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艺术经典的音乐美学阐释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审美价值再解读

匡秋爽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中国学校美育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4)

民族艺术经典的音乐美学阐释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审美价值再解读

匡秋爽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中国学校美育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24)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为中国文化符号和艺术精品的代表，对其创作动因、艺术地位和社会影响的研究已比较丰富和深入，但既有研究多囿于音乐分析学、音乐社会学、音乐传播学等视域中，如果从具有哲学理性意义的音乐美学视角来进行分析考察，我们会发现这部融合中西音乐之美的音乐经典既用西洋乐器成功传达了东方美学意境，又巧妙运用现代音乐创作手法生动展现了中国古代音韵和谐之美，同时以协奏曲之高雅艺术形式准确契合了不同时代和民族音乐审美的内在需求与美学理想，从而实现了音乐美学的最高境界：审美主体与客体的自然融汇和审美价值超越时空的无限性与永恒性。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音乐美学；艺术经典；审美价值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不仅是中国音乐史上的一部伟大作品，在世界音乐舞台上也占有一席重要位置。这首协奏曲从1959年在上海首演到传遍世界各地，成为举世公认的音乐艺术经典作品，其传播范围之广和影响程度之深在中国的音乐作品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此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这部协奏曲的音乐本体分析及其创作背景、过程、影响等问题上，但其所具有的音乐美学价值和民族音乐经典性同样值得研究和重视。如果以音乐美学作为研究视角和方法，来探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美学内涵与艺术价值，不仅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剖析这部优秀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艺术特质和经典化过程，而且可以对西方音乐艺术在中国的本土化、民族化与实现中国民族音乐传统的创造性现代转化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理性思考。

一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是一部以“梁祝”传说为音乐主题的民族交响音乐作品，它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音乐家创作出的第一首小提琴协奏曲。这首小提琴协奏曲不仅凝聚了多位作曲家、演奏家的艺术智慧与创新精神，同时也渗透着我国民族音乐的卓越元素与源泉供给；既体现出小提琴的高难度演奏技巧，也展示了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强大魅力。时至今日，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已成为享誉世界，并列于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之作，堪称艺术经典的音乐作品，自诞生至今的半个多世纪，它无数次地被中外艺术家演奏，收获了多个国家和世界级奖项，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广泛赞美和热爱。它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情感标记与文化符号，充分展现出中华文化艺术的精湛与美妙，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为提升我国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作出了巨大贡献。著名音乐理论家杨燕迪先生的评价非常精准：“‘梁祝’音乐成了艺术领域里‘西体中用’的成功范例——这保证了这首作品一方面在现代华人圈中获得广泛认同，另一方面则有可能藉此超越华人世界而迈入更广大的时空。”*杨燕迪：《“梁祝”五十年》，文汇报2009年5月28日。

音乐是全人类共通的语言，是一门最擅长表现人的内心情感与心灵世界的艺术，常被称之为表情艺术。抒情性和表现性是音乐的基本属性和特征，音乐的创作离不开情感体验，可以说，音乐是表达情感的最佳渠道。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横向流动的旋律是这首乐曲的灵魂，从时间上推动音乐的发展、表达音乐的情绪；纵向搭建的和声是这首乐曲的骨架，从空间上支撑音乐的结构、增强音乐的立体感；纵横交织的音响足以直接而强烈地抒发人的情感，达到了“音乐能够透入人心与主体合而为一”*[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页。的境界。《梁祝》所演奏的动人心弦的旋律与曲调，准确地塑造了故事人物形象，细腻而强烈地表达着人的内心情感，有力地撼动着人们的心灵并引起听众的共鸣——对爱情的崇敬与对生命的歌颂。“音乐是不假任何外力，直接沁人心脾的、最纯的感情的火焰；它是从口吸入的空气，它是生命的血管中流通着的血液。感情在音乐中独立存在，放射光芒。”*汪流：《艺术特征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64页。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着力表现“梁祝”故事的悲剧色彩与音乐内容的戏剧性，在听众的欣赏过程中，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通过音乐的旋律与节奏变化作用于人们的听觉，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力，促使听者产生无限的联想和丰富的想象，从而形成每一位听众自己心中的“梁祝”。

