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化精神解析“国强未必霸”

曲洪波　曹景琦　胡静

摘 要： 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维度的统一体系，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社会秩序体系，影响政治、经济、社会等。目前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本文就文化视角抨击此种谬论，文化根源和文化底蕴是对这种谬论进行深刻反驳的依据。文化系统根植于人类的发展史，它的更替与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吻合的，中国的生产力、科学和民主水平还略低，社会主义还尚处于初级阶段，农耕经济的多元成分，造就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中华文化以和为贵的主轴是亘古不变的原动力，我们要以中国文化中的“和”“中庸”等特色元素进行回击。

关键词： 中华文化 中国威胁论 文化精神

一、“中国威胁论”的老调重弹

“中国威胁论”萌动于19世纪后期欧洲“排华浪潮”，冷战结束后开始泛滥。中西意识形态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地缘争夺态势、发展进程矛盾等因素，导致在宗教、民主、人权等诸多价值体系上存有较深分歧，中国很难与西方国家有共同的价值观。早期“中国威胁论”主要是文化意义上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中国发展突飞猛进，令世界赞叹和瞩目。军事上，中国正在加快现代化建设，军事力量不断加强。政治上，随着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都在不断地增强。中国崛起势头迅猛，这三十年的发展创造的社会财富几乎相当于美国成立以来一百年的财富总量。西方一些大国认为中国的觉醒和强大会对现有大国地位和国际格局摘 要： 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维度的统一体系，潜移默化地作用于社会秩序体系，影响政治、经济、社会等。目前出现了“中国威胁论”，本文就文化视角抨击此种谬论，文化根源和文化底蕴是对这种谬论进行深刻反驳的依据。文化系统根植于人类的发展史，它的更替与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吻合的，中国的生产力、科学和民主水平还略低，社会主义还尚处于初级阶段，农耕经济的多元成分，造就了中国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中华文化以和为贵的主轴是亘古不变的原动力，我们要以中国文化中的“和”“中庸”等特色元素进行回击。

关键词： 中华文化 中国威胁论 文化精神形成挑战，循着固有冷战思维将中国视为敌人，于是捏造“中国威胁論”。

宣扬“中国威胁论”的目的是对经济的绞杀和军事实力的压制。借以军事威胁论、粮食威胁论、经济威胁论、网络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等论调，企图遏制中国、孤立中国。“中国威胁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中国与西方的民主和人权不相同的政治意识形态。

二、中国文化精神四重维度

文化领域作为价值观状况的一部分，中华文化沉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内涵，诠释着最深沉的民族观和国际观；在“中国威胁论”背景下，我们要沉淀中华文化，凸显文化的时代性，继承和发展文化价值观与时代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用文化引领新的人生观，用文化价值观无声地抨击“中国威胁论”，用精神文明和文化的民族性与这种谬论抗争。

1.空间维度

中国文化精神的孕育在空间维度上体现在地理环境方面，地理环境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产生、文化特征、民族性格及文化移动奠定了基础。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为人类提供文化生活的物质资源和活动场所，是文化赖以产生的基石，对文化的发生、发展具有一定物质上的制约力。它是中国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是人类产生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广泛的影响。

中国凝聚意识与稳定绵延的文化形态疆域辽阔完整，属于欧亚大陆的一部分，地理面积与整个欧洲差不多，广大的疆域，纵深的腹地，为中华文化的滋生繁衍提供了广阔的天地。黄河、长江两流域毗连，其势宜合而不宜分，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上都易于统一。在数千年的人类文明进程中，中国不曾中断的、具有连续性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拥有完整而广阔的地理环境。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古埃及和巴比伦文明被毁灭了，与其地理条件不无关系，两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的周围是大片沙漠，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太稀少。虽然分裂与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两大现象，但统一占主导倾向。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意识对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有重要作用。历代皇帝无不以边远的四裔民族的“来朝”为荣耀，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关头，中国文化的独特风格与完整系统也未曾分裂和瓦解，并生生不息。中国传统文化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周边外来文化始终保持着自己完整的风格和日趋完善的系统，绵延不绝。

