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奠基之作
——刘以鬯《酒徒》细读

李　钧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香港现代主义小说的奠基之作

——刘以鬯《酒徒》细读

李钧

(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刘以鬯是一位纯粹的都市行吟诗人，深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影响。他的《酒徒》等小说注重反映物化现实对人性的扭曲，展示香港社会边缘人的异化生存、病态人格，堪称是都市游魂的心灵史。刘以鬯笔下的“游荡者”是怀着生存焦虑和情色欲望的“零余人”，总想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更想摆脱商业社会的泥淖，但最终无计脱身而去，只好带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枷锁挣扎求存，靠酒精和女色来排遣寂寞、麻醉自己，渐渐丧失了生活目标与存在价值。《酒徒》活画出了香港特定时代里的精神忧郁以及繁荣表象背后的精神废墟；一方面具有极高的审美创新价值，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思想上的某些局限性。

关键词：刘以鬯；《酒徒》；意识流小说

刘以鬯(1918-)，原名刘同绎，“从小就是上海英租界里的翩翩少爷。父亲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批英文翻译官，哥哥则是宋美龄的英文机要秘书。他小学二年级八岁时候已经喜欢作文，因为中文写作好，由老师推荐跳升至五年级。……十七岁便创作了第一篇小说《流亡的安娜·芙洛斯基》。”[1]刘以鬯194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同年到重庆，曾主编《国民公报》和《扫荡报》副刊。1945年回上海，除担任《和平日报》总编辑外，还创办怀正文化社，出版中国新文学作品。1948年去香港，以写作为生，并先后担任《香港时报》《星岛周报》《西点》等报刊编辑、主编；1952年后至新加坡任《益世报》主笔、副刊编辑，还曾担任马来西亚吉隆坡《联邦日报》总编辑。1957年回港，除主编《香港时报·浅水湾》《星岛日报·大会堂》外，仍以写作为主，“六七十年代最高峰时候，一天为十三间报馆另加定期与不定期的杂志的稿约写稿。报纸每稿约一千字计，每天一万三千字，一年总超过三百六十万字了。”当然，刘以鬯的稿费收入不菲，“一年下来，怕已经能赚到五十年代一层楼的价值。”[1]1985年1月起，刘以鬯创办并主编《香港文学》月刊，任总编辑至2000年，被推为香港作家联会会长。刘以鬯的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天堂与地狱》(1951年)、《寺内》(1977)、《1997》(1984)和《春雨》(1985)，长篇小说《酒徒》(1962)和《陶瓷》(1979)，论文集《端木蕻良论》(1977)、《看树看林》(1982)和《短绠集》(1985)等。其中，《酒徒》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在1999年6月香港《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中名列第72位，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

刘以鬯是纯粹的都市行吟诗人，深受乔伊斯、普鲁斯特、托马斯·曼、福克纳、卡夫卡、加谬、福斯特、萨特、海明威、伍尔夫、贝克特、纳博科夫、芥川龙之介等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影响。[2](P23、35-37、66、117)他的小说注重反映物化现实对人性的扭曲，展示香港社会边缘人的异化生存、病态人格和内心焦虑，堪称是都市游魂的心灵史。不过，刘以鬯笔下的“游荡者”，与波德莱尔笔下的“闲荡者”或本雅明所谓“波西米亚人”不尽相同。“波西米亚人”是自我放逐：他们在社会边缘浮沉，以旁观者的眼光凝视欲望城市，以愤世嫉俗的姿态表达对主流社会的蔑视；他们的身份往往与“混文化”艺术创作有关，姿态是反叛而浪漫的，崇尚自由、想象、心身并重和潜能发挥，生活上则刻意与大众的主流、社会的常规、中产的拘谨加以区别，反对物质主义、等级歧视、社会不公、按部晋升制和统治阶层的仪轨等等。[3](P36)刘以鬯笔下的“游荡者”是怀着生存焦虑和情色欲望的“零余人”，总想回到过去的快乐时光，更想摆脱商业社会的泥淖，但最终无计脱身而去，只好带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枷锁挣扎求存，靠酒精和女色来排遣寂寞、麻醉自己，渐渐丧失了生活目标与存在价值。——刘以鬯的作品活画出了香港特定时代里的忧郁以及繁荣表象背后的精神废墟。

