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与现代性中的经典阅读

刘正正 高 伟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施特劳斯与现代性中的经典阅读

刘正正 高 伟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21世纪以来，经典阅读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救赎方案不断升温，随之而来如何阅读经典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当前，我国的经典阅读活动在现代性和传统文化的交错中面临着信仰化、教条化、过度诠释等误区。列奥·施特劳斯从现代性及现代学术批判的视角阐述了其经典阅读的方法，或许能对我们在现代性中如何进行经典阅读提供一些启发。

现代性；经典阅读；施特劳斯

随着20世纪末关于文化问题的大讨论，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复兴传统文化被认为是在现代性背景中我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在此背景之下，国内掀起文化经典的热潮，阅读经典被赋予复兴传统文化、救治现代性文化危机、实现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创新发展的历史重任。但受重振民族传统文化并通过传统文化救赎现代性危机的迫切心理驱使，以及百年来我国文化中的理性启蒙缺失，导致当下的经典阅读活动出现了诸如信仰化、教条化、过度诠释等误区。因此，如何阅读经典就成为一个亟需认真反思、拷问的问题。于此，美国文化保守主义者列奥·施特劳斯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并提出了关于如何阅读经典的解释学方法和观点。研究施特劳斯阅读经典的方法和视角或许能够对当前我国走出经典阅读的困境有所帮助和启发。

一、现代性问题：我国经典阅读中的解释学

20世纪末以来，在现代性危机意识之下，我国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并逐渐掀起了阅读经典的热潮。阅读的过程就是对经典的理解和解释过程，如何阅读经典，以什么态度阅读经典也就意味着我们如何看待经典，并决定我们能够从经典中读到什么。由于这次经典阅读热的兴起是基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背景，并面对其所裹挟的中国现代性与传统关系的问题，经典阅读过程也就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因此也就导致了经典阅读的现代性问题。

(一)被信仰化的经典阅读缺乏反思意识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现代性因其日益显著的问题开始受到激烈的批判，人们发现现代化并不是一条确定无疑的康庄大道，故而开始反思现代性并找寻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出路，阅读经典因此被认为是现代性问题的一种可能的救赎方案。我国对现代性的反思是从20世纪末的文化大讨论开始的，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发现解救现代性问题的古老智慧成为回归传统的重要出发点。

基于此，经典阅读一开始就有着被“神化”的危险，人们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只看到传统文化好的一面。国学大师汤一介就曾经提到：“1993年，《人民日报》发表《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当时我就担心国学过热，可能走向复古或者意识形态化。”*汤一介：《我怎样看“文化自觉”》，《教师博览》2008年第10期。事实证明，这种担心不是杞人忧天，现在回顾十几年来的经典阅读历程，发现经典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对经典的信仰。这在我国有着复杂的原因：一方面经典的推崇源自世界范围内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另一方面出于一种独特的文化情怀——对百年来不断没落甚至面临断层的传统文化命运的悲愤。因此，经典阅读在一开始就被一种狂热的“爱国”激情和“民族情绪”笼罩。伴随着这种情绪，传统文化突然间从百年的沉寂中醒来，被当成失而复得的至宝，经典阅读也就成了一种爱国的表现和宣言，轰轰烈烈地进行于民间和学校，各种国学班、经典阅读课程相继涌现，经典阅读已然成为时尚的信仰。

经典阅读的信仰化导致对经典无条件地盲信和虔敬，并把经典作为教条化的行动指南，把经典阅读当作一种信仰，还意味着经典阅读拥有了免受理性批判和审查的特权，这是当下经典阅读信仰化的显著表现。首先，经典阅读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种从众，或者说是一种对经典阅读热潮的盲从。人们对于为什么经典在今天被提到如此重要的地位这一问题没有理性的思考和认识。其次，对于什么是经典没有反思。在很多人看来，所谓经典就是过去的文献典籍，无论是《论语》《道德经》，还是《三字经》《弟子规》，只要是过去的文本似乎都是经典，很少有人去反思经典意味着什么。经典文本似乎只是一个相对于现代文本而言的时间概念，在其中每一句话都被奉为至宝。其三，对于“怎样读”没有反思。现在的经典阅读基本等于“念经”或者“诵经”，换句话说就是把文本读熟、记住。在现实生活中，动辄以“子曰”“古人云”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导致经典的教条化。这种经典阅读方式不问经典文本产生的历史背景及现代价值和意义，盲目照搬经典。

