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新学语”的引进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
——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例

翟 彬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略论“新学语”的引进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
——以梁启超、王国维为例

翟 彬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48)

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新学语”，在与中国学术传统日积月累的碰撞磨合中，不断丰富着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积极开启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同时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文体结构、语言模式和创作理念。梁启超的进化文学史观衔接传统文论观念中“变”的思维，融合西方进化论史观，以俗文学为标准，强调文论的社会价值。王国维的“古雅说”在中西碰撞、古今融合的基础上，借鉴康德、叔本华的审美无功利性及审美非关乎道德的观点，将传统文论所蕴含的道德层面进行了压制，而其对艺术作品的具体评价则时或呈现出一定的矛盾性。

“新学语”；进化；文学史；古雅

“甲午战争”以后，随着留日热潮的出现，清朝各地开始广泛翻译介绍各种日文书籍。由于日本“明治维新”以西方为师，在系统翻译、整理和介绍西方各国科学、文化书籍的过程中，产生了大量与西方术语相对应的汉字，从而为中国人大量译介西方新思想提供了便利条件。大量“新学语”*转引自冯天瑜：《近代中国人对新语入华的“迎”与“拒”》，《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主要通过日本)纷纷涌入，它们所负载的新思想不仅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系统，也在更深层次上展开了中西文论的特定对接，一定程度地促进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

一

“新学语”的引进，正值中国社会动荡之期。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新”和“变化”观念成为当时社会最基本的状态。以引进“新学语”为标志，中国古代文论开启了向现代的转换。

(一)对待“新学语”引进、新思想输入的基本态度，最能鉴别接受新事物的勇气和决心

“新学语”的出现，必然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使得视固有文化为国之命脉的传统士大夫阶层产生剧烈反弹，继而顽强抵制“新学语”及其背后的新思想、新思潮。这其中以张之洞颇具代表性。一方面，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将“牧师”、“代数”、“化学”、“上下议院”、“对数”、“自由党”等“新学语”运用自如。另一方面，由于对固有文化难舍难弃，更由于忌惮使用“新学语”可能侵蚀千年文化传统，担心“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张之洞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又对“新学语”进行了全面指责，认为：“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本文所谓“新学语”，主要指文学、美学、哲学等领域中与中国古代文论有紧密联系的新术语。

然而，新的思想一旦萌芽，新的思潮一旦触发，便呈现出不可遏止的趋势。尽管在“新学语”引进之初，也出现了不少生搬硬造、容易引起歧义甚至曲解本义的词语，但在总体上，随着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新学语”不断与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相融合，在日积月累的碰撞与磨合中，“新学语”渐渐成为中国词汇和文化的一部分，不断丰富着转型时期的中国文化。比如，《狂人日记》的“吃人”意象就源自日本，鲁迅所谓“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之说，就直接脱胎于明治日本的“食人”言说。*周南：《〈狂人日记〉“吃人”意象及相关问题》，《东岳论丛》2014年第8期。也因此，与传统士大夫不同，那些留学西方和日本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新学语”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他们翻译西方和日本书籍，用大量“新学语”及时把新思想介绍到国内。梁启超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代表。他在1897年所作的《论译书》中，便积极推崇译介西方书籍，认为“新出之事物日多”，要想应对和阐释不断涌现的新事物、新思想，“必以造新字为第一义”*梁启超：《论译书》，载《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9页。，并且指出：“社会变迁日繁，其新现象、新名词必日出，或从积累而得，或从变换而来……一新名物、新意境出，一而即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新新相引，而日进焉。”*梁启超：《论进步》，载《梁启超全集》第3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84页。而在《大同译书局叙例》的开篇，梁启超更疾呼“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同时提出了“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叙例》，载《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页。的二十字翻译原则，由此开启了他自己乃至中国翻译界以后的译介方向。更重要的是，梁启超不仅积极倡导外来书籍的翻译，还在其著述中通过使用“新学语”而形成了当时极具影响力的梁氏“新文体”：“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但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全集》第10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100页。。这种“新文体”的鲜明特点，恰是“好以日本语句入文”*梁启超：《夏威夷游记》，载《梁启超全集》第4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9页。，更易于新思想的传播。

