映了秦始皇的愚昧荒诞、暴虐凶残。另外，在《史记》多个篇章中，司马迁对秦始皇的好大喜功，到处立碑树传；横征暴敛，修建奢侈豪华的阿房宫等暴行，也都做了无情揭露。综上所述，实事求是，不拘于儒家教义的束缚，对秦始皇写传，秉笔直书，不妄加赞美，也不隐其恶行，正是司马迁“史德”的最好体现。

(二)刀笔之下，雄才伟略而又专制暴戾的当朝帝王——汉武帝

在司马迁心里应该最痛恨汉武帝，汉武帝为了实现自己的私欲，维护自己皇上的面子，下令对为李陵说真话的司马迁处以宫刑，这样极端自私而不公的判处是对司马迁人格的极端羞辱，可是司马迁对他写传时，并没有违背作为一位史官的原则，即忠于历史。“以‘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自己的理念”[4]，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对于武帝执政时所采取的那些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有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措施，都加以肯定、支持与称赞。比如在《太史公自序》里写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做今上本纪第十二。” 肯定并赞赏了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在《淮南衡山列传》中，记载淮南王刘安在元朔五年谋反时，向他的将官伍被问汉廷治乱，伍被回答说：“天下治。”并且说：“……当今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 汎爱蒸庶，布德施惠，口虽未言，声疾雷霆，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威动万里，下之应上犹影响也。” 这段话实际上司马迁是借伍被之口对汉武帝的“治世”[5]进行了肯定。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司马迁高度赞赏汉武帝为巩固中央政权而削弱侯国的措施，认为这一措施既让诸侯王不失“奉贡职”“供养祭祀”之地，又使汉郡错互其间，达到了“强本干、弱枝叶”的预期目的。在《河渠书》中写道：“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概田。而关中辅渠、灵轵,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锯定，泰山下引温汶水，皆穿渠为概田，各万余顷。沱小渠披山道者不可胜数。”对于汉武帝兴修水利的政绩给予肯定和赞扬。在《汲黯郑当时列传》中，记载汲黯“矫制”，即救水灾而不救火灾之事，汉武帝认为汲黯的“矫制”是“贤而释之，迁为荣阳令”，肯定并赞扬了汉武帝因同情灾民而对汲黯采取了正确的态度。在《史记·卫将军骠骑传》中，通过汉武帝打算亲自教霍去病兵法的记载，赞扬了汉武帝作为卓越的战略军事家深通兵法的才能。在《淮南衡山列传》中，对汉武帝彻底肃清诸侯王分裂势力，巩固中央政权的做法击节称道等等。而对于汉武帝的劣迹，他的专制暴虐、残忍虚伪、好大喜功、奢侈纵欲以及穷兵黩武的过失，司马迁在《史记·孝武本纪》《酷吏列传》等篇章中，也给予无情的揭露，特别是在《封禅书》中，司马迁对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长生不死之药的荒谬行为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绘。总之，司马迁为当朝皇帝汉武帝写传，不是发泄个人心中的不平，而是摒弃个人主观情感，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利益出发，来评述汉武帝的是非功过和成败得失的，他的刀笔完全做到了客观公正，严谨务实，这正是他“史德”最完美的体现。“他具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在武帝已经布置好的专制文化之中，要‘成一家之言’，是何等异端的念头!”[5]在西汉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敢于直面批评当朝皇帝，是冒着杀头风险的，而司马迁不屈服于帝王和制度的淫威，坚持直笔，是何等的勇气！

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在今天看来，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他的这种公正客观、实事求是的实录精神以及真实反映社会、反映现实的写作态度，不仅成为后世史家写作的范本，也成为后世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楷模。他秉笔直书，为帝王写传，总结出诸多的治理天下之道，这些宝贵的经验，使当今的人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知兴替，明得失，以史为鉴、以人为鉴，吸收古人的管理智慧，少走弯路。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这种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严谨务实的治学精神，对杜绝当今学术领域里的一些歪风，树立正气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在学术领域中出现了一些道德失范，学术不正的行为，败坏了学术领域的风气，偏离了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为社会实践服务的目的，司马迁的治学精神，为学术界树立起一面旗帜，我们应以司马迁的治学精神为楷模，提倡、学习和发扬他的“史德”精神，从而营造诚实、严谨、负责的学术氛围，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学术研究，从而为国家、为社会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科研成果。