由于没有很好地理解经典阅读的现代背景和意义，经典阅读被信仰化，甚至被一些人意识形态化，成为摆脱“西方腐朽文化”的救命稻草。为什么要阅读经典、怎样读、读什么等问题都被淹没在信仰化的经典阅读狂热中，没有经过理性的反思和考察。这种未经反思的经典阅读无法回答其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处境问题，更无法显示自身在现代社会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二)对经典的过度诠释

对经典的过度诠释成为阅读经典的另一个误区，过度诠释一方面体现为“以符合现代观念的方式解释古典”；另一方面体现为在现代解释学理论的影响下，无限制地用现代解释标准和语言来建构经典文本的意义。

现代性危机出现以后，人们迫切希望从传统经典中找寻现代问题的出路，反观古典传统，从中重新挖掘伟大的智慧来为现代性支招成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人基于一种寻医问药的迫切心理，在阅读经典时力图挖掘经典文本的现代意义，期望以古鉴今，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出发点，但问题在于人们在出发之前怀着一种怎样的态度。对于经典传统，当下流行的做法是对其进行解释以符合现代社会。甘阳认为这种做法的前提性观念是“先天性地认定现代社会是好的”*参见刘小枫：《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这也就是施特劳斯所说现代学术误入歧途而积重难返的一个本质原因。如若带着这种态度阅读经典，势必造成从经典中寻求证据以迎合现代价值和观念，甚至不惜歪曲经典的原初含义，从而偏离了对经典的正确理解，这种对经典的解释潮流使得经典阅读成为一种“为己之学”。

对经典的过度诠释还源于现代解释学的影响，尤其是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现代解释学理论的影响。现代解释学理论强调解释者是历史性的存在，在解读经典文本时必须反思自身的解释学处境，因此在现代解释学理论看来，解释本质上是创造性的。近些年来，这种现代西方流行解释学被引入我国，对“述而不作”的古典解释传统造成了严重挑战，广泛应用西方解释学理论对我国经典进行重新解释成为一种时尚。相对于我国古典传统解释更加重视“我注六经”的方法，现代西方解释学更加重视读者即解释者自身的历史处境和前理解，更加重视读者所处的文化和语言传统，也即更加重视“六经注我”式的解读方法。现代解释学对“前理解”的肯定及对“合法偏见”的承认在经典阅读过程中被片面化、极端化，进而涌现出对经典的心灵鸡汤式解读以及断章摘句的意义扭曲。无限制借用现代解释标准和语言来创新经典文本的意义成为当今经典解释的滥觞。

而过度夸大古典智慧并相信回归传统能包治百病的心态致使经典阅读走向了过度诠释的另一个极端。这种过度解释表现为借用经典中一切可以借用的观点和话语来批判现代性，并任意按照自己的臆想阐发经典的“药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忽略传统文化的历史性存在特征，对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时空差异不予分析，一味强调古典的时代意义和价值，从而造成对经典解释的随意化和臆想化。

随着经典的回归，阅读经典已不仅局限于知识分子和教育的圈子，已然成为一场全民运动。同时，在这股经典阅读热潮中凸显出了种种不可忽视的问题和困惑，信仰化和过度解释是这些问题的突出表现。从这些问题中我们看到现代性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又一次碰撞和冲突，为了避免再一次陷入绝对化的思维困境，找寻一条更加自觉、理性的经典阅读之道是化解现代性危机、实现文化转型的关键。对此，除了从自身积极需求解决策略以外，有必要借鉴和反思远比我们更早面临这一问题的西方经典解释经验，而在西方经典解释中对现代经典阅读有着独特见解的施特劳斯则成为一个不可忽略和逾越的人物。

二、列奥·施特劳斯的解经视角

列奥·施特劳斯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哲学家、文化保守主义者，同时也是20世纪最伟大的解释学家之一，他的解释学方法被视为其遗产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施特劳斯对经典文本的独特解读根源于他对现代性危机及现代学术的深刻理解和批判。因此，施特劳斯对古典文本的解读从出发点、原则到旨归都与现代性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与众不同的解经视角也促使人们对现代流行解释学进行有益的反思。

(一)经典解读的起点：对现代性的反思

施特劳斯回归经典的起点是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施特劳斯一生专注于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和研究，其各个时期的学术著作无一不贯穿着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对古典文本的研究也不例外。基于这种对现代性问题的关注和深刻认识，施特劳斯对经典的解读因此不满足于“钻进故纸堆”，他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实则是对现代性问题的一种反讽和深刻批判。刘小枫曾指出：“施特劳斯的古典研究绝不是为古典而古典的学究式研究，而恰恰是由强烈的当代政治关怀出发的，深入研究西方古典的根本目的，正是为了更深地理解西方现代性及其危机。”*刘小枫选编：《施特劳斯与现代性危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

