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步主义的敌人
——马尔萨斯250周年诞辰之后重读《人口原理》

郑鹏，彭航(.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0073；.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05)

进步主义的敌人
——马尔萨斯250周年诞辰之后重读《人口原理》

郑鹏1，彭航2
(1.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2.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

经过文本内容分析与知识社会学分析，《人口原理》的主旨被确定为关于进步主义乌托邦图景所面临障碍的系统阐释。在马尔萨斯的时代，进步主义者对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诊断，提出了以激进的制度变革来实现社会进步的诊方。人口原理否定了这一进步主义方案的可行性与必要性。马尔萨斯是进步主义的敌人，却并非进步的敌人。马尔萨斯以人口原理为框限，在审视各种社会进步方案后，给出了社会进步的可行性参考，为思考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

进步主义；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马尔萨斯(1766-1834)的幽灵一直在回荡，即便已过去250周年。如果不是结婚被解除神职，作为一名“无用的神职人员”，他会湮没在历史之中。如果只是担任东印度学院历史与政治经济教授，仅凭政治经济学的造诣，他会作为“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铭记后世。但事与愿违！自从1798年发表了《人口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他成了“最受欢迎，最被人非议，也是最遭受侮辱的人”[1]，即便他的主要精力在第二版发表后转向了政治经济学。仅在第一和第二版间隔的五年，所引发的争论就导致20本册子问世。《原理》确实含有矛盾，人口学家桑德斯也认为，“很难确切地说马尔萨斯的观点是什么[2]。”适度人口论奠基人坎南写道，“对于一个最健全的经济学家而言，如果有人坦率地问他：马尔萨斯所理解的人口原理是什么？或者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什么？他也会迷惑不解”[3]。如果《原理》只是在论人口，由“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两个抑制”构成的“人口原理”自然是全书的主旨。然而，当人口学家把马尔萨斯的著作改造成人口学理论，用马尔萨斯引出他们的观点时，那不堪一击的论证又何须一代又一代的理论家去解读或批判？仅仅是因为马尔萨斯被误读才需要不断重读？“人口论”真的只是在论人口吗？换言之，马尔萨斯究竟是在对谁说？说了什么？本研究从两条路径展开解答：文本内容分析与知识社会学分析。

一、内容分析：对谁说？谁是论敌？

借鉴拉斯韦尔的“5W模式”，文本内容分析从两方面展开：一是作为文本的《原理》对谁、说了什么；二是论敌是谁、说了什么。

从章节分布来看，《原理》一书共计十九章。第一章提出问题。第二章构建人口原理。第三到七章从历史与现实中寻找人口原理的经验论据。第八到十五章，近全书的一半，批驳葛德文与孔多塞的进步方案。第十六、第十七章与亚当·斯密澄清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论述马尔萨斯理解的促进大众福利的方式。最后两章重申了人口原理是通往社会完善性的道路上不可逾越的巨大困难，同时表达了他所理解的进步。纵观《原理》的内容结构，主体由对话展开，主要围绕着葛德文、孔多塞，穿插着与华莱士和斯密的对话；其次是对形式人口学家苏斯米尔希、普赖斯、肖特的经验研究引证。后者为人口原理的构建提供了所需的人口数据支持，还使马尔萨斯得出了“当前，(欧洲主要国家)人口的增长却较为缓慢。……有些国家的人口可能处于绝对停滞状态，另一些甚至在减少”[4]的结论。前者引出了《原理》的研究缘起与主旨。

1797年的一天，马尔萨斯与他推崇启蒙思想的父亲就葛德文的著作《一个研究者论教育、道德和文学》发生了争论。争论的主题很快集中于“社会未来的改善这个一般问题”之上。葛德文、孔多塞对该主题的论述影响最为深远，他们是进步主义的鼓手。葛德文深受法国启蒙学派的影响，主张运用理性和公正的原则改造导致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孔多塞——被誉为法国大革命“擎炬人”，认为人与社会有机体可以无限进步，人类未来状态表现为：“废除各个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同一民族内部平等的进步，最后是人类正真的完善化[5]”。对于葛德文、孔多塞企图改造现行社会制度以完善社会的主张，马尔萨斯不以为然。

