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觉遵从文化使命 正确引导读者阅读需求

关宁

如何在西方文化借助强大的传媒“软性入侵”的同时，保有国人的精神独立，使之借鉴西方文明的精华，摒弃其间的糟粕，同时又对中华文化整理归纳，进行反思与新的认定，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状况逐渐形成，但在文化方面，矛盾依然存在。一方面，在经济上占领先地位的国家，从维护自己政治经济地位的角度出发，极力在全球范围内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弱势但又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怀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固守本土文化，排斥外来文化。两者间的矛盾如何消弭，如何在西方文化借助强大的传媒“软性入侵”的同时，保有国人的精神独立，使之借鉴西方文明的精华，但摒弃其间的糟粕，同时又对中华文化整理归纳，进行反思与新的认定，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近来在多次重要讲话中都提到要坚持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所谓的“文化自信”，其实就是强调在现代文化发展的潮流中，发现中华优秀文化所固有的独特价值，以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面对这一要求，对文化的传播负有重要责任的出版业，对自身的职责应有清醒的认识，然而，出版业的现状与此有一些偏差。

一、物质化影响图书市场生产

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物质化。无论怎样的文化传播，其内核都是物质的。从出版业来看，2015年度，我国图书零售市场中有16.52%的销售码洋来自引进版图书，但业内人士仍然认为其数量少。据开卷数据，版权引进地区结构多年来都保持不变：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稳居前四位。很明显，引进版图书代表了物质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话语入侵”。因此，完全以引进版图书的数量来衡量出版业的发达与否，似乎只顾及了出版业争取利润的需求，而忽略了民族文化会受到外来文化挤压这一事实。

物质化席卷全球，受现实的挤压，每个读者都迫切地想知道“如何成为一个成功的人”，人们对物化偶像的崇拜远远高于对精神强度的向往。流风所及，几乎无人能够免俗。但是，出版业性质特殊，它的取向对读者的选择有直接的影响，这种地位要求业界应当具有文化自觉意识，了解自己作为文化传播者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在此基础上对读者进行引导，而不应无原则地顺应读者的功利性阅读要求，这就是我们一贯强调的“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出版方针。但综观市场，尽管有相当多的体现社会效益的图书，但附庸于物质、强调物质至上的图书也为数不少。

拜物的标准如此普遍，它影响了读者的取向，又间接地影响了出版业的选择。而从另一方面来理解，由于出版业的推波助澜，读者的取向更加偏向于物质化。这导致了出版物市场的几个特点：其一，财经类、工商巨子传记类图书热销。这类图书不用说是迎合了读者的口味，许多人希望从中找到成功的道路。其二，励志类图书不可或缺。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再有勇气的人，也难免一时颓丧，因此，励志类图书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种图书类型。其三，心灵抚慰类图书充斥市场。这类图书，为在现代竞争压力下不堪其负的读者提供心灵安慰。

以上几类出版物，在各大网站，及大到占地百顷的书城，小到几平方米的书店中，都是支撑销售的重要资源。当然，笔者指出这几种出版物，并非认为它们没有存在的必要，相反，必须承认，在任何时代，成功、奋斗、消闲、娱乐都是人生的基本需要，越发达的社会，越能满足人们的这些需要，出版业绝不应该无视读者需要，强迫性地将读者的阅读习惯纳入教化的轨道。只是，如果读者的文化消费品集中在这几类产品上，作为出版人，是否应该深自反省——文化的引导意义到底体现在哪里？

二、出版业应遵从文化使命

当前，出版业面临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在物质化浪潮中保持“对简单化的盲目崇拜”的清醒，遵从文化使命来对读者进行正确引导。要做到这一点，出版业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性质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因此，出版业的文化使命必须要服从文化的基本性质。