从音乐美学的视域来看，音乐欣赏是音乐作品创作和表演的最终目的。著名音乐美学家于润洋先生认为：“当听者把一个呈现在他的听觉之中的声音实体当作一个‘音乐作品’，以审美的态度进行感知的时候，此刻，音乐作品对于听者来说，便不再简单是一个与他的意识无关的声音实体，而是一个审美对象了。”*于润洋：《音乐美学文选》，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审美对象相对于审美主体而言即审美客体，并非任何客观事物均能成为人的审美客体，只有通过审美实践被审美主体发现并认识改造，且具有独特性、形象性、感染性的客观事物才能成为审美对象。由此，涵盖多种审美形态的艺术作品成为审美客体的主要内容，尤其是浪漫型的音乐作品最适于深刻地打动主体内心世界。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在乐曲开始的呈示部，当优美秀丽的长笛装饰音在轻柔的弦乐震音伴奏中缓缓奏出之时，听者“在感知这个声音实体的同时，一种审美性的意识活动在进行着。听者通过对声音实体的审美感知和把握，其意识同时伸向了深藏于声音结构之中的意蕴，在意识中产生了某种审美意象：在音乐作品中原已转化为声音实体的情感体验这种心理性的东西在听者意识中被还原，音乐作品便在一个具有一定音乐感受能力的听者的意识中，作为一个审美对象被把握了。”*于润洋：《音乐美学文选》，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这时，在听者的意识活动积极参与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成为一个离不开听者(接受者)意识活动的、非实在的观念性客体。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音乐作品在演奏过程中即是观念性客体，又是物态性客体，其双重性的存在方式在听者审美愉悦活动中实现了有机辨证的统一。

二

一首音乐作品在跨越国界、跨越文化的传播中，被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亿万受众所喜爱、接受、欣赏，并且被恰当合理地融入电影、舞蹈等艺术形式之中，除了要具备相当高水准的旋律、织体、和声等音乐要素之外，还需要具备全人类共同的情感因素和思想共识。在伽达默尔看来，“只要我们在世界中与艺术作品接触，并在个别艺术作品中与世界接触，那么艺术作品就不会始终是一个我们刹那间陶醉于其中的陌生的宇宙。我们其实是在艺术作品中学会理解我们自己，这就是说，我们是在我们此在的连续性中扬弃体验的非连续性和瞬间性。”*[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2页。如何实现在音乐审美实践活动中理解“我们自己”，也就是通过审美客体观照审美主体？作为审美主体的受众在聆听音乐的时候，从艺术家所表现的音乐形象中产生与之相应的情感体验。音乐是与情感活动联系得最密切的艺术形式，情感在审美过程中显得最为活跃，每个人都有着各不相同的情感体验，想要以一首音乐引起大多数受众的共鸣，需要让受众在审美欣赏活动中各自找到心理期待中的情感因素。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所表达的对美好爱情的向往与追求，对爱情的执着与忠贞不渝，对心灵相通、情投意合的纯美爱情的坚守和对世俗门第、财富荣华的鄙弃，都契合了受众的情感共通点，这种普适性的情感特质对乐曲的接受程度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与此同时，世界各国的受众从这首《梁祝》中找到了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爱情观、生命观和价值观，思想观念上的共识和一致也为它的传播、接受与欣赏、共鸣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在艺术发展史上，从文艺复兴时期至20世纪是东西方艺术互相融合借鉴的时代，也是绚丽多姿的民族艺术走向世界的伟大历史时代。东西方的艺术火花彼此碰撞、吸收、借用，“欧洲中心论”的说法被击破，中国的艺术家走出国门远赴欧美去学习、交流，艺术家们高涨的创作情绪和开放的思维模式，促使整个世界艺坛呈现出生机勃勃、色彩斑斓的繁荣景象。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既充分吸收了我国民族音乐素材、民族文化精神和审美理想等方面的营养，同时也巧妙地借用了西方音乐辉煌华丽的和声织体和成熟完善的结构形式。它是一部中国民族音乐与西方古典音乐相互完美融合的经典音乐作品，毫不夸张地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实现了我国民族音乐传统的创造性现代转化。恰如有学者指出的：“如果离开了对人类创造的文化的继承，就谈不上文化创新”*李宗刚：《精神导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中山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这部音乐作品借助西方音乐的体裁和曲式结构，来表现中国的故事题材和音乐风格，正是艺术创新的结果，由此才使其既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又体现出西洋音乐的戏剧性魅力与庞大恢弘的气势。这首充满浓烈民族色彩和中国韵味的乐曲，从诞生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迅速传遍世界各地，感动了无数听众，吸引了许多中外艺术演奏家，震撼了国际小提琴界甚至世界乐坛。它究竟有什么魅力，能够让全世界的亿万听众为之倾倒，其根源正在于它将音乐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实现了完美的融合与统一。“凡是世界的，都是民族的，离开民族的，就没有世界的。事实证明，为世界各国所共赏的中国艺术作品，决不是亦步亦趋模仿洋人的作品，而是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艺术作品。”*王宏建：《艺术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99页。黑格尔在《美学》第一卷里谈道：“真正不朽的艺术作品当然是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所共赏的。”*[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7页。所谓共赏就是指在艺术欣赏的过程中，欣赏者对艺术作品产生的共同美感或共鸣现象，主要表现为欣赏者与艺术作品之间达成了协调一致的亲密关系。每个艺术门类都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艺术语汇，对于一部音乐作品而言，旋律和节奏是其表达情感的关键因素，一般说来，欣赏者也是通过这两个音乐要素与作品进行审美互动的。

