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农村社区营造过程中的人文要素对比研究
——以台湾珍珠社区与上海雪米村为例

□ 胡洁人 费静燕

两岸农村社区营造过程中的人文要素对比研究
——以台湾珍珠社区与上海雪米村为例

□ 胡洁人 费静燕

社区营造是台湾上世纪90年代实施的一种以文化元素为纽结、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社区共同体建设为目标的综合性社会工程。因其良好的政策效果，社区营造的模式对大陆地区的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通过对台湾珍珠社区和上海雪米村社区营造的比较分析，本文从人文要素中的营造主体、营造动力、营造体系三个方面总结了两岸社区营造模式的差异，并进一步指出，有效推进后乡土时代的农村建设、以系统化的思维统筹城乡发展并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是大陆在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的重要挑战。

农村社区营造；人文要素；两岸比较；大陆新型城镇化；台湾；上海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一个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大国而言，农村安则天下稳，农村的和谐稳定是国家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础。据统计，2015年年末，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0%，比上年末提高1.33个百分点。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6年2月29日，http：//www.stats.gov.cn/ tjsj/zxfb/201602/t20160229_1323991.html，检索日期：2016年3月4日。这也表明在当下的中国社会，以地缘关系为纽带（以村落为主）的农村仍占据半壁江山。然而，随着国家以城市发展为主的城乡二元体制政策的不断发展，传统农村社区逐渐与城市距离越来越远，两者在公共服务设施、经济发展和教育资源分配等方面的差距逐渐拉大，并对国家的建设、稳定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建设农村社区、协调城乡发展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为了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中央提出一系列农村建设改革治理政策，并于2005年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和20字基本要求，次年的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要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的指导和方向。农村社区建设和营造成为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社区建设和社区营造是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重大改革。①项继权：《从“社队”到“社区”：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与管理体制的第三次改革》，《理论学刊》，2007年第11期。不同于社区治理和农村治理等概念，农村社区营造更多强调人文社区环境的建设，使农村居民在社区中生活得更加舒适和愉悦。本文通过对台湾和上海两地农村社区营造的案例，分析农村社区营造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特别是软性、灵活的人文因素。挖掘农村社区营造特色因素对我国实际农村环境的改善和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农村社区营造与人文因素对其的重要性分析

（一）农村社区和社区营造的概念

对于农村社区营造人文要素的分析，首先要明确何为农村社区营造。“社区”一词最早是由费孝通先生通过翻译德国著名社会学家F·滕尼斯的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一书引入我国社会学领域。此后，不同的社会学家对“社区”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农村社区”亦然。对农村社区的定义最先来源于盖尔平的《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解剖》，他认为“农村社区是由一个交易中心与其周围散居的农家合成的”。②滕玉成：《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研究述评》，《东南学术》，2010年第6期。费孝通先生则将其定义为礼制秩序和无为政治的结合。③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3页。也有学者从农村社区的边界来界定农村社区，多数认为现在中国的农村社区边界相比以前的更加模糊和开放。罗峰从流动的农民、社区与服务的角度定义农村社区边界：农村社区边界经历了从封闭社区、半开放社区到开放社区的转变。④罗峰：《农民、社区与服务：三维视野下的农村社区服务边界》，《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内外力量的冲击，农村社会逐渐发展为能容纳本地居民、外来居民、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经营实体等不同组织形态的新型社会形态。⑤李增元：《集体产权与封闭乡村社会结构：社会流动背景下的农村社区治理—基于温州的调查分析》，《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现有农村社区边界由封闭到开放，呈现出地域、人口、组织和阶层等多元化边界。⑥陈世伟：《地权变动、村界流动与治理转型—土地流转背景下的乡村治理研究》，《求实》，2011年第4期。从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看，农村社区边界日益开放、结构系统逐渐开放、对外流动性日益增强、劳动人口逐渐多元化和与城市社区二元结构日益突出。⑦夏周青：《中国农村社区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考察视角》，《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具体而言，从利益角度出发，农村社区的边界实现了从生产共同体向生活共同体、从村民自治向居民自治和从城乡分割向城乡一体的转变。⑧项继权：《论我国农村社区的范围与边界》，《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9年第7期；项继权：《农村社区建设：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2期。鉴于欧洲十国农村建设经验，历史的建筑特征和乡村人文环境、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民主参与是其农村社区发展的边界。⑨叶齐茂：《欧盟十国乡村社区建设见闻录》，《国外城市规划》，2006年第4期。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农村社区模式一般有“一村一社区”、“多村一社区”、“一村多点”和“集中建社区”等。⑩滕玉成、牟维伟：《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及其完善的基本方向》，《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2期。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当下的农村社区突破了旧有农村社区的封闭性，呈现出人员、地域等多元开放的格局，而且，农村社区突破了原有的与城市社区的二元分离结构，实现了多角度的融合和渗透。

