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赋能：互联网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强化与功能重构

□ 宋晓清 沈永东

技术赋能：互联网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强化与功能重构

□ 宋晓清 沈永东

【商会发展专题】

编者按：“中国民间商会论坛”是当前我国行业协会商会领域乃至社会组织领域的知名品牌，它始于2001年，由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等发起，2013年起由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联合有关机构主办。2016年11月12-13日，“2016中国民间商会论坛”在浙江大学举行。本届论坛以“供给侧改革中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为主题，来自全国从事行业协会商会研究的专家学者、民政及工商联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和优秀行业协会商会代表等150余人，从供给侧改革中的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商会与行业发展、职能转移中的行业协会商会、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发展实践等角度展开了热烈讨论。这里我们选取三篇代表性论文，宋晓清、沈永东“技术赋能：互联网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强化与功能重构”一文考察了互联网应用对于行业协会商会内外部结构要素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对其组织能力与外部功能的影响；浦文昌“行业协会商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通过对多国案例的考察，指出行业协会商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不仅发挥中介者的作用，而且扮演公共机构的角色。文章还系统提出了促进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有效发挥作用的建议。周俊、周莹“政策压力下的行业协会商会组织同形”一文以温州商会为例，分析了行业协会商会发展中出现的正式制度不断完善且高度趋同，但管理运行却没有显著改善、甚至部分与正式制度相冲突这一问题及其成因。三篇文章都属于行业协会商会研究的前沿之作，而且对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组织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专题主持人：郁建兴教授（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浙江省商会发展研究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互联网的全球化扩张令行业协会商会的外部技术环境产生巨变，进而对其组织优势与功能定位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一个整合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和组织制度理论视角的分析框架下，本文考察了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内外部结构与能动要素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对其组织能力与外部功能的影响：凭借互联网技术，行业协会商会能够发展出更有效的选择激励机制和社会资本积累方式，从而增强自身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而互联网经济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一方面有助于行业协会商会增强其经济发展功能，另一方面也令其面临更多的竞争与监督。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与功能具有“内部组织强化、外部功能重构”的“技术赋能”效应。

行业协会商会；互联网；技术赋能；组织强化；功能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

在技术与资本的共同推动下，互联网的全球化扩张不仅对各国的经济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传统的经济治理模式和思想观念也构成了挑战。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时代，有关行业协会商会①“行业协会商会”是对行业协会、商会、同业公会等经济领域社会组织统称，在本文所引英文文献中，被表述为：Business M embership Organization，Organization of Business Interests，Industry Association，Business Association，Business Interest Association等。的两个基本观点已经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被广为接受：相较于政府或企业，行业协会商会在集体行动中具有（潜在的）组织优势；行业协会商会（可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②Doner，R.F.，&Schneider，B.R.（2000）.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econom ic developm en t：why some associations contribute more than others.Business&Politics，2（3），261-288.。当前，全球与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过半③截至2016年6月，世界互联网用户为3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0.1%；截至2016年12月，中国互联网用户为7.3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3.2%。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7年1月发布）》，http：//www.cnnic. net.cn/hlw fzyj/hlwxzbg/，第1页。。在行业协会商会所处的外部技术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上述观点是否依然成立？行业协会商会能否在互联网时代继续保持集体行动的组织优势，其促进经济的传统功能是否会遭遇挑战？换言之，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与功能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与组织制度理论的双重视角下，通过对相关案例的考察，我们分析了上述问题，并得出初步结论：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与功能具有“内部组织强化、外部功能重构”的“技术赋能”④Empowerment一词的原本含义为赋能、授权、或者说赋权。国外一些学者用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一词来分析互联网使用的政治社会影响，郑永年在研究互联网使用对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影响时，将这一术语写作“技术赋权”。（参看：郑永年：《技术赋权》，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互联网对国家、政府和公民权力的影响。本文则侧重于讨论互联网使用对行业协会组织与功能的影响，因此，倾向于使用“技术赋能”的表述。（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效应。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首先，整合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与组织制度理论学者有关行业协会商会的经典研究，提出有关行业协会商会内部组织、外部功能与环境要素的分析框架；其次，基于上述分析框架，分析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对行业协会商会内外部结构与能动要素的改变，以及这些改变对其组织能力与外部功能的可能影响；最后，探讨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技术赋能的总体效应。

