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记》看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认识

权 玉 峰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0089)



从《史记》看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认识

权 玉 峰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100089)

摘要：儒道两家思想对司马迁有着重要的影响，并贯穿于《史记》全书之中。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认识，体现在其创作方式上。从儒道两家代表人物在《史记》中的地位，以及记叙各家代表人物的行文措辞和表现手法可以看出，司马迁既有对儒家入世等思想的肯定和对汉儒的反感，也有对道家无为自然的认可和对小国寡民的否定。其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对儒道两家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儒道结合思想。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儒家；道家

司马迁的思想体系归属问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至今仍没有统一的认识。最早的评论源于班固，他依据《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1]2738，判定司马迁的思想是道家思想。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个思想体系的看法可谓众说纷纭，产生了儒、道、非儒、非道等各种观点。总的来说，司马迁与儒道思想的关系，学者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种认为儒家思想是司马迁思想的基础。米文佐、傅满仓就《报任安书》与《史记·太史公自序》来分析司马迁的思想，认为司马迁“性格及思想当中，儒家思想始终处于主导方面，同时兼收并蓄了道家等思想因素，但只占次要地位，当毋置疑”[2]。许凌云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司马迁的史学渊源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一部《史记》处处体现了司马迁的思想旨趣，体现了他的儒学价值观”[3]。马涛从经济思想领域进行分析，认为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来源于对先秦孔孟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其思想也主要来源于儒家思想。[4]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道家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更大。曹东方、徐淑梅认为司马迁的这种来自于道家的辩证法思想，应用于他的史学上，形成了独特的历史观，因此，司马迁的主导思想是道家思想是无疑的了。[5]王萍认为究天人之际，“即探求古今历史变化的原因，寻找出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道理，构成了司马迁历史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主要是对《老子》辩证法观点继承和发展的结果”[6]。第三种观点认为司马迁思想自成一家。刘蕴之认为：“从《论六家要旨》到《史记》全书，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迁对各家学说均有所取,亦有所舍,这完全是站在一个‘史家’的角度上来看问题的。”[7]

然而从《史记》的创作方式来探讨司马迁的思想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我们试图从创作方式来分析司马迁对儒道思想的认识。从儒道两家创始人、重要传承者、代表人物在《史记》中的位置和篇幅，以及司马迁记述儒、道人物时运用的行文措辞和表现手法来阐述司马迁对儒、道两家思想的认识，以求教于方家。

一、位置和篇幅

在《史记》中，儒道两家创始人及代表人物有着不同的位置，描写其人物的篇幅也有明显的区别。我们从中看出司马迁对儒道两家思想的态度。

司马迁把儒家创始人孔子列入“世家”中，而把道家创始人老子放在“列传”中，显示儒家的重要地位。有学者认为孔子弟子众多，世代相续，司马迁将孔子安排到在“世家”是对事实的遵循，而非对孔子的尊敬。这种依据传承就得出结论是不够全面的。从东周到西汉初，在思想领域世代相续的并非只有儒家，道家也世代相传。《孟子·滕文公下》云：“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8]155反映了战国时期道家的影响。道家在汉初更是盛行，黄老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可见道家影响之大和传承之久。然而，司马迁并未把道家创始人老子置于“世家”之列。同时墨家也弟子众多，传承数代，到战国后期形成韩非子所认为“世之显学，儒、墨也”[9]724的局面。可见墨家在整个战国时代的发展非常兴盛，然而司马迁也没把墨子列入“世家”中。因此我们认为司马迁把孔子放入世家，并不仅基于儒家传承时间久，更重要的是司马迁认同儒家长期以来传承的思想。

在《史记》中，其他29个“世家”是以王侯为主线撰写的，《孔子世家》是个例外。孔子在当时既没封侯，更没称王，可见司马迁把孔子置于“世家”中，是出于对孔子的敬仰。他认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0]1947孔子的影响超越君王贤人，其思想传承数世，是天下学习的榜样，对中国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司马迁称孔子是至圣之人，把孔子放入“世家”以彰显他对孔子的钦敬之情。

司马迁把老子置于“列传”中，“列传”是我国纪传体史书中列叙历史人物事迹的传记。《老子韩非列传》在七十“列传”中位列第三，在诸子百家中是比较靠前的，表明他认为老子在诸子百家中的地位较高，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孔子世家》有43页之多[10]1905-2143，而《老子韩非列传》中老子部分不足4页[101]2139-2143，两者相差10倍之多。这固然与孔子、老子两人留世的史料多少有一定的联系，但更重要的应是司马迁对两人的敬仰程度不同。

