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精神六讲》（连载三）

聂震宁

第二章 爱祖国

1.“九一八”事变强烈发声的周刊

永远立于人民大众立场的韬奋先生，必定也会永远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前，韬奋就一再在《生活》周刊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指出日本侵略中国的狼子野心，发出捍卫国权的呼吁。1931年5月，日本军阀制造了枪击中国农民的“万宝山事件”以及屠杀旅韩华侨的事件，韬奋获悉即在《生活》周刊上予以揭露，并大声疾呼：“全国上下应有彻底的觉悟，应具有世界的眼光，勿彼此闭着眼睛终日钻在牛角尖里，专做鸡虫之争，何殊自寻短见？一旦大祸临头，噬脐无及，愿在未做亡国奴之前，为全国上下涕泣道之。”（《韬奋全集》第三卷，第633页）。

“九一八”事变前夕，中华民族已经嗅得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腥风血雨。国难当头，韬奋忧心如焚，他撰文指出：“万宝山即朝鲜排华惨案，实为日本积极侵略中国的一部分表现， 我们中国人欲保其民族的生存，不可仅视为一时一地的事情，当对日本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狠鸷野心，作彻底的认识……我们如不能拯救满蒙，即不能拯救中华民族；不能拯救东北的三千万同胞，即不能拯救全民族的四万万同胞！我们切不可再醉生梦死了，应视此为全民族的生死关头。”（《韬奋全集》第五卷，第7页）。

《生活》周刊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充满了爱国主义的内容，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必然会成为强烈发声的周刊。

事变后出版的第一期周刊，即9月26日刊，就发表了关于事变的报道和评论。韬奋在报道中充满悲愤地写道：“本周要闻，是全国一致伤心悲痛的国难，记者忍痛执笔记述，盖不知是血是泪！”

《生活》周刊的“小言论”素来最受读者关注。为了“九一八”事变，韬奋一口气写了《应该彻底明了国难的真相》《唯一可能的民众实力》《一致的严厉监督》《对全国学生贡献的一点意见》等4篇“小言论”。这些“小言论”成为当时读者口口相传的热门话题。周刊对“九一八”事变做了系列报道，揭露日本军队在沈阳、长春等地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并在《伤心惨目》大标题下加上“刻骨铭心！没齿不忘！”的副标题。在文末，韬奋奋笔疾书道：“全国同胞！永远勿忘东北同胞的哭声惨呼！”

《生活》周刊以强烈的爱国激情和担当精神，针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居然奉行妥协的投降的“不抵抗”政策，连续发声，振聋发聩。这些言论单看题目就感到正义凛然，《宁死不屈的保护国权》《宁死不屈的抗日运动》《宁死不屈的准备应战》《决死之心和怯懦自杀之区别》《战与不战的问题》《应有牺牲的决心和奋斗的计划》……韬奋在文中怒斥“不抵抗主义”。他悲愤写道：“国难至此而尚不作应战的准备，更为全世界最无耻的民族。”他号召抗战：“不战而死，不如战而死，全国死战皆亡，胜于伈伈伣伣做亡国奴；况且真能全国死战抗战，或许于一部分之牺牲外，尚得死里求生。”“保护国权，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抗日运动，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准备应战，亦须全国人人有决死之心；故人人有决死之心，实为救国的首要条件。”（《韬奋全集》第五卷，第65页）。

《生活》周刊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激烈的抗日态度获得了广大读者的拥护。特别是周刊对于因事变而兴起的学生爱国示威游行表示坚决的支持，旗帜鲜明地站在青年学生一边，得到广大学生的拥护和爱戴。不少学生写信甚至来拜访韬奋，一起商讨抗日救亡的大事。《生活》周刊的声名大振，发行量陡增。

