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画谱》宋元版本考

韩　刚（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宣和画谱》宋元版本考

韩刚（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四川成都610041）

针对元大德以来，《宣和画谱》作于何时之学术公案，本文较为详细地考察了该书宣和二年（1120）成书以来于宋元之刊刻、流传情况，认为：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古本《宣和画谱》（学界普遍认为是元大德本）应为宋刊本，甚至可能是宣和年间初刊本；《宣和画谱》“非宣和所集”，为元大德年间吴文贵“裒辑”，“必系众手之所杂作，或经后人之所窜易”等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宣和画谱》；宋刊本；元大德本

一、缘起

元大德年间（1297—1307）以来，关于《宣和画谱》作于何时是一大学术争议，又与《宣和书谱》联系紧密。早在元郑杓、刘有定《衍极并注》卷三中即有：“大德壬寅（1302），延陵吴文贵和之裒辑宋宣和间书法文字，始晋终宋，名曰《宣和书谱》”［1］；明王绂《书画传习录》：“宣和间《画谱》，不著撰人姓名，前人或以为宋徽宗所撰，非也……其他大都冠冕形似之词，层见叠出。即品题标别之处，必系众手之所杂作，或经后人之所窜易，吾无取焉”［2］；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据《衍极并注》发挥曰：“窃谓《书谱》、《画谱》皆非宣和所集，故陈直斋《书录解题》不著于录。《画谱》或出宋人之手，故伪作徽宗序文，《书谱》出于文贵，则郑杓所目击也……文贵当据元时内府所藏及势家所得成之。”［3］余嘉锡《仪顾堂题跋后》（1929年作）认为：“（陆心源）遽据《衍极》之说，从而为之词，是其疏也”［4］，余绍宋《〈宣和书谱〉撰人辨证》谓陆氏“此说最为武断”，并列举七条理由证其“不足信”，“颇疑《衍极注》所云吴文贵裒集，或当为裒刻之讹”［5］，谢巍先生认为，余绍宋说“诚是”［6］；如此等等。若这些质疑《宣和画谱》之观点能坐实，对北宋晚期徽宗朝画学的认知将无所措手足。实则，如能厘清《宣和画谱》一书宋元版本流传与存世情况，则上述争议、疑问不难涣然冰释，此本文之所起也。

谢巍先生《宣和画谱二十卷》考录所列版本22种，除第一种“存疑”、第二、三种“待访”外，其余19种皆为“见存”，下文仅对第一种宋刊本、第二种元大德年间，延陵吴文贵刊本作出讨论。

二、文献记载中之宋本《宣和画谱》

据所谓元大德本《宣和画谱》书序尾署“宣和庚子岁夏至日”可知，成书于宣和二年（1120），而宣和三年成书的韩拙《山水纯全集·论观画别识》有“案《画谱》，荆浩，河内人，号洪谷子，博雅好古今，山水专门，颇得意趣”［7］云云，张其凤先生所说：“与《宣和画谱》除个别字词外，其他完全吻合，知韩拙所言‘画谱’为宣和画谱”［8］可从。需要补充的是，韩拙之所以将《宣和画谱》省称为《画谱》，很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本来就是二十余年供职于徽宗朝画院的画家，《山水纯全集》亦作于此。“宣和”二字的最大作用，盖在改朝换代之际或之后，标明该《画谱》成书时间、作者。若在当时或宋朝言及该书，“宣和”二字则略显累赘。

蔡絛《铁围山丛谈》卷四：

“（徽宗）及即大位，于是酷意访求天下法书图画。自崇宁始命宋乔年掌御前书画所。乔年后罢去，而继以米芾辈。殆至末年，上方所藏率举千计，实熙朝之盛事也。吾以宣和岁癸卯，尝得见其目……又御府所秘古来丹青，其最高远者，以曹不兴《元女授黄帝兵符图》为第一，曹髦《卞庄子刺虎图》第二，谢雉《烈女贞节图》第三，自余始数顾、陆、僧繇而下。……又如顾长康则《古贤图》，戴逵《破琴图》、《黄龙负舟图》，皆神绝，不可一二纪。次则郑法士、展子虔，有《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文》，书法从图之属，大率奇特甚至。唐人图牒已不足数……俄遇僭乱，侧闻都邑方倾覆时，所谓先王之制作，古人之风烈，悉入金营。……文武之道，中国之耻，莫甚乎此，言之可为於邑。至于图录规模，则班班尚在，期流传以不朽云尔。”［9］