施特劳斯解读古典文本的独特方式也是对现代学术尤其是现代解释学的反思批判。施特劳斯在写给伽达默尔的信中详细阐明了对现代解释学的不同看法。*Strauss,Leo.Correspondence Concerning Wahrheit und Methode, in Independent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78(2). pp5-6.用现代的标准和语言来解释和理解文本是现代学术的流行做法，施特劳斯身处现代社会的潮流中却勇于逆潮流而上，对潮流进行反思批判，不惜得罪整个西方学术界自成一派，以完全不同于现代学术的标准和方法对古典文本进行解释。在施特劳斯看来，坚信现代胜过古代、现代的方法高于古代人的方法是现代学术习以为常的风气，而施特劳斯要做的是“重新展开古今之争，力图从古典西方的视野检视西方现代性的问题，包括强烈批判当代美国主流学术”*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施特劳斯带着一种强烈的时代反思意识进入古典文本，这决定了他阅读古典文本的态度和方法也具有强烈的反思时代潮流意识。在对现代性和现代学术的清醒认识之下，回归古典并重新解释经典，以重新发现古代那些伟大的灵魂在关于人类重大事务上的看法，提醒人们重新审视现代流行的观念，寻求古人伟大智慧的教导。

(二)经典解读的态度：无条件地回归经典

施特劳斯认为自己对经典的解释方法与现代解释学的根本不同在于：是否无条件地回归经典。现代解释学认为在对经典的解释中解释者自身的“前见”是不可避免的，要达到对经典的完全正确理解是不可能的，对经典的解释只能是一种带有合理偏见的理解。施特劳斯却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认为通过无条件的回归经典，解释者是可以做到“确如过去思想家理解自己那样理解他们”*Strauss, Leo. The Rebirth of Classical Political Rationalism.Chicago:University os Chicago Press,1989:p209.。为了达到无条件的回归古典，施特劳斯采取了与众不同的解经方法。

1.抛弃前见，贴近文本

施特劳斯认为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必须尽量贴近文本，借此来靠近对文本的“正确理解”。施特劳斯承认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不管先前还是现在，我都总是意识到，在文本中有些最重要的东西不为我理解，就是说，我的理解或解释是非常不完备的；然而，我不敢说，没有人能达到完备的或那正确的理解”*Strauss,Leo.Correspondence Concerning Wahrheit und Methode, in Independent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78(2). pp5-6.。因此，施特劳斯认为对待经典文本的态度是审慎的、谦卑的，放弃自己的前见和偏见，尤其要抛弃“相信自己或者所处时代高于过去”的偏见。

在抛弃前见的情况下贴近文本，才能仔细对比研究、正确处理文本中的矛盾之处，把这种矛盾看作一种作者有意为之的提示，从而区别文本“实际说的”和“真正想说的”。现代学术把文本的矛盾之处简单看作是作者的疏忽或幼稚所致，这在施特劳斯看来是低估了古人的写作技术。

2.字里行间阅读法

施特劳斯提倡字里行间阅读法，即注意文本的每一细微之处，包括文本的篇名、文学形式、矛盾之处、作者的不同作品之间的关系等细节。如在施特劳斯看来，文本的篇名是理解文本的一个重要的途径，篇名不是作者随便取的，其中隐含作者特定的意图。在阅读古典文本时还应特别关注其外在的文学形式，形式和内容是不可分离的。施特劳斯还认为古代哲人善于利用一种“隐微写作”的艺术来隐藏自己的真实观点，而解释者能够通过文本中所出现的一些矛盾之处体察其隐藏在显白教诲之下的隐微教诲。文本的矛盾不是作者所犯的低级错误而是有意为之。另外，施特劳斯除认真研究文本内部之间的细节以外，还通过观察和分析作者不同的作品，发现其中的关联。

施特劳斯在古典阅读的过程中怀着一种谦卑的态度，尽量忠实于文本，把文本作为一个整体，同时注重文本的细节之处，从而分析作者在写作这些古典作品时的真正意图。施特劳斯“与现代哲人通常断章摘句、‘六经注我’地引用先哲言论不同，解经的学问方式首先要维护古典文本在形式上的完整性，而非以所谓‘现代的前理解’解构原本的形式，从而尽可能与伟大的古典智慧一起思想，而非自以为比先哲‘思想进步'”。*刘小枫：《施特劳斯的路标》，华夏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三)经典解读的旨归：古典智慧和德行

