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东方社会构想”研究方法探微

刘继高　夏从亚

[摘 要]方法论是马克思“东方社会构想”留给后人的另一重要遗泽。在马克思以俄国为典型考察东方社会的文本中，将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古代社会发展序列和历史遗存纳入到人类发展的整体性历史视野中，具体分析社会发展历史发展阶段的一般性前景和特殊性可能，把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主体选择统一起来，凸显出马克思研究社会历史的整体的、历史的、辩证的方法。

[关键词]马克思；东方社会构想；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1-0117-05

Abstract： The Oriental social idea which put forward by Carl Marx in his late years was the prediction of the road of development of pre-capitalism countries， in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is the method of research： holistic vision based on the outlook of world history； unified the historical rule with the subjective choice； combined the universality with the particularity in society development； persisted in concrete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e methods above are the methodology guidance for us to recognize and deal with the new problem in contemporary practice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Key words：Carl Marx；oriental social idea， method of research

马克思晚年提出的“东方社会构想”不仅为后人开辟了在经济社会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途径，更为重要的是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方法论遗产。马克思在研究以俄国为典型的东方社会中运用的研究方法，为我们分析和解决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一、世界史观的整体性视域

世界史观是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的基本视域。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不仅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而且把世界一体化发展纳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之内，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与资本主义的形成，只不过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有意识推进本身，只是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无意识结果，并随着这种推进，把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启蒙思想、商品拜物教，以及资本主义的社会体制推向全世界，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1]（p36）。资本主义在现实性上推动和实现了人类历史世界化，使得整个世界实现了由各个民族历史逐步走向世界历史。

在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马克思对俄国的分析正是建立在世界史观的整体性视域的基础之上的。首先马克思从整体人类生产发展全过程中审视俄国的生产方式，把俄国农村公社这种生产方式看作是人类生产整体历史发展中的一定阶段，而不是俄国独有的特殊存在。马克思指出，这种农村公社曾经是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只不过俄国的农村公社的独特性表现在：“只有俄国‘农村公社不是像稀有的残存的微缩模型那样，以不久前在西方还可见到的那种古代形式，零星地保存下来，而几乎是作为巨大帝国疆土上人民生活的占统治地位的形式保存下来的。”[2] （p579）也就是说，俄国农村公社的独特性不在于其农村公社保存下来，而是在于至今仍然在俄国的人民生活中占据统治的地位。

其次，马克思是在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的可能性与整个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的发展相联系中分析俄国农村公社，指出正是存在着这种同时性的联系，俄国农村公社才有成为新社会的生长点的可能性。马克思考察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可能以及条件，是把俄国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相联系起来考察的。马克思指出：“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存在的”，而是“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2] （p571），因此，其一，由于与资本主义生产特别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内部矛盾逐渐激化的状况同时存在，为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可能。“在俄国公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境地。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随着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2] （p572）。也就是说，处于农村公社这种生产方式之中的俄国人民，正是由于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同时存在才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而且认识到这种弊端只有在以公有制取代了私有制之后，才可能得以消除，那么，他们现在拥有的农村公社的公有制形式，为什么还有让其消灭呢？其二，这种同时存在的状况又为俄国农村公社向新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技术支持。“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 （p36）。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取得了辉煌的科学技术成果，积累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俄国的农村公社的发展完全可以“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资本主义为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提供了集体劳动的一切条件”[2] （p578）。

第三，马克思把俄国革命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从整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宏观视野中来考察俄国革命的。由于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造成了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大肆破坏，“破坏性影响的这种共同作用，只要不被强大的反作用打破，就必然会导致农村公社的灭亡”[2] （p577）。因此，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要成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起点，“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2] （p582）。用革命的强大力量来打破来自公社外部的破坏作用，并且把公社置于正常的发展条件之下，才能保存并发展农村公社。俄国需要革命，需要保存农村公社的革命，然而，在当时的俄国，从皇室到资产阶级新贵，以及“社会新栋梁”们都站在农村公社的对立面，因此，这种革命能够得到的援助只能是西欧无产阶级的革命。为此，马克思在1882年还满怀希望地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 （p8）俄国保存农村公社所需要的革命与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可以相互补充。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考察俄国革命的同时，是从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联系在一起的，是把俄国革命放在了整个世界革命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的。