《四库提要·铁围山丛谈六卷》：

“宋蔡絛撰……书中称高宗为今上。谢石相字一条，称中原倾覆后二十一年，为绍兴十七年。徽宗买茴香一条，称中兴岁戊辰，为绍兴十八年。又赵鼎亦卒于绍兴十七年，而此书记鼎卒后王趯坐调护鼎被劾罢官，过白州见絛之事，是南渡后二十余年尚谪居无恙，亦可云倖逃显戮矣……他如述……《宣和书谱》、《画谱》、《博古图》之缘起，记所目睹，皆较他书为详核。”［10］

钦宗靖康元年（1126），蔡絛流邵州，徙白州，南渡后二十余年谪居无恙，倖逃显戮。正是在贬谪期间，蔡絛追忆往事及眼前所见，写下了《铁围山丛谈》（因白州有铁围山，故名）一书，上引文中“吾以宣和岁癸卯（1123），尝得见其目”中“其目”当指《宣和书谱》，“至于图录规模”中“图录”则应指《宣和画谱》等，理由：一是若将引文内容与《宣和画谱》对照勘验，可见其一致性；二是上引《四库提要》已明言；三是不少做过深入研究的学者（如余绍宋等）亦认同这一点。如此，《宣和画谱》南宋高宗朝不但尚存内府，且“期流传以不朽云尔”，据此亦不难见出，该书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图录”，不然，安能期以不朽？南宋邓椿《画继》提到过的《宣和睿览集》、《宣和睿览册》等图录没有流传下来，恰为有力反证。

值得注意的是，高宗朝《宣和画谱》藏所很可能是秘书省。蔡絛“侧闻”之对象应是贬谪之前熟识的、后来任职于高宗朝秘书省的官僚，因为蔡絛曾官至“秘书丞”，加之其兄蔡攸曾官至秘书郎、直秘阁与提举秘书省事，为道、史官僚百人领袖，如《宋史》蔡攸本传载：“崇宁三年（1114）……除秘书郎，以直秘阁、集贤殿修撰，编修《国朝会要》……详定《九域图志》，修《六典》，提举上清宝箓宫、秘书省两街道录院、礼制局。道史官僚合百人，多三馆隽游，而攸用大臣子领袖其间。”［11］是知靖康间蔡氏家族虽败，然于高宗朝秘书省必有熟识之官僚告之以“图录规模，班班尚在”。之所以蔡絛及其同僚以“图录”省称《宣和画谱》，主要是因为他们均为当事人之缘故。

宋末元初，周密（1232—1298）《云烟过眼录》卷上《司德用进所藏》：“山水一轴，甚古，上有五小字云：‘后凉徐麟笔。’《画谱》中末闻其名。”［12］（按：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载此条准确时间、地点为：“甲午［1294］九月十一日，观于困学斋”［13］）；《王子才英孙号修竹所藏》：“五代童氏《六隐图》一卷……详见《宣和画谱》”［13］25，周密于南宋宝祐（1253—1258）年间曾任义乌令（今属浙江省），宋亡（1279）时48岁，入元不仕。他看到《宣和画谱》的时间最早为元贞元年（1294），《云烟过眼录》约成书于元贞二年（1296），在元大德年间（1297—1307），延陵吴文贵《宣和画谱》刊本（吴曾于大德六年壬寅岁［1302］作跋）之前，故周密所见《宣和画谱》当为宋本。

宋末元初庄肃（1245—1315）《画继补遗》自序云：

“矧唐有《画录》、《画品》、《画断》，五代有《画补》，宋有《画评》、《画志》、《画史》、《画谱》、《画继》，不特徒识姓名，其间亦寓贬奖。予不自揆，辄作《画继补遗》，断自绍兴，终底德祐，分为二卷……大德二年戊戌立夏一日，吴郡蓼塘庄肃幼恭序。”［14］

庄肃所见《画谱》当为宋本《宣和画谱》，原因如下：

一是庄肃所录书目多为省称，《画谱》应为《宣和画谱》省称，因为照其以时间为次排序来看，《画谱》在北宋中晚期米芾《画史》之后，南宋邓椿《画继》之前，只能是《宣和画谱》；《画继补遗》卷上郭思条：“徽宗称熙能教其子，以儒业起家。”［14］而《宣和画谱》卷十一郭熙条有“能教其子思以儒学起家”［15］，此亦为《画谱》乃徽宗御撰《宣和画谱》的有力证据。