如前所述，施特劳斯是基于对现代性危机及现代学术的全面批判而回归古典的。这一出发点决定了施特劳斯的经典解读首先不是和现代社会聊不相干的古典考据学研究，同时也不是琐屑和纯粹的解释学方法研究，而是一种有着深切时代关怀的政治哲学研究，意在通过回归古典智慧和德行诊疗现代性的病症，根本上关乎 “什么是美好生活”的追问。

作为一名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施特劳斯与时代主流思想格格不入的地方在于并不赞同“现代胜于古代”“现代性总体是好的”这种看法。其解读古典的目的在于重新开启“古今之争”，提醒现代人走出“现代必然胜于古代”的狭隘视野和自负，重新审视古典智慧和德行。刘小枫说：“施特劳斯的古典解读有一个基本特色，那就是注重体会古典作品本身所传达的高贵德行，从而是怀瑾握瑜的解读。这种对古典的态度明显比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解释学式解读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式解读的态度端正。”*刘小枫：《古典学与古今之争》，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218页。刘小枫所谓“怀瑾握瑜”，亦是指施特劳斯解经方法的更为重要、深入的意义和价值，把回归古典的落脚点落在古典文本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上，关注古典所传达的作者的真正意图，找到和发现隐藏在文本中的“金苹果”。

通过对古典的潜心阅读，施特劳斯发现了古代政治哲人关于民主政治的伟大见解和“什么是美好生活”的伟大教诲。这对于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大众民主”以及现代生活目的性的失落无疑有着深刻的启发。同时还发现了政治哲学和哲学之间的界限、政治哲学和哲学的美德，以及古人的隐微写作技巧等古代智慧，在施特劳斯看来这些都是关乎人类生活和精神的伟大事务，对人类生活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和价值。但令人惋惜的是，现代人由于自身视野的狭隘、对所处时代的盲目自信，对古人在这些问题上的伟大见解不以为然，从而在现代性的路上迷途而不知返。

施特劳斯在对古典文本的阅读中专注于文本所要传达的真正思想，以一个虔敬的学生的身份，认真聆听来自古代伟大导师的教诲，在与古人的不断交流中，分辨那些伟大导师所要告诉我们的真正思想。施特劳斯所要提醒现代人的是，古代的伟大智慧是我们现代人所无法低估和轻视的，在古典阅读中我们所要最终达到的目标是古人到底告诉了我们哪些有关人类伟大事务的真理和智慧。

三、施特劳斯经典解释学对我国经典阅读的启示

施特劳斯回归经典解释的背景、目的和方法与现代性问题、现代文化问题密切相关，是世界范围内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交互碰撞问题的一个缩影，其与我国经典阅读的背景及所要面临和解决的问题根本上是同质的。施特劳斯的批判视角无疑打开了一扇更加通明的窗户，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当前我国经典阅读所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借用施特劳斯独特的解经方式反观现代性下我国的经典阅读活动，或可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经典阅读要兼顾经典的时代性与历史性

如前所述，现代性中经典阅读热潮的兴起与现代文明的危机有着密切关联，在我国它与新时期的文化转型密不可分，经典阅读有着特殊的时代意义。因此，现代性中的经典阅读不应该“满足于钻故纸堆，与现代问题聊不相干”*刘小枫主编：《古典学与现代性》，陈念君、丰卫平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编者说明。。当前我国的经典阅读显然缺乏一种时代感和反思意识，这在形形色色的民间“国学班”中表现尤为明显，甚至一些学校的经典阅读也只是单纯的“诵经”。近年来，重视传统文化价值，倡导经典阅读已成为一种国家导向，可以说经典阅读从顶层设计上来讲是有着深刻的时代反思意识的，但这种意识并没有贯穿到阅读实践中，没有成为经典阅读的明确指导思想和原则。能够对经典耳熟能详，知道每一句话的意思和出处不意味着我们就传承了传统文化，更遑论能够理解经典在今天的价值和意义。施特劳斯的经典阅读方法在此给了我们一种明确的提醒，提醒我们在经典阅读之前有一种反思意识，才能深入经典看到其内核深处的金苹果。