以梁启超的“新文体”为代表，受西方和日本“新学语”引进、新思想传入影响而形成的这种新的文体风格，明显带有现代学术话语的品格。这就为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论的现代转换提供了新的可能，并逐渐成为中国现代文论的基本术语。

至于王国维，其所接受的“新学语”则大多从日本输入。在他看来，无论中学抑或西学，只要能够裨益学术界，都应该掌握和运用，“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载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以这种开放的胸襟和“学无中西”的态度，王国维对引进“新学语”持守了一种较为客观和谨慎的态度。他一方面高度评价“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载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以下凡未标明出处者，均引自本篇。，另一方面又从引进“新学语”的必要性和途径方面，视角独特地思考了现代学术话语的建构问题，认为“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受制于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国传统学术话语在各种思潮冲击下明显不足，需要大量引进和创造“新学语”，“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以此弥补传统学术话语的不足，克服思维方式上的局限。

(二)“新学语”为比较中西古今提供了便利

在王国维看来，语言文字与国民思想的表里关系，集中体现为“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由语言可知思想的特质，“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此在文化相若之国犹然，况其稍有轩轾者乎？”从这一认识出发，以中西对比为视野，王国维着重揭示了中西方语言文字与思维方式的差异性，以为“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Ceneraf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殆不欲穷究之也。”王国维即此举例指出，中国虽自战国起就存在能与希腊诡辩学派相对比的所谓辩论，但由于缺少从具体论辩中提炼“辩论思想之法则”的自觉意识，“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sciousness)之地位也。况于我国夙无之学，言语之不足用岂待论哉。”王国维十分敏锐地发现了中西思维方式差异之于学术话语建构的影响，看到以“不欲穷究”的“实际”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学术，不同于受辩证式思维影响而趋于细致和思辨的西方学术话语；由于没有足够的思想表达话语，因而很难将西方学术话语直接对等地转换为中国话语。“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人，即新言语输人之意味也”，只有首先从语言文字方面改变中国传统的学术话语，才能从更深层的思维方式方面改变中国的学术话语。由此，引进“新学语”、输入新思想便变得尤其紧迫和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说明“新学语”引进的必要性，王国维甚至将引进“新学语”及其所负载的新思想，拿来与印度佛教的传入相比较，认为“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所以汉朝至唐宋时代大量输入佛教术语，而“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因此有近代西方和日本大量“新学语”的输入。在这里，王国维其实也是向世人说明，如同佛教传入经历着与中华文化的千年磨合一样，对于近代中国文化而言，“新学语”及其所负载的新思想的影响也将是一个漫长过程。

从王国维的这一立场，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西方学术话语注重逻辑性，概念内涵和外延都较为清晰，其随同“新学语”的输入，势必给持守“诗文评”传统、注重含蓄与蕴藉的中国文论带来新的希望，进而使古代文论话语系统在与西方学术话语的融合中逐渐变得明晰和富有逻辑性。

(三)在更为具体的层面上，“新学语”的引进，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文体结构、语言模式和创作理念

从西方和日本引进的“新学语”，大体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从国外直接引进的，如“美学”、“美术”、“艺术”、“纯文学”、“纯粹美术”、“艺术之美”、“形式”、“高尚”、“叙事”、“悲剧”、“价值”、“喜剧”、“游戏”、“发泄”、“独立之价值”、“他律”、“自律”、“天才”、“形式”、“解脱”、“超人”、“自然之美”、“抒情”、“能动”、“直观”、“意志”、“人生主观”、“人生客观”、“自然主义”、“实践理性”、“理想派小说”、“写实派小说”、“白话诗”、“文学革命”、“象征派”、“美感”、“进化”、“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政治小说”、“历史小说”以及“文学性”，等等。其二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直存在的，只是到了近代，由于注入新思想而产生出某些不同的新质，对古代文论原有术语作了一定的创造性转化，如“古雅”、“解脱”、“顿悟”、“隔与不隔”、“境界”、“表现”、“特色”、“浪漫”、“环境”、“文学史”、“文化”、“主观”、“经济”、“熏”、“浸”、“刺”、“提”，等等，可谓“旧词新义”。