二是该序作于大德二年（1298），在大德六年（1302）吴文贵刊刻《宣和画谱》之前，故应为宋刊本。

三是庄肃（字幼恭，号蓼塘，住松江府上海县青龙镇）曾官“宋秘书小史”，宋亡后不仕，“江南藏书家多者止三家，庄其一也”［16］，“自龆龀及壮年……每见奇踪古迹，不计家之有无，倾囊倒箧，必得之而后已。”［14］藏书家一般会注重版本问题，就庄肃将《画史》、《画谱》与《画继》按时间顺序排列看，其所据《画谱》当为作于北宋晚期之《宣和画谱》，且流传有序，很可能为宋秘监本。

元吴文贵跋所刻《宣和书画谱》有：“乃当时秘录，未尝行世，近好古雅德之士，始取以资考证”［5］448云云；清乾隆时期《天禄琳琅》有：“《宣和书谱》……在宋时仅为内府秘籍，并未流行，见之者少。当时有书画两谱……”［17］云云，后者得到余绍宋赞同，谓“其说最为近理”［5］452；阮璞说：“窃谓《宣和书画谱》二书自其成书杀青之年至其刻书行世之日，中间藏之内府，初与外界全然隔绝寂然无闻者垂二百年……兹事与宋代帝王著作秘藏内府之制度极有关系。考宋代累叶帝王之著作，必建阁以秘藏之，不使其流传于世，久已形成定制”［18］，是知元大德以来，学界有一派主《宣和画谱》为宋内府秘藏之观点。

总之，《宣和画谱》在南宋秘书监（或内府）当有庋藏，蔡絛知道；庄肃亦应见过；周密曾于壬辰（1292）九月十六日，癸巳（1293）四月二十八日、十一月二十六日等数次访庄肃观赏藏画［13］1—11，知二人关系甚笃，周密、庄肃所见《宣和画谱》应有关联，周所见亦可能为宋秘监本。

三、存世宋刊本《宣和画谱》考略

学界一般认为：《宣和画谱》的较早可确信版本是元大德年间刊本，有大德壬寅岁（1302）长至日延陵吴文贵谨识（跋），大德七年（1303）正月钱塘王芝序；半页十行，行十九字；与《宣和书谱》合刊；现台北故宫博物院与美国国会各存一本①参考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版，第162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71年影印“元大德本”《宣和画谱》昌彼得跋；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页295。。而依予观察，台北故宫藏所谓元大德本《宣和画谱》（下文称“古本《宣和画谱》”）当为宋刊本。

予所见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古本《宣和画谱》影印本，前有院长蒋复璁1971年叙，后有处长昌彼得跋。叙有“本院所藏元大德刊本，写刻既精，与他本互勘，文字颇有异同，而一皆近是，当为此书之最善本，固不可缄而秘之也，因亟付景印，庶几学林之一助，至若是书版本流传，撰人姓氏，校雠得失，具详昌彼得处长跋中，不赘叙”云云；跋谓：“宣和画谱二十卷，元刊本，每半页十行，行十九字。版匡高二〇.八公分，宽一三公分，左右双栏，中缝小黑口，单鱼尾，上记画（卷）第几，再下记页次，版心下方偶记刻工姓氏：王、许（或午）、宋等。每卷大题宣和画谱卷第几，尾题隔一行或二行刊刻，书前贯宣和画谱序，尾署‘宣和庚子岁夏至日’，而未题撰人。次总目录，载叙目及二十卷之目次。每卷前又各揭该卷卷目，分刻三列。全书分为十门，每门前各有叙论。前后无刻书序跋，不详何时刊雕。”该书非全帙，其中十三页属抄配：“卷六首页及卷十一前十二页元刻缺，系属抄配，而二处补抄之纸张及字体各异，则非一次抄成。卷六缺叶系据杨慎本传钞……卷十一诸缺页则从津逮本传抄。”昌彼得认为，此本“当即大德吴氏本，可无疑义。”昌氏又发现该书有疑问，因为“案杭州丁氏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明抄本此书，载有元大德七年正月钱塘王芝书画谱后序，及大德壬寅（六年）长至日延陵吴文贵刻宣和书画谱跋”，可该本却没有序、跋。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合理解释似只能是：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非元大德本，而很可能是宋刊本。