司马迁对孔子和老子态度的差异不仅表现在二者的位置安排上，还表现在“重言(谓世人所尊重者的言论)”[11]2257上。在《史记》中有较多的“重言”现象，他多次引用先秦诸子之言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如司马迁在说明不能以貌取人时引用孔子的话，《史记·留侯世家》载：“高祖离困者数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岂可谓非天乎？上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10]2049张良长相类似妇人，但是有杰出的才能，司马迁认为不能以貌取人。用孔子的话更能表达司马迁对长相如妇人一样的张良的赏识，更能让人信服。如司马迁在说明有才能的人往往受到嫉妒或迫害，引用了老子的话，《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后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10]2817虽然司马迁举很多例子，但用老子的话作为总结或评论，显得更有说服力。

同样被司马迁引用，但引用孔子言论的次数要明显多于老子。诸子百家言论的“重言”以引孔子之言为首，多出自《论语》。陈桐生指出：“近三分之一的《论语》内容被司马迁写入《史记》之中。”[12]以引用老子之言为次。引用两人的言论，显示司马迁对二人的敬仰之情。相比之下，老子重言的引用次数要远少于孔子。在《史记》中 “孔子曰”有15篇106次，“老子曰”“老氏称”只有8篇9次。另外，在《史记》及其三家注重中有11篇、13次提到孔子卒，并把孔子的活动当作时间坐标。如“二十四年，楚惠王复国，以兵北伐，杀陈湣公，遂灭陈而有之。是岁，孔子卒”[10]1583；“三十一年，齐田常弑其君简公，而立简公弟骜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10]1685。以此来显示孔子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这种时间坐标地位是《史记》中其他诸子不可比拟的，表明孔子对司马迁的影响之大。同时引用孔子和老子的重言，司马迁往往也置孔子的言论于老子之前，如《史记·酷吏列传》开篇云：“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10]3131虽然显示司马迁对两人同样尊敬，但明显更为重视孔子的言论。

从《史记》中孔子与老子的位置和篇幅上看，二人对司马迁都有一定影响，而孔子的影响要高于老子。不仅体现在“世家”和“列传”的含义中，“世家”的重要性要高于“列传”。描写孔子的篇幅明显长于老子，引用孔子之言要远多于老子，同时引用也多把孔子放在老子之前。司马迁还把孔子的活动当作重要的时间坐标。

在孔子之后汉代之前，司马迁记载的儒家重要传承者是孟子和荀子，道家重要传承者为庄子。记叙孟子、荀子的是《孟子荀卿列传》，其中包括孟子、邹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公孙龙等诸家人物，把孟子、荀子两位儒家人物作为列传篇名。以现在的写作方式来看，文章中题目所标人物在文章中往往较为重要。《史记》该列传以孟子、荀子为名的同时，内容上又包含了其他各家代表人物，是用其他诸子百家人物来衬托孟子、荀子的影响之大。

关于道家代表人物庄子的记载，见于《老子韩非列传》，题名显示出庄子不是该列传的主角。该列传中仅记叙了庄子在楚国不愿出仕这件事，关于他的记述也仅有百余字。道家另一位代表人物杨朱在《史记》中并无记载，有学者认为：“世无杨朱之书。……不利于维护封建宗法秩序，这是被淘汰的根本原因。”[13]这样的推断不够全面。我们知道杨朱虽没留下著作，关于他的史料却较多，散见于《庄子》《孟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不利于维护封建宗法秩序”这个观点是不妥当的，赵高等反面人物可以写进《史记》，可见是否有助于维护封建统治不是《史记》筛选人物的标准。司马迁没有将其列于《史记》中，可能由于杨朱的思想体系没有被司马迁认可。

同为“列传”，可得出道家的重要传承者与儒家相比有两方面的弱势。一方面是儒家的两位传承者作为其列传中的主要人物，道家的传承者仅充当了绿叶的角色。另一方面儒家传承者的篇幅也明显要长于道家。司马迁对儒、道两家后传弟子也多有记载。单独记载儒家人物的有《仲尼弟子列传》《儒林列传》两篇，而记载道家后传弟子则散见于其他篇目中。

记载儒家的《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列传》《儒林列传》形成了儒家一个完整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有对创始人孔子极其家族后代的记叙；有对儒家重要代表人物的褒扬；有对孔子的弟子和当代大儒的赞赏。而相对于道家来说，对老子、庄子虽有所认同，但老子、庄子放在一个列传中，篇幅较短，与儒家形成明显的对比。从位置和篇幅上看司马迁对儒道两家思想同样认可，但更倾向于儒家。