二、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与功能：一个分析框架

有关行业协会商会组织机制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已有研究文献主要聚焦于两个问题：决定行业协会商会内部组织力量的因素是什么；行业协会商会对经济发展有哪些影响⑤Reveley，J.，&Ville，S.（2010）.Enhanc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theory：a comparative business history contribution.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47（5），837-858.。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学者和组织制度理论学者分别从结构与能动性要素的视角研究了这两个问题。

（一）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行业协会商会研究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行业协会商会抑制成员的机会主义行为、组织集体行动、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外部结构性要素。

基于对集体行动理性逻辑的分析，奥尔森提出通过“选择性激励机制”，奖励贡献者、处罚“搭便车”者，从而确保集体目标的实现①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167页。。这一理论从理性选择的角度解释了具有共同利益的群体的组织动员机制，成为后来学者解释行业协会商会集体行动的理论资源。而在他后期的研究中，奥尔森对成功实现集体行动的组织抱有悲观的看法，他认为像行业协会这样的利益集团总是拥有“狭隘而非相容性的利益”，从而更倾向于寻租而非其它生产性的活动，因此对经济成长有消极影响②曼瑟尔·奥尔森：《国家的兴衰》，李增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基于对发展中国家行业协会商会的经验研究，Doner和Schneider认为行业协会商会并不只有寻租行为，还具有广泛的提升经济效率的功能。行业协会商会采取建设性活动的需要有两个必要条件：高会员密度（会员产出占整个行业或区域的比重），大量的选择性奖励和有效的内部利益协调机制能够让行业协会商会组织集体行动，形成内部制度优势；而竞争性市场、国家选择性支持以及存在竞争性协会等外部约束条件，将促使行业协会商会发挥其内部制度优势用于经济发展③Doner，R.F.，&Schneider，B.R.（2000）.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econom ic development：why some associations contribute more than others. Business&Politics，2（3），261-288.。

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视角下，学者们最早提出了行业协会商会的内部组织与外部经济功能问题，并给出了解决其集体行动困境的制度机制以及令其发挥积极经济作用的外部约束条件，从而实现了对行业协会商会内外部结构性要素的静态分析。新制度主义的限度在于缺乏对行业协会商会组织集体行动与发挥功能的内在动因与发生过程开展研究。

（二）组织制度理论视角下的行业协会商会研究

组织制度理论学者更多从政治学或组织社会学的视角来考察行业协会商会，偏重于研究“潜藏在行业协会商会结构底层的社会过程”④Reveley，J.，&Ville，S.（2010）.Enhanc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theory：a comparative business history contribution.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47（5），837-858.，或者说行业协会商会的内外部能动性要素。

对行业协会商会的政治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团主义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Schm itter和Streeck领导的团队对欧洲与北美10多个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商业利益组织”（BIAs）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行业协会商会的产出往往是“会员逻辑”与“影响逻辑”相互妥协的结果⑤前者是指行业协会商会通过向会员提供足够的激励以从会员汲取充分的资源来确保其生存和发展；后者是指行业协会商会对政府产生足够的影响力以换取充分的资源来确保其生存与发展。参看：郁建兴、周俊、张建民等：《全面深化改革时代的行业协会商会发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24页。。然而，行业协会商会并非被动地受到两种逻辑的驱动，而是根据其所处环境主动地选择有利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组合策略。Streeck等人的后续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政治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剧，单一国家的法团主义受到了巨大挑战，逐步向跨国多元主义转型⑥Streeck，W.（1991）.From National Corporatism to Transnational Pluralism：European Interest Politics and the Single Market.Politics and Society，19（2）：133-164.；欧洲法团主义国家的行业协会商会的角色定位正从“影响逻辑”主导的“私益政府”（Private Interest Government）转向“会员逻辑”主导的“利益代表”（Interest Representation）⑦Streeck，W.，&Visser，J.（2006）.Organized Business Facing Internationalization.In W.Streeck，J.Grote，V.Schneider and J.Visser（eds.），Governing Interests：Business Associations Facing Internationalism.New York：Routledge，242-272.。总之，无论是一国的宏观结构（法团主义）还是组织内部的运作逻辑，都会在行业协会商会与国家、企业等行动者的社会互动中发生变化⑧张建民：《全面深化改革时代行业协会商会职能的新定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