最早暗示出其为宋刊本者是民国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泸州人），说载《二叶书录》。叶启勋《拾经楼紬书录》卷中《宣和书谱二十卷（宋刊本）》云：

“庚午（1930）冬月，避乱沪皋，叔弟东明留滞省垣。忽一日有持此书求售者，索值至三百金。驰书告余，云前后无序跋，全书欧体绝精。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黑缝口。板心上左方间记字数，黑鱼尾下‘书谱卷第几’。书中‘玄’、‘匡’、‘胤’、‘贞’、‘让’、‘桓’、‘恒’、‘构’字皆缺笔，而‘慎’、‘敦’字不阙。盖宋建炎、绍兴间刻本也。亟复书如值偿之，然未信其真为宋刊，第以历来收藏家志目罕见记载，虽重值勿惜也。迨邮航递至，展读一过，始知书中于高宗嫌名‘遘’、‘购’二字亦缺笔，庙号上皆空一格或二格，间尚留有墨钉，似是刻成后尚未加以洗刷者，的是宋刊宋印无疑。”［19］

大意是说，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叶启勋（1900—？）偶然间以三百金买得真实不虚的宋刊宋印《宣和书谱》，可事情并没有完：

“甲戌（1934）夏五，江安傅沅叔学使增湘因游南岳之便，道经长沙。学使为先世父壬辰同年，余以通家子往谒。学使请观家藏，因出此书共赏，亦叹为生平所未见，推为海内孤本。归京后，驰书来告，云《故宫书目》养心殿所储有《画谱》，可称合璧。其书有张庾楼题为大德六年吴文贵刻本，乃据丁《志》所言，而本书固无大德之序，未为定论云云。旋寄示《衡庐日录》，云系宋本，并谓为最铭心绝品。学使家富储藏，曾长教部，于清宫旧藏典籍，无不目览手披，固今之黄复翁也。然则此书之为宋椠，并将藉学使而益见宝贵矣。乙亥（1935）冬再笔。”［19］73—73

大意为，叶启勋收藏的宋刻宋刊《宣和书谱》给途经长沙的傅增湘留下深刻印象，回京后，傅给叶写信说亲见《故宫书目》养心殿所储《画谱》（“固无大德之序”）一书可与叶氏“的是宋刊宋印”《书谱》“称合壁”，暗示出养心殿《画谱》亦为宋本。遗憾的是，傅增湘对此并无坚定信心，而是摇摆不定。如其在《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宣和画谱二十卷》中又谓该书为“元刊本”，盖受到了张庾楼（字庾楼）影响：“友人张允亮据宣和画谱前后序跋，定为大德壬寅延陵吴文贵刊本。”［20］可又不甘心，故在给叶启勋的信中有“未为定论云云”。

傅增湘甲戌（1934）于故宫所见《画谱》，后来入藏台北故宫，即前述1971年蒋复璁叙、昌彼得跋《宣和画谱》影印本之底本，亦即所谓元大德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宣和画谱二十卷》有“十行十九字。卷十第一至十二页钞补。钤有‘天水郡图书之印’朱、‘赵氏彦和’白、‘云间赵礼用印’朱、‘彦和章’、‘袌山’朱、‘雪居’白、‘烟客’朱、‘埽叶菴藏书’朱各印。（故宫藏书）”［20］、《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宣和画谱二十卷》有“甲戌年（1934）据故宫藏（本）”［21］云云、该书卷三末页下等处有“沅叔审定”，朱文印等皆可证。

予认为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系宋刊本主要基于以下认识：

其一，诸家（傅、蒋、昌等）都注意到了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没有元大德年间吴芝序、吴文贵跋，而据文献记载，元大德本是应该有吴芝序、吴文贵跋的，没有序、跋，就不当为元大德本。

其二，傅增湘云：“其书有张庾楼题为大德六年吴文贵刻本，乃据丁《志》所言，而本书固无大德之序，未为定论。”②见上文所引叶启勋《拾经楼紬书录·宣和书谱二十卷（宋刊本）》。意为，傅疑张据“丁《志》所言”而题古本《宣和画谱》为大德本有误。“丁《志》所言”当为清末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七著录明钞本《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各二十卷所言①（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七：“前有嘉靖庚子杨慎书画谱总序……后更有嘉靖四十五年岳西道人华复初两识。是吴文贵仅集各本而校勘，非出其裒集也。王先生后序尤可征元时掌故，况为乡先辈遗文乎。”光绪辛丑（1901）季秋钱唐丁氏本，第16页。。

