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史记》之学的古典小说话语

芮 文 浩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钱钟书《史记》之学的古典小说话语

芮 文 浩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钱钟书的《史记》学成就主要体现于《管锥编》中。治《史记》时，钱钟书引经据典，又常常引入古典小说话语，或释《史记》文本疑难，或论《史记》对经典的继承之绩，或申《史记》的开创之功，或解《史记》叙事之妙，使其《史记》之学呈现出通俗易懂而又不失庄雅的学术特点。

关键词：钱钟书;《史记》;古典小说;话语

《管锥编》是钱钟书精研古代典籍的杰作，于管窥锥指之间引经据典，贯通中西古今，涵盖经史子集，涉及训诂、考证，而以文学艺术为主。其中《史记》研究以日本学者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为据，撰成的58则札记不仅有上述学术共性，而且还频频引入《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古典小说话语，使《史记》多方面的疑难得到了极贴切的诠释，并对其叙事艺术有着精彩的论述，呈现出明显的古典小说话语特征。

一、以小说话语释《史记》文本之疑

《史记》自问世至今，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然其中仍存诸多疑难，为此，钱钟书广泛参考包括古典小说在内的多种典籍，对其中部分问题予以释疑解惑。

《史记·高祖本纪》载汉高祖平黥布叛乱时被流矢所伤，“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高祖乃嫚骂，言此乃天命，虽扁鹊再世恐亦无补，“遂不使治病”[1]491。“可治”句历来难解，如《汉书·高祖纪》与此相应的文本作：“上问医曰疾可治不？医曰可治。”北宋时期的宋祁与清人王念孙均称古本并无“不医曰可治”[2]84五字。钱钟书视“不医曰可治”五字为班书的补充说明，因为上述异文也可以这样句读：“上问，医曰：‘疾可治！’——不医曰‘可治’。”据钱氏的观点，《汉书》异文堪为《史记》之“可治”提供极好的注脚。[3]459钱钟书又联系《史记》它篇有关医治之语，细绎“可治”之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仓公论病有“此不当医治”之说，释“不医曰‘可治’之‘不医’即‘不当医治’、‘不能医’之省文”，如同“易为医”可省言为“易医”，言“可治”实际是“不可医治”之义。其后，钱钟书复援《红楼梦》第十回秦可卿病例，再申“可治”之义。贾蓉妻秦氏因病卧床，看过众多医生皆无疗效，贾蓉看了药方后问：可卿这病“与性命终久有妨无妨”？张先生笑道：“大爷是最高明的人。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症候，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依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总是过了春分，就可望全愈了。”[4]149于是，贾蓉心领神会，不复细问。《史记》高祖箭伤危重时良医所言“可治”实是不可治的委婉说法。[5]211钱钟书称《红楼梦》所言的“医缘”“可望全愈”等语，实则也是秦可卿不治之症婉言“可治”之意。从侧面表现出《史》《汉》洞悉世态的摹写之妙。[3]459-460不过小说中良医面对的是秦可卿及贾府众人，“可治”表现了对生者与尊者的忌讳，《史记》中良医之言则更多是出于对天下至尊的畏惧。实际情况是，《红楼梦》中的秦可卿、《史记》中的高祖在良医“可治”“全愈”的美言后不久就都撒手人寰了。两处“可治”都透露出不敢据实言之的心理，撇不开谄媚于上的嫌疑，经钱钟书以《红楼梦》言秦可卿之症可“全愈”与《史记》言高祖箭伤“可治”相互发明，读者自能体会到《史》《汉》相关异文各自在表达上的微妙之处。