二、行文措辞和表现手法

对儒道两家创始人的描述。司马迁认为孔子虽出自布衣，却达到了君王贤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是“至圣”之人。他提出：“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110]3296可见他认为在周公之后，只有孔子能绍明世，正易传，高度推崇孔子编著《春秋》等行为，并认为写《史记》是继承孔子的事业。司马迁把老子比作龙。他引用孔子之言评价老子：“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10]2140在独尊儒术的时代用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话赞扬老子更具有说服力，力证老子的智慧像龙一样无所不涉。

司马迁称孔子是圣人，借用孔子的话称老子是龙，龙与圣人在中国古代的影响颇深，二者孰轻孰重？《周易》云：“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14]14龙上天入地，但和老虎一样仅是一种能力较强的生物，史记中也多次记载汉代“黄龙见”，除老子外也有其他人像龙，如汉高祖刘邦“隆准而龙颜”。而司马迁认为有史以来只有周公和孔子两位圣人。而圣人则是熟知掌控万物的存在，相比较而言圣人的地位明显要高一些。在“高山仰止”等司马迁形容孔子的词语中，我们也更能感觉到他对孔子的仰慕之情。

在描述孔子、老子时，司马迁都用了衬托的手法。用君王、贤人与孔子对比，君王等人的一时之荣与孔子的传承数代比较，到后来帝王至布衣竞相学习孔子思想，衬托出圣人孔子思想的影响之大。对老子等道家人物的评价为，其文云：“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10]2156他认为韩非、庄子那套理论虽源于道德，但都没有老子思考体味的深远，用衬托的方法凸显老子所论道德的重要性及老子的大智慧。

司马迁选了君王、贤人、布衣，衬托出孔子的影响高于世间所有领域的人物。推崇老子时，衬托老子的几位人物仅为诸子百家中部分代表人物，司马迁认为老子像其他人物一样只是在思考道德问题时，思考的更加深远而已。在描述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老子、孔子对司马迁影响之大，但孔子的影响更胜一筹。

两家重要传承者对司马迁思想也有较大影响。他喜欢读孟子的著作，达到了“未尝不废书而叹也”的境界。对荀子的论述为：“荀卿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焉……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10]2348稷下学官有分属于先秦不同学派的慎到、环渊、邹衍等众多学者，诸子中他人都是稷下先生，唯有称荀子为老师，以此显示荀子学问之高。举例荀子弟子李斯，官至秦相帮助秦始皇统一天下，用学生的成功来衬托老师的成就之大。有学者认为“《孟子荀卿列传》的写法，打破了其记写人物的一般方法规律”[15]，该列传并不像传统的写法那样对孟子、荀子详细描写，而是通过对他人的详细描述赞扬，以次衬主来显示司马迁对孟子、荀子的肯定。

对道家传承者的记述主要是庄子。《史记》中关于庄子的记叙主要是他拒绝出仕这个故事。其记载：“庄周笑谓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亟去，无污我。’……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10]2145当楚王邀请庄子做官时，庄子让使者不把其当“郊祭之牺”看待，请使者迅速离开，乐观的心态和诙谐的比喻更能显示庄子的浪漫滑稽之情。可见司马迁对庄子淡泊名利、刚正不阿，追求个人幸福的浪漫主义精神较为赞赏。

另外，孟子、荀子、庄子三个人关于利的思想在《史记》中都有所体现。在描写庄子时用“直叙”的手法，论述了庄子不愿出仕。在描述孟子时，则用了“对比”的手法，论述其义利观。荀子晚年面对利益问题时，希望在总结诸子百家思想中寻找出路。从上可看出三人面对利益问题时，庄子采取滑稽放任不面对问题的态度，孟子、荀子较为务实的从新角度寻求解决方法。在《史记》中曾直接描述庄子“滑稽乱俗”，而对孟子、荀子并无负面词语。可见司马迁更推崇儒家的两位代表人物。对孔子弟子也大加赞扬，他认为：“孔氏述文，弟子兴业，咸为师傅，崇仁厉义。”[10]3313孔子传授大的义理，其弟子在各个行业上实践，发展传播了孔子的仁和义，把儒家的思想发扬光大。