其三，最重要的证据是，予反复翻阅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影印本，发现颇合宋刊宋印条件，主要表现在版式、避讳与藏书印等方面：

就版式而言，与叶启勋所藏“的是宋刊宋印”《宣和书谱》颇一致，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亦为“每半叶十行，行十九字，黑缝口。板心上左方间记字数，黑鱼尾下‘书（画）谱卷第几’”、“间尚留有墨钉，似是刻成后尚未加以洗刷者”②见上文所引叶启勋《拾经楼·书录·宣和书谱二十卷（宋刊本）》，“（画）”为笔者所加。等。傅增湘谓：“故宫养心殿所藏为宣和画谱，行格字体与此（即叶启勋藏《宣和书谱》）皆同”［20］529；昌彼得跋亦谓：“案长沙叶氏尝购得宋建炎绍兴间刻书谱一帙，版式行款与此本略同。”

就避讳而言，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卷二“吴道元”条，“元”当为“玄”，指唐代画圣“吴道玄”（按：非仅此而已，全书共二十余处“道玄”均作“道元”）；卷十三“韩幹”条“朱衣元冠”中，“元”当为“玄”，均应为避赵宋始祖赵玄朗讳而改。卷六“周昉”条“正元来”之“正”；当为“贞”；卷十五“薛稷”条“魏正”之“正”；当为“徵”，均为避宋仁宗赵祯讳而改；“刘寀”条，“字”、“道”二字中间空一格（按：空格处为墨钉，下同），查其他版本，空格处当为“宏”，应为避宋太祖赵匡胤之父赵弘殷讳而空。卷九《龙鱼绪论》“凡上物”之“凡”，当为“几”，应为避宋徽宗赵佶讳而改。卷十五“刁光”当为“刁光胤”（按：非仅此一例，全书四处，“刁光”后俱缺“胤”字），应为避宋太祖赵匡胤讳而缺等等。该本与叶氏藏《宣和书谱》避讳不一致之处在于：叶氏藏《宣和书谱》为避讳缺笔，此多为避讳改字、避讳改名、避讳空字等情况。

与叶氏藏《宣和书谱》颇一致，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中，“庙号上（下）皆空一格或二格”的情况甚多，如卷十二“李公年”条，“真”字上空一格，“巨然”条“真”上空一格，应与宋真宗有关；“王诜”条，“神考”下空两格，应与宋神宗有关（按：非仅此一例，全书十二处“神考”中十处属下有空格情况）；“梁揆”条，“则”字下空一格，应与宋哲宗有关。

此外，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卷九“董羽”条，“太宗皇帝”，卷十一“屈鼎”条，“仁宗皇帝”，卷十七“黄居寀”条，“太宗皇帝”，卷十九“刘永年”条，“仁宗皇帝”等中，“皇帝”二字称谓也显示出当为宋刊本，元以后刊本（如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四库全书本等）已删去“皇帝”二字。

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未发现避北宋钦宗，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如“桓”、“构”、“慎”、“敦”等）及以后诸帝讳情况，亦未发现避金代诸帝讳情况。

宋、金刊书十分讲究避讳，而元刊对此不讲究是常识，如陈垣说：“宋人避讳之例最严”［22］；“避讳之繁，至宋金而极，至元则反之”［22］131；谢巍《宣和画谱二十卷考录》说：“宋刊之书（尤其官板书）确有明文规定之格式，尤忌犯讳……元人刊书已无定规。亦几无忌讳。”［6］163

据以上所举讳例不难看出，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当为宋刊本。

其四，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一书前后藏书印甚多，如“赵氏彦和”白、“袌山”朱、“雪居”白、“烟客”朱、“埽华庵藏书”朱、“伊人”朱、“顾湄之印”白、“梅雪山房”朱、“沅叔审定”朱等，另外，书中还有墨书小楷题记，可以借此窥其历代递藏、鉴赏之迹。