第一，出版业应自觉关注文化的民族性，力求古为今用。

民族性即文化的独特性，不同的民族是以民族历史延续过程中产生的文化独特性来相互区别的。独立的民族需要独立的身份，需要寻找文化根源来支撑这种独立。作为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出版业对此责无旁贷。对于出版业来说，关注文化的民族性，以下两点值得强调。其一，出版业应当致力于寻找文化根源，梳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思想、政治、文化资源丰富，尽管近代以来，国家积贫积弱的现状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但深厚的历史积淀为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的出版宝藏，唐代以来形成的汉文化圈至今仍在东亚地区起着重要作用，出版业绝不可妄自菲薄，轻视这份遗产。近年来，高质量、高品位的古代经典及相关专著出版较少，这种情况的出现不能单纯归咎于社会的浮躁风气，从出版业自身来看，过分附和读者的功利性阅读要求，没有起到正确的引导作用，也助长了浮躁之风。其二，出版业在探求文化根源时，不能陷入文化复古主义。费孝通教授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提出：“文化自觉，意思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所谓的“文化回归”，就是指文化复古。这种观念认为，民族文化超越于一切文化之上，片面地强调文化的“纯正”，忽视了文化发展的一面。对于出版业来说，关注文化的民族性，发扬民族文化，应当以其能否为解决当今人类社会存在的问题提供有积极意义的资源，能否促进人类社会合理健康发展为标准。对民族文化的态度，应该是充分理解它的内在精神，对其附以现代的诠释，力求古为今用，不应像清人考据，但求考索，无补于世，更不应仅为了出版而出版。

第二，出版业应自觉关注文化的兼容性，力求洋为中用。

文化的兼容性代表着文化的发展性，也就是文化“与时俱进”的性质。在15世纪航海大发现前（一般航海大发现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开端），各种文化都在以民族化形态独立发展，而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任何文化都不可能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自行发展。外来的文化——主要是经济占领先地位的第一世界国家的文化，强烈冲击着民族文化，促使古老传统的文化逐渐演变。出版业对之应采取何种态度？费孝通教授对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条原则：“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认为，只要不同文化在平等地位上进行对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随时代的发展不断与异质文化融合，共同进步（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么，跨文化理解是可能的。对于出版业来说，关注文化的兼容性，就是要了解本土文化自身的局限性，致力于引进优秀的外来文化，使国人能够从另一个文化体系，从“他者”的角度对本土文化进行观照，更全面地认识到本土文化的特点。应当说，出版业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版权贸易引进国，引进的图书涵盖了各种类型，特别是我国较为落后的科学技术、财政经济方面的图书，在相当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的自有水平，做到了“洋为中用”。

第三，出版业应自觉关注文化的大众性，力求服务大众。

虽然文化曾被看作是贵族的专利，以致于印刷术发明后，曾在欧洲遭到抵制，认为书籍大众化将使学问庸俗化。但随着社会的逐渐发展和印刷技术的进步，文化的成果不再为少数人独有，它的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已经逐渐变成了普通民众。

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即要求文艺作品具有大众性，对于文艺传播的重要一环——出版业来说，这意味着，出版者不能将出版看作牟利的工具，而无视广大人民的利益，也就是对出版业的大众化提出了要求。

随着出版业“事转企”的全面完成，出版业追求经济效益，本无可厚非。但是，为了牟利，图书市场曾出现了种种“怪现状”，比如，为了满足部分人求洋好阔的要求，出现了许多装帧豪华的图书，这些书严重脱离了人民的购买能力和实际需要；还有些出版社对图书高定价、低折扣，这无异于价格欺诈，损害了读者的利益。这种种现象，都偏离了出版业服务大众、“为人民服务”的目标，值得引起重视。事实上，在出版业内，自觉关注文化的大众性，必然能为出版社赢来良好的信誉与知名度，这种对无形资产的投入，最终会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

应当注意，文化的大众性要求图书具有一定的通俗性，但并不意味着认同文化的低俗化、庸俗化和媚俗化。因此，出版业对某些读者的需求应当加以分析，对其中不健康、不合理的需要，绝不能无条件满足。

出版业自觉关注文化的民族性、兼容性与大众性，以求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服务大众，这正是出版的导向作用的体现。总的来说，现阶段，出版的文化导向、文化建树尚有不足。在一个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的环境里，文化与精神的引导应当是最为迫切的和长远的问题，单靠出版业的文化自觉远远不够。近年来，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给予了相当多的政策倾斜，例如从国家到地方政府的各种基金资助、各类图书奖项等，大大提升了出版业的积极性。相信借助于政府的支持，出版行业必将逐渐实现文化自觉，展现新的面目。

（作者单位系陕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