司马迁对先秦儒家与汉代儒生的态度截然不同，对汉代以来的儒生褒贬不一。而对汉代道家人物褒扬颇多，持肯定态度。他赞扬的儒家人物仅有叔孙通、董仲舒、辕固生等少数。《史记》对叔孙通的记叙主要是关于制定朝仪和维护太子地位两事。“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10]2726叔孙通制定朝廷礼仪制度简明易行，完善宗庙礼法，加强了刘氏皇权。他在制定礼仪制度时，对儒家固有仪礼制度加以取舍和改进，并没有墨守成规。在刘邦欲更换太子时，叔孙通以死谏使得刘邦放弃易太子的想法，最终被司马迁评价为儒家的一代宗师。司马迁也推崇董仲舒的儒术，“汉兴至于五世之闲，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101]3128汉代以来唯有董仲舒以治学《春秋》闻名于世，其弟子也多凭借着学问当上了高官，无形中也显出司马迁对董仲舒的一种认可与尊敬。

他对汉代大部分儒者与先秦诸儒的态度大相径庭。关于公孙弘的描述，充分体现了司马迁鄙夷的态度。《史记》中多次提到公孙弘没有真才实学，认为其“治春秋不如董仲舒”[10]3128。还记载了儒学大师辕固生对公孙弘治儒学和人品的怀疑，《史记·儒林列传》载：“固(辕固生)之徵也，薛人公孙弘亦徵，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10]3124《史记》中另外一位儒学大师董仲舒也对公孙弘持否定态度。司马迁认为董仲舒“为人廉直”[10]3128，用为人正直的董仲舒来评价公孙弘，其文曰：“董仲舒以弘为从谀。”[10]3128对于郭解灭族的事件态度上，他对公孙弘的做法也不认可。司马迁认为郭解被族灭与公孙弘有直接关系。《史记·游侠列传》记载，郭解被抓后，“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10]3188。该卷也记载了司马迁对此事的评价，其文曰：“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于戏，惜哉！”[10]3189可见司马迁明显不赞同公孙弘的做法。汉武帝欲开辟通往西南地区的道路，“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11]2950，司马迁多次记载公孙弘反对开发西南地区。公孙弘的观点与《史记》中赞扬的大一统观点相冲突。

他对于其余儒家人物也不太认可，司马迁称荀子所反对的儒生为“鄙儒小拘”[10]2348。不跟叔孙通进朝廷的两位儒生，借用叔孙通之口说他们“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10]2722-2723，称那些嫉妒诋毁辕固生的儒生称为“诸谀儒”[10]3123。大量的描述表达了司马迁对汉儒的厌恶之情。

而对具有黄老思想的曹参、汲黯等人较为钦敬。刘邦统一天下的贤臣良将，韩信被吕后斩杀于长乐钟室，张良隐退得以苟全，萧何为保全性命不惜刻意腐败强占民田，唯独曹参据有其名，得到全天下人的称赞。司马迁对其予以较高的评价，认为：“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10]2031曹参任相国期间，主张清静无为的政事方式，司马迁对其做法较为推崇。对汲黯治民思想的推崇，“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10]3105，描述了汲黯治理百姓时好清静，不追究百姓的小过失，使得所治理的地区达到安宁和富裕。从曹参、汲黯的描述可见司马迁对汉代道家的治民思想较为认可。

我们可以看出，道家人物无为、与民休息的政治思想适应了汉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种思想对司马迁的影响较大，《史记》中道家的这种思想得到了较高的评价。在对儒家个别人物赞赏的同时，对以公孙弘为代表的大部分汉儒较为反感，可见司马迁并不完全认同汉代儒家的思想理论。

三、儒道互补共存基础上的结合思想

虽然司马迁对儒道创始人及其代表人物的定位和评价不一，但他认为儒道思想并不矛盾，作为社会主流的儒道两家应该相互学习。“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10]2143“世之”强调这是世人的观点，并不是司马迁的观点，“岂谓是邪”更表明《史记》中推崇的是儒道相结合的思想。

在儒道交流方面，“孔子入周问礼是学术界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双向交流的事件”[16]194。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记载这件事，在《孔子世家》中记叙了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整个事件，向老子学习归来后，其弟子也因此有所长进。在《老子韩非列传中》中描述了老子对孔子讲授的道理，孔子归来后向弟子称赞老子是龙。[10]2140在《仲尼弟子列传中》中描写，孔子所敬佩师事的人，第一个便是东周的老子。在孔子向老子学习周礼的同时，老子也会向孔子问及学问之道和鲁地文化。儒家向道家学习的记叙还见于荀子的有关记载：“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10]2348荀子意识到单靠儒家思想并不能解决社会现状问题， 晚年开始整理儒、墨、道各家文化，从中寻找出路。司马迁也不认可庄子排斥儒家思想，《老子韩非子列传》载：“(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10]2348司马迁认庄子“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庄子的言论，纵横恣肆，只是以适合自己的性情为目的。