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社会学研究侧重于考察协会成员的社会背景以及社会资本对行业协会商会组织能力与功能的影响。Bennett基于对英国地区性行业协会的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协会在会员入会率、流失率和服务供给行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⑨Bennett，R.J.（2000）.The logic ofmembership of sectoral business associations.Review of Social Economy，58（1），17-42.。Traxler基于对20个OECD国家雇主协会的比较研究发现，这些协会通过调整自身的角色定位，更多满足大企业的利益、减少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以适应技术发展、全球化等因素带来的经济变化①Traxler，F.（2004）.Employer associations，institutions and econom ic change：a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Industrielle Beziehungen，11（1/2），42 -60.。Reveley和Ville基于对新西兰两家全国性行业协会的比较研究，发现社会资本的水平是决定行业协会内部力量的关键因素②Reveley，J.，&Ville，S.（2010）.Enhanc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theory：a comparative business history contribution.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47（5），837-858.。

在组织制度理论视角下，学者借助法团主义、社会资本等理论解释了行业协会商会组织的内部驱动力及其对外部环境的主动适应性，从而推进了对其能动性要素的动态研究，弥补了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视角下所缺失的研究环节。

（三）行业协会商会研究的分析框架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与组织制度理论视角下的行业协会商会研究在理论上具有互补性，但尚缺乏相互交流③Reveley，J.，&Ville，S.（2010）.Enhanc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theory：a comparative business history contribution.Journal ofManagement Studies，47（5），837-858.。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一个整合两种视角的分析框架，将影响行业协会内部组织能力和外部功能影响的结构性、能动性要素以及外部的环境因素纳入其中（参看图1）。

在内部组织方面，影响行业协会商会组织集体行动能力的结构性因素包括高会员密度（会员企业产值占所在行业、地区的比例）、有效的选择性激励机制、公正的内部利益协调与仲裁机制；能动性因素包括成员的社会背景和社会资本。

行业协会商会的外部功能可以划分为：市场支持型功能，一般发生在市场经济产生和巩固阶段，主要是指通过向政府官员间接施压，促使其供给产权保护、有效的公共行政（或法治）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基本公共产品；市场完善型功能，旨在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包括宏观经济的稳定与改革、加强协作、降低信息成本、设立标准、行业转型升级等服务类、协调类职能④Doner，R.F.，&Schneider，B.R.（2000）.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econom ic development：why some associations contribute more than others. Business&Politics，2（3），261-288.；行业协会商会也有可能追求自身的狭隘利益而进行寻租、游说活动，对经济发展产生消极作用。

影响行业协会商会在经济中发挥积极或消极作用的外部结构性因素有：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性、获得国家的选择性支持、存在竞争性行业协会商会或其它机构。而影响行业协会商会实际作用发挥的能动性因素则主要指行业协会商会针对国家、企业所采取的互动策略，它是“会员逻辑”与“影响逻辑”之间妥协的产物。

图1 行业协会商会组织与功能的分析框架

环境要素对行业协会商会的影响通常是较为稳定的，如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对行业协会商会立法模式的影响。但也有一些环境要素正在发生较为显著的变化，并对行业协会商会产生了影响，如全球化进程与互联网技术等。环境要素通过行业协会的内外部要素，对其组织与功能产生影响。

三、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的技术赋能

在上述分析框架下，本节将考察互联网这一环境要素的变化如何作用于行业协会商会的内外部结构性要素与能动性要素，继而对其组织与功能产生技术赋能效应。

（一）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内部结构性要素的影响：项目众筹与选择性激励机制

在影响行业协会商会内部组织力量的所有结构性要素中，选择性激励机制是最为重要的。它也是提升会员密度、强化对会员利益协调能力等其它结构要素的基础。“选择性的激励”可以是针对会员的强制性措施或者是提供只有会员才有权享有的个人或非集体产品①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0，166页。。选择性激励机制的实质是通过将集体物品和非集体物品“捆绑销售”给会员，以解决集体行动的成本分摊问题。