音乐是在时间隧道中体味听觉的艺术。“一部音乐作品的价值具有客观——主观的性质。音乐作品的结构因素，也即物质材料、结构、音响方面的价值属于作品的自律的客观特性，而来源于作品功能的那些东西，来源于代表着该时代听众所确认的风格、体裁完美性的那些东西，以及来源于适应不同时代人们需要的程度的那些东西都属于作品的相关特性，而这些东西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每一个世代、每个不同环境中都是不同的。这些相关特性也决定着该作品是否有价值以及以什么方式呈现这种价值。”*[波]卓菲娅·丽莎：《音乐美学译著新编》，于润洋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文化传统、自然环境、风俗习惯、经济状况的各不相同决定着其音乐艺术的差异与特殊风格。这些与众不同的特质正好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是其民族性的内核。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更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歌唱、舞蹈都应该是这样。……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页。可见，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对于歌唱、作曲等音乐艺术的重要性。 “只有具有浓烈的民族性的艺术作品才能为本民族的群众所喜爱、所理解。只有这种艺术作品，内容是他们所关心的，形式是他们所熟悉的，才易于使本民族的群众接受，引起共鸣。艺术作品越具有民族性，就越具有群众性，就越能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就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王宏建：《艺术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91页。

三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正是这样一部凸显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在音乐内容的题材上，它选用了我国著名的四大传说之一“梁祝”传说作为表现的对象。“梁祝”传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祝英台女扮男装求学，在路上与书生梁山伯相遇并结拜，共同前往书院拜师且同窗三载。两人同居一室，情趣相投，切磋学问，形影不离，互相引为知己。由于英台伪装巧妙，加之山伯性情忠厚愚钝，三年相处竟不知英台为女子。后来，英台先行辞学回家，山伯相送。一路上英台借各种景物向山伯暗示自己身为女子的实情，憨厚、质朴、纯真的山伯都不能开窍，直到师母将真相告知山伯，他才恍然大悟。待山伯赶到祝家访友方得知祝父已将英台许给马家，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悲愤交加一病不起。山伯死后，英台前去吊唁，悲痛万分。马家娶亲时，英台乘轿经过山伯坟墓，下轿祭拜哭诉，投坟后与山伯双双化蝶而飞。故事曲折、悲情、浪漫感人，塑造了一个敢于追求爱情并执着守护情感，勇敢坚定地为挣脱封建枷锁而抗争，对爱情至死不渝的中国女性形象。这个人物形象凸显了中华民族坚定的信念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这个故事寄托了广大人民群众对爱情悲剧的深切同情和对美好爱情的积极向往。

在音乐内容情节的布局上，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充分考虑到广大受众的审美理想与价值取向等要素，选取了“梁祝”传说当中的三段精彩情节：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化蝶双飞，这三段情节既能够将整个故事贯穿起来，又在叙事手法和情感表达上呈现出一个合理的曲线状态。草桥结拜是一段优美平静的述说，画面清新动人；英台抗婚是整个故事中矛盾性与戏剧性彰显得最为强烈的部分，情绪激昂，气氛紧张而悲壮；化蝶双飞则是对生命幻化的渴望与寄托，轻盈美好，描绘出一幅淡雅恬静的画卷。用这三段情节对应到音乐的结构当中，符合音乐的强弱表现和旋律线条变化的特点，英台抗婚正好把乐曲推向高潮，化蝶双飞又将音乐慢慢收回至舒缓宁静的结尾。