2.时间维度

中国文化的孕育期：殷商时期。此时期的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信奉天命神权、敬德保民，此时的宗教观具有极为现实的、世俗的和实用的性质；殷人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一体化，所以宗教的礼仪系统本身就变成了社会的礼俗系统，发挥着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文化功能。殷人上帝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合一，开启了宗教世俗化、人文化的历史取向，最终导致中国文化不可能衍生出纯粹的宗教。

中国文化的雏形期：西周时期。尚礼与明德导致在政治上实行宗法制和分封制。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远近亲疏为标准标榜尊崇共同的祖先，区分长幼尊卑，规定继承秩序，确定宗族成员不同的权利与义务法则，为社会稳定做出了卓越贡献。历代统治者重农轻商，形成了一种万世不易的中华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模式。具有奠基性作用的经典《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的问世，影响至今；奠定了道德的终极目标。道家的“中庸”思想是一种深刻的弹性哲学，成为中华文化几千年来的精神主轴和行动主轴。中华文化在整体上拒绝极端主义，创造了家庭秩序、家国秩序，为社会道德价值、教育价值、科学、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等起到了空前绝后的作用，深刻地阐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等，中华文化从这个时期开始成熟起来，有了统一的终极法令。

中国文化的定型期：秦汉。带有制度化、模式化和程式化的特点，秦统一后，“度同制，书同文、行同伦、车同轨，地同域”；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量才授官”，并且提出了三纲五常，土地皇权高度集中。官僚制度上，推行“家天下”，为秩序社会奠定了基础。对外，礼仪分际；对内，心理程式；内外相加，组成清晰有度的立体结构。焚书坑儒，虽然以强化专制君主集权为目的，但是增强了秦帝国版图内广阔地域间人们社会生活乃至文化心理的同一性，从而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文化的繁荣期：唐代。此期间的文化背景是相对开明、稳定的政治形势，给唐代文化繁荣提供了自由、宽松的环境。具有包容性，兼收并蓄，借鉴和吸收其他文化的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时期，华夏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吸收异域文化的能力凸显。唐代的绝世佳作——诗赋充分体现了唐代文化精神的内涵，即执著人生的进取精神；关心民瘼的现实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开拓革新的创造精神。唐代文化精神对促进当代中原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文化的强化期：宋明。理学兴起，理学是唐中叶以来复兴儒学的延续，适应了唐末以来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是北宋初期思想解放的产物，同时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物。带有不同于以往的哲理性和思辨性，以及为封建政治服务的自觉性，对宇宙万物生成变化及封建人伦道德都做了说明。克服了佛教、玄学无本体论的理论局限，使传统儒学走向哲理化，忠义孝节等封建伦理道德被看作至高无上的真理。宋明理学是思辨化、佛学化、以伦理道德为哲学核心的儒学。其社会影响绵绵不绝，包括纲常礼教、居家处事、交际往来和婚丧仪式等各种风俗习惯。在政治上产生不可复加的影响，封建政权及其法律、政策、政治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儒家传统思想联系密切，至宋之后，理学思想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更加显著。最独创、最明智的制度——科举制度打破了文化垄断的旧秩序，使地主阶级的精英分子和下层社会的贫寒之士通过科举走上政治舞台，是中华文化特有的奇迹。

3.人格维度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影响力，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举足轻重。具有五千年灿烂历史文化和传统道德的中国，要想在二十一世纪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关键在于人格培养。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人。中华文化拒绝极端主义，增添圆融的风范。中国传统文化指向内心，注重人们思想境界的提升和道德素质的培养。《大学》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是为人、为事的根本，修身不成则一事无成。“德才兼备”应是每一个人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文化给予我们的精髓，努力汲取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我国传统文化中思想哲学的基础——儒家提出做人的理想应当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也有人格修养的原则，即“内圣外王”。汉初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宋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清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集体的利益、国家的兴盛和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格修养——胸怀浩然之气，昂扬奋发，平治天下正，是对自己修养的重视，使自强不息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特色。正是这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使中华民族屡经患难而不倒。我国正处在发展关键期，国内需要进一步探索改革思路，国外需要争取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面临的困难很多，我们作为国家建设的中坚力量，应有自强不息的精神，于艰难困苦中奋发图强，愈挫愈勇，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同时保有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安然、充实又自得的人生态度。我们应积极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成为自尊独立、自强不息、宽容大度、懂得生活、充满情趣又能适应激烈竞争的对国家有用的人。