韬奋具有不可抑制的爱国热情。他主编的报刊，一直以爱国主义为自己永远不倒的旗帜。每当国有大事，他的报刊必定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走在爱国战线的前列，为祖国而战，为人民而战，奋勇向前，义无反顾，做出了新闻出版工作者的巨大贡献。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上海的入侵。驻扎在上海的国民第十九路军奋勇抗击。淞沪“一二八”抗战爆发。《生活》周刊奋起声援十九路军。1月29日，周刊一天中出版两次《紧急号外》，竭力“唤起民众注意，共赴国难”。1月30日，韬奋在周刊的“紧急临时增刊”上撰文指出：“日人此次为有计划之毁我国家民族，已暴露无遗。国果亡，族果灭，则国人之福利，家族之安宁，何所希冀？”“时势虽极危急，我们只有向前奋斗，至死不懈，不必恐慌，亦无所用其悲观；我们要深切明白只须我们能奋斗，能奋斗至死不懈，我们最后的胜利是在我们手中，任何强暴不能加以丝毫的改变。我们应利用这种空前的患难，唤醒我们垂死的民族灵魂，携手迈进，前仆后继，拯救我们的国族，复兴我们的国族。”为此，他向上海全市同胞呼吁：“故我们应有财者输财，有力者努力，慰劳我前方义军，协助我前方义军。”“我们的救国义军既忠勇奋发以赴国难，我们国民应全体动员以作后盾，庶几军心增壮，战力增烈。商界罢市已为一种表示，各界均应速有秘密之有力组织，各尽能力所及，分途并进。”“若再麻木不仁，隔岸观火，则自降于劣等民族，灭亡乃其应得之结果了！”“我们应利用这种空前的患难，唤醒我们垂死的民族灵魂，携手迈进，前赴后继，拯救我们的国家，复兴我们的国族。” （《韬奋全集》第四卷，第12-13页）。

在淞沪“一二八”抗战期间，韬奋像是一门火炮，把所有的怒火喷向侵略者，又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时钟，每时每刻都在为着国难发出紧急的铃声。他为声援抗战将士而奋笔疾书，为召唤全国人民支援淞沪抗战而加班出版增刊。2月2日，《生活》周刊“紧急临时增刊”第3号发表了韬奋的《沪案与整个的国难问题》，严正驳斥日本人所谓沪案与东北无关，只是上海的地方问题的谬论，指出：“所以要根本解决沪案，非与整个的中日问题连同解决不可。”（《韬奋全集》第四卷，第17页）。显示出他坚定的爱国立场和日见深刻成熟的政治洞察力。他还亲自撰写长篇通讯《上海血战抗日记》，配上详细的战区地图和血战抗日的照片，在周刊上连载发表，并出版了单行本，让外地读者特别是海外读者及时了解“十九路军血战抗日之忠勇悲壮行为”。韬奋还和鲁迅等43人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其后又把43人扩大到129位，发表了《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

1935年12月9日，为了反对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为了反对成立日本扶持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韬奋立刻带领《大众生活》周刊予以热烈支持和大力宣传。从12月21日出版的第六期起，《大众生活》连续几期都刊登了声援运动的文章。在第六期封面上刊登北平一位女大学生手拿喇叭筒大声疾呼“大众起来”的大幅照片，使得广大读者受到极大震撼。第七期则更是几乎成了“一二九”运动专号，从封面到封底，基本上都是关于运动的图文。第八期、第九期以及此后许多期的《大众生活》，一直在为“一二九”运动呐喊，义无反顾地坚定站在爱国学生一边，怒斥反动当局和军警对爱国学生的阻挠和迫害。