《酒徒》是刘以鬯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描写“一个因处于这个苦闷时代而心智不十分平衡的知识分子怎样用自我虐待的方式去求取继续生存”的故事[2](序1)，塑造了陷于现实生活与精神需求的双重困境之中无法自拔的“酒徒”形象；小说以意识流手法描写酒徒的“内在真实”，在其大脑荧屏上蒙太奇般地浓缩映现中国现代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军事历史，更反映了当代商业社会对都市人的压抑和挤压，从而揭示出香港社会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异化现象。

厌世酒徒：一个内在真实的人物形象

酒徒是一个自我麻醉的遁世者和厌世者。他本是造诣深厚的作家，梦想像海明威、普鲁斯特或乔伊斯那样创作出文学杰作，但他的才华在商业社会中得不到应有的认可，因为那时“艺术在香港是最不值钱的东西……真正的文艺工作者常常弄到连生活都成问题。”[2](P61)在这个“怪地方，艺术性越高的作品，越不容易找到发表的地方；相反，那些含有毒素的武侠小说与黄色小说却变成了你争我夺的对象。”[2](P149)他不满现实，但缺乏反抗与行动的勇气，只剩下了诅咒与怨天尤人：“这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我想。越是卑鄙无耻的人越爬得高；那些忠于良知的人，永远被压在社会底层，遭人践踏。”[2](P121)于是，酒精成为他“治疗创伤的特效药”、麻醉剂和快乐源泉——

酒不能使我获得快乐；但是它能使我忘记痛苦。[2](P196)

酒变成一种护照，常常带我去到另一个世界。[2](P208)

(酒)像剪草机一般，将路上的荆棘剪平了。[2](P209)

酒是主宰。酒是神。酒是游子的知己。我无法探求人生的最终目的。[2](P212)

于是他变成了“一个逃避主义者，只会用酒液来逃避这丑恶的现实。”他在苦闷之中借酒消愁，靠借支稿费、向朋友告贷，甚至是典当存书、钢笔、手表来换取酒钱。但是，酒入愁肠愁更愁，长期酗酒形成的酒精依赖造成了恶性循环：一方面“为了追寻灵感，我必须饮酒。为了使激动的情绪恢复宁静，我必须饮酒。为了一些不可言状的理由，我必须饮酒。”[2](P73)另一方面又因醉酒而时常断稿，加上他的武侠小说“动作少”而被报馆取消了专栏，生计陷于困顿；为了生存，他再次降格以求，开始写作《潘金莲做包租婆》《刁刘氏的世界》等黄色小说，最终落入“没有理想。没有希望。没有雄心。没有悲哀。没有警惕”[2](P79)的混沌之中。除了酒精，他还出入舞厅追寻刺激，从舞女张丽丽、杨露那里寻求“借来的爱情”……这个梦游者，这个世纪病患者，成了一个无所归依的游魂，浪荡在港岛街头。

酒徒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失败者。他“责怪自己太低能，无法适应这个现实环境。”他被张丽丽的美色吸引，受其唆使假扮张丽丽的丈夫参与不光彩的“捉黄脚鸡”勾当，结果敲诈纱厂老板不成，反被打爆脑袋住进医院。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张丽丽后来嫁给了那个纱厂老板。面对现实困境，酒徒的第一种应对方式是逃避，一次次搬家：房东17岁的女儿司马莉勾引他，他因良心不安而婉拒，没想到司马莉反向父母诬指他调戏，他只好搬家。租住新居，遇到一个性饥渴的房东太太，王太太丈夫是一个海员，“几乎在每一码头都养一个女人”，而她“只是他的‘香港夫人’；此外伦敦，纽约，旧金山等大埠固不必说，甚至巴西、西贡，横滨……都有。”[2](P71)那个海员每月寄钱给她，每年回港两次……王太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她既钦慕酒徒的才华，又利用他嗜酒如命的弱点，供他喝酒，给他零用，使他变成了吃拖鞋饭的男人；酒徒不满于此，搬离此地，王太太伤心不已，喝滴露自杀。酒徒租住雷先生家，没想到这一次酿成更大灾难，雷老太太因为他的醉酒恶语而割腕自杀……面对现实困境，酒徒的另一个“法宝”是自虐：他喜欢舞女杨露(16岁即为替父亲还赌债而出道)，却没有勇气和能力跟她结婚；眼看杨露要嫁人，酒徒狂饮烈酒，自虐的目的只不过是“让她看了难过”，直到酒精中毒住进医院。酒徒就这样自我麻痹着，并为自我放逐寻找着借口——