又如今本《史记》之《封禅书》与《孝武本纪》均载：李少君“能使物，却老”，并向汉武帝进言：“祠竈则致物”，进而得见海中仙人，若此后行封禅则可不死。李少君所使之“物”为何？《史记索隐》列出旧注：如淳谓“鬼物”，而臣瓒则认为是“药物”。[1]579然此“物”究竟作何解，当联系《史记》本篇及相关文辞予以观照，因为上文有“依物怪，欲以致诸侯”，下文又有“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等语，《留侯世家》也有太史公“学者多言无鬼神，然言有物”之说，可见《封禅书》所言“鬼”“神”“物”之间还是有着某种联系的。钱钟书参诸正史，援引古典小说，认为旧注鬼物并非确解。因为就训诂而论，浑言之则同，析言之则有别：“则析言之，不仅鬼别于神，亦且‘物’别于鬼神”；若浑言之，“鬼”非特与“神”通用，亦与“物”通用，如《汉书·郊祀志》载“黄龙见成纪”，于是“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异物”为“龙”，“物之神”即龙精或龙怪。鉴于此，钱钟书认为李少君所使之“物”虽能通“神”，却与鬼神异类，指的是妖魅精怪，正如《西游记》中捉唐僧者非妖即怪，可统归于“物”属。[3]471至于旧注“药物”之说，其不待辩而是非自明。

再如《外戚世家》言大长公主向汉景帝进谗栗姬“挟邪媚道”，又言“陈皇后挟妇人媚道”，何为“媚道”？古籍虽曾有过注释，如《周礼·天官·内宰》曰：“以妇职之法教九御，使各有属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郑玄注：“奇衺，若今媚道。”贾公彦疏：“媚道谓道妖衺巫蛊以自衒魅。”[6]684但在“媚道”具体为何物的问题上还是欠具体。就《史记》常见的古今注而言，《管锥编》之前似乎尚未有确解，钱钟书联系史籍与小说，认为“媚道”即“厌魅”：“可以使人失宠遭殃，亦可使己承恩致福。”[3]484史籍如《旧唐书·玄宗诸子传》妇人争宠事：孺人密求巫师书符暗中放置李琰履中以求媚，《聊斋志异》《绿野仙踪》《封神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均有过“压魅”的叙述，如《红楼梦》第二五回受赵姨娘串通马道婆，在纸人身上写凤姐、宝玉的八字，再分别用五个青面白发的纸鬼钉在一处，掖在二人床下，马道婆则在家“遥控”作法，凤姐、宝玉果真无故疯癫几近亡命，幸得疯和尚、跛道士化解方才脱难。[4]340-344如此，以史籍“媚道”为据，参以众多古典小说的“厌魅”叙事，不失为《史记》“媚道”之妙解。

而细小处如《货殖列传》“财币欲其行如流水”，钱钟书联系《史记·平准书》古注：“布者，言货流布”，“刀者，以其利民，钱本名泉，言货之流如泉也”。并引《金瓶梅》第五十六回西门庆称“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好静的”[3]610-611，道出了财币的流通属性。结合《金瓶梅》相关情节来看，西门庆慷慨捐十二两碎银与常时节，并称待其找到合适的房源时另有银子接济：“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7]1101前引《货殖列传》“如流水”之语以及钱钟书所引小说之言“好动不喜静”，几近于“用钱如流水”这一历代通语，却恰如其分地道出了“那东西”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作为流通手段的重要属性。此类细微处虽未必称得上疑难，但经钱钟书的引经据典并参诸古典小说，读者更能体会出其中深长的意味。

二、以小说话语论《史记》的开创之功

《管锥编》还联系古典小说，对《史记》叙事的开创之功有着独到的评论。如《史记·李斯列传》载：李斯时时处处出于一己私利，不惜合谋篡改诏命陷害公子扶苏，而赵高又向二世进谗，称李斯意欲劫君谋反，于是，秦二世责成赵高案治李斯：“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此后，赵高让门客假扮成御史、谒者、侍中，轮番审讯李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1]3106-3107，遂定罪。李斯陷入赵高的圈套而不自知，父子皆被腰斩，夷灭三族，其结局可谓惨矣。钱钟书据此持论：“屈打成招、严刑逼供，见诸吾国记载始此。”[3]535