据昌彼得考察：“此本为赵彦和旧藏，前后所钤其藏章累累。彦和字礼甫（刚按：‘甫’误，应为‘用’），云间人，赵宋宗室之后，生平无考。察其印色甚旧，殆明以前人”；“袌山”“疑为陆治”印，治字叔平（1496—1576），号包山子，明嘉靖间岁贡生，善写生，工画山水；“雪居”为明孙克弘（1533—1611，字允孰）之号，华亭人，历官汉阳知府，工书法；卷六周昉绘《北齐高欢幸晋阳宫图》下“戊午（1618）十月三日视此卷于松城居。俟斋”双行小楷墨书题记“疑为徐枋所书”，枋字昭法，号俟斋，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擅行草，长于山水画；“烟客”为明末清初王时敏（1592—1680）之号，江苏太仓人，明末大学士王锡爵之孙，崇祯初以荫官太常，为清初画苑领袖；“伊人”当为清初太仓藏书家顾湄（约1653年前后在世）之字，湄字伊人，号抱山，江苏太仓人，工诗，为“娄东十子”之一。

昌氏未予说明而尚可辨认的藏书印还有“埽华庵藏书”朱、“梅雪山房”朱、“沅叔审定”朱等印，“埽华庵藏书”（刚按：“华”傅增湘隶定为“叶”，当误）应为王原祁（1642—1715，王时敏长孙，字茂京，号麓台，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清初画苑“四王”画派之一，负责编纂《佩文斋书画谱》）藏书印；“梅雪山房”应是彭玉麟（1816—1890）室名，玉麟字雪琴，安庆府人，清末水师统帅，湘军首领，官至兵部尚书；“沅叔审定”则为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之印。

值得进一步推定的是，昌彼得所谓“生平无考”之该书旧藏者赵彦和，笔者认为，他很可能是赵廷美（947—984，宋太祖、太宗同父异母弟）七世孙，为南宋前期藏书家。

一是据书中藏书印“天水”白、“赵”朱、“天水郡图书印”朱、“赵氏彦和”白、“礼用”白、“云间赵礼用印彦和章”朱等，知赵彦和字“礼用”（“用”昌彼得隶定为“甫”，当误，一是该字本为“用”之篆书；二是赵彦和表字“礼用”当取《论语·学而》中“礼之用，和为贵”之意），云间（元至元十五年［1278］以后称松江①“云间”为“松江”（今属上海市）别称，如元末明初陶宗仪《辍耕录》卷三十《诗谶》：“‘潮逢谷水难兴浪，月到云间便不明。'松江古有此语。谷水、云间，皆松江别名也。”《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527页。［今属上海市］）人，“天水”为郡望②（元）脱脱等：《宋史》卷六十五《志第十八·五行三》：“天水，国之姓望也。”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429页。，系赵宋宗室成员。

二是《宋史·宗室世系表·广平郡王房》载“（赵）彦和”，父赵公彦（赠朝议大夫），弟赵彦礼，名字中第二字“彦”为赵廷美一系七世孙字辈［11］7915。

三是廷美七世孙现在所知尚有赵彦端、赵彦橚、赵彦逾等，均主要活动于南宋前期，今浙江省范围，与赵彦和所居（云间）甚为接近。彦端字德庄，乾道（1167—1168）、淳熙（1174—1189）间以直宝文阁知建宁府，终左司郎官，尝赋西湖谒金门词，有“波底夕阳红湿”之句，为高宗所喜，有“予家里人也会作次等语”之称；彦橚字文长，乾道年间进士，乐清（今属浙江省）尉，庆元（1195—1200）中擢监登闻检详院，迁湖广总领，终宝谟阁待制；彦逾（1130—1207）字德先，鄞县（今属浙江省）人，绍兴三十年（1160）进士，淳熙五年（1178）知秀州（后晋天福四年［939］置，领嘉兴、海盐、华亭、崇德四县，今浙江省嘉兴市），累迁至工部尚书，宁宗即位（1194）后以资政殿大学士出知庆元府（府治在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区］），建三层楼，中层藏书，南宋楼钥（1137—1213）有诗：“插架三万牙签重，此身愿为书蠹虫。”南宋孙应时（1154—1206）和之曰：“有书满架酒不空。”藏书之富可知矣。从上述三人生平来看，均与藏书有关，如彦端曾直宝文阁（宋代禁中重要藏书处），彦橚官至宝谟阁（嘉泰二年［1202］置，以藏宋光宗作品）待制，彦逾有著名藏书楼等，故廷美七世孙（彦字辈）可谓藏书一代，而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上赵彦和藏书印累累，可见，彦和不但为藏书家，且当为此赵宋宗室藏书一代成员之一。

四是不仅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上赵彦和藏书印累累，《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五《宋版子部·事类赋》载赵彦和收藏印章亦甚多③（清）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12页。按：绍兴十六年（1146）刊刻的《事类赋注》上亦有赵彦和藏书印：“赵”（朱）、“赵礼用观”（朱）。，而且与前者多同，而《事类赋》刊刻于南宋绍兴十六年丙寅（1146），可证上述理由一、二、三不诬。