乐曲选用的三段精彩故事情节既是“梁祝”传说的关键节点内容，也与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心理、审美习惯和审美理想等审美活动特征精准地契合。中国人讲故事注重完整性、戏剧冲突性和结局的美满性，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所述说的故事高度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求，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独特气质。伏尔泰曾说：“谁要是考察一下所有其他各种艺术，他就可以发现每种艺术都具有某种标志着产生这种艺术的国家的特殊气质。”*[法]伏尔泰：《论史诗》，载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320页。据《梁祝》的曲作者所说，在这首乐曲完成初稿的时候，考虑到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等原因，为了避免宣传封建迷信的嫌疑，并没有以化蝶双飞作结尾，而是以沉重的投坟殉情作为乐曲的结束部分。然而，孟波(时任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在看过初稿之后，向曲作者何占豪和陈钢提议，为了表现对封建势力最强烈的反抗、斗争，也为了形成一个完整的音乐结构和交响乐形态，应该用化蝶双飞代替投坟殉情作为这首乐曲的再现部分。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有了这段化蝶母题的表现，生命经过幻化、重生，使“梁祝”得以在童话般的仙境中相聚相守。在此，广大人民群众得到了情感的寄托，看到了转悲为喜的大团圆式结局，实现了惯有的审美期待与渴望。由此可见，无论是哪一类艺术作品，都要以受众为主体，只有符合受众审美需求和审美价值的作品才能长久流传。

黑格尔在讨论各门艺术体系时，将音乐与建筑、绘画雕刻、诗进行对比研究后判断得出：“音乐所特有的威力是一种天然的基本元素的力量。”*[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49页。按照朱光潜先生的注释理解：基本元素包含着天然原始的意义，黑格尔借古代人定义四大基本元素(地、水、风、火)之法将声音融入其中，所以他所说的使音乐发挥出特有威力的这一基本元素的主体是指声音。“声音和内在的主体性(主体的内心生活)相对应，因为声音本身本来就已比实际独立存在的物体较富于观念性，又把这种较富于观念性的存在否定掉，因而就成为一种符合内心生活的表现方式。”*[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32页。既然如此，凝结着天然元素的、发挥特有威力的、符合主体内心的音乐以及音乐作品都应该具有超越一般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或者可以说是与审美主体关系最密切深刻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音乐美学价值就“在于它在欣赏者们那里唤起共鸣的能力，它使欣赏者们产生一种愉悦的情感，这种情感既不同于任何由使用价值所唤起的那种感情，也不同于与道德价值相联系的那种感情。”*[波]卓菲娅·丽莎：《音乐美学译著新编》，于润洋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那么，“这种情感”是哪种情感呢？以波兰音乐美学家卓菲娅·丽莎对音乐作品价值的衡量标准可以认定“这种情感”应该是具有美的愉悦性的审美情感。所谓美的愉悦性，其根源在于美本身，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为一部音乐作品，它本身具备了能够产生美的愉悦性的特质，唤起了人们的生理快适和喜悦，通过鲜明而具体的感性形象显现了人的本质力量，使人产生爱慕、信服、同情、惊叹、共鸣直至物我两忘的美的愉悦性。因此，关乎“这种情感”根源的审美客体的自身价值变得尤为关键，进而，卓菲娅·丽莎认为：“我们所认定为音乐作品价值的那种东西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初级的、不可再分的东西，而是由许多不同质的价值所组成，它本身就是一种构成物，一种结构。这个由不同质的价值所组成的综合体一方面是建立在作品的客观特性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建立在相关特性的基础上。”*[波]卓菲娅·丽莎：《音乐美学译著新编》，于润洋译，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四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除了在音乐内容、曲调、乐器及演奏技巧方面吸取了我国民族音乐的精粹，在音乐审美和艺术理念这一层面也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中华民族是一个擅长音乐、热爱艺术、注重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的民族，我们的先民以卓越的艺术才华和高超的技能创造出种类繁多的艺术门类，如书法、戏曲、雕刻、词赋等中国传统艺术。音乐是中国传统艺术门类中较为古老的艺术样式，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已经有了自觉性的音乐活动，比如陶埙的出现。原始音乐常常与诗歌、舞蹈相互融合出现，以运用节奏为主，无论是基于劳动生产、宗教巫术或是战争灾害等原因，音乐慢慢发展成为氏族部落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岁月长河中，音乐的内容、思想和形式都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革和文化的转型而发生改变、衍化。可以说，中华民族灿烂独特的音乐文化在自身不断发展、丰富、完善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个民族的成长历程与时代盛衰变化的脉迹。