这些“新学语”，一定程度地开启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第一，它们一改古代中国以“诗文评”为正宗的地位，大大提升了小说的地位，极大地发挥了小说的社会功用。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便不但引进了欧洲的新精神、新境界，也使小说成为最重要的“觉世”工具，对古代文论进行了革新，肯定了文论的社会价值。

第二，肯定俗文学的价值，提倡以白话取代文言。“文界革命”、“进化”、“平民文学”、“革命文学”等“新学语”的引进，重在提倡以通俗的散文体进行创作，为白话取代文言提供了理论先导。

第三，以王国维“纯文学”观念的实践为代表，提出“为文学而文学”、“为文学而人生”的现代观念，重视文学的独立价值。王国维通过“游戏”、“天才”、“直观”、“形式”、“纯粹美术”、“慰藉”、“解脱”等“新学语”的阐释，使“纯文学”观念在现代文论中焕发出异彩。

第四，将僵化的创作观念，转换为“活”的、进化的文学史观和创作观。通过“进化”、“文学史”等术语，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将进化论思想与清末民初的文学史观念、文论观念相结合，不但肯定了白话文学的进步意义，也为后来的文学史书写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

1898年，严复以《天演论》之名，将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一书前半部分翻译为中文，从此进化论进入中国。尽管严复有意曲解赫氏原意，突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法则，但进化论一经引入，便突破生物学界限，被当时学人借用到各种学术研究之中，文学也不例外。其中，“进化”与“文学史”的结合，便很好地呈现了引进“新学语”在中西碰撞、古今衔接过程中对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深刻影响。

作为一个自古就有的术语，“文学史”的古义原指掌管教化的官员助手或属员。如《前汉书》卷七十七中记载的“名公直崇，少为郡文学史，至压相大车属”，以及《通典》卷三十六中记载的“太仆文学史，少府文学史”，都是指一种职位，与文学的历史或进化文学史观并无关联。只是到了梁启超那里，“文学史”这一术语才真正出现了现代意义上有关文学历史的意涵，其与当时风行的进化论观念相结合，不仅用来指称研究文学历史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专门学问，从而促进了文学史学科的建立，而且因其所蕴含的“进化”意味，使得动态考察诗歌等中国传统文学的历史进程成为可能。

当然，中国古代文论虽无系统的、理论化的进化文学史观，不等于没有关于文学发展的观念。*通过整理中国古代文论有关文学之“变”的论述，可梳理出中国文学的变化轨迹，也可找到中西文学史观的相通之点，从而为二者的比较研究提供基础。“考察五四时期进化文学史观形成的思想源渊，不能只专注于西方进化文学史观，也要追溯我国古文论中的与进化文学史观相关的‘变化’文学观；从中既可以看出五四形成的进化文学史观是如何承传并超越了古代文论的‘变化’文学思想，又可以看出中西方关于文学发展变化的看法是能够沟通的，也是有共同语言的。”参见朱德发：《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汉代《诗大序》就已提出“变风”、“变雅”概念，指明《诗经》中的“风”、“雅”并非一成不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文学之“变”的历史存在。南梁时期的萧统则深刻阐发了有关文学形式与内容变化的思想，提出“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以详悉”*萧统：《文选·序》，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页。，强调只有不断增添更多的东西，如更加华美的形式、更加厚重的内容，文学才能“随时变改”而不断向前发展。而萧子显也明确提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萧子显：《南齐书》卷52，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45页。。及至明代，更有不少诗论家通过讨论诗歌变化而对文学发展规律作了更加自觉和全面有序的考察。如胡应麟所述：“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三百篇》降而《骚》，《骚》降而汉，汉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三唐，诗之格以代降也。上下千年，虽气运推移，文质达尚，而异曲同工，咸臻厥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3页。从四言诗、离骚、五言诗、七言诗、律诗到绝句，体现了诗歌体裁的变化；从《诗经》、《离骚》、汉代诗歌、六朝诗歌到唐诗，则体现了诗歌风格和内容的变化。诗歌在不断的新变中形成自身独特的美学风格，同时每个时代的诗歌新变又都“文质达尚”，呈现出“异曲同工”的审美价值。清人焦循则在《易馀龠录》中，从文学的内在规律方面考察中国诗歌进化轨迹，特别强调了“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转引自周勋初：《文学“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说的重要历史意义》，《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这一“文学代胜说”便显然与进化文学史观有着明显的贯通关系。