继而，钱钟书又举《史记·张耳陈余列传》中备受严刑拷打的贯高与李斯受刑作比，显出二人节义的高下。贯高本为赵王张敖门客，因不满汉高祖对赵王的无礼谩骂而欲谋行刺，被赵王制止，其后却遭贯高仇家告发，贯高虽“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1]3135，终不肯违心供认赵王参与阴谋，堪称有国士之节义。而李斯先因重爵禄而助成赵高之乱，后又因“不胜痛”而屈打成招，既无忠臣之义，也无国士之节，与贯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并非所有人都是贯高，《尉缭子·将理第九》称若动用刑具审理囚犯，未必能侦知实情，因为“笞人之背，灼人之胁，束人之指，而讯囚之情，虽国士，有不胜其酷而自诬矣”[8]75。钱钟书分析，赵高案治李斯，旨在迎合二世并假其手铲除李斯的威胁，“必以判刑为终事，斯不究下情”，一定是先以残酷的肉体刑罚为审理李斯案件之始。至于后世古典小说中重刑之下终致定罪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水浒》第五二回高廉审问柴进所谓‘不打如何肯招’，第五三回马知府审问李逵所谓‘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严刑榜楚之下，柴进只得供认是自己指使庄客“李大”行凶，李逵只得招认有所谓妖人“李二”，此二者与《史记》所载李斯的自诬服，“信‘反是实’而逼囚吐实，知反非实而逼囚坐实，殊途同归”[3]535。

从时间观念上说，虽然《尉缭子》成书至少在西汉以前[9]17，从内容上看，其中也已涉及以肉刑审讯之事，但从叙事文学的角度而言，《史记》李斯严刑自诬事件中，人物形象鲜明，事件的前因、经过、结果脉络清楚，不似《尉缭子》所载以说理为要。因而，李斯屈打成招在叙事学上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随手翻开后世的史籍与古典小说，我们不难发现，严刑逼供、屈打成招之类的叙事不胜枚举，实际是《史记》中李斯受刑自诬为最早。

古代史传与古典小说对人物心理的揭示，往往是通过人物的自言自语来表现的，《管锥编》对此有相当精辟的讨论。在《左传》研究中，钱钟书曾对我国古代史籍长于记言的特点有过精彩的论述：“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相同而可通。”[3]272-273“盖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之对话独白也。”[3]271钱钟书在《史记》研究中，秉承此意，并以具体的历史人物为例，进一步申述了古代史籍记言的特点，阐明《史记》人物内心独白的草创之功。如《淮阴侯列传》：“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按《田儋列传》：“高帝闻之，乃大惊。‘以田横之客皆贤，吾闻其余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韩信的忖度，汉高祖的惊思，径自以“吾”“我”字道心意中事。“《萧相国世家》：‘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尝繇咸阳，“何送我独赢，奉钱二也”’；亦如闻其心口自语。”“后世小说家代述角色之隐衷，即传角色之心声，习用此法，蔚为巨观。如《水浒》第四三回：‘李达见了这块大银，心中忖道：“铁牛留下银子，背娘去那里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来。我若赶去，倒吃他坏了性命。”’《红楼梦》第三回：‘黛玉便忖度着：“因他有玉，所以才问我的。”’《西游记》谓之‘自家计较，以心问心’，‘以心问心，自家商量’，‘心问口，口问心’。(第三二、三七、四○回)以视《史记》诸例，似江海之于潢汙，然草创之功，不可不录焉。”[3]542钱钟书以淮阴侯韩信、汉高祖的言辞为切入点，深入开掘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结合后世古典小说的创作实际来看，《史记》此种摹写历史人物自言自语的笔法，具有开创性意义，对后世古典小说人物的心理描写有明显深刻的启示。