二、历史规律与主体选择的统一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同时人类社会的发展又体现了人自身的内在需要，在任何时代，社会的发展必然体现当时的人的自主选择，这种自主选择既受限于社会历史规律，又不断开创历史的新篇章。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基本矛盾为主要推动力，随着由生产力发展而导致的基本矛盾的产生与解决，人类社会的发展经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虽然能够认识到这一规律，但在社会发展中，“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它，它表现为一种“铁的必然性”，表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般性和人的活动的历史必然性。同时，马克思也认为，人类能够充分地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缩短和减轻社会发展的痛苦，在历史发展中到处充分地表现出人的选择性，例如，在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发展阶段并不是严格按照五阶段发展的，即使在同一阶段，持续时间、发展模式、发展程度也不同，所以，马克思又指出，虽然人的活动必然遵循这一历史发展规律，但“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3] （p10），表现了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运用和掌控。总之，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以及在分析历史问题中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就是尊重历史规律与人的主体选择的统一。

马克思在分析俄国及其他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和民族发展过程中，也同样运用了这一基本方法。首先，马克思在分析俄国的发展基本趋势的时候，是区分了两种情况：一是如果俄国走欧洲走过的道路，就必然遵循马克思在考察欧洲社会所总结的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必然遭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2] （p466）。二是如果俄国能够在一定的条件下，充分利用它所保留的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优势，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2] （p582），“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 （p8）。这两种情况究竟哪一种成为俄国发展的现实，取决于俄国发展的具体条件。第一种情况更多地表现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性；第二种情况则更多地需要俄国人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认识到欧洲社会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所带来的痛苦，从而主动地积极地为俄国社会保持其历史合理因素并为其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从而表现为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的选择性。

其次，马克思在分析俄国农村公社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握历史发展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农村公社也曾经是人类社会发展早期的一种比较普遍存在的所有制形式，“从整体上看，它们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原始公社进化阶段上的各种形式。是一系列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类型、生存的年代彼此都不相同，标志着依次进化的各个阶段”[2] （p584）。因此，俄国的农村公社并不是什么天生的共产主义的土壤，俄国人也不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这种所有制形态只不过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天然必然的阶段，只不过在欧洲许多地方这种所有制已经灭亡，但“在俄国，由于各种独特情况的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2] （p571）。根据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俄国的农村公社存在着二重性——农村公社中存在着的“公有制以及公有制所造成的各种社会联系”和“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2] （p574），这二重性之间的矛盾对立和双方因素发展的力量对比，“或者是它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先验地说，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2] （p574）。因此，社会发展存在着的这种因素是俄国农村公社发展的深刻根据，俄国农村公社是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共产主义社会，根源在于农村公社内部，在于俄国社会内部。同时，由于俄国农村公社与资本主义是同时代存在的，而此时的资本主义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俄国公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这种社会制度现在都处于同科学、同人民群众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境地”[2] （p572）。既然如此，俄国人民就有一个究竟是促进农村公社的发展，进而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痛苦，还是摧毁由于特殊历史条件，保留下来的农村公社，而走向西欧已经走过的道路的选择问题。在马克思所分析的俄国农村公社能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走向新生命起点的条件中，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西欧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物质精神成果，通过俄国革命来保证农村公社的存在和发展等等，都需要俄国人民群众主动地去争取，因而表达了俄国农村公社发展的主体选择性。

三、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方法论之一。马克思在看待和分析任何问题过程中，始终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在分析和研究俄国农村公社问题的过程中，同样坚持的这一基本方法论，马克思进一步突出了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和社会发展样式特殊性的统一，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具体发展阶段的特殊性的统一，世界整体发展的普遍性与具体国家民族发展的特殊性的统一。

首先，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与西欧发展的道路不一样，不能用他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分析简单的套用到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问题上。“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 （p466）在马克思看来，他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只是对欧洲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并不是“一切民族”都要必须按照这种规律发展——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为共产主义积累物质和精神的财富，这是欧洲社会发展特别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从整个世界的发展来看，则只能是特殊规律。所以，当俄国的民粹派特别是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拿马克思的分析套用俄国社会时，马克思是不同意的。因为马克思认为，在历史的发展中，“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2] （p466）。因此，考察具体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发展，必须从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出发，即“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2] （p574）。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人们究竟如何去看待、研究社会发展问题，采取什么样的社会措施和实践，应该由当时条件和历史环境下的人去做决定，而不应该由别的什么人提前做出规定，“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4] （p643）。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多次强调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相反地，我们应当尽量帮助教条主义者认清他们自己的原理的意义”[5] （p7） “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5] （p562）