“一二九”运动期间，韬奋以充沛的激情，先后发表了《学生救亡运动》《再接再厉的学生救亡运动》《学生救亡运动与民族解放联合战线》等具有很高政治水准和理论水准的文章。他为学生的爱国运动鼓与呼。他写道：“民众运动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学生救亡运动却在民众运动中占着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尤其是在民众运动消沉的时候，学生救亡运动是大范围的民众运动的酵母，是大范围的民众运动的先驱，它的重要是在全国大众的全盘努力里面有着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推动作用。”学生救亡运动，“至少使全世界知道中国大众并不是甘心做奴隶；至少使全世界知道投降屈辱，毫不知耻，并不是出于中国大众的意思。这是中国民族解放斗争的序幕，这是中国大众为民族争生存不怕任何牺牲的先声。” （《韬奋全集》第六卷，第508页）。他还为学生运动提供建议。他建议爱国学生要“注意‘联合战线原则的运用”。要“以诚恳的态度说服大多数的已有觉悟而仍不免中立或踌躇的分子，也来积极参加，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大目标下，扩大并巩固‘联合战线”。他指出：“全国学生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目标下，结成学生的联合战线；全国人民也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大目标下，响应学生救亡运动而结成全国救亡的联合战线。必须有这样整个的斗争力量，向着这个明确的大目标携手迈进，才能拯救这个危亡的国家，才能自拔于奴隶的惨祸。”（《韬奋全集》第六卷，第514页）。韬奋的这些建议可谓审时度势、高屋建瓴，标志着他正在由一位朴素真诚的爱国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位干练睿智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领袖人物。

2.轰动全国的三件大事

韬奋先后主持的《生活》周刊、《大众生活》周刊等，不仅以其敏锐的政治敏感、坚定的大众立场、博大的人文情怀、明显畅快的朴实文风以及生动活泼的设计艺术风格，获得越来越多读者的喜爱，还以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在国家、社会重大事件中敢于担当，勇于奉献，受到全社会的敬重和拥护。这是其他同类刊物难以企及之处。

韬奋主持的刊物除了经常有文章引起程度不同的轰动之外，还有过三件大事轰动全国。

第一件大事是为支援奋勇抗日的东北军马占山部组织捐款。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辽宁、吉林，正当长驱直入黑龙江之际，驻守黑龙江的东北军马占山将军向全国发出通电，发誓：“大难当前，国将不国，惟有淬砺所部，誓死力抗，一切牺牲，在所不惜。”这一抗敌卫国的义举与20多万东北军撤回关内形成极大反差。一时之间，凡爱国者无不为之激情欢呼。韬奋于11月21日的《生活》周刊“小言论”中指出：“马将军卫国抗敌的精神，不但足以争回国家民族的人格，而且足以换回全国民众的忠魂。”马占山曾经发誓，只要“一口气尚存，绝不将国土拱手让人，军队完了，到黑东荒练民团再干”。韬奋深为感动，认为：“这种只知有国家民族而置个人生死祸福成败于不顾的大无畏精神，倘能全国一致如此，谁能动我分毫？”（《韬奋全集》第五卷，第82页）。韬奋决定由《生活》周刊发起组织全国性捐款活动，支援东北军马占山部奋勇抗日。

韬奋发表在《生活》周刊上的筹款启示中写道：“马占山将军率其卫国健儿，奋勇抗敌，为民族死争一线生机，全国感泣，人心振奋，惟孤军远悬，有饷尽援绝之虞，调军援驰，责在政府，竭诚助饷，义在国民本社特发起筹款援助。”他接着通告《生活》周刊最初组织捐款详情：“敬先尽其愚诚，绵力捐助百元，并已承下列各机关及同志热诚赞助，共凑集银四万四千六百六十六元四角四分，由中国、交通两银行义务电汇，妥交马将军亲收，尚希同胞慷慨捐输，共救国难，倘蒙赐交敝社，汇集电汇，并当在敝刊公布，以资提倡而唤起垂死之民族精神。”（《韬奋全集》第七卷，第208页）。启示列出了最初捐款机构、人员和数额，并表示以后所有捐款者和汇出数额都会在周刊刊出。