二、深刻的处世哲学

清代大学问家纪晓岚讲过一句名言：“世间的道理和事情，都在古人的书中说尽。 而再读《史记》，感觉它就是一部言说‘世间的道理和事情’的扛鼎巨著。”[6]62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记载众多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人物，总结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人生成败得失的经验，特别是在《史记》大量人物传记的篇章中，他采用寓论断于叙事，将叙事故事化的手法，在一个个故事中蕴含着他深刻的处世哲学，给后人以诸多人生启示。下面笔者就摘取这座巨大的思想宝库中的点滴以及司马迁对《史记》的创作构思，来感悟他的哲学思想，品味他留给后人的处世之道。

(一)抓住问题的关键

在《史记·留候世家第二十五》中记载：汉高祖刘邦刚刚平定天下后，封赏二十几个功臣，其余臣子也想分封，相互争功，彼此不服，个个剑拔弩张，形势十分危急，刘邦为此忧心忡忡，张良就给刘邦献策，让他先封赏他最痛恨的那个人，刘邦采纳了张良之计，群臣看到连皇帝最恨的那个人都受封了，也就放下心来，于是，一场迫在眉睫的内乱被平息了。在这件事中，张良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稳住人心，即刘邦的封赏，让将领看到未来和希望。司马迁记载的这件事情，蕴含着他深刻的哲学思想，即抓住问题的关键，才可以制胜。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当遇到棘手的、错综复杂、无从下手的问题时，需要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事物的本质，抓住问题的关键，而后才能一举攻克。著名雕塑家保罗的大作，之所以要砍掉被人们啧啧称赞的双手，就是为保证雕塑作品的整体完美，而不使人们把注意力只仅仅集中在那双所谓的完美的手上，这种舍弃细节而保住大局的做法就是抓住问题的关键。俗话说“打蛇要打七寸”“提纲挈领”“纲举目张”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处理问题时，只有抓住关键，才能将事情完成的淋漓尽致，一切难题才能迎刃而解。另一方面，这个故事，通过张良献计一事启示后人：在关键时刻，如没有贤士良将，或用人不当，就很难成功，正所谓“得人杰者得天下”，这也是司马迁总结出的用人哲学：“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比有妖孽，贤人隐，乱臣贵。”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强调国家政权安危兴亡在于用人。鸿篇巨制《史记》跨越三千年历史，所涉及的事和人众多、纷繁复杂，司马迁是怎样处理这个难题的呢？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抓住问题的关键”。他睿智地把“非常之世”中的“倜傥非常之人”作为选材标准，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言：“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历史人物写传，人物生平所经历的事情是十分多的，不可能事事都记，司马迁能够在众多的材料中，抓住那些对人物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起重要作用的、最能突出人物性格的关键事件，比如写项羽，就选择了项羽一生的主要事件：巨鹿之战、坑杀二十万秦军、鸿门宴、分封诸侯王，自封霸王、击杀义帝、诸侯自立、楚汉之争、垓下之围、自刎乌江，其中又着重写霸王别姬、东城突围、义不东渡三个关键事件，来突出了项羽性格的另外一面——自负、至死不悟，从而揭示出这位悲剧英雄失败的根本原因。“抓住问题的关键”是司马迁高超的手法，因此他笔下的众多历史人物，深入人心，脍炙人口，影响深远，如夏禹、孔子、屈原、勾践、伍子胥、廉颇、蔺相如、项羽等等，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品德已成为我们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化身，尤其是他们身上的那种自强不息、奋发进取以及爱国精神一直以来激励着后世一代代人奋发有为。