《原理》第一版全称是《论影响社会将来进步的人口原理，并对葛德文、孔多塞及其他作家思想的评论》，第二版全称更长——《论人口原理及其对于人类幸福在过去和现在所产生的影响，对免除或减轻罪恶的可能机会的一个探究》[4]。进步主义，以人类及社会的无限进步直至完善为信仰，将理性作为进步的无限动力，从全称的陈述中可以把它确认为《原理》一书的靶心。这样一来，“人口原理”的书名简称似乎存在以偏概全的嫌疑。但“人口原理”本身绝非细枝末节，相反，它是马尔萨斯为批评进步主义所铸造的“批判的武器”。马尔萨斯接受了休谟以经验获取知识的建议，采取了牛顿式基本法则的经验呈现方式。开篇就明确了他的理论建构准则：“哲学中有一个公认的真理，那就是，正确的理论终究要通过实验来证明”；“一切取决于经验，只能根据已知进行推理”[4]。他称其经过自然科学范式、小心翼翼推论出来的理论为客观的“原理”。他的论敌葛德文也承认，“他的论据的总的风格充分说明作者思想上的正直豪放——他进行争论，好像是除了研究证据、发展真理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企图”[6]。“人口原理”以自然法则一般的冷酷，拒绝了进步主义话语，一个依照葛德文等人的进步主义理论体系筹建的理想社会，如同海市蜃楼一样的华美宫殿，只要“人口原理”稍加作用，便轰然倒塌[4]。

自《原理》发表以后，批评之声不绝于缕。鲍曼将批评者的特征描述为：“对于那些最负盛名的代言人们来说，具有进取、狂热和自信的现代精神的他们很热衷于反驳和推翻马尔萨斯的观点来打发时间”[7]。人口学南亮三郎进一步指出，以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为中心，争论的中心力量是马尔萨斯主义对社会主义者的论战[3]。而在马克思之前，空想社会主义对马尔萨斯《原理》批判最深、最多、影响最广[8]。人口原理中的“两个级数”在马尔萨斯看来是自然法则，欧文等人却以为是纯粹臆造的虚伪命题。欧文的追随者汤普逊没有停留于对马尔萨斯的方法论批判，他指出，“近来一切提出来的反对改革社会的意见中，没有一个比‘人口论’的那种反对意见再有力量的了。这个半道德性质的和半经济性质的反对意见是特别针对着平等制度而发的。它是用来吓退一切改革社会企图的大稻草人[9]。”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了马尔萨斯严厉的批评，认为马尔萨斯本人是“统治阶级的无耻的献媚者”，《原理》是“诋毁人类的诽谤书”，是“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情”的“过去一切学说中最粗暴最野蛮的一种学说，一种绝望的学说”，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最公开的宣战”，其目的是“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的支持者追求改革的意图是空想”[10]。执此之故，要理解理论家们为何如此热衷地对蹩脚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及其不堪一击的“人口原理”不遗余力地批评，必须如Himmelfarb所言，“把马尔萨斯的学说视为一种关于进步的理论，而不是人口理论”[11]。

二、知识社会学分析：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

多数马尔萨斯的论敌，对马尔萨斯及其论著进行过严厉的意识形态分析，以揭示其资产阶级代理人属性与意识形态虚假性。但意识形态分析无法深入论敌的总体世界观，往往停留于个体的心理学或阶层的利益。正如曼海姆所言，“观点、陈述、命题和观念系统不是在其表面价值上被理解”，“一些思想方式，只要其社会根源是模糊的，它们就不可能得到恰当的理解”[12]。这就需要“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的过渡”——把某一“社会—历史群体”的意识形态的分析置于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情境中；对知识或思想生产的社会条件，作一种历史—社会学研究。

马尔萨斯所处的18世纪与19世纪上叶，是欧洲剧烈变革的年代。特别是1789年-1848年，霍布斯鲍姆称之为“革命的年代”。欧洲的工业革命带来了改造自然的生产力的惊人进步，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城市化、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西方世界的崛起，将启蒙时代的进步构想化为现实。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出现了‘进步’这种持续到20世纪的观念，由此人们开始普遍相信人类社会的状况会稳步地改善，因此每一代的境况都想比前一代好”[13]。不过，虽然“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14]，但“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14]，资本主义及其大工业生产导致了日益尖锐的社会问题。进步在物质技术进步和人类社会制度改善之间的不平衡张力在18世纪后期达到极点。圈地运动以至产业革命驱动了劳动力的商品化进程。由于它的资本主义运作方式，造成了剩余劳动力的大量生产、贫困化、社会阶层的两极分化与人的异化。对此，与马尔萨斯同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一种医生的眼光凝视着社会肌体，诊断所处的社会。“法国大革命的产儿”圣西门指出，革命后的法国处于来严重的社会危机之中，“现在的社会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贪婪已变成在每个人身上占统治地位的感情；利己主义这个人类的坏疽侵害者一切政治集体，并成为一切社会阶级的通病”[15]。傅里叶痛斥资本主义社会“是颠倒世界，是社会地狱”[16]。欧文斥责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两种极端现象的反常结合”，认为“私有财产是贫困的唯一根源”[17]。总之，马尔萨斯时代的进步主义者对已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反向世界”开出了诊断书：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进步方案被认为未能兑现进步主义的承诺，反而沦为社会进步的桎梏。