以上宋宗室藏书家赵彦和之身份可进一步由以下事例厘定：

宋王灼《醉中走笔次赵彦和韵》：“三年相尔汝，一语敢谁何。有学窥黄老，无心战外魔。牛心应易噉，螭首故难磨。不识王孙贵，朱门亦许过。”［23］王灼（1081—1160）字晦叔，号颐堂，四川遂宁人，宋代著名学者。出身贫寒，青年时尝至成都求学，后往京城应试失意，未入仕。晚年闲居成都、遂宁，潜心著述。就诗意而言，王灼为赵彦和契友无疑，最后一联透露出彦和之王孙身份。宋郭印（约1089—1168年后）［24］《云溪集》卷二《九月二十日，率赵彦和、王平叔、刘谊夫游栖岩寺，彦和有诗，次其韵》有“同来三益友，清逸诗家流。相期老岩穴，委质巢与由”④（宋）郭印：《云溪集》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4册），第16页。按：该书卷八《和赵彦和祈晴》诗亦可参考。云云，诗意为郭印自述生平与志向：生性喜嗜泉石烟霞，于官宦名利场中失意后，唤友呼朋，遨游丘山以寄情，清远闲放。同游者赵彦和、刘谊夫志趣亦相契，皆岩穴上士也。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十八载宋代碑刻铭文有赵彦和游览江山盛概之事：“又云：濮岩东州胜处，乾道辛卯（1171）立秋，杜国光偕赵彦和、冯廷式及其弟庆远酌岁寒亭。”［25］

而宋宗室藏书家赵彦和“志尚白石”白、“枕流漱石”朱、“霜月同清”白（以上钤《宣和画谱》上）、“琴书自娱”白、“芸窗清思”白、“清白传家”白（钤宋版《事类赋》上）、“清如许”朱（《宣和画谱》、《事类赋》均钤有）等藏书印正好表明其清远闲放情怀。意者，藏书家赵彦和与南宋王灼、郭印、杜国光等友人赵彦和于姓名、时代、志趣均合，当为同一人。

此外，遍查诸书，元、明、清三代再无赵彦和者。

据上述古本《宣和画谱》旧藏者赵彦和为南宋前期宗室藏书家不难看出，该书当为宋刊本。

如此，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递藏、鉴赏次序约为：宋内府——赵彦和——陆治——孙克弘——徐枋——王时敏——顾湄——王原祁——彭玉麟——清内府——傅增湘——蒋复璁、昌彼得。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尚有未能辨认的藏书印记，如能一一加以详考，对该书历代递藏情况之了解应更清晰。

由上述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中避宋讳、旧藏者赵彦和为南宋前期宗室藏书家与流传有序等方面来看，该书为宋刊本当无疑义。

行文至此，若对该书刊刻时间作进一步推测，则该书可能是北宋徽宗宣和年间初刊本，理由主要有三：

一是文献（如韩拙《山水纯全集》、蔡縧《铁围山丛谈》等）记载《宣和画谱》宣和二年（1120）成书后当有刊刻。

二是古本《宣和画谱》避宋讳止于宋徽宗，不避钦宗、高宗、孝宗及之后南宋诸帝讳，亦不避金代诸帝讳。

三是古本《宣和画谱》上南宋前期宗室藏书家赵彦和藏书印累累，对藏书家而言，一般只有初刊本才会如此宝爱。

四、存世元大德本

现藏美国国会《宣和画谱》为元大德本。据见过并“持此本与杨（慎）本对读”的王重民先生说，该本残，存十六卷（九册），有“无名氏序［宣和二年（一一二〇）］”，“元大德间刻本［十行十九字（21.6X14.7）］……此本刀刻纸质，最与大德间刻书相似，其证一也。……杨氏依元本橅摹甚工，故字体犹存大德本风度，其证二也。……钞补叶出明人手，应在杨刻本前，是书流传甚少，其未钞补之叶因无别本可据，其证三也。总此三事，此为大德间吴文贵校刻本无疑。然无文贵跋及王芝后序者，疑在《书谱》卷首。”［26］