酒与黄色文字皆能产生逃避作用。[2](P148)

在香港，卖文等于妓女卖笑，必须取悦于顾客，否则就赚不到稿费。[2](P161)

我欲逃避，但是四周空落落的，只有烟雾。[2](P202)

这是一个病态的世纪，读过书的人都不健康。[2](P205)

我认为智能是魔鬼手制的药丸，吞得多的，烦恼也多。[2](P210)

酒徒的悲剧一方面有着社会原因，因而是一个社会悲剧；但造成这个悲剧更大原因来自内心的悲观，因而又是一出性格悲剧：他明白“香港虽然是一个商业味极浓的社会，但也产生了像饶宗颐这样的学者。”[2](P78)他之所以逃避现实主要是由于缺乏生命意志，缺乏对抗现实和自我超越的勇气，这使他最终走向了厌世。

酒徒还是文学理想的逃兵。他空有古今中外的文学修养，却无信心和毅力去坚持自己的理想。麦荷门是一个有志向、极纯洁的文学青年，不惜将母亲的五千元积蓄孤注一掷，邀酒徒一起创办《前卫文学》，希望为“中国新文学保存一点元气”。酒徒起初也信誓旦旦、雄心勃勃，出主意、拟计划、撰写“发刊词”，可工作刚刚开始就心灰意懒，对文学失去信心，打起了退堂鼓。当麦荷门独力推出《前卫文学》创刊号时，他一方面钦佩麦荷门的毅力，“承认对文学的热诚仍未完全消失”，“依旧无法抗拒文学的磁力”，另一方面却不听麦荷门劝他戒酒的善言，也不顾麦荷门的鼓励而放弃严肃创作，续写黄色小说以换取安稳的物质生活。但是，“一个文艺爱好者忽然放弃了严肃的文艺工作去撰写黄色文字，等于一个良家妇女忽然背弃道德观念到外边去做了一件不可告人的事情。”[2](P137)他自知“写过通俗文字的作者，等于少女失足，永远洗刷不掉这个污点！”[2](P137)为此，他“内心充满矛盾，感情极其复杂”，“一方面为生活渐趋安定而庆幸；一方面却因放弃对文学的爱好而悲哀”，毕竟“我从十四岁开始从事严肃的文艺工作，编过纯文艺副刊，编过文艺丛书，又搞过颇具规模的出版社，出了一些‘五四’以来的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如今，来到香港后，为了生活，只好将二三十年来的努力全部放弃，开始用黄色文字去赚取骄傲。”写黄色小说，对于一个严肃作家来说是深深的耻辱，但他又时时自我辩解：“谁能了解我呢？我想。现实是残酷的。没有钱缴房租，就得睡街边；没有钱买东西吃，就会饿死。”他也曾想写《海明威在香港》这样的现代主义讽世小说：在他的构思里，海明威创作了《永别了武器》和《太阳照常升起》等小说，却得不到认可，最后在完成《老人与海》时冻馁而死……但这样的严肃创作计划只是想想而已，很快就被他忘掉。麦荷门曾警示他：写黄色小说是在害人，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但酒徒终究没有听从麦荷门的规劝，自暴自弃地“将写作视作一种职业，将自己看成一架写稿机”……如果说酒徒出入酒店、混迹舞厅、游荡街头，是他找不到现实的家，那么放弃文学则标志着他失去了精神家园。

酒徒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是个病态的可怜虫，也是人间温情的“逆子”。他租住雷家，一度感受到了人间温暖：雷老太太因思念死于日军轰炸的儿子新民而忧郁成疾、精神分裂，错将酒徒认作归来的儿子新民；她把慈母之心投射到酒徒身上，关心他的饮食起居，在他醉酒时给他煲糖水，在他失业潦倒、喝滴露自杀被救后，将自己积攒下来的三千元钱送给他，劝他振作精神。然而雷老太太的温情终究无法治愈这个世纪病患者的心灵痼疾：他忍不住酒的诱惑再次端起了酒杯，当他烂醉而归时，老太太苦口婆心的劝告却引来他大声咆哮，并揭破了新民已死的真相；雷老太太的幻象破灭了，割脉自尽。酒徒酒醒后，精神受到震撼，决心戒酒自新，但到了傍晚却又走进一家餐厅喝起了白兰地……小说到此结束，一个无可救药的零余人形象也勾画完成。