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理想是以儒家音乐审美理想和道家音乐审美理想为核心的。儒家所追求的是“中和之美”，“中”表示适度、不过度的；“和”代表和谐，遵循“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左传·昭公二十年》)之规律。追求适度和谐的音乐观念是我国古代音乐的基本观念，“和为五音之本”“全在宫商调和”等观点都是为了说明中和的重要程度，从先秦至明清，“中和之美”一直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所遵照的标准。蒋孔阳先生在其美学经典论著之一《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中，明确地“揭示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不同于西方科学的和谐论美学的‘律历哲学’与‘天人合一’的哲学前提，用阴阳二气解释六律，揭示了中国古代音乐与天地、节气、四季与四时的关系”*曾繁仁：《蒋孔阳教授在20世纪中国美学史上的杰出贡献》，《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4期。。道家追求的是自然之美，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万物自然而然，音乐亦应如此。庄子认为“天籁”超越了“人籁”和“地籁”，已经是最高层次的音乐，这种自然界的、不依靠外力而产生的声音所凭借的也是自然而然。儒、道音乐审美理想既有不同之处，也有相通之处，对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变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按照中国传统艺术的审美标准来衡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既注重了外在形式的规范、和谐(音乐内容的布局、曲式结构的搭建、乐曲整体的平衡、首尾段落的呼应)，又强调了内在精神、意境的和谐(如小提琴、大提琴对梁山伯与祝英台形象的完美塑造，渐慢、渐快和变强、变弱的音乐处理对情节内容的烘托体现，独奏小提琴恰当的休止给音乐增添的韵味，结尾的化蝶音乐旋律所追求的“中国式”意境)。“有一个事实也很明显，拍子、节奏与和音，如果孤立地看，都只是些抽象品，没有什么音乐的效用；它们只有通过旋律，作为旋律的因素或组成部分，才能获得一种真正的音乐的生命。”*[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册)，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80页。黑格尔认为旋律是音乐领域里的灵魂的自由的音响，而如何把灵魂的自由的音响与音乐中抽象的和音结合成统一体便成为音乐作品的所谓秘诀。与之观点相似的还有奥地利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他不仅把音乐的美定义为“一种独特的只为音乐所特有的美”，还告诉人们音乐美“存在于乐音以及乐音的艺术组合中。优美悦耳的音响之间的巧妙关系，它们之间的协调和对抗，追逐和遇合，飞跃和消逝给人带来‘美的愉快’”。作为专业的音乐家，汉斯立克断定“一个旋律产生了某种印象，深入我们的心坎，这不是绝对不能解释的‘奥妙奇迹’，或只能‘感受和意会’，而是以特定方式结合起来的音乐因素所产生的必然效果。”*[奥]爱·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杨业冶译，人民音乐出版社1978年版，第45页。这在音乐的形式构成上也完全符合西方的音乐美学原则，尤其是对于乐音形态的把握，凸显出淳朴节制而又恰到好处的艺术处理。“对于音高、时值和音量，只有当这个音的无限小的中心被抓住，而正好达到所需要的程度时，只有在这种时候，音乐表演才算是艺术，才能感染别人。”*何乾三：《西方哲学家文学家音乐家论音乐》，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页。如果以绘画比拟这首乐曲，它就像是一幅空间构图巧妙、线条丰富流畅、墨色六彩兼备的中国传统水墨画卷，给欣赏者以无穷的品味和无限的想象。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用音乐来讲故事、塑造人物，又通过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来体现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与爱情观念。这首乐曲的再现部以“化蝶”为音乐内容，用梁祝双飞化蝶的故事情节作为乐曲的再现部分，与传说文本的故事内容一致，完整地表达了梁祝传说起承转合的完美艺术结构。“化蝶”是梁祝故事的重要情节之一，蝴蝶意象的丰富内涵正如黑格尔所说：“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而显现出来了。”*[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9页。“化蝶”也寄托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生命不息、灵魂上升转世得以再生的美好愿望。在中国传说故事中，幻化是一个重要的母题，比如化作鸟、化作蝉、化作蝶等。人的自然生命是从生的端点走向死的终点的过程，而蝴蝶这种生物的生命历程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从一颗单纯的卵到积蓄能量的幼虫，再到蕴藏美丽的蛹，经过三个阶段的成长，历经几次蜕变，才慢慢从坚固的蛹壳中破茧而出，最终羽化为翩跹飞舞的彩蝶。蝴蝶的生命周期在不同时间段以不同的形态存在，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蝴蝶代表着生生不息，它是灵性的化身，这种永生正是人们所期望与尊崇的。在梁祝传说流传的千年岁月中，质朴善良的人民群众在口耳相传的过程中，渐渐加入了自己对生命的渴望和本能的生命意识，以蝶象征梁祝的永生，以化蝶作为对梁祝爱情的真挚祝愿，表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这段感天动地的爱情和生命奇迹所寄予的无限希望和美好期冀。