其次，马克思通过研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 （pp591-592）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作用下，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要经历五种基本经济社会形态，“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1] （p592）。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某些国家和民族未必完整经历这五种社会形态，虽然其具体发展形式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为《共产党宣言》的第二个俄译本合写的序言中指出，俄国公社这种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 （p8）。也就是说，俄国土地公有制形式，作为特殊条件下存在下来的人类社会早期普遍存在的由公有制形式向私有制形式过渡阶段的所有制形式，是有可能跨越“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2] （p586），“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2] （p578），直接跨入共产主义的公有制形式。因此，在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分析的重要结论，从方法论上看，是突破了把五形态论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单线论、单纯经济决定论的理论误区，而把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具体发展阶段上的特殊性统一起来。

四、从具体历史环境与条件出发

人类社会的存在以人的存在为前提，人类历史不过是人类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延续形成的历史，然而，从古至今真正能够拨开历史迷雾，看清历史真相的人并不多，能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以展现在世人面前的人也不是很多，能够把握正确的立场和方法去科学研究历史的寥寥无几，或者说基本没有，只有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情况才发生本质的变化。

分析和看待人类社会的现象和问题，应当从什么样的前提出发，在马克思以前的历史学研究中有不同的观点。神学史观是从神创论出发，认为世界和历史都是神创造的，所有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和研究只不过是对神的存在的敬仰，是为了崇拜神而认识世界包括人类社会。英雄史观则从英雄人物的个人意志、情感、价值取向等主体要素出发，认为人类历史是由英雄人物创造的，英雄人物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是按照自己的爱好、感情、价值等来创造的。作为德国伟大的哲学家黑格尔，则是从普遍的冷冰冰的理性、“绝对观念”出发。德国古典哲学一个核心议题是理性，从康德的先验理性到费希特的自我理性，最后发展到黑格尔的绝对理性。马克思在年轻的时候，也曾一度把自我理性看作是历史的先验存在和逻辑起点，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特别强调了伊壁鸠鲁用原子脱离直线做偏斜运动的观点，认为在这里蕴含着个人的自由意志、个性和独立性。随着他的研究是深入，他的观点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1843年底写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已经离开了自由意志和自我理性，开始从“市民社会”“人本身”的现实前提出发，研究和看待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认为无产阶级是实现社会变革的现实阶级力量，从而把历史观初步确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

马克思晚年的关于俄国农村公社的分析和评价中，进一步强调突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强调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必须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出发。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在分析了农村公社发展的序列后指出：“这是不是说，农业公社的历史道路必然要导致这种结果呢？绝对不是的。农业公社固有的二重性使得它只能有两种选择：或者是它的私有制因素战胜集体因素，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2] （p586）这段话中的“这种结果”指的是马克思在前面提到的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一般规律，“农业公社既然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所以它同时也是向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不言而喻，次生形态包括建立在奴隶制上和农奴制上的一系列社会”[2] （p586）。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原生的社会形态向次生的社会形态的过渡形态，就是俄国的农村公社这种所有制，这种所有制的继续发展，就发展到了次生形态，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私有制度。因此，俄国农村公社这种所有制由于是过渡。由于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过渡，因此，它具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两重性，所以，考察它的发展必须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出发，不能从原则出发。而在一些俄国人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的分析用于俄国的时候，马克思实际上是不同意的，他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如果把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的分析用于一切民族，认为一切民族都会注定走西欧资本主义时候发展的道路，“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会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2] （p466），所以，在分析和看待社会发展的时候，必须“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才会“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2] （p467），也就是说，在考察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条件。

在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实际分析中，马克思从始至终坚持了历史的分析方法，坚持从俄国农村公社的历史环境、现存环境、内部条件以及国际环境多方面加以分析。马克思分析了俄国农村公社保留下来的历史环境，指出在历史上这种农村公社曾广泛地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只不过到这个时候大部分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和迁徙”都灭绝了，只能在一些少数地区能少许发现它的踪影，而在俄国，“由于各种独特情况的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2] （p571）。现实的环境和条件是：一方面俄国农村公社由于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而日渐面临各种破坏性影响和侵蚀，其存在岌岌可危；另一方面，“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这特别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并且他们在翻晒草料，以及像排除积水等公社的作业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合作劳动。”而且“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因此，“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作代替小地块耕作”[2] （p587）。俄国农村公社面临的国际环境是：“它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则为它提供了大规模组织起来进行合作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2] （p587）同时，“在俄国公社面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现在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相对抗的境地。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2] （p576）。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做出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从俄国农村公社的全方位的历史环境的分析中得到的结论，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分析正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论，即要从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出发。

[参 考 文 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刘继高：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讲师；夏从亚：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