韬奋拟就的这个启示还刊登在《申报》和《时事新报》上。这一义举，顿时轰动全国。社会各界纷纷响应。未出一个月，就收到捐款120020元。一时之间，《生活》周刊杂志社的门口挤满了男女老幼各种热心读者，捐款人继续不断，络绎不绝，人们争着手把钞票、钢镚、外币甚至铜板，纷纷交进去，甚至一些小孩都挤在人群里慷慨捐款。《生活》周刊十几个同事，从未有过这般激动兴奋，他们全体动员，收钱的收钱，记账的记账，打算盘的打算盘，忙得喘不过气来。每天他们都要把捐款人姓名和数额造好册表赶着安排到周刊上登出广告。为了把人民大众的捐款尽快送到前线将士那里，为了把这项捐款工作做得无可挑剔，周刊特地印制了《征信录》公布分寄每一位捐户，收据也制版公布。总账目由潘序伦会计师查核无误后，给予证明书公布。由此也可以看出韬奋尽职尽责、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韬奋深情地回忆道：“其中一位‘粤东女子特捐所得遗产二万五千元，亲交我收转。这样爱国的热忱和信任我们的深挚，使我们得到很深的感动。”“其中往往有卖菜的小贩和挑担的村夫，在柜台上伸手交着几只角子或几块大洋，使人看着发生深深的感动，永不能忘记的深深的感动！” （三联书店.韬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99.）。

可以说，韬奋率领《生活》周刊组织捐款、共赴国难的义举感动了全国的人民大众，而人民大众慷慨捐款的爱国激情则感动了韬奋和《生活》周刊的同仁，提振了他们的信心。自此，韬奋和他的同仁们更加认定了人民大众的立场，更加坚定地走上为国奉献、为国尽忠的爱国主义道路。

第二件大事是筹办“生活伤兵医院”。

在淞沪“一二八”抗战中，韬奋率领《生活》周刊与上海军民同呼吸、共命运，日夜出增刊，竭力“唤起民众注意，共赴国难”。战斗打响，韬奋曾亲自护送7名伤员到上海同仁医院。他看到医院床位过少，有些伤兵只能住在过道里，又听到医生诉说医院的种种困难，人员过于紧张，医护工作跟不上，不能迅速减轻伤兵的痛苦。韬奋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人，所见所闻，让他顿时泪流满面，久久不能平静。当即他决心筹办伤兵医院。

韬奋在第一时间选择了医院院长，一位品德和业务均为一流的医学博士。韬奋和院长两人一起为筹办医院奔走交涉，很快就在沪西梵王渡青年会中学找到了地方。校长非常乐意清理出两幢洋房，那是一片建筑讲究、清洁幽静的院落，作为伤兵医院用房非常合适。韬奋把“生活伤兵医院”招聘救护第十九路军伤病员的启示在报上刊登后，许多有志青年都前往报考，一时从者如云。50多年后，一位被伤兵医院录用的护士回忆道：“当时没有别的想法，就是爱国。那天光报考的就有六七百人，而实际录用的只有20多人，都是年轻人。院领导与战伤外科医师均为医务界有名望的医师、博士与圣约翰大学的医科大学生。”（《日寇炸弹终身难忘》[N].文汇报，1995.8.16）。《生活》周刊的英勇善举得到读者们的热情支持，一些热心读者主动捐助了6000元。1932年3月4日，“生活伤兵医院”正式开院。

一个杂志社，为了社会的需要，不计任何利益，创办一家公益医院，在中外杂志史上是一件罕见的事情。一个杂志社，在国家危难之际特别是战争期间，倾力奉献，创办一家伤兵医院，在中外杂志史上更可谓迄今仅见。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十九路军将士得知此事后深受鼓舞，深怀感激。蔡廷锴军长于医院开张之日特致电祝贺。他说：“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致一人一弹，决不退缩，此心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以此祝贺伤病医院开院典礼！”接到这个充满昂扬斗志的电话，韬奋充满激情地回答道：“十九路军将领以尽天职，是给我伤兵医院开院最珍贵的贺礼！”（《韬奋全集》第四卷，第49页）。