那么，上文所述台北故宫藏宋刊本与美国国会藏本主要有何不同？

一是板框尺寸（高、宽）不同，国会本王重民先生记载为21.6厘米、14.7厘米，台北故宫本为20.8厘米、13厘米；二是宋刊本有避宋讳情况，大德本则无；三是历代鉴藏印迹不同，宋刊本藏印累累，自宋至今，流传有序，据王重民先生说，元大德本“卷二十钞补叶上钤：‘徽国经史之章’，考《明史》一百十九，英宗子有徽王见沛喜藏书，殆即其人。”［26］未言及他印，而宋刊本未见“徽国经史之章”印；四是两本均有空格（墨钉）情况，但位置不一致，如国会本卷十二《王诜传》：“‘记其第，乃为堂曰宝绘’，‘绘’下空一格”，而宋刊本“绘”下不空格；“‘至其奉秦国失欢，以疾薨，神考亲笔责诜曰’，‘以’字‘亲’字上，各空两格”。而宋刊本“以”字上不空格，等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两本残佚情况不同，宋刊本仅抄补十三页，近全本，而元大德本“阙佚卷十至十一，又卷十四至十六。又卷九钞补两叶，卷十八钞补三叶，卷二十钞补二叶，而卷四阙八叶，卷十九阙七叶，则均未钞补。”［26］残佚颇严重。

对照可见，上文所述美国国会藏元大德本《宣和画谱》当为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古本《宣和画谱》（应系宋本）之翻刻本。

五、结语

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抄补之十三页除外）当为宋刊本，进一步推测则可能是北宋宣和年间初刊本，而它与现在通行《宣和画谱》诸本比较，在内容上又是一致的（极少字词上的不同昌彼得已多所拈出，可参考），故前引元郑杓、刘有定《衍极并注》，明王绂《书画传习录》，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等论点是不能成立的。

就笔者所知，《宣和画谱》历代流传、刊刻次序略为：宣和二年成书后即当有刊本（为《山水纯全集》引用、《铁围山丛谈》提及，上文所论台北故宫藏古本《宣和画谱》可证），是为初刊；次刻于建炎、绍兴间（可由《拾经楼紬书录》著录宋刊《宣和书谱》推测）；三刻于元大德六年吴文贵（今存有美国国会藏本，《中国善本书提要》著录，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七著录可证）；四刻为明嘉靖十九年（1540）杨慎序刊本（谢巍“见存”于“南图、福大”，与《书谱》合刊，存世不多）；崇祯中（1627—1644），毛晋汲古阁刻入津逮秘书中者盖为第五刻（较易得者为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津逮秘书本），之后刊刻、流传情况，可参见谢巍考录，在此不赘述。

［1］（元）郑杓、刘有定.衍极并注.卷三［G］//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441.

［2］（明）王绂.书画传习录［G］//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三册）.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1998:128—129.

［3］（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九.宣和书谱跋［M］.北京:中华书局，2009:130.

［4］余嘉锡.书仪顾堂题跋后［G］//陆心源.仪顾堂题跋.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09:673.

［5］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450—452.

［6］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M］.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162.

［7］（宋）韩拙.山水纯全集［M］//王雲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11.

［8］张其凤.宋徽宗与文人画［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122.

［9］蔡绦.铁围山丛谈［G］//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094—3096.

［10］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整理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7:1885.

［11］（元）脱脱等.宋史.卷四百七十二.奸臣列传二.蔡攸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731.

［12］（元）周密.云烟过眼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2.

［13］（元）周密.志雅堂杂钞［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10.［14］（元）庄肃.画继补遗［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1.

［15］宣和画谱.卷十一［G］//于安澜编.画史丛书（二），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123.

［16］（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庄蓼塘藏书［G］//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6486.

［17］（清）于敏中等撰.天禄琳琅书目.卷九.宣和书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312.

［18］阮璞.《宣和书画谱》撰人问题补辨［G］//阮璞.画学续证.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5:318—319.

［19］叶启勋、叶启发.二叶书录［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72—73.

［20］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9:537.［21］傅增湘撰.藏园群书校勘跋识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2:211.［22］陈垣.史讳举例［M］.北京:中华书局，2004:124.

［23］（宋）王灼.颐堂先生文集.卷五.近体诗［M］.宋乾道王抚乾宅刻本.

［24］李裕民.宋人生卒行年考.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2010:202.

［25］（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十八［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1册）.218.

［26］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95.

（责任编辑:吕少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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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675（2016）04-0001-06

2014-06-19

韩刚（1971-），男，四川仪陇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美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