不过，尽管中国古代文论原有诸多关于文学之“变”的认识，但“进化”在文学史研究中的运用，则要等到晚清引进“新学语”之后。胡蕴玉在《中国文学史序》中指出：“一代之兴，即有一代之治；一代之治，即有一代之文学；一代之文学，即有一代之书。”*舒芜、陈迩冬等编选：《中国近代文论选》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69页。从朝代兴治而论文学变化，已具有进化文学史观的现代意味，只不过其所论述的“文学”更应称为文化。而刘师培则直接从诗歌文字入手，认为“诗有四言而有五言，由五言而有七言，由七言而有长短句，皆文字进化之公理也”*刘师培：《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警钟日报》1904年4月25日。，从而在文学史观念中明确引入“进化”概念。其《中古文学史纲》更是在进化(天演)论基调上，以一种朴素的进化观念来总结中国文学历程，强调“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进而为俗文学(白话文学)流行进行深刻辩护，“世之讨论古今文学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正进化之公理哉？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刘师培：《中古文学史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在现代意义上将进化观念融于文学之“变”而凸显出文学发展之“进化”意义的，还属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自序及《论不变法之害》中，梁启超坚定地相信，“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凡在天地之间，莫不变”，所谓“不变”也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更重要的是，只有“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已”，才能取得主动权，才能得以保存和发展；“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便会失了主动权，处于被动地位，民族就会落后。*《梁启超全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4页。这种“变”，即是进化。人类要进步就得变，民族要进步也要变，因而除了进化不能有别的办法。这正是梁启超主张变法的根据。当梁启超把这种“变”的思想用于具体考察文学的历史时，“文学史”便在他那里呈现了与以往不同的“进化”色彩。“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开展，靡不循此轨道。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寻常论者，多谓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余曰：不然。夫六朝之文，靡靡不足道矣。即如唐代韩、柳诸贤，自谓起八代之衰，要其文能在文学史上有价值者几何？昌黎谓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余以为此即其受病之源也。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俗语文学有两大派，其一则儒家、禅家之语录, 其二则小说也。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工者也……苟欲思想之普及，则此体非徒小说家当采用而已，凡百文章，莫不皆然。”*梁启超：《小说丛话》，载《梁启超学术论著集·文学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9页。将古语(文言)向俗语(白话)的转变理解为文学进化的关键，将俗文学的大发展视作中国文学未来的希望，这一进化文学史观念不仅与梁启超“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主张一脉相承，都是意在通过俗文学(白话小说)来普及社会思想、实行变法图强；而且，由于在历史的梳理与阐释中加入了新的进化论元素，梁启超在反对“寻常论者”称宋元以后中国文学进入退化期的观点时，更显得有据可循，也更有新理论的气势。*参见朱德发：《进化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实践》，《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王国维、胡适对进化文学史观也有过重要论述，尤其经胡适详细阐述，进化论的观念逐渐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领域取得支配地位。与梁启超的进化文学史观异曲同工，在王国维那里，“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载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一)，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07页。尽管王国维没有刻意强调“进化”，也没有专门标榜和引入“进化”这一“新学语”，但其《宋元戏曲考》之于元杂剧起源及变化过程的细致考察，史料运用之详实、论证之缜密，使之成为从进化角度论述特定文体的典范之作，也为从纯学术角度提升文学通变观念提供了具体的阐释样本。而胡适则以《文学改良刍议》、《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国语的进化》以及《白话文学史》等，从多方面阐释了进化文学史观，其核心便在于主张“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兀、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胡适全集》第1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强调文学因时代的推进而不断进化，并以白话取代文言这一文学语言的进化最为关键。这样，其实胡适与梁启超的进化文学史观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胡适的论述更为详细和具体。