酒徒是一个异化的现代香港人的典型。刘以鬯通过酒徒形象表现了香港特殊时代的边缘文化人那种失根的、孤独的精神状态。若从现实道德原则和健全人生态度来说，酒徒是一个可怜可恶的人，但从文学艺术角度看，酒徒是一个极为成功的、立体的人物形象。小说以意识流手法揭示了酒徒真实的内心世界，高度概括了那一代历经战争动乱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匮乏，深刻揭示出了其性格的二重性，其中有着“魔鬼与天使”的内心决战，有着“罪与罚”的自审与挣扎，因而可以说，酒徒性格的复杂性丝毫不逊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玛佐夫兄弟”。

现实批判：“香港是罪恶的集中营”

从严格意义上说，无论古典主义文学还是现代主义文学，都是批判现实的文学。刘以鬯的《酒徒》也通过酒徒形象对香港社会进行了尖锐批判。酒徒被塑造成了一个丧失了自我的人，他的人生态度是悲观的：

人生原是上帝嘴里的一句谎话。[2](P180)

人生根本没有目的。造物主创造了一个谎言，野心、欲求、希冀、快乐、性欲……都是制造这个谎言的原料，缺少一样，人就容易获得真正的觉醒。人是不能醒的，因为造物主不允许有这种现象。大家都说“浮生若梦”；其实是梦境太似浮生……[2](P37)

但一个人的人生观绝非天生宿命，一定有着深层的社会原因。作者正是通过酒徒这个孤立而空虚的人物形象，这样一个生活在焦虑、恐惧和负罪感中的游荡者，揭出了香港的丑恶和精神的荒原，从而对都市文明发出了种种诅咒：

香港是罪恶的集中营。[2](P47)

这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这是一个丑陋的世界！这是一个野兽才可以居住的世界！这是一个可怕的世界！这是一个失去理性的世界！[2](P178-179)

现代都市是以货币哲学为基础的市民社会，金钱法则主宰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支配着人们的行为，谁也无法挣脱它的缠绕。奥尔格·西美尔在《货币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ney,1912)中，对金钱与伟大价值之间的对立关系作了如下描述：“金钱被重视的程度越深，真、善、美、荣誉、才能、健康的思想就越市场化，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就越嘲弄、轻佻、玩世不恭。它们的价值被看作与路边小摊叫卖的杂货没什么区别。将高尚的价值转化为肮脏的交易，金钱的这一讽刺性的功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4](P15)酒徒在当时的香港看到的正是这种状况——

钱是一切的主宰。我想。钱是魔鬼。它的力量比神还大——尤其是在香港这种社会里。[2](P139)

文章变成商品。爱情变成商品。女孩子的贞操变成商品。[2](P179)

酒徒的基本焦虑就是金钱焦虑，他时时陷于窘困处境，所以总以金钱为砝码和标准来衡量取舍得失。

在金钱这个帝王统治下的香港社会是病态畸形、道德沦丧的：一个半老徐娘向酒徒推销她14岁女儿的青春；杨露16岁下海伴舞，赚回的钱却被父亲拿去赌博；房东的女儿司马莉15岁便堕过胎，17岁就有了“一个厌世老妓式的笑容”[2](P53)。尤其是司马莉，简直就是香港这座洋场都市里盛开的一朵“恶之花”：“她有一张稚气的脸；同时有一颗苍老的心。每一次见到她的眼睛，立刻就想起安徒生的童话。但是她已经学会抽烟了，而且姿势极好。……她有五个男朋友。……她早已阅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金赛博士的报告了。”[2](P27-28)司马莉将爱情当作游戏，她走进酒徒房间，屡次勾引这位中年房客，想效法纳博科夫小说里的“罗丽妲”，连酒徒都认为她是“一朵罂粟花，外表美丽，果汁却是有毒的”[2](P59)。与酒徒一样，这些女性形象也是香港社会中病态人物的一种典型。