为了实现选择性激励机制，行业协会商会的传统运营模式是向其会员收取会费，以支付协会的日常运转、组织集体行动、提供会员俱乐部服务等成本。在这种“全有或全无”的模式下，会员无法根据自身的偏好，在协会所提供的“一揽子”服务中进行挑选和个别付费。在强制入会的情况下，行业协会商会尚能向会员强制收费；而在自由入会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很有可能抗拒这种捆绑式的收费模式，导致行业协会商会的会员与收入流失。为了吸引企业入会，行业协会商会可以采取降低会费的策略，但须付出控制成本、减少服务的代价②Bennett，R.J.（2000）.The logic ofmembership of sectoral business associations.Review of Social Economy，58（1），17-42.。行业协会商会的另一个策略是将部分会员服务业务剥离出来，进行项目化运作，并向想要得到服务的会员收取费用。但传统的项目化运作需要有前期资金的投入，对地方性行业协会商会来说门槛相对较高。根据相关调查，2012年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平均总收入为3356.14万元，其中有偿服务收入占比为43.74%，远高于会费收入占比（37.24%）③数据来源：龙宁丽：《经济社团治理现代化：现状、问题及变革——一项基于全国性行业协会的实证分析》，《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6期。，全省性与全市性行业协会的平均总收入为分别为88.9万元和88.3万元，非会费收入占比（38.94%，36.31%）远低于会费收入占比（61.06%，63.69%）④数据来源：根据2013年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和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联合组织的问卷调查数据计算后得出。参见：景朝阳，李勇主编：《中国行业协会商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9-41页。。地方性行业协会商会的收入与非会费收入比例都远低于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小型行业协会商会项目化运作的困难。

由此可见，只有找寻到更为灵活且门槛更低的成本分摊模式，才有可能进一步强化行业协会商会的选择性激励机制，而互联网为行业协会商会收费模式创新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众筹（Crowd-funding）是一种大众通过互联网相互沟通联系，并汇集资金支持由其他组织和个人发起活动的集体行为⑤Ordanini，A.，Miceli，L.，Pizzetti，M.，&Parasuraman，A.（2011）.Crowd-funding：transforming customers into investors through innovative service platforms.Jou rnal of Service Management，22（4），443-470.。部分行业协会商会已经在探索通过众筹来提供会员服务的模式。2015年成立的顺德民营企业发展商会采取了新的商会收费模式，其主要收入包括三部分：进入商会理事会的成员缴纳3至20万元/5年的“门票”费，普通会员不缴纳会费；向会员企业提供企业项目申报、融资对接、企业政策咨询等低价收费服务；通过项目众筹，建立产业链合作与项目对接平台，服务会员企业，并用众筹收入反哺商会⑥欧阳少伟：《同班同学组商会不收会费玩众筹》，《南方都市报》，2015年12月18日，A06版。。福建省内蒙古商会利用众筹资金购买车辆，组建越野车队，用于会员的出游活动，并成立会务服务公司，用于车队的经营性运作⑦林依文：《不再是“项目化缘”商会众筹服务会员》，《厦门晚报》，2016年7月13日，B03版。。

从上述案例可以发现，项目众筹有助于降低行业协会商会进行项目管理所需的资金门槛，令其可以更为容易地拆分现有业务进行项目化运作；通过项目组合，行业协会商会可以为不同偏好的企业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与付费方案，提升了对企业的吸引力，扩大协会的会员基础和收入来源；通过众筹机制，发起人和认筹人分摊了进行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这也将降低行业协会商会开发新业务的试错成本。总之，项目众筹为行业协会商会革新其选择激励机制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

（二）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内部能动性要素的影响：社交媒体与虚拟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行业协会商会最为重要的内部能动性要素，是“有利于个人和组织达成集体行动的可用资源”①Ostrom，E.（1998）.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the rational choice theory of collective action：presidential addres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1997.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92（1），1-22.。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推广，互联网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引起了国外学者的关注。早期的研究通常倾向于认为互联网会降低社会资本②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随着Facebook、Twitter、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出现，人们的网上社交行为已经发生改变。后续的系列研究发现，使用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频次与其个人的社会资本有显著的正相关性③Valenzuela，S.，Park，N.，&Kee，K.F.（2009）.Is there social capital in a social network site：facebook use and college students'life satisfaction，trust，and participation.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14（4），875-901.；赵曙光基于对中国网民使用微博、微信和QQ等社交媒体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④赵曙光：《社交媒体的使用效果：社会资本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7期。。有学者更为明确地指出，存在于网络空间里的虚拟社区，同样可以产生出社会资本⑤Blanchard，A.，&Horan，T.（1998）.Virtual communities and social capital.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16（3），293-307.。这种新形式的社会资本有时被称为“虚拟社会资本”（Virtual Social Capital），以区别于现实社会中产生的“真实社会资本”。