诚然，早在先秦时期我国便已有相当多的叙事力作，《史记》无疑对此类著作中既有的叙事技法有所继承。如《项羽本纪》项羽对刘邦所言“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史记》古注作“挑身独战,不复须众也”[1]416-417，钱钟书联系《谷梁传》所载“公子友谓莒挐曰：‘吾二人不相说，士卒何罪！’屏左右而相搏”，指出此处二人相搏正与项羽所言挑战义同，又以“章回小说中之两马相交、厮杀若干‘回合’”为例，释挑战乃是古典小说中描写两将厮杀时常用的“回合”[3]453。“挑战”实是从细微处体现了《史记》对先秦叙事技法有所继承。

三、以小说话语评《史记》叙事之妙

长于叙事是《史记》的一大特点，钱钟书对此同样有精彩的论述。

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故事堪称爱情佳话，《史记》载：卓王孙得知文君夜奔后极为懊丧，发誓不予文君一钱，后因文君当垆卖酒，碍于颜面，卓王孙不得已分给文君家财。如此“嫁女”、分财，彼时的卓王孙显然是十分懊丧的，孰料相如后来竟官拜中郎将，奉命出使西南夷，途径蜀地时“蜀人以为宠”，“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欢。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1]3692，卓王孙“酷肖《儒林外史》中胡屠户之于‘贤婿老爷’”[3]573。胡屠户心目中的范进,未中举前“烂忠厚、没用”，欲去乡试如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中举后、哪怕是疯癫的范进，胡屠户打他一个嘴巴的时候也得“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待范进醒后连忙口称“贤婿老爷”赔不是，且逢人便赞“我这贤婿”如何如何，“想着先年，小女在家里长到三十多岁，多少有钱的富户要和我结亲，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今日果然不错！”[10]29-34然而，同样是如此“有些福气”的女儿，胡屠户曾如此数落过未中举之前的范进：自嫁到你范家十几年，可怜“不知猪油可吃过两三回”[10]30。《苏秦列传》中苏秦嫂子的“前倨后恭”，苏秦因而感慨“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钱钟书认为，卓王孙之感叹、苏秦嫂子的丑态，“不特如《水浒》第九回沧州牢城营差拨先斥林冲‘贼配军满脸饿文’，而后誉‘林教头这表人物’，或《儒林外史》第三回胡屠户先呵范进‘也该撒尿照照自己’，而后称‘贤婿老爷这等相貌’”[3]508。胡屠户的言行与卓王孙视司马相如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苏秦嫂子的态度与差拨的嘴脸，世态炎凉，虽隔千年却似曾相识。此类描写可谓形神毕肖，此中况味，非深谙世故者不能道。

除上述问题，《管锥编》还注意到《史记》高妙的修辞艺术。如《项羽本纪》巨鹿之战：“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钱钟书肯定了前人对三个“无不”连用所收艺术效果的论述，谓“马迁行文，深得累迭之妙”，“有如火如荼之观”。紧接着，钱钟书便据贯华堂本《水浒传》裴如海为例，论述了古典小说对此法的继承。贯华堂本《水浒传》四十四回裴如海正意与潘巧云迎奸卖俏，却目睹石秀横亘其间，又闻听是杨雄结义兄弟、自称“拼命三郎”，“那贼秃连忙放茶”，“连忙问道”，“贼秃连忙道：‘不敢，不敢。小僧去接众僧来赴道场。’连忙出门去了。那淫妇道：‘师兄早来些个！’那贼秃连忙走，更不答应”[11]834。钱钟书认为此处得正师法《史记》“巨鹿鏖兵”而踵事增华者。[3]448《史记》叠用三个“无不”凸显了项羽所率楚军的超强战力，诸侯军亦为之震慑，而此前项羽杀会稽守时众人“莫敢起”，杀宋义时诸将“莫敢枝梧”，救巨鹿时“诸侯莫敢纵兵”，破秦军后诸将“莫敢仰视”，故明人凌约言称“下四‘莫敢’字，而羽当时勇猛可想见也”[12]21。反观《水浒传》连用五个“连忙”兼两个“不敢”之例，小说参透了裴如海意欲迎奸卖俏而又慑于“拼命三郎”的心思，的确是踵武《史记》叙事之妙而复有增华者。