毫无疑问，刘以鬯续接了1930年代上海“新感觉派”的思想和技法。他不仅在《酒徒》中多次提到穆时英，而且与穆时英、波德莱尔一样成为都市寓言的书写者。本雅明曾这样描述波德莱尔：“寓言是波德莱尔的天才，忧郁是这一天才的营养源泉。在波德莱尔那里，巴黎第一次成为抒情诗的题材。他的诗不是家乡颂歌，而是这位寓言者凝视巴黎城的目光，一位异化者的目光。”“波德莱尔诗作的独到之处在于：女人和死亡的图像在第三个意象，即巴黎的意象中相互交融在一起了。”[5](P180、181)可以说，刘以鬯、穆时英与波德莱尔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波德莱尔迷恋1850年代的巴黎，穆时英迷失于女人、死亡和1930年代的“东方巴黎”上海，刘以鬯则是一个1960年代的香港浪子。如果对比一下穆时英与刘以鬯的行文，就会发现许多神似之处。比如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开篇说：“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在这儿，道德给践在脚下，罪恶给高高地捧在脑袋上面。”穆时英所谓的“道德给践在脚下”的上海十里洋场是这样的：“开着一九三二年的新别克，却一个心儿想着一九八零年的恋爱方式。……法律上的母亲偎在儿子的怀里……儿子在父亲吻过的母亲的小嘴上吻了一下……”[6]在《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穆时英给时间贴上了道德标签：

星期六的晚上，是没有理性的日子。

星期六的晚上，是法官也想犯罪的日子。

星期六的晚上，是上帝进地狱的日子。

带着女人的人全忘了民法上的诱奸律……

星期六的晚上，不做贼的人也偷了东西，顶爽直的人也满肚皮是阴谋，基督教徒说了谎话，老年人拼着命吃返老还童药片，老练的女子全预备了Kissproof的点唇膏……[7]

从刘以鬯生平年谱可知，他的青春年代正是上海新感觉派最为流行的年代，而1930年代的上海与1960年代的香港又何其相似！由此可以断言：以刘以鬯为代表的香港现代主义小说是在借鉴西方现代文学和中国1930年代现代主义小说的基础上出现的文学样式；刘以鬯之所以运用这些现代主义文学技艺，也与他的前辈们一样，是为了更好地传达现代人的荒诞感受，从而深层次、多角度地批判社会异化现实。

艺术技法：意识流与迭格复调

《酒徒》是“中国第一部意识流小说”，是一部内省的复调小说，其中有两个声音在交替说话，显示出现代主义小说特有的非理性特质。

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于19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和科学万能的基础之上，认为世间万物都可以科学认知，一切事物都能够理性诠释。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类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科学不是万能的，理性是有限的，人性是复杂的，人的内心不可能被科学、客观地表达清楚。刘以鬯认同这一观点，因此他借酒徒之口宣称：“现实主义应该死去了，现代小说家必须探求人类的内在真实”，而“探求内在真实不仅也是‘写实’的，而且是真正的‘写实’”，因此“必须放弃表面的描摩，进而作内心的探险。”[2](P66)；刘以鬯将这种小说观落实于小说创作中，塑造了“酒徒”这样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形象。以“意识流”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小说打破了建立在科学认识论基础上的现实主义文学范式困境，走向了真正的主观世界和内心真实。

意识流手法最重要的实验场是“梦境”。我们知道刘以鬯在圣约翰大学时主修西方文学，深谙弗洛伊德学说、西方现代小说和戏剧艺术。这些学说和技艺被他化用到《酒徒》中描写他的梦境，《酒徒》第2、6、10(b)、25、32节写梦境，运用了无标点的段落，让人自然联想到弗洛伊德《梦的解释》和乔伊斯的《尤里西斯》。

意识流的第二个实验场应是醉意朦胧的内心世界。《酒徒》采用内聚焦视角，透过酒徒的感官去观察、感受外部世界，同时以其心理流程呈现内在宇宙世界；“我”(酒徒)作为叙述者既是一个外在观察者，又是内在的裁判者。比如：

酒。酒。酒。一杯。两杯。三杯。四杯。五杯。我仿佛在遥远的地方遇到了久别重逢的朋友。我很快乐。(酒是我的好朋友，没有一个朋友能够像酒那么了解我！)一杯。两杯。三杯。我不觉得孤独了，我有酒。酒是一种证明，它使我确信自己还存在。于是我得到满足，一切都显得那么和谐。[2](P207)

“我”是一个身处外在世界的叙述者，讲述着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括号内的言语则是“我”的内心独白，是“本我”在自言自语，并与前文形成了悖论：酒比朋友(人)更可信任，更知我心。读者由此听到两个声音，两个具有自我意识的对白、辩驳、诘问，两个声音交替出现，形成了复调、犹疑、延宕甚至自我否认。