从上述关于进化文学史观的论述中，我们其实已经可以找到西方进化论观念与中国传统文论有关文学之“变”观念的相洽之处：第一，认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中西二者能够相互沟通的方面。事实上，从明代开始，中国传统文论就比较明确地意识到，不同时代的文学有其不同的运行轨迹，每个朝代也自会有其不同的审美风貌；风格的不同只是与所处时代的背景和文学地位有关，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文学在语言和内容方面都会因时代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因而后代的文学成就不一定高于前代的成就。即如“公安派”的袁宏道就曾经强调：“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袁宏道：《雪涛阁集序》，载《袁中郎全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26页。《诗经》虽好，但《离骚》并没有由此因袭，而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新的审美风格，取得与《诗经》并驾齐驱的文学成就。第二，有关俗文学发展的论述，构成了梁启超的进化文学史观不同于传统文学史观的方面。如果说，俗文学的发展在向来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史观中并不具重要地位的话，那么，梁启超进化文学史观的特殊意义和魅力，则在于他基于西方的进化论观念，从开启民智、传播新思想从而实现社会变革的意图出发，发现只有时刻处在“变化”之中，一个民族才不会落后，国家才不会失去主动权，而文学的发展同属此理。第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变革文学语言、推动俗文学研究方面，进化文学史观确有积极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单纯拿进化原则来考量文学的发展，而不同时关注文学的特殊性。事实上，梁启超的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主张进化文学史观，肯定不同时代的文学有其自身历史规律，但也同时充分意识到文学存在的特殊性；不仅强调俗文学所蕴含的社会功利价值，同时也肯定诗歌技巧、诗歌风格的独特价值。应该说，这对于文学史观念的确立、文学史的研究都是有重要启示的。

三

由于新思想的输入，中国古代原有文论术语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新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学语”是古代文论进行现代转换的一种重要方式，而对“新学语”的阐释则显现出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以及中西文论的融合之处。对此，王国维的“古雅说”实为一例。

第一，在中国传统文论中，“古雅”与“风雅”有着相近的美学精神，它们都要求诗歌创作运用象征、借代等比兴手法，以表达对政局的忧虑、国君的谏劝，其达意曲折幽婉、温柔含蓄、怨而不怒。*参见李天道：《“古雅”说的美学解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而到了王国维那里，“古雅”一语既借鉴了西方美学相关理论，也不失中国传统诗词审美的价值评判原则。“‘美术者天才之制作也’，此自汗德以来百余年间学者之定论也。然天下之物，有决非真正之美术品，而又绝非利用品者。又其制作之人，决非必为天才，而吾人之视之也，若与天才所制作之美术无异者。”*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载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从王国维的这一认识中，可以解读出三方面的意涵: 其一，一般而言，艺术作品都是天才的创作。其二，一些所谓的艺术作品并不具有纯粹的艺术性和艺术功能，但也不全是日常的用品。其三，这种艺术作品的作者不必是天才，也可以是一般的世俗之人，但它给人的感觉却和天才作品没有太大差异，这种艺术作品(或其性质) 即为“古雅”。换句话说，较之天才的独创性，世间更多的是“平凡之力”的模仿，即对“第一形式”的天才独创性的模仿，而“古雅”正是“非必为天才”所作的“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所以是“第二种之形式”。只不过它又是技艺高超的模仿，能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其中包含了“古朴”、“典雅”的意味，如“优美之形式，使人心平和；古雅之形式，使人心休息”*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载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一般，能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所以也是“美”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这样，作为一个建立在对非天才艺术品的一般描述之上的形式美范畴，“古雅”之美便是后天的、偶然的和经验的；它存在于艺术而非自然之中，能使“第一形式”重新得到独立的价值。这种出神入化的“第二形式”的艺术作品，在康德、叔本华美学体系中没有专门对应的术语，故而王国维采用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古雅”予以命名：“无以名之，名之曰‘古雅’”*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载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正如有学者将王国维的“古雅说”置于中国古代文论“雅”的审美传统中进行比较时所发现的，“无论是先秦儒家诗学中的‘雅郑之辨’，还是古代词学策动的从‘侧艳’向雅正的转变，其核心都是一种道德意识与道德评价。而在王国维的‘古雅说’中，这些道德方面的思考都被压抑下去了。‘古雅’被看作一种与道德内容无关的‘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这与以康德为代表的近代西方非功利主义美学的影响有关”*罗钢：《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中西诗学传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如果说，在康德、叔本华那里，作为一种与人的实际欲望无关、超越一般利害关系和道德(善)因素的存在，美与善之间存有相当明确的界限；那么，王国维显然借鉴了这一审美无功利性以及审美非关乎道德的观点，而将“古雅说”中与古代文论密切相关的道德层面作了压制，加入了康德、叔本华美学有关天才和独创性的理论，在其中增添了新的因素，突出了艺术作品纯粹审美的方面，用以重新阐释中国原有的文论观念，从而使原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更多的意味，甚而使术语内涵发生了根本改变，既给中国古代文论增添了新质，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论和美学的分类。