又，《鲁仲连邹阳列传》载：面对赵军新败长平、邯郸被围、新垣衍游说的困局，平原君在回答鲁仲连意欲何为时称“胜何敢言事”！鲁仲连闻后感慨道：“吾始以君为天下之贤公子也。吾乃今然后知君非天下之贤公子也！”[1]2982“乃今然后”貌似重复堆砌，《史记》类似的还有张释之劝谏汉文帝：“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将何以加其法乎？”《史记》何以有此类貌似突兀之例呢？钱钟书分析，此类用例均是为了更好地摹写说话人特定的心态：鲁仲连话语中“四字乍视尤若堆栈重复，实则曲传踌躇迟疑、非所愿而不获己之心思语气”[3]519，而张释之明知盗掘先帝陵寝是大逆不道之罪，常态下，臣子是不宜妄想的，更不用说是在皇帝及众臣跟前公开言说了，因此张释之回禀汉文帝之语，仅仅是“姑妄言之”，“君则姑妄听之”，“故‘有如’而累‘万分之一’，尤恐冒昧，复益以‘假令’，拟设之词几如屋上架屋，心之犹豫、口之嗫嚅，即于语气征之，而无待摹状矣”[3]520。进而，钱钟书以《水浒传》中林冲初上梁山时王伦的心态与之作比：“《水浒》第一二回：‘王伦自此方才肯教林冲坐第四位。’”林冲虽遭王伦多方刁难但还是留在梁山，王伦对此极为沮丧、懊恼，金圣叹评点：“自此方才肯教，皆难之辞也。”[11]235钱钟书云：“苟省削为‘今乃知’、‘才肯教’之类，则只记事迹而未宣情蕴。”[3]519可谓深得其中壸奥，因为《史记》《水浒传》通过一连串副词的叠用，目的是为了记世情写人心，体现当事人复杂的心境。

即便金圣叹在其《第五才子书》读法中盛赞“《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中来，却有许多胜似《水浒》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11]16，但对王伦的上述窘态，金圣叹并未联系《史记》予以细致入微的申述，更何况《史记》之妙尚有《水浒传》所不能及者。如《水浒传》第十五回：“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脖项，道：‘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金圣叹赞阮氏兄弟的“许身”“卖血”之言“拉杂如火，使读者增长义气”[11]281，但钱钟书认为此较之《史记》，还是略显逊色，因为《史记》中不亦有豪侠，如《游侠列传》载郭解的“以躯借交，报仇藏命”，《货殖列传》亦谓侠客少年“借交报仇”，司马迁自铸伟词，阮氏兄弟“许身”“卖血”的豪言皆不如“借躯”之语奇伟。[3]529

由上可知，钱钟书《史记》之学，既有关于《史记》疑难的阐述，也有对其继承以往叙事经验、开创叙事先例的肯定，亦有对《史记》叙事艺术的独到见解，在引经据典的同时参以古典小说话语，使其《史记》之学呈现出通俗易懂而又不失庄雅的学术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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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正平】

The Classical Narrative Discourse in Qian Zhongshu’s Achievements of Historical Records

RUI Wen-hao

(Chinese Literature School, Anqing Teachers College, Anqing 246011, China)

Abstract:Qian Zhongshu’s achievements of Historical Record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his work Guanzhuibian. While studying Historical Records, Qian invoked the classics and often quoted classical narrative discourse, which were used as releasing the suspects of the text in the book of Historical Records, discussing its inheriting cultural legacies, explaining its pioneering contribution, and analyzing the narrative art of it, thus making his achievements have not only popular and understandable, but also serious and graceful.

Key words:Qian Zhongshu; Historical Records; classical narrative; discourse

作者简介：芮文浩(1974—)，男，安徽肥西人，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传文献整理与史传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古代史传评注与小说评点关系研究(AHSK11-12D186)

收稿日期：2016-01-15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5128(2016)09-0068-05

【司马迁与《史记》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