当然，进步主义者仍旧坚信，“人类历史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也不是水平式波浪起伏的。他们能够观察到人类的科学知识和对自然的技术控制日益增进。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和个人发展都同样能够运用理性而臻于至善，而且这样的发展注定会由历史完成”[18]。所以，进步主义对资本主义及其代理人进行审查的同时，急切地提出——需要由新的秩序来取代原本由上帝确定的秩序。圣西门疾呼，“稍有知识的人现在都承认，社会制度必须彻底改造。改造的需要已经成为燃眉之急，势在必行”[15]。傅里叶激进地呼吁，“我的目的不在于改善文明制度，而在于消灭这个制度”[19]。既然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能够带来物质技术前所未有的进步，那么，当理性转向异化或不完善的社会制度与人性时，一个崭新的社会必将来临。

于是，进步主义本身也发生了演化。这一过程即如欧皮茨所言，“如果说进步的思想在15世纪到17世纪主要以自然科学的进步、世界的发现及愈加频繁的贸易活动为依托的话,那么现在却受到法国革命经验,很快又受到美国革命的重要影响[20]。”18世纪中期到19初期的进步主义者一方面被政治革命的社会改造力量吸引，另一方面又指出已有的政治革命并没有带来普遍的幸福和消除底层的悲惨境遇。因此，进步主义开始以社会工程师的身份积极地参与未来社会乌托邦图景的重构。18世纪的乌托邦不再是中世纪世俗社会之外的天堂。当把“乌托邦”这个词的意义定位于超越现实并同时打破现存秩序联系纽带的取向时，延续现存秩序的“托邦”将变成具有革命功能的理想蓝图的“乌托邦”。据曼海姆分析，乌托邦是指“具有改变现存历史—社会秩序功能的思想体系”[12]，它宣告了现存秩序只是可能的“家园”中的一个，对现存秩序的保守维护将抑制社会的进步。 于是，在“进步的神话”的指引下，社会工程师们基于理性主义所激发出的工程性与计划性态度，合乎逻辑地将社会对象化为可重塑的材料，致力于“正向世界”的重建，开出了关于未来社会的激进诊方。例如，圣西门发明了判断社会制度是否优良的标准。傅里叶主张以他设计的“和谐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欧文身体力行地创办“新和谐”公社来实践改造社会的计划。

马尔萨斯敏感地捕捉到了“时代精神”。面对重大变革的时期，马尔萨斯发现当前争论的重大问题是：“人类此后究竟是开始大踏步前进，进而前景不可限量，还是注定要永远在幸福与不幸之间徘徊，而在穷尽一切努力之后，仍距离想要达到的目标遥不可及[4]。”论战将其参与者分为对立的双方：一方是“现有秩序的拥护者”；一方是“人类及社会可完善性的倡导者”。马尔萨斯观察到，后者只盯着更幸福的社会状态，用最迷人、最梦幻的色彩描绘这种社会的幸福，讥讽一切现有的制度却不去思考铲除社会弊端的有效方法，也没有意识到理论层面存在着巨大的障碍。同样，现有秩序的支持者未能审查社会工程师所设计蓝图的依据，却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谴责[4]。所以，马尔萨斯质疑了社会工程师激进的变革主张并且发出了他的论断：

“不产生局部的恶的一般自然法，或许根本就没有[4]。”

“作恶的诱惑过于强大，非人的本性所能抵御[4]”。

“万事之易莫过于挑出制度的毛病，而万事之难莫过于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4]

“催生法国大革命、给人类心灵更大自由和活力的催肥式手段，已经使人类之萼破裂，破坏了对全社会的约束性限制；……社会约束力的破坏，会导致社会分崩离析[4]”。

“如果有一个社会，以人们的想象力所能设想的最美好形象构建，以仁爱心而非利己心作为社会的运转原则，依靠理性而非强力来纠正全体成员的有害倾向，那么，由于我们本性的必然法则，而不是由于人类的任何原罪，它会在极短的时间内，退化为一个按照计划建立的社会……即使葛德文先生的社会制度是以最完美的形式建立的，……甚至要不了三十年，便会由于简单的人口原理而彻底垮台[4]”。