虚拟社会资本至少在两个方面有益于行业协会商会：首先，拓展行业协会商会积累社会资本的空间。社会资本是行业协会商会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资源，它提供的成员间信任、凝聚力和行为规范，是行业协会商会生成和维持良好运作的重要条件。在前互联网时代，潜在的企业会员基于业缘或地缘形成关系网络、逐步积累社会资本，待时机成熟时建立正式组织，实施集体行动。为了弥补自身社会资本的不足，传统的行业协会商会在建立时往往需要依托精英人物的威望和社会关系⑥郁建兴、宋晓清：《商会组织治理的新分析框架及其应用》，《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4期。。而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出现，令企业会员可以在现实与网络空间同时建构社会网络，加快了社会资本的积累进程，同时也减少了对精英人物的依赖。例如，温州市当地宠物用品销售行业的业主和从业者最初通过QQ群进行网上交流，逐步发展为线下的聚会活动，最后由群主于2014年发起组建了温州市宠物行业协会，会员单位涵盖了宠物繁殖与经营、食品与用品、诊疗与美容、宠物服务等整个产业链⑦资料来源：2015年7月，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对温州市宠物行业协会会长周青录的访谈。。

其次，突破社会资本生成的物理时空限制。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分为基于弱关系的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和基于强关系的粘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⑧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行业协会商会的成员只有保持经常性的社会交往，建立和维持相互间的强关系，才有可能积累粘合型社会资本，继而建立成员内部的规范，监督和抑制成员的投机行为。传统的行业协会商会通常通过召开年会、理事会议、定期活动等方式为其会员提供建立强关系的正式机会。但这种方式对产生粘合型社会资本的作用并不充分，往往需要会员间非正式的社交活动予以补偿。这种补偿机制的有效性取决于会员是否处在一个较为集中的区域，从而能较为便利地开展日常交往。有学者发现，成员间距离较为分散的行业协会商会，不能充分积累社会资本，无法对其成员建立长距离的监督控制，导致内部协作水平的低下⑨Reveley，J.，&Ville，S.（2010）.Enhanc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theory：a comparative business history contribution.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47（5），837-858.。虚拟社会资本的一个优势就在于可以突破时空限制，Steinfield等人发现Facebook的使用频率与保持社会资本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由此提出维持社会资本（Maintained Social Capital）的概念，指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克服物理障碍，维持已有的社会资本的功能⑩Steinfield，C.，Ellison，N.B.，&Lampe，C.（2008）.Social capital，self-esteem，and use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 sites：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ournal of Applie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9（6），434-445.。赵曙光发现中国网民社交媒体的使用频率与其桥接、粘合与维持社会资本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其中，微信对桥接社会资本和粘合社会资本的影响最为明显，微博对维持社会资本的影响最为明显⑪赵曙光：《社交媒体的使用效果：社会资本的视角》，《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7期。。截止2016年12月，微信朋友圈、QQ空间和微博在中国互联网用户中的使用率已分别达到了85.5%，67.8%和37.1%①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7年1月发布）》，http：//www.cnnic.net.cn/hlw fzyj/hlwxzbg/，第53页。。社交媒体的普及已经为行业协会商会扩大积累社会资本的空间范围与持续性奠定了技术基础。

（三）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外部结构性要素的影响：数字鸿沟与技术替代

互联网不仅在改变行业协会商会，也在改变其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和行业，而这些改变未必是均等的。互联网技术使用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不平等——“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根据Dimaggio等人的观点，数字鸿沟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接入机会差异导致的数字鸿沟和因使用互联网的差异而产生的数字不平等②Dimaggio，P.，Hargittai，E.，Celeste，C.，&Shafer，S.（2004）.From unequal access to differentiated use：a literature review and agenda for research on digital inequality.Social Inequality，355-400.。邱泽奇等人认为，中国已进入接入可及性差异缩小，而运用差异逐渐显现的阶段③邱泽奇、张樹沁、刘世定：《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行业协会商会及其利益相关者在运用互联网技术上的差异，将会改变它们之间的比较优势和相对的经济社会地位，继而影响到行业协会商会的外部结构性要素，如所在行业的市场竞争性、国家的选择性支持以及竞争性协会与机构的出现。以下将分别讨论互联网对这三种外部结构性要素造成的变化，及其对行业协会商会功能的影响：