意识流的第三个用武之地是表现激烈内心斗争。小说第42节，酒徒在接受了雷老太太的三千元馈赠后，良心发现，想戒酒，想抵制，想重新做人，但最终自我原宥，不仅重拾酒杯，而且喝至酩酊大醉。这一过程很好地表现了酒徒的内心矛盾和双重人格：

保持头脑的清醒乃是一件美好的事情。清早起来，至维多利亚公园去看海，看九龙的高楼大厦，看蝴蝶们怎样快乐地飞来飞去。夜色转浓后，酒瘾发作，浑身不得劲，坐也不是，立也不对，脾气暴躁到极点，犹如气球一般，大到无可再大，只需多吹一口气，立刻就会爆裂。当我划燃火柴时，我的手抖得厉害……[2](P204)

但是转念想到“雷老太太救了我的命，并将她的积蓄全部交给了我，如果我还有一点人性的话，就不能再喝酒了”[2](P206)，因而“极力抗拒酒的引诱”，告诫自己“我必须控制自己，不能变成酒的奴隶”。但是一看到酒，就开始动摇，为自己寻找各种开脱理由，认为“现在，正是喝酒的好时光。我何必虐待自己？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太认真，自己吃苦。不如糊涂些！”[2](P206)于是把盏作乐，饮酒狂欢。如果说《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在犯罪之后不断受到良心的谴责与指控，最终走向了忏悔与自赎，那么“酒徒”却少有挣扎与自审，最终滑向了无耻的境地。

一个人内心斗争和“罪与罚”的呈现，最容易形成复调对话，更能展示人物的“内心真实”。在当代叙事学中，“复调”不仅是一种叙事策略，而且是一种认知方式和生命哲学，它具有往返质疑精神，挑战一元话语和宗法神圣，一切都处于“善不易知，理犹未明”的恍惚和不确定状态。《酒徒》写作于香港社会向高度工业化转型的时期，是一朵由“反思现代性”的时代意识催生的艺术之花：激烈的生存竞争固然令人灵魂不得安宁，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也使伦理价值激烈动荡，现代人处于价值迷失和精神分裂的边缘。身处这样的社会环境，作家的审美观照方式和表达方式必然发生相应变化，以适应表现人物复杂内心世界的需要。

但是，无论是现代主义思想还是复调手法都必须是服务于文学的形象艺术本质。至于意识流，也必须有所附丽，也就是需要“赋形”从而构成一个意蕴模式。于是意识流小说中就出现了“迭格”这种重复赋形手法，它类似于电影蒙太奇手法，或被称为“形象迭用手法”[8]。其动作方式就是在作品中反复吟咏某一个主题句或者堆叠相近意象，使之如同音乐的主旋律，将整个篇章或主题勾联在一起。《酒徒》第4、9、12、38节都就运用了这样的迭格手法。比如第4节以“轮子不断地转。”为主题句，书写“潮湿的记忆”：从“母亲手里的芭蕉扇，扇亮了银河两旁的牛郎织女星。落雪日，人手竹刀尺围在炉边舞蹈。”到“打倒列强，除军阀”(北伐)，从“立春夜遂有穿睡衣的少女走入梦境”(青春期)，到“八一三”四行仓库孤军奋战；从“一九四一。《乱世佳人》在‘大华’上映。毕业证书没有半个中国字。日军三路会攻长沙。”到重庆防空洞灾难、湘桂大撤军、诺曼底登陆；从内战发生、避走香港，到赴新加坡、转吉隆坡、重回香港……整节由26个“轮子不断地转”引起的段落构成，其历程正好就是刘以鬯后来写成的中篇小说《过去的日子》的情节。[9]