(二)积累力量，等待时机

《史记·楚世家第十》记载这样一件事：楚庄王即位之初，内部政局不稳，外部强敌如林，在政局动荡不安、人心险恶、兼并激烈的情况下，楚庄王选择了无所作为，目的是静观其变，而不解真相的臣子伍举用谜语“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飞)不鸣，是何鸟也”，进行巧妙的劝谏，韬光养晦的楚庄王则用“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的谜底作答。在楚庄王隐忍的三年中，他暗暗考察群臣的忠奸贤愚，积累了很多经验，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使楚国逐渐强盛起来，最终实现了“争霸中原”的夙愿，并且跻身五霸之列，而楚庄王也成为春秋五霸中之一。楚庄王韬光养晦“一鸣惊人”的故事，蕴含的司马迁处世之道就是：积累力量，耐心等待合适的时机。在当今这个竞争激烈、充满挑战的时代，知难而上、勇往直前是不可缺少的，但如果盲目进取，有时会因进反退，得不偿失，适得其反，因此审时度势，耐心等待，积蓄力量，则是聪明之举。荀子言：“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河。”当我们遇到险境，要想摆脱它，就要不断积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越王勾践“尝粪问疾、卧薪尝胆”20年，积累了实力；庖丁解牛时的游刃有余，是靠经验的累积；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每时每刻随时随地记诵美妙的词汇，积累了大量的创作语言和素材；网易的创始人丁磊，每天工作16小时，每天在网上超过10小时，每天密切跟踪Internet，每天收到上百封电子邮件，坚持十多年，就是在积累实力[7]141。总之，司马迁用他的哲学思想启示我们：积累是治学、立业的基础。古语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就是强调积累知识、积累经验的重要性。司马迁为完成《史记》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积累，他10岁就开始读古书，20岁时开始漫游，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收集了大量的资料，38岁做了太史令，他废寝忘食地阅读汉朝宫藏的大量图书、档案及各种史料。他惨遭宫刑，从肉体和精神上都是一种沉重的打击，但是，出于一种强烈的责任心，他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就是为了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也正是在这个积累过程中，他的思想得到净化和升华，形成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伟大生死观，确立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目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积累过程，也就没有伟大的《史记》，因此可以说，司马迁用血泪完成《史记》的过程实践了他“积累力量，等待时机”的处世哲学。

(三)善于扬长避短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第五》记载了“田忌赛马”的故事：最初赛马时，田忌总是以失败告终，孙膑仔细观察后，建议田忌调换马的出场顺序，以下等马对付齐王的上等马，以上等马对付齐王的中等马，再以中等马对付齐王的下等马，这样，虽然田忌每个等级的马都比齐王的马差一点，但是他的马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他的上等马比齐王的中等马要强，他的中等马也比齐王的下等马要强，孙膑采取了此策，最终取得胜利。这个充满哲理的故事蕴含着司马迁的处世之道就是：善于扬长避短，变劣势为优势，才能转败为胜。正如司马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所言“善用兵者，不以短击长，而以长击短”，给我们的启示是：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优势和劣势不是绝对的，它们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7]88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人生道路上，我们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为社会为他人作出贡献。另一方面，一个人是否取得一番成就，关键要看他能否为自己的长处找到用武之地，司马迁笔下的汉高祖刘邦无疑对此认识得很清楚。他决策不如张良，治国、安抚百姓不如萧何，带兵打仗不如韩信，但他知道自己的长处就是善于发挥人才的优势，使得他们能够各尽所长，为己所用，他正是能够充分发挥人才的优势，善于扬长避短，最终成就了自己的万世功业。对于现代人来说，认清并发挥自己的长处，使其发光、发亮，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关键所在。《史记》为人物写传，司马迁就善于“扬长避短”。比如《陈丞相世家》，写陈平这个人物，对于他“盗嫂偷金”“颇有劣迹”“名声不好”这些不被刘邦的爱将们所接纳的、受到非议的短处，司马迁一笔带过，而集中笔墨写陈平怎样以他卓越的智谋，为刘邦“六出奇计”，使刘邦一次次化险为夷，来体现陈平的足智多谋、通权达变、忍辱负重的特点。之所以这样写，是因为在司马迁心目中，陈平虽然有许多缺点，但是他身上那些足智多谋，通权达变是难能可贵的大智慧，因此，在司马迁眼里，陈平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对历史人物这样的认识，体现了司马迁的“善于扬长避短”的用人哲学。“人无完人”，作为当今的管理者，不能只视人之短，应该要贵人之所长，忘人之所短，真正有价值的人，并非是毫无缺点的人，而是在某一方面特别突出的人才，因此只看其不能干什么，而不视其长，看其能干什么，这是毁灭人才的做法。因此，对于当今的管理者来说，衡量其是否具备领导者的素质和能力，关键要看他是否能够识别人才并且善于使人才扬长避短，发挥其作用，具备这样的素质和能力，对于管理者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