首先，企业获得“互联网红利”能力的差异性，加剧了部分行业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对行业协会商会产生了新的职能需求。当前，在技术创新、政府政策和商业资本的共同推动下，“互联网+”正在改造着餐饮、服装、教育、影视、汽车、房地产乃至金融、新闻媒体等传统行业。互联网对行业的改造一方面带来了“互联网红利”，即令部分企业在互联网运用中获得了超过传统商业模式的收益；另一方面也具有熊彼得所说“破坏式创新”的特点，对行业内尚未适应互联网经济模式的企业产生冲击，甚至颠覆了行业原有的市场格局，加剧了竞争。企业要进入互联网市场、获得“互联网红利”，不仅需要有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需要有一定的互联网技术、人力资源和运作能力。对传统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而言，在涉足网络营销、电子商务等互联网业务时，对资金募集、人才培训、技术储备、品牌建设和物流配套等方面存在着一些共性需求。行业协会商会可以从这些共性需求中找寻机会，积极拓展服务会员的新职能。例如，2011年温州市服装商会在整个行业内率先成立第一家服装电商联盟，专门为企业推进电子商务业务提供服务。通过电商联盟，温州市服装商会仅在2012年就组织了38次活动，包括组织电子商务业务方面的专业培训，邀请天猫商城、京东商城和唯品会等互联网公司赴温州与150多家会员企业对接洽谈，最终促成了120多家企业顺利进驻电子商务平台④资料来源：2015年7月，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团队对温州市服装商会副秘书长的案例访谈。。

其次，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产生了许多新的政府监管与行业管理需求，有可能增强政府对行业协会商会的选择性支持。例如，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中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政府、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及相关中介机构作用，形成支持‘互联网+’企业走出去的合力。……支持行业协会、产业联盟与企业共同推广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以技术标准走出去带动产品和服务在海外推广应用。”除了国家自上而下的授权外，在互联网监管中，还出现了国家与社会互相合作的领域。例如，2014年，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与中国互联网协会及其调解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北京市检三分院依法委托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调解办理涉及互联网领域的著作权、商标权、不正当竞争及技术合同等知识产权纠纷及其他纠纷申请监督案件⑤韩万言：《知识产权保护在合作中实现共赢——北京市检三分院与中国互联网协会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协作机制》，http：//www.iscu. cn/news/newsdetail.aspx？id=388/。。

最后，互联网的发展，将令行业协会商会遭遇更多竞争性机构的挑战，行业协会商会的部分职能有被技术替代的可能。在互联网时代，行业协会商会遭遇到的最大挑战可能来自于互联网平台企业。相较于行业协会商会，后者在互联网运用方面拥有巨大的技术、资本和市场优势。温州服装商会曾经想联合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共同建立一个服装行业的电子商务垂直平台，后来发现平台建设对资金投入的要求实在太大，而且与国内已有的综合性平台相比并不具有竞争优势，最终不得不放弃。行业协会商会不仅在与互联网相关的新兴业务上不具有优势，在部分传统职能方面也有可能被互联网企业所替代。其中，行业协会商会的信息发布类职能已基本可以被取代：行业类的B2B垂直网站能够提供更为专业、全面的行业信息；移动互联网用户端，如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等可以比会刊、协会网站等传统渠道更有效地发布协会信息，而且成本更为低廉。行业人才培养职能，则会受到在线职业教育、网上公开课的挑战。会员企业的融资担保服务，将面临互联网金融服务、众筹平台的竞争。大型电子商务平台里内建的企业信用评级和交易仲裁机制，也正在部分取代行业协会商会的相应职能。此外，在国家放开对行业协会商会“一业一会、一地一会”的设立限制后，行业协会商会之间的竞争也有可能加剧。那些能有效运用互联网技术的行业协会商会更有可能取得竞争优势。

（四）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外部能动性要素的影响：网络公共领域与互动策略

论坛、社交媒体等互联网平台的出现，造就了网络公共领域①熊光清：《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特征与前景》，《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期。，对行业协会商会的互动策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行业协会商会与政府、企业的互动策略是其“会员逻辑”与“影响逻辑”互动及妥协的结果②Schm itter P.C.&Streeck W.（1999）.The Organization of Business Interests：Studying the Associative Action of Business in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ies.MPIFG Discussion Paper.。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有可能促使行业协会商会调整其互动策略，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的“会员逻辑”将被强化、而另一些行业协会商会的“影响逻辑”则会被限制。