为了论证以上论点，马尔萨斯模仿物理学构建出了人口原理。一方面人口是乌托邦图景的短板，一旦人口原理发生作用，社会工程师激进的社会变革主张“不过是一场梦，一个想象上美丽的幻影”[4]，反而会把局部的恶蔓延为普遍的恶；另一方面虽然人口原理决绝地对那些“在大自然的盛宴上没有席位”的“剩余人口”发出了“立即离开”的命令，但是“人口据以增长的原理，能够阻止人类恶行或自然灾害这类缘起于一般法则的局部之恶，以此来破坏上帝的崇高目标[4]”。所以，社会工程师的激进变革主张既没有可能性，也没有必要性。正如鲍曼所言，“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与现代承诺所代表的所有事物都相对立——现代性坚定地认为任何的人类苦难都是有救的，它认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解决方法将会被找到并实施，所有迄今为止未得到满足的人类需要都将会被满足，科学及其实际的运用迟早会提升人类现实使之与人类潜能的水平相符，并一劳永逸地弥合“现在是”和“应当是”之间令人气恼的差距[7]。”然而，马尔萨斯却用他的“人口原理”证实了社会制度对于贫穷和困苦的影响很少，“改革人为的制度，将是无益的[1]”。

据此，在一个进步主义主导的时代精神里，马尔萨斯如尼采一样做出了“不合时宜的思考”。作为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的马尔萨斯，向进步主义的乌托邦图景投下了无法抹除的忧郁色彩。他解释道，“我绘出这种灰暗的色彩，是因为我确信现实世界本就存在这样的色彩，而不是由于带着有色眼镜，或者生性忧郁[4]”。虽然在马尔萨斯之前，“卢梭比别人更加鲜明地和更早地表达了正在孕育的时代精神，当时已经开始重新审查早期启蒙运动的信条——崇尚理性思维万能和开明君主”[21]，但马尔萨斯无疑是进步主义的敌人，他的“人口原理”是社会进步无法绕过、必须被反复敲打的绊脚石。马尔萨斯已逝，他的幽灵仍旧到处游荡。

三、何以进步：人口论与乌托邦

上述文本内容分析与知识社会学的分析，破除了把马尔萨斯与人口论挂钩的思维惯性，从而将《原理》的主旨最终确认为对进步主义乌托邦图景所面临障碍的系统阐释。或许马尔萨斯是在必要的时候说出了资产阶级要说的话，但是在将马尔萨斯的主旨确认为关于进步主义的论述之后，与其不厌其烦地揶揄那经不住技术进步“考验”的人口学说，宣告他的预言破产，或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框架下千遍一律地批判，不如重新审视马尔萨斯的主旨，冷静地权衡激进与保守、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诚然，乌托邦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导向进步的意义。“各种文明都是建立在从未实现过的、但又是任何进步不可或缺的乌托邦救世愿望之上的[22]。”如果人类摒弃了乌托邦，人类就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意愿，止步于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欲望的满足，那么社会进步将踟蹰不前，人类追求自我实现的梦想将跌入消费的深渊。但是，正如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的警告：“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23]。

马尔萨斯并没有回绝人类进步的努力及其意义。其目的是务实地审视进步方案的可行性及其代价，以待谨慎的进步方案提出。在《原理》第三版附录中，他声明，“我的终极目的当然是减少罪恶和贫困，我所提出的任何人口限制只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24]。”在第五版附录中，马尔萨斯表示，“对于不小一部分的对我的《原理》和结论持反对意见和结论的人，我实在感到惊讶和遗憾……我可能犯了矫枉过正的毛病……作者的最主要的实际目的，不论在写作过程中怎么怎样缺乏斟酌，是在改进社会下层各阶级的情况和增进他们的幸福”[24]。第六版第二卷中，他辩解道“把我判断为人口的敌人是完全误解我的议论的。我只不过是罪恶和贫困的，从而是产生这些害处的在人口与食物之间不利的比例的敌人而已[3]。”因此，马尔萨斯是进步主义的敌人，却并非进步的敌人。马尔萨斯认为他与斯密做的工作本质上殊途同归，后者阐明了“社会进步、国民富裕的原因”，前者则致力于“判定社会进步止步于何处的困难，才能取得支持人类可完善性的最好论据”[4]的探究。