再如第9节以5个“战争。战争。战争。”为主题句，组成了酒徒对中国现代战乱的印象。“我”六岁时第一次见到军阀战争，好奇地跑到弄堂口看“游戏”，直到目睹一个穿虎黄制服的大兵砍下一个十五六岁的穿草绿军服小兵的头颅——“我”因惊吓生了病。“一二八”事变，学生自治会主席带领几个同学去劳军，炮弹将他炸成重伤，鲜血将他变成了“关公”，“我”要离去时，他请求我们“用大石头打死我”！“八一三”事变时，“我”看到租界区五角地变成“广大的尸体场了。许许多多血肉模糊的尸体堆在一起。那些受伤而被压在尸体下面的人，仍在呻吟，仍在挥动手脚。有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投在死去的母亲的怀抱中，哭得连嗓音都哑了。但是，最使我吃惊的是：一个被炸去了头颅的大汉，居然还在马路上奔跑。”此后，战争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们对死亡早已司空见惯，但鲜活生命的消失仍给人留下噩梦般的记忆：比如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坦克开进租界，在冠生园前将一个八九岁男孩的身子碾轧得扁扁的，“犹如一张血纸般粘在平坦的柏油路上”；逃难的路上，红十字会女护士就在“我”眼前被炸死；重庆铁厂老板躲过空袭后，发现厂门口有一颗未爆的炸弹，便与妻子去搬运它，炸弹就在那一瞬爆炸了……战争的惨烈就在这种“死”的“迭格”闪回中揭出了令人惊心动魄的一角。

同样，第12节主题句是“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重复了17次，这一节主要讲述“我”的《蝴蝶梦》被莫雨剽窃后的内心煎熬过程。这样一天天的数算，让读者有度日如年的煎熬之感。第38节写饮酒时的纷繁思绪。“第一杯酒。……第二杯酒。……第三杯酒。……第……杯酒。”前几杯时还在想《红楼梦》，想新诗，后来则想到“爱情是一种商品”等等，这是一个从清醒、有序到混乱、麻醉的过程，酒喝得越多，人也变得越消沉，语言也与醉酒的程度相同步。

总之，这种跳跃的、拼贴的“迭格”大大增加了小说的信息量，每一组“迭格”都能扩写成一部长篇小说；意识流手法呈现出的“酒徒”的内心动荡、心理真实，以及多义而杂乱的意象，是电影写实手法难以达到的内在真实，也更好地确立了现代主义小说发生和发展的合理性，这是现代主义小说应对影视等现代传媒艺术的尝试，是在现代影像艺术倒逼之下的开拓创新。

陌生化：现代诗般的语言

刘以鬯创造了一种意象派诗歌般的小说语言，他将许多无形的观念和思想塑型，使人们习见的语言发生了陌生化、心灵化的效果。比如“屋角空间，放着一瓶忧郁和一方块空气”，“生锈的感情”，“谎言是白色的”[2](P1)等等，可谓触手成春，令人惊艳。

这种陌生化的语言主要运用了以下几种手法：一是通感和移觉。将听觉、味觉、视觉、嗅觉、触觉印象交织在一起，从而使人的感觉更加丰富立体。比如“音符以步兵的姿态进入耳朵。固体的笑，在昨天的黄昏出现，以及现在。”[2](P1)让读者感受到了音乐的节奏，感受到了笑容的形象。二是比喻与拟人。如“风拂过，海水作永久重逢的寒暄。”“烟囱里喷出死亡的语言。那是有毒的。风在窗外对白。月光给剑兰慈善家的慷慨。”[2](P47)三是象征与指代。比如用“秋千架上的纯洁”来指代一种古典的纯真等等。

这种诗化语言以小说第4节最为典型。只要试着将其分行，就能变成一首意象诗：

潮湿的记忆。

现实像胶水般粘在记忆中。

母亲的芭蕉扇，

扇亮了银河两旁的牛郎织女星。

落雪日，

人手竹刀尺围在炉边舞蹈。

轮子不断地转。

母亲的“不”字

阻止不了好奇的成长。……

忧郁迷失路途，

找不到自己的老家。

微笑是不会陌生的。

蝴蝶之飘突然消失于网中。

可谓字字珠玑，句句是诗，十几个意象就将童年生活具象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深具文章之美。刘以鬯的小说语言达到了如此精粹的程度，让人看到了他在古今中西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和语言功力，更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语言走过了欧化(鲁迅一代)、半文言(废名为代表)和过度市民化(老舍为代表)阶段，真正进入了成熟阶段，具有了与世界文学语系进行对话的能力。