第二，需要看到，随着西方理论的引入，原有概念在被注入新质的同时，其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阐释方式本身也会导致一些新的问题。根源于文化语境的差异，拿西方观念重新阐释中国传统文论，或有架空特定历史语境的危险，有可能使原本较为清晰明确的术语变得模糊和歧义，进而影响到其阐释功能的实现。*参见罗钢：《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中西诗学传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龙榆生在《两宋词风转变论》中也认为，王国维虽然运用了康德、叔本华的一些概念，却是架空历史语境来运用，难免有张冠李戴的嫌疑和失误。参见龙榆生：《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1997年版，第213-253页。但从《人间词话》有关周邦彦词作的评价中，我们却可以发现，王国维的“古雅”这一术语在将中西具体融汇其中之际，却又使不同语境中原本看似矛盾的话语获得了逻辑上的阐释合理性：当王国维从意境或艺术“第一形式”的营造出发来评价“境界”之有无，他把重点放在强调诗词创作应追求浑然天成、契合无间，因而视“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永叔, 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陈鸿翔编著：《人间词话· 人间词注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页。。这里所谓“作态”即非浑然天成、“第一形式”的艺术作品，不能有“境界”。然而王国维同时又说：“美成词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陈鸿翔编著：《人间词话 ·人间词注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这种词作评价的审美原则，表明“王国维并不是对词的语言表达不重视，只重视作品的意境的创造，所以他也会在从古雅美出发进行评价时，仍把周邦彦列入第一流作者”*郑玉明：《再论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中西诗学传统》，《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换句话说，由于对艺术语言和表达技巧的重视，王国维不仅强调艺术作品的“第一形式”、天才的独创性，同样也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模仿的作品即“古雅”之美的存在价值，由此为艺术作品的“第二形式”留下较多空间。显然，由于受传统文化浸染极深，王国维虽然信服康德、叔本华有关天才独创性的美学观念，但具体到源远流长的传统中国诗词时，他同样关心艺术审美技巧的娴熟、手法的高超。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他创作的《人间词话》中得到印证。

综上所述，王国维的“古雅说”“其中一面是康德、叔本华为代表的西方天才理论，另一面是以南宋典雅词派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词学中尚雅的审美传统，两个方面相互参照，离开了其中任何一面，都不会有‘古雅说’的提出”*罗钢：《王国维的“古雅”说与中西诗学传统》，《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只是由于王国维的立意仍在于颠覆和重估中国古代词学的雅化传统，所以“古雅说”终究还是接续着康德美学，而中国传统文论的雅观念则在其中起了辅助和材料佐证的作用。由此也可以看出，“新学语”在对中国传统文论术语进行重新阐释之际，从表面看往往指向固有传统，实则还是以外来理论作为精神的内核。

引进“新学语”，直接开启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随着“新学语”的大量引进，古代文论逐渐发生了质的改变。经过重新阐释，古代文论术语被赋予新的生命，并被后代学者广泛应用，参与和影响着现代中国文论的具体建构。

(责任编辑：陆晓芳)

2017-02-15

翟 彬(1982—)，男，汉族，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美学专业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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