以人口原理为框限，在冷静地审视各种社会进步方案后，马尔萨斯给出了社会进步的可行性参考：其一、追求至善至美的纯洁社会反而导致社会的倒退，把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作为社会进步的手段，与西西弗斯手推巨石一样徒劳无益；其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的代价与困难必须在变革实施之前清醒地认识；其三、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间距，无需回避，反而应该加以捍卫。如此，可以将马尔萨斯的社会进步建议进一步归纳为：乌托邦可以引导思想但保守主义必须监护行动；乌托邦思想与保守主义行动，并行不悖。那么，如何将马尔萨斯的进步方案操作化？似乎可以参考斯科特在回答“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这一问题的答案：小步走；鼓励可逆性的项目；为意外情况做计划；为人类创造力做计划[25]。如果考察中国的发展历程，历史的经验教训似乎契合了马尔萨斯的主张，似乎仍旧能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借鉴。而这种借鉴不应局限于人口政策的制定，更应该是对发展的理念与模式的反思。

马尔萨斯曾对自己毁誉不一的评价做出过回应。但在马尔萨斯晚年，当有人请他评论自己的生平时，他苦笑着说，“无可奉告”[26]。可能他的传记作家的评价更为中肯：“他是一个虔诚的牧师，但在他眼里，人不仅是精神的存在，还有着七情六欲，和其他物种具有同样的生物本能和需要。他是一个辉格派乡绅，坚决反对革命却谋求变革，期望社会改良但强烈怀疑任何乌托邦。作为一名教授和学者，他坚定奉行经验主义，可他的思想又表现为一种抽象的理论。对于他，这些并不是矛盾，而是他思想复杂性的表现。他的禀赋能够使他全方位地思考问题[27]。”

[1][英] 普雷斯著．对外贸易学院译人口原理的说明和例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13，13-14．

[2][英] 桑德斯．人口问题[M]．宁嘉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25．

[3][日] 南亮三郎．人口论史[M]．张毓宝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60，78，61．

[4][英]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M]．陈小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25，1，3，65，68，2，2-3，112，73，99，104-105，78，68，138，5．

[5][法] 孔多塞．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M]．何兆武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39．

[6]付利．马尔萨斯[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120．

[7][英] 鲍曼．废弃的生命[M]．谷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9，29-30．

[8]阎海琴．略论空想社会主义者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J]．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92(4)：61-65．

[9][英] 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福的财产分配原理的研究[M]．何慕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407．

[10][英] 米克．马克思恩格斯论马尔萨斯[M]．梁继宗译.北京：三联书店，1957：174-179．

[11]Gertrude Himmelfarb．TheIdeaofPoverty[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9：111．

[12][德] 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姚仁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57，195．

[13][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61．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6，254．

[15]王燕生等译．圣西门选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86，254．

[16]赵俊欣等译．傅立叶选集(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03．

[17]柯象峰等译．欧文选集(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13．

[18][英] 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1789—1848[M]．王章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314．

[19]汪耀三等译．傅立叶选集(第3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02．

[20]欧皮茨．“进步”：一个概念的兴衰[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4(8)：31-35．

[21][苏联] 古留加．康德传[M]．贾泽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8．

[22][美] 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陈铭康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6．

[23][英] 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王明毅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9．

[24]北京大学经济系编译．马尔萨斯反动言论选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37，52．

[25][美]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75-476．

[26]王声多．马尔萨斯人口论述评[M]．北京：中国财经经济出版社，1986：6．

[27]Petersen．Malthus[M]．london：Heinemann，1979：218．

(编辑：武云侠)

The enemy of progressivism: rereadingthePrincipleofPopulationafter malthus's 250th birth anniversary

Zheng Peng1，Peng Hang2

(1.InstituteforSocialResearch,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2.DepartmentofPhilosophy,XiangtanUniversity,Xiangtan411105,China)

Through text content analysis and knowledge sociology analysis, the theme oftheprincipleofpopulationis identified as a systematic explanation of the obstacles faced by the progressive utopian. In the era of Malthus, the progressives diagnosed the social problems caused by capitalism and put forward the way to realize the social progress by radical institutional change.Theprincipleofpopulationdeny the feasibi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progressive scheme. Malthus is the enemy of progressivism, but not the enemy of progress. Malthus pointed out the feasibility of social progres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population principle after reviewing various social progress schemes, thu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Progressivism；Malthus；PrincipleofPopulation

2017-02-24

郑鹏(1985-)，男(汉)，湖南常德人，助理研究员，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方面的研究。

湖南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4YBA369)；湘潭大学毛泽东研究专项项目(15MY18)

C92

A

1671-816X(2017)07-00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