意义与局限：《酒徒》的文学史地位

刘以鬯的《酒徒》等小说描绘出了香港商业社会的精神荒原，勾画出了这个都市里的游荡者和零余人，为20世纪香港小说画廊增添了新的人物形象群。他大胆引入西方现代主义小说手法，一方面借鉴乔伊斯、普鲁斯特和福克纳的意识流和内心独白手法，另一方面又采用蒙太奇和复调技法，以内在视角呈现了特定时代港人精神世界的内在真实，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表现艺术，扩展了人们观照社会和人生的角度，而且大幅度拓深了香港小说的题旨疆域。可以说《酒徒》是香港小说由外向内转的标志之一，在香港现代主义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因此，研究者认为，以《酒徒》为代表的“五六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文学浪潮是香港文学走向艺术自觉的一次展示，……是香港文学走向艺术自觉和本土关怀的一个重要方面。”[10](P205-206)

但是，刘以鬯的《酒徒》在思想方面还存在某些局限性——

在我看来，伟大的作家应是卓越的人道主义者。他们揭示出事物的本真(即海德格尔所谓“去蔽”)，并为人们充当探索人生和世界奥秘的向导；既让人们看到世俗的污浊、现实的混沌、生存的荒谬，同时又怀着悲悯博大的胸怀，升华生命的意义，使人获得超越世俗、自我救赎的力量，告诉人们“为什么而活着”，从而给人一种内心的力量。

伟大的文学家应是“摩罗诗人”。他们应具有反抗现实压迫的强大精神力量。比如但丁在面对放逐时说：“难道我在别处就不能享受日月星辰的光明么？难道我不在佛罗伦萨这个城市和它的人民面前屈身辱节，便不能思索宝贵的真理么？况且我并不缺少面包吃。”艺术家吉贝尔蒂同样具有挑战精神：“只有那个学识渊博的人才能四海为家；他虽被剥夺了财产，没有朋友，但他是每一个国家的公民，并且能够无所畏惧地蔑视命运的变化。”被放逐的人文主义者乌尔塞斯说：“一个有学问的人定居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的作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则说：“放逐也尤其有这样的结果，它或者是使被放逐者困顿以终，或者是使他身上原来所有的最伟大的东西得到发展。”[11](P129、128)

刘以鬯缺少的正是这种伟大的力量，他的作品没有告诉人们“为什么活着”。歌颂“酒神”精神的尼采认为：“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作通往悲剧诗人心理的桥梁。”[12](P218)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刘以鬯塑造了“酒徒”，却没有写出“酒神”的反抗精神；它像叔本华一样颓废悲观，而缺少尼采的“超人”的、不从流俗的意志；《酒徒》客观上控诉了战争的不义，批判了物欲对人性的异化，却没有给人以抗争的勇气和力量。——这些思想上的局限，既与那个时代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想相关，也与主体自觉意识的稀薄有关。

参考文献：

[1]冼丽婷.刘以鬯:他不了解我[N].苹果日报(香港),2013-08-18(A18).

[2]刘以鬯.酒徒[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3]陈冠中，等.波西米亚中国[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英]乔治·弗兰克尔.道德的基础[M].王雪梅，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5][德]瓦尔特·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6]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J].现代，1932，(1).

[7]穆时英.夜总会里的五个人[J].现代，1933，(4).

[8][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M].陈珏，整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9]刘以鬯.过去的日子[M].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

[10]刘登翰主编.香港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11][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M].何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熊希伟，译.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

(责任编辑：翟瑞青)

A Foundation for Modernism Fiction of Hong Kong:On LIU Yichang'sADrunkard

LI Jun

( School of Humanities, Qufu Normal University，Qufu 273165，China )

Abstract：Deeply affected by the western masters of modernism, LIU Yichang, is a troubadour of metropolis and a founder in Hong Kong modernism literature history. His novels focus on reflecting the materialized reality, showing the distortion of human nature, social alienation, morbid personality and anxiety, which not only compose an emotional and spiritual history of Hong Kong, but also mark the Hong Kong novels "inward turn". A Drunkard described the spiritual wasteland of Hong Kong, laid out a superfluous person, adding a new image in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of Hong Kong. A Drunkard used the skills such as polyphony,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and montage, which greatly enriched novel expression modes. A Drunkard, as a great work, also has some flaws: This novel created a drunkard, but lacked the Dionysian spirit; his pessimism was like Schopenhauer, but lack Nietzsche's "Superman" will; this novel objectively indicted the injustice of war and the alienation of materialism, but did not give people the courage to contend against the reality. The causes are not only the existentialism but the lack of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Key words：LIU Yichang; A Drunkard; Modernism Novel; Flaw

收稿日期：2016-00-00

作者简介：李钧(1969-)男，山东齐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05(2016)03-01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