“因为艺术作品的经验包含着理解，本身表现了某种诠释学现象，而且这种现象确实不是在某种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现象。其实，理解归属于与艺术作品本身的照面，只有从艺术作品的存在方式出发，这种归属才能够得到阐明。”*[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7页。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所表现的爱情观也是人类所共同追求的。乐曲用独奏小提琴的音色和旋律代表祝英台，把这位中国女性的坚强、勇敢、为爱情至死不渝的精神表达得鲜活生动、淋漓尽致。在对待学习、生活和爱情的态度上，祝英台渴望自由平等并以实际行动争取，她说服父亲，女扮男装外出求学，一则是希望与男儿一样，拥有与之平等的读书、学习的权利；二则是渴望从闺阁、家门的封建束缚中挣脱出来，寻求自由。在面对爱情的态度上，祝英台恪守礼教妇德，同窗三载而遵君子之交，不逾越半步；当与梁山伯楼台相见、互诉情意后，坚决地与封建婚姻制度进行激烈抗争；最终为遵守爱的承诺而决绝地选择投坟共冢。梁祝传说虽然是中国的传说，祝英台也只是传统坚贞的东方女性的代表之一，但是从这个故事和祝英台身上，人们看到了、听到了，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崇高纯洁、震撼人心的爱情信仰，这份信仰和观念不只是中华民族的，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追寻、信奉的。它不受时间和地域的局限，冲破了民族和文化的差异屏障，达到了人类普遍认同的一个情感交叉点和心灵制高点。

生命转化或幻化这一母题对于西方人来说也并不陌生。在美国学者斯蒂·汤普森的著作《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中，专门归纳总结出民间文学中的母题内容、数量及其分类。其中，E600-E699都是与“化身”相关的文学母题，如化身成牛、从男孩变鸟再变男孩、从一对情人墓上长出连理枝、化身成乐器等等。虽然中西方的文化、习俗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在对待生命和灵魂的态度上，却有许多相似之处。汤普森的民间文学母题中，化身就代表了西方人典型的生命意识，他们认同并渴望灵魂的转化和生命的延续，所以，在民间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关于化身的母题出现。正是由于人类对生命拥有共同的向往和价值观念，才成就了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这首既有中国文化艺术的神韵、气息，又富于西方浪漫主义色彩的“化蝶”名曲。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运用生动、准确、极具创新性的音乐语言，设定了为故事内容发展而改进的音乐结构，创作出一部将中西方音乐形式有机地融合、有效地传达深刻思想和崇高人文精神的优秀艺术精品。这首乐曲一方面充分诠释出中华民族独特的音乐美学意境，另一方面高度符合全世界人民所共同向往的爱情观、生命观等一系列具有普适性的审美价值观。不论是一段优美动听的音乐旋律，还是一部享誉世界的音乐作品，想要被更多的受众接受、欣赏，除了需要在形式、内容上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准之外，更需要在思想、价值、情感的体现上符合大多数受众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取向。从这个角度来说，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既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音乐美学思想与审美价值，同时也契合了世界人民普遍追求的音乐美学理想和审美追求。

(责任编辑：陆晓芳)

2016-11-24

匡秋爽(1982—),文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中国学校美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2JZD01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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