(四)善于变通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日，孔子与弟子来到郑国，权贵要求他们立刻离开郑国并保证再也不讲学，不然就要杀死他们，弟子们都不知所措，孔子却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但当他们刚离开郑国，孔子马上就传授起儒学来，弟子们很不解地问他：“您不是教我们要诚实守信吗？既然答应了不再讲学还……”孔子笑道：“传授儒学本来就没有错，是郑人的要求无道，对无道之人就应该用无道之法。”司马迁通过这件事的记载，来表现圣人孔子的驯善于变通，不拘泥于教条，这正是儒家所倡导的通权达变的思想[7]72，也是司马迁倡导的处世哲学，因此，孔子这样的“变通”，被司马迁所赞赏。俗话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人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做人做事，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善于变通，灵活处理，才能取得最好的效果[7]73，这是司马迁“善于变通”的处世给我们的人生启示。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国由盛到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畏惧变革、抱残守缺，跟不上世界发展潮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刻领悟习主席的讲话精神，牢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处世之道，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步伐，解放思想，推陈出新，遵照习主席的指示：“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开放，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难关，不断为中国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只有坚定地沿着改革开放之路走下去，才能真正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史记》创作本身而言，司马迁就“善于变通”，他突破《史记》之前史家惩恶劝善、以史为鉴的道德层面，而上升到对历史现象、规律的认识的哲学层面，他不拘泥于之前史官们记史的传统笔法，打破我国史书的先例，即编年体和记言体，开创出以人物为中心写历史的纪传体通史的先河，正因为他所做的这些“变通”，《史记》成为“成一家之言”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千秋名著，在我国史学和文学史上产生非凡的影响。

抓住问题的关键；积累力量，等待时机；善于扬长避短；善于变通，这些充满人生哲理的处世哲学，在《史记》中比比皆是，这是司马迁智慧的结晶，也是他留给后人的处世之道，对现代人来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品悟这些处世之道，就是进行最好的精神洗礼。

司马迁呕心沥血完成的《史记》，引领我们走进历史的长河，让我们认识华夏民族精神，使我们感受到他伟大的治学精神与人格魅力，领悟到他哲人的智慧与处世之道，这是他宝贵的精神遗产，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弥足珍贵。

参考文献：

[1]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2] 韩兆琦.史记笺证[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

[3] 张欢欢.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形象[J].文学教育,2014，(10 )：150-151.

[4] 李剑清.司马迁心目中的孔子[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4，(6)：26-29.

[5] 王贵福.从《史记》看司马迁对汉武帝的态度[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3，(3)：56-65.

[6] 李保平.品味太史公曰大写的智慧[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

[7] 龚勋.《史记》大智慧[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责任编辑朱正平】

Spiritual Legacy from Sima Qian: “Record Spirit” and “Philosophy of Life”

ZHOU Hong-yun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Arts, Fuji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 College,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Sima Qian had abandoned secular concept and personal feelings i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objectively and fairly accounted and evaluated controversial emperors in the history from the lens of a historian. In a highly responsible attitude to history, he wrote down the truth without fear or favor with a rigorously and scientifically pragmatic spirit. Such record spirit of “no virtual beauty and no hidden evil” has reflected his “virtue of historical study”. In biographies of Historical Records, Sima Qian chose typical historical events and used the combination of judgment and narration as well as narrative dramatization, so as to present his profou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in stories and creative ideas of Historical Records, leaving numerous philosophies of life to the offspring. These are also his precious spiritual heritage to the posterity, with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Historical Records; Sima Qian; “Virtue of Historical Study”; Record spirit; Philosophy of Life

作者简介：周虹云(1966—)，女，陕西蒲城人，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6-01-21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9-0040-06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