经典阅读不仅要注重其时代性特点同时也要重视其历史性特点。经典作为过去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产物，必定关联着特殊的历史背景，阅读经典也不能无视这种历史性而对经典随意阐发。而我国的经典阅读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种历史限定性，沦为一种肤浅、随意的心灵鸡汤式解读，这种阅读方式自然迎合了现代大众的文化心理和空虚的精神世界，但绝不是阅读经典的正确态度。在施特劳斯看来，经典阅读必须考虑文本的时代性，因此“解释经验因不同的文本而有所不同，不存在一种针对于任何文本都适用的普遍解释学理论，因为一个值得做的解释都具有无可弥补的‘应时’特性”*Strauss, Leo. Correspondence Concerning Wahrheit und Methode, in Independent Journal of Philosophy,1978(2). p6.。这种“应时性”无疑是对现代相对主义解释学的一种限制。任何经典都是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结合，在经典阅读过程中忽视经典的历史性特征，经典就失去了其历史具体性，对经典意义的理解就会失去统一的标准，从而走向任意性、相对性和虚无性，这也是施特劳斯为什么竭力反对现代解释学的“效果历史”的原因。基于古典文本的历史性，施特劳斯主张无条件回归古典，力求通过字里行间的细致阅读，做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

作为“现代性危机救赎方案”的现代经典阅读一方面要有一种时代关怀的意识，同时也要深入经典的时代背景，既不能像19世纪以前的古典学研究那样沉进历史的故纸堆，也不能用现代解释学的偏见进入经典。施特劳斯对经典的解读在这两方面都给予现代经典阅读一种深刻的启发和警示。

(二)经典阅读要有“文化自觉”意识

在经典阅读过程中兼顾经典文本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就要对经典阅读过程有自觉的反思意识，既要知道和了解经典的产生和发展，同时还要看到经典在今天的地位和意义以及经典为未来所指明的方向，这也就是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末提到的“文化自觉”。经由反思的经典阅读才能认识到经典的时代局限和当下意义，才能避免走向复古和信仰化、意识形态化。同时，经由反思的经典阅读才能避免走向对经典的解构，避免空中楼阁式的意义架构。

首先，在全球化、现代性历史背景下回归古典确实意味着现代社会需要古典智慧的启迪和浸润，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完全抛弃现代性而走向复古。现代性虽有其自身不容回避的问题，但无论如何现代性已然成为人类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中国在现代性的路上已经走出了很远，现代性不止是西方的现代性，而早已成为全球的现代性，成为中国的现代性。因此，经典阅读既不是“训诂”和“考据”，更不是回到过去，而是要通过经典阅读汲取古老的智慧以滋养我们的心灵，从而看到现代性更好地出路。那种认为传统的、古典的就是好的，现代的、西方的都是腐朽的、有问题的看法都是极端盲目和自欺欺人的，必然导向经典阅读的传承越发式微，而不利于传统文化在关键的历史时刻成功转型，并实现创新发展。在这一点上我们要理性的反思施特劳斯及其文化保守主义的主张，虽然施特劳斯因其“古今之争”而备受争议，但抛弃现代生活回归古代生活应不是施特劳斯的本意，他只是最为激烈地指出了现代性的危机并转向古代需求智慧支撑。

其次，现代性下经典阅读意味着对经典进行时代性的诠释和理解，但这种诠释不能以“现代性是好的”为前提来解释和理解文本，正如施特劳斯所认为的那样，在“现代性是好的”前提下经典阅读只能是现代人的一种狭隘视野。由此不但局限了人们更好地理解古典作品的智慧和德行，而且也不利于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刻批判和认识。施特劳斯告诉我们经典阅读首先意味着无条件的回归文本，才能把握经典所蕴含的伟大智慧和德行，从而能真正给现代人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借此反思现代性生活。按照现代性的“效果历史原则”阅读经典，最终的结果只能是没有标准，经典势必会被肢解的支离破碎，抑或变成肤浅的心灵鸡汤。

故此，现代性下经典阅读要有一种文化自觉的意识，盲目崇拜古典抑或盲目自信于现代都是一种固化的两极文化观。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在文化转型的今天，我们当然要警惕这种极端化的观念。施特劳斯的启示是既要有着时代反思意识进入古典，同时又要深入古典内核，忠实于古典文本整体，深入文本的“隐微大意”才是现代性中经典阅读的最终旨归。

(三)经典阅读的逻辑顺序：由“字里行间”到“隐微大意”

施特劳斯对待文本的态度是无条件的回归文本，潜心于文本的“字里行间”，从而发现文本所真正要表达的“隐微大意”。这种经典阅读方式促使我们反思以何顺序来读经才是合理的，有效的。