一方面，网络公共领域拓展了地方性行业协会商会代表会员利益进行政策倡导的空间。政策倡导是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系统和制度内影响公共政策和有关公共资源配置决定的一系列努力，是行业协会商会发挥其市场支持型功能的重要实现手段。我国行业协会商会传统的政策倡导方式主要在体制内部进行，包括：向各级人大、政协递交提案，向各级党委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接受政府委托参与政策调研和起草，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传递政策主张等③周俊：《行业组织政策倡导：现状、问题与机制建设》，《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9期。。这种政策倡导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府的控制：国家为行业组织政策参与所开放的空间大小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与行业组织所代表的会员利益之间的契合程度④江华、张建民、周莹：《利益契合：转型期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以行业组织政策参与为案例》，《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3期。；中央政府能够给行业协会商会更多的政策参与空间，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和大型龙头企业直接沟通，较少主动向行业协会商会提供制度化的政策机会⑤纪莺莺：《国家中心视角下社会组织的政策参与：以行业协会为例》，《人文杂志》，2016年第4期。；地方各级行业协会商会对政策的实际影响力存在逐级递减的现象⑥纪莺莺：《当代中国行业协会商会的政策影响力：制度环境与层级分化》，《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9期。。这意味着地方性行业协会商会通过传统途径进行政策倡导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特别当其政策倡导内容与政府部门“利益契合”程度较低的时候。

网络公共领域所具有的互联网特性，有助于解决行业协会商会进行政策倡导的上述障碍：互联网技术不仅降低了行业协会商会在网络公共领域发布信息的技术和成本门槛，而且提高了信息传播的范围与速度；互联网的技术结构所具有的消解等级制和权力去中心化特性⑦Mansell，R.（2015）.Power，hierarchy and the internet：why the internet empowers and disempowers.Global Studies Jou rnal，9（2），19-25.，令行业协会商会能在网络公共领域相对自由地提出政策倡导议题，而较少受到身份和议题内容的限制。通过网络公共领域，即使是地方性的行业协会商会也能开展诸如呼吁政府保护企业产权、公正廉洁、依法行政等可能会被视为“挑战政府”的政策倡导。例如，2010年1月8日，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发布公开信，认为此前山西省政府在煤矿行业重组改革中的政策与措施有失公平，损害了投资山西煤矿的浙商利益，将山西省列入“2010浙商投资预警区域”的提名候选者，并呼吁全球浙商登陆其官方网站进行投票评选①叶梅：《浙商资本投促会发表致浙商公开信公布投资预警区名单》，《浙江在线新闻网》，http：//zjnews.zjol.com.cn/05zjnews/system/ 2010/01/09/016221701.shtm l，2010-01-09。。2016年4月6日，浙江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在网上发布公开信，强烈要求广州市人大、政府暂缓《广州市非机动车和摩托车管理条例》（草案）的出台，举行立法听证，取消对电动自行车实行禁售、禁行、禁停等条款，出台有效可行的管理办法②《浙江省电动自行车行业致广州市人大、政府的公开信》，《浙江自行车网》，http：//www.zjbicycle.com/newDetaile.aspx？id=8626，2016-04-07。。在上述两个案例中，两个地方性的行业协会商会通过网络途径，分别对地方政府具体政策的执行结果与立法过程进行了政策倡导，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③在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案例中，其公开信并未得到山西省政府的直接回应，但引起了媒体的广泛转载以及对山西煤改的后续报道；在浙江省自行车电动车行业协会案例中，广州市人大和政府也未对其公开信进行直接回应，但在相关政策条例的二审稿中，将对电动自行车的全面禁行改成在上级政府批准的区域内禁止行驶。。从其倡导的内容来看，涉及到维护会员或行业利益，呼吁政府依法行政，政策公平性等内容，都属于行业协会商会发挥市场支持型功能。

另一方面，网络公共领域强化了公众对行业协会商会寻租活动的监督，限制了部分行业协会商会在“影响逻辑”驱动下的行为。以Uber为代表的网络约车公司的快速扩展，对传统出租车行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当地的出租车行业协会、同业公会通过罢工、游行、法律诉讼等方式抗议或禁止Uber公司的业务。这些国家或地区都具有较强的“法团主义”色彩，其行业协会商会更有能力组织起集体行动，反对可能损害其会员利益的竞争者进入行业，即使后者更具有经济上的效率。我国虽非典型意义的“法团主义”国家，但全国性行业协会和一些垄断性行业的行业协会通常具有较强的“官办”色彩，其互动策略更接近“影响逻辑”，倾向于通过政府获得资源和授权。但是，我国的行业协会似乎并未在有关网约车政策的公共讨论中获得太多话语权。例如，2015年11月，中国道路运输协会正式向交通运输部致函，就该部此前出台的两份出租车新政文件提出建议，呼吁坚守“私家车不得营运”的底线④章轲：《行业协会致函交通部：警惕网络约租车服务带来垄断》，《第一财经》，http：//www.yicai.com/news/4705900.htm l，2015-11-02。。2016年10月，中国出租车行业的32家地方出租车企业和行业协会联合在微博上发表公开信，反驳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此前有关地方网约车政策的批评性言论⑤王一鸣：《中国出租车行业发公开信斥张维迎关于网约车言论》，《观察者网》，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6_10_21_377929. shtml，2016-10-21。。在这两个案例中，行业协会的政策倡导行为都没有得到媒体和网络舆论的广泛支持，反被质疑其在维护行业既得利益。