生活伤兵医院开院那天，韬奋还同医院院长一起，穿上医生的白衣白帽，到各个病房看望、抚慰各位受伤将士。

因为国民党政府拒不增援，第十九路军寡不敌众，腹背受敌，被迫全线撤退，淞沪“一二八”抗战终于以国民党政府当局与日本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而令人悲愤地夭折。然而，第十九路军英勇抗敌的光荣事迹却永载史册。韬奋在战争中书写的激动人心的抗敌文章和开办的生活伤病医院，也被广大爱国者永远铭记。

第三件大事是援助“一二九”运动中的北平爱国学生。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运动发生后，远在上海的《大众生活》周刊竟然成为全国最为及时给予热烈支持和大力宣传的杂志。当时这份杂志的编印质量都是远非几年前的《生活》周刊可比的。杂志发表了两张非常经典的照片，分别刊登在封面和封底上。封面是一位女学生的半身像，她右手执简陋的大号话筒，左手捏一页纸正在激情演说；封底则是从背面的角度拍下的同一场景，她面前是人头攒动的群众，不远处是高耸的城墙、森严紧闭的城门。这两张照片记录的场景，就是“一二九”当天，被阻于西直门外的清华、燕京等高校的学生就地举行群众大会。韬奋在封面上加上“大众起来！”这个口号，愈发激动人心。那位女学生清华大学的陆璀，是学生领袖之一，后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著名的妇女干部。

韬奋除了在周刊上连续发表报道和评论，还做出了谁都没有想到过的一个决定，那就是：每期刊物出刊，第一时间寄送给北平学生联合会几千份，由他们到各校出售，大部分收入留给学联作为活动经费。在“一二九”运动中，《大众生活》给予了北平爱国学生们巨大的精神支持、舆论声援，还提供了经费帮助，因而受到了北平乃至全国爱国学生们的热爱和拥护。在整个“一二九”运动期间，《大众生活》周刊几乎成了爱国学生们的“机关刊”。韬奋在《大众生活》上撰文热烈声援和支持“一二九”运动：“参加救亡运动的男女青年同胞们！你们的呼号声，是全国大众心坎里所要大声疾呼的呼号声！你们的愤怒的表现，是全国大众所要表现的愤怒！你们紧挽着臂膀冲过大刀枪刺的英勇行为，是全国大众所要洒热血抛头颅为民族解放牺牲一切的象征！记者为着民族解放的前途，要对你们这先锋队顶礼膜拜，致最诚挚的无上敬礼！”这铿锵有力的诗一般的语言，倘若作者胸中没有满腔沸腾的热血，是断然写不出来的。这一时期，《大众生活》每期内容几乎完全是反映全国学生救亡抗日运动。韬奋坦诚自己完全无保留地投入这场斗争，他自己说：“我的工作，我的经历，我的思想，我的感触，好像正在紧接着开演的电影，紧张得使我透不过气来！” （邹嘉骊.忆韬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83.）。正是由于《大众生活》站在救亡运动的前面，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爱国要求，刊物的销售数量竟然飙升到20万册。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数年间韬奋一直站在抗日救国历次斗争的第一线，深受社会各界人士的钦佩，成为一位卓具影响力的积极抗日救国的社会活动家。1935年12月2日，邹韬奋与马相伯、王造时、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张仲实、沈慈九、曹聚仁、郑振铎、钱俊瑞、谢六逸、薛暮桥等280多人联名发表《救国运动宣言》，旋即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也宣告成立。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举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题为《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告全国同胞书”，全面阐述了救国会的立场，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救国会的号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华北、西北、华南等地区以至在旅居欧美、东南亚的华侨中，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据估计，到1936年底，全国救国会会员人数达数十万人。为此，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代表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无限的敬意。

（作者系韬奋基金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