中国文化强调家庭本位，重视家庭成员的伦理关系，这就形成了社会责任的秩序性。中国传统文化对培养现代健全人格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代人格素养、人格精神的培养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

4.审美维度

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在不间断的继承和发展中更是万紫千红、独树一帜，《诗经》、《离骚》、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等无与伦比，为后世呈现出一场视觉盛宴；文化的纷繁包含了民族性、地域性，这种美是精彩绝伦的。中国文化自古就有雅俗之分，雅俗之间不仅对立，还相互渗透、贯通。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酣畅淋漓地解析了重要时期的艺术风神或某一艺术门类的发展。它并不是一部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史著作，重点不在于具体艺术作品的细部赏析，而是以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观为基础把审美、艺术与整个历史进程有机联系起来，点面结合，揭示出各种社会因素对审美和艺术的作用和影响，对中国古典文艺的发展做出概括性分析与说明。

文化的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的转变并非艺术本身所能决定的，决定它们的归根究底仍然是现实生活，故而考察一个时代的文艺，必先考察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政治情况。绘画、雕塑、建筑、文学、书法等艺术门类在各个时代的兴起与演变，高度凝练了各个时代的艺术精神。汉代文艺反映了事功、行动，魏晋风度、北朝雕塑表现了精神、思辨，唐诗宋词、宋元山水展示了襟怀、意绪，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则是世俗人情。李泽厚先生以“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阐述中华文化，颇有见地。

三、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

在价值观上，儒家重义轻利、崇德贱力。儒家文化以“和”为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理想主义的“道”是共存之道，是“大同”、“中和”，即人己物我之间和谐相处；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儒家的基本思想崇尚道德理想，“义以为上”的价值观重视现世，务实踏实，修身为本，为政以德，追求天人关系，崇尚“天人合一”。

中华文化以牺牲自我为本务，西方文化以满足自我为本务。中华文化主静，西方则主动，西方更加激进，更加极端，怎么能诬陷我们强国必霸呢？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习惯、观念大多与小农生产方式有内在联系，造就了中国人朴实、节俭、乐于助人、注重人际关系和谐、勤劳勇敢等性格特征，这种观念文化深刻地影响了政治制度。陶渊明说：“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需尽，无复独多虑。”

中国的文化则属于大陆文化、农业文化，而西方文化属于海洋文化。中国文化以家庭为本位，西方则以个人为本位，强调个人自由、个人权利，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感。中华文化主张“协和万邦”，而西方主张“征服世界”，相比之下，还是西方文化基因更具有战斗性。梁漱溟先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深刻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迥然不同的民族性，“和”字贯穿中华文化始终，西方更具有偏激性。两个文化渊源毫无交集的系统怎能强求地理位置相对、文化体系对立的两种价值体系达成共识呢？不符合西方的价值观，就是对他们民族的威胁和挑衅吗？“中国威胁论”是毋庸置疑的谬论。

四、结语

“天地之性人为贵”这一主线贯穿中华文化，连绵不绝，中华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儒家以后的发展吸收了法家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实现了更全面的理论体系。因此得到了社会的公认，并法律化，成为指导思想，自始至终以和为贵，中华文化是农耕文化，朴实的劳动人民具有爱国统一的情结，深切渴望和平。小农意识的局限性是“强国必霸”的思想局限，中华文化绵延五千年，在这种文化熏陶下，中国五千年文化史上未曾有过侵略史，自始至终竭尽全力与邻邦和睦相处，鸦片战争之前中国曾是风靡全球的强国，有过君临天下的豪迈，但在最辉煌的时期也未入侵过他国，如今，经历过万重浩劫的中华民族，在复兴繁盛之时，更未有过侵略意图，我们的文化底蕴讲和谐共处，拒绝战乱。如今，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迅猛发展，我们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引领下，在伟大共产党的英明带领下，敢于正视谬论，在深厚文化底蕴的影响下理性处理，以大国风范走独具魅力的“和谐”之道，不惧风险和挑战，在国际舞台上用强大的实力，舞动出“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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