究其原因，除了我国行业协会商会自身组织能力有限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网民人群（7.31亿），而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评论等基于WEB2.0的技术又赋予了公众在网络上生产和发布信息内容的能力，这使得公众成为网络公共领域最具话语权的群体。除了网约车案例外，还有类似的国内案例都表明⑥例如：2014年，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与中国烹饪协会质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餐饮业不公平格式条款的整治，引发舆论批评。参看：郑梦超，王硕：《行业协会不能为霸王条款护短》，《中国质量新闻网》，h ttp：//www.cqn.com.cn/news/cjpd/832931.htm l，2014-01-15。：当行业协会商会因维护行业利益而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时，舆论往往都是一边倒地反对行业协会商会。这意味着至少在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对行业协会商会追求狭隘利益的行为已经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五）小结

当前的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已经或正在改变行业协会商会的内外部结构性和能动性要素，这些改变可能会影响到行业协会商会的组织与功能（参看图2）：

图2 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对行业协会商会组织与功能的影响

在内部组织方面，基于互联网技术产生的众筹平台和社交媒体分别强化了行业协会商会组织集体行动的两个关键要素——选择性激励机制和社会资本。这意味着互联网技术有助于提升行业协会商会的内部组织潜力。

在外部功能方面，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与数字鸿沟的产生，加剧了市场的竞争性、加重了政府对互联网经济的管理职责，从而增加了企业和政府对行业协会商会的市场完善型功能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和完成互联网转型的行业协会商会也有可能对传统的行业协会商会构成挑战。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拓展了行业协会商会通过政策倡导发挥市场支持型功能的空间，同时也加强了对行业协会商会的监督，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寻租行为。

四、结论与讨论

互联网的全球化扩张已经对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行业协会商会的外部技术环境也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行业协会商会也正经历着与行政机关脱钩，强化内部治理、重新定位职能等重大改革①沈永东，宋晓清：《新一轮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的风险及其防范》，《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周俊：《行业协会商会的自治权与依法自治》，《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5期。。在此背景下，重新思考行业协会商会在互联网时代的组织优势与功能定位显得必要而且及时。为了考察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组织与功能的影响。我们对多项案例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初步得出以下结论：全球互联网化的进程尽管尚未完成，但互联网技术及其应用对行业协会商会的技术赋能已经发生，其总体效应可以概括为“内部组织强化、外部功能重构”。

具体而言，在内部组织强化方面，行业协会商会有可能发展出更有效的选择激励机制和社会资本积累方式，从而增强其在集体行动方面的组织优势。在外部功能重构方面，行业协会商会的会员维权、政策倡导等市场支持型功能将有更大发挥空间，而维护行业狭隘利益等寻租行为则将受到网上舆论的更多监督。在涉及互联网经济的新领域，行业协会商会将有机会拓展其在会员服务、行业自律等方面的市场完善型功能，而其信息发布、人才培训等传统职能则将受到互联网企业和竞争性协会的挑战，甚至被技术替代。

需要指出的是，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的实际改变仍在进行中，目前可获得的实证资料也十分有限，我们对互联网时代行业协会商会组织与功能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文中所得出的初步结论，以及一些未及展开的重要议题，如互联网对行业协会商会的会员密度、会员社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等，有待后续更为系统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予以检验和分析。□

（责任编辑：严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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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092（2017）02-0014-010

2016-12-30

宋晓清，浙江财经大学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非营利组织管理；沈永东（通信作者），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浙江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行业组织政策参与、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期社会组织的合规性监管研究”（编号：14BZZ04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发挥行业协会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研究”（编号：15BZZ048）；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项目“商会在地方政商关系非人格化转型中的功能及其实现机制研究”（编号：17NDJC176Y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