经典阅读的逻辑顺序实际上牵扯到两种由来已久的读书境界——“照着讲”和“接着讲”。“照着讲”和“接着讲”是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到的，而李泽厚先生也有关于学问家和思想家的区分，其实都是讲了文本解读的两种不同境界和态度。学问家是按照文本的本来意义“照着讲”的，而思想家则是超越了文本表层的意义，顺着文本的精神内核“接着讲”下去。这就相当于施特劳斯所说的“银苹果”和“金苹果——“银苹果”是大部分人所能看到的表面意义，而“金苹果”是藏在“银苹果”下的更深层思想，也是作者真正要表达的思想，施特劳斯把它看做是作者的“隐微大义”。经由施特劳斯的比喻可以看到，“金苹果”是不会轻易就能看到的，在其之前必须经过对文本的字里行间的认真解读和分析，在细微之处寻找作者留下的提示。

在施特劳斯的解释学方法看来，“字里行间”和“隐微大意”之间并不是二元对立的，而是递进的。通俗的说，能够“照着讲”的人不一定会“接着讲”，或者说能够成为学问家的人可能不一定是思想家，但能够达到“接着讲”和思想家的水平，必定经历“照着讲”和成为学问家的过程。施特劳斯的比喻当然也就告诉人们，要想看到“金苹果”，必须先发现“银苹果”，并通过潜心阅读发现打开银苹果的方法。这一点提示现代人在经典阅读中要怀有一种审慎的态度阅读经典，不要轻信古典文本的“微言大义”会让任何人看到。对于那些自以为是的现代人，古人是不会轻易呈现其真实想法的。现代人不屑于“字里行间”的阅读，而理直气壮的宣称“古人告诉我们……”，似乎发现了古人真正的思想，这只能是狂妄和无知的。

因此，施特劳斯经由“字里行间”到“隐微大意”的细致功夫警示现代人读经要舍得下功夫，读经的逻辑必须是先经过“我注六经”的功夫，才能真正做到“六经注我”。读经必须先会“照着说”，才会“接着讲”，否则“接着讲”的必定不是古人的精神思路，而是现代人自己的创造。逾越“我注六经”的“六经注我”式解读是肤浅的，只会抹煞经典的魅力和活力。

(四)经典阅读的落脚点是古典文本所蕴含的精神

经典之为经典的本质在于其具有不受时代局限的永恒价值，所谓“经以载道”而“离经叛道”就表明了经典的这种本质属性。经典所载之道是指古人关于宇宙、自然、人类的古老智慧和德行。在现代社会回归经典正是因为“古传经典将带给我们的是通透的生活感觉，审慎的政治立场，高贵的伦理态度”*刘小枫主编：《古典学与现代性》，陈念君、丰卫平译，华夏出版社2015年版，编者说明。，这将是经典阅读最终的落脚点。

从经典的本质含义上讲，经典绝不仅仅是个“古代文本”的概念，也并不是所有的古代文本都可以称之为经典，所以在经典阅读书目选择上人们是要有反思意识的。这种反思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要经典阅读，读何种经典，并能从当下纷繁芜杂的经典阅读中辨明方向。现代性下所要阅读的经典必须要对当下的生活有指导意义和价值，同时阅读经典的旨归即是发现这种价值。

施特劳斯在古典阅读中对古典智慧和德行的关注，提醒我们重估古人的智慧和德行，怀着虔敬、谦卑的学生心态准备接受经典的精神洗礼，对于古人的教诲不要轻易定论其“精华”和“糟粕”，放弃现代人的骄傲和自负认真聆听古人的教诲。经典阅读是一项虔敬认真的工作，也是一件庄重和艰难的工作，不是一时冲动和一股热潮就可以胜任的。虽然不要求所有年龄阶段的经典阅读都以准确领悟经典所蕴含的伟大精神和智慧为鹄的，但接受伟大智慧和德行的洗礼是每个人阅读经典的心理准备。把握住这一点，才能看清当下读经活动中形形色色的热闹和外在形式的本质。

现代社会背景下的经典阅读是一场关于现代与传统的反思，于此，施特劳斯以其更审慎的立场和忠实于文本的方法给现代经典阅读展示了一种更广阔的视阈。他对当前我国狂热与盲目并存的经典阅读是一副镇静剂，他的立场和方法让我们看到现代性下经典阅读更可靠的路径。

(责任编辑：陆影)

2017-03-15

刘正正(1982—)，女，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哲学。 高 伟(1972—)，男，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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