在《史记》中司马迁认为道家也有向儒家学习的必要。“不通经术知古今之大礼，不可以为三公及左右近臣。少见之人，如从管中窥天也。”[10]2092窦太后左右朝政事时信奉黄老之学，推尊无为的治国理念，要求景帝、武帝和窦姓宗族必读《老子》，并惩罚汉武帝所提拔的儒家人士。司马迁认为：“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10]2092可知他认为治理天下不仅要懂得经术、法礼，还要懂得道家的自然、定神等思想。

司马迁的儒道结合思想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史记》支持儒家国家大一统理论，反对道家小国寡民。司马迁认为：“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10]3253可见司马迁认为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与现实社会脱节，没有实行的可行性。其次，推崇道家无为治民思想，认为儒家的治国思想过于烦琐，政府统治又离不开道家的无为思想。如萧何无为的内政理念受到司马迁的赞扬，他认为：“何相国，不变不革，黎庶攸宁。”[10]3311《汲郑列传》载：“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谳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于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弘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面对儒法两家所不能解决民政的问题，秉承道家思想的汲黯却治理得很好。最后，司马迁认为道德是制治清浊的根源，反对酷吏政策。《史记》中多次引用孔子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可看出，他对儒家和道家所共有的尚德思想大为推崇。

司马迁儒道结合的思想也有其家学影响。他的父亲临终前教导他像孔子作《春秋》一样去写史书，反映出道家人物司马谈本人也认为儒家某些思想是值得学习的。一方面受到父亲司马谈的熏陶，又师从汉代大儒董仲舒、孔安国等人，推动了司马迁儒道融合的思想。司马迁的儒道结合观念还体现在其对儒道两家代表人物的评价上，上文我们提到他用孔子对老子的评价用以体现老子的文化影响称老子是龙。在评价汉代儒学大儒时，他也引用了老子《道德经》的原文。《叔孙通传》云：“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10]2726他认为叔孙通成为杰出的儒学家，与其懂得变通有一定的联系。用道家论著评价儒家人物，可见司马迁认为两家可以互相结合。

综上所述，《史记》中处处体现着儒道两家思想。司马迁对儒道两家创始人和代表人物大都持肯定态度，然而对儒家两家思想并非一味盲从。既有对儒家入世、务实思想的肯定和对汉代迂儒的反对，也有对道家无为、不争思想的认可和对道家小国寡民的否定。司马迁也多次提到儒道两家各有长处，可以共存互补。实际上，他的思想体系是在对儒道两家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儒道结合思想。

参考文献：

[1] [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米文佐，傅满仓.论儒家思想在司马迁性格中的地位——兼与李长之先生商榷[J]．甘肃高师学报，2004，(3)：49-51．

[3] 许凌云．论司马迁的儒学思想[J]．史学史研究，1999，(1)：46-52．

[4] 马涛．论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及对儒道的态度[J]．河北学刊，2001，(1)：94-98．

[5] 曹东方，徐淑梅．试论司马迁与儒道思想的关系[J]．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99，(2)：39-43．

[6] 王萍．略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J]．齐鲁学刊，2000，(4)：84-89．

[7] 刘蕴之．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而列老子于《列传》思想抉微[J]．人文杂志，1997，(1)：73-77．

[8]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 [战国]韩非子[M]．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10] [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 罗竹风．汉语大词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12] 陈桐生．不是六艺胜似六艺——谈《史记》与《论语》的学术关系[J]．孔子研究，2004，(1)：41-52．

[13] 刘兴林．司马迁儒道互补说[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65-71．

[14]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15] 肖振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撰写方式[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1):17-19．

[16]薛瑞泽，许智银．河洛文化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朱正平】

The Analysis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of Sima Qian from Historical Records

QUAN Yu-feng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A great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s exerted on Sima Qian and this influence brings about that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s running through the writing of Historical Records. His understanding on this ideology is reflected on his modes of creativity. Sima Qian not only displayed affirmation in the action of engaging in politics form Confucianism and endorsement the natural non-action from Taoism, but also denied the Han Confucian scholars and “small country and population”. All this is reflected in Historical Records. We understand that his thought is a combin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that is built 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Key words:Historical Records; Sima Qian; Confucianism; Taoism

作者简介：权玉峰(1989—)，男，河南洛阳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6-04-07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9-0034-06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