对于农村社区营造的定义，学者们也从组织力量、建设方式、资源与力量来源和建设目标等多角度进行了讨论。通过社区营造的实践认为农村社区营造要政府诱导、民间自发和NGO帮扶，使社区自组织、自治理、自发展，帮助政府解决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问题，具体而言就是发展后现代的小农经济。①罗家德、帅满：《社会管理创新的真义与社区营造实践—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罗家德教授访谈》，《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8期。与台湾以社区为本位的“自下而上”的社区营造合作模式不同，我国的农村社区营造是顺应了国家治理的逻辑，呈现出工具导向的功能性的社区治理模式。②郭圣莉、陈竹君：《两岸社区治理与变迁比较研究》，《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社区营造主要是将住区建成一个有场所认同感和人文关怀的“大家庭”。③赵民：《“社区营造”与城市规划的“社区指向”研究》，《规划师》，2013年第9期。一直以来，经济布局和农村社区建设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经济发展毕竟是社区发展的前提，城乡统筹一体发展是把握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切入点。④滕玉成、牟维伟：《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及其完善的基本方向》，《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2期。在新时期，应加强农村公共服务，用服务将人们团结起来并建立起对社区及社会的信任和认同。⑤项继权：《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战略选择》，《社会主义研究》，2009年第1期。村庄基本秩序状况及其维持机制、村干部的角色与动力机制、乡村关系状况等是进行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切入点，但在实践中如何把握这一议题，还需将现有环境与相关经验相结合。⑥贺雪峰：《乡村治理研究的三大主题》，《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1期。

对于农村社区营造，诸多学者更多注重于经济产出和效益以及农村社区营造的效果，集中探讨农村社区如何营造，政策如何推行等。但往往忽视了在农村社区营造过程中人文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人文因素如何影响农民内在自我的提升。然而人文因素对农民在社区营造中自我提升以及农村社区营造的效果具有很大影响，分析和探究人文因素在农村社区营造过程中的影响对推进我国农村社区营造具有重要意义。

（二）人文要素对农村社区营造的重要性

要探究人文因素如何影响农村社区营造，首先要明确何为人文因素。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农村社区营造都是农村治理和建设发展的重要制度之一。一般而言，某一制度能否成功落实到具体地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区域的自然地理因素和人文地理因素。其中，自然地理因素包括地形气候等相外界硬因素，而人文地理因素则包括社会和文化等内在软性因素。相对于硬性的地形气候等自然地理因素，人文因素更多地包括相似的价值观与社会规范，在影响制度落实与成败上具有更大影响力。另外，农村社区营造的目标主体是该社区的居民，从目标群体的实际感受度而言，对居民人文精神关怀体现了对个体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和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人文因素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

人文因素的内涵也决定了其在农村社区营造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由于人文精神的缺失，导致社会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精神失衡和社会失衡。⑦刘小兵：《现代人文精神与现代政治理念的重建》，《桂海论丛》，2006年第1期。人文因素的缺失，造成了我国农村优秀人才外流，社会结构失衡。我国改革开放30余年来，城乡间物资、人力、政策的不平衡加剧了城市对农村人员的吸引，相较于城市，农村的科教文卫事业均相对落后，生活条件和人员素质提升均不足。因此，农村人员不断向城市流动。⑧李晓红：《中国西部地区人才资源流失导致的人文环境恶化问题研究》，《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根据2015年国家卫计委公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我国城镇之间人口流动日趋活跃，根据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和城乡人口变动趋势预测，到2020年，我国流动迁移人口将逐步增长到2.91亿，其中农业转移人口约2. 2亿人。⑨该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计生委宣传司官网：《11月例行发布会材料：《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有关情况》，2015年11月11日，http：//www.nhfpc.gov.cn/xcs/s3574/201511/07b8efe0246e4a59bd45d1 fd7 f4e3354.shtm l，检索日期：2016年11月11日。这一过程中，农村人力资本出现净流失，造成了农村居民结构失衡，众多农村呈现出典型的“386199”结构。⑩此处“38”指妇女，“61”指儿童，“99”指老人。

其次，人文因素不足也引发农村文化生态的破坏。对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由于经济对文化的冲击，农村社会关系出现分化和异质性，优秀人员的外流导致文化缺少必要的主体，农村文化生态遭到严重破坏、“文化基础秩序”开始瓦解，这也导致部分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失去生存的环境和传递的主体而逐渐失传。①陈波：《二十年来中国农村文化变迁：表征、影响与思考—来自全国25省（市、区）118村的调查》，《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8期。而现代文明的引入也并未如此顺利。部分农村现有的人口结构中原有文化的根深蒂固导致其不愿意或者不易接受外来文化。传统文化的衰败和新鲜文化的难进入，导致农村呈现出文化陷落的环境。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农村社区的改造和提升。

第三，人文因素——教育等的缺失也引起了犯罪率的增长。农村教育的缺失和精神世界的匮乏，以及城市经济对农村人员的吸引，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员缺少对违法和犯罪的认识。相关法律知识的缺失，以及对自身权利义务的不清晰，不管是在城市和农村中，以农民为主体的犯罪案件大量涌现。根据广东省检察院2016年的数据显示，在涉农职务犯罪中，发案层级主要集中在基层组织，占到36.9%，乡镇站所占18.8%，村支书和村主任涉案较多。②该信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广东：统计数据显示涉农职务犯罪五大特点》，2016年11月15日，http：//www.spp. gov.cn/dfjcdt/201611/t20161115_172830.shtm l，检索日期：2016年11月16日。农村成为职务犯罪的高发地带。学者陈屹立和吴士炜等的实证研究也表明，城乡收入不平等等经济角度的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在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社会犯罪率水平的增长，特别是刑事犯罪中的财产犯罪。③吴士炜：《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与犯罪率》，《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农村人力、文化和教育的失衡，阻碍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造成农村社区营造之路困难重重。这也对农村社区营造的效果产生了显著的影响。那么在具体实践中这种影响是如何体现出来的？下文通过对台湾珍珠社区与上海雪米村两个典型案例的深度分析，来探讨人文因素在农村社区营造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二、台湾珍珠社区与上海雪米村的社区营造

本文选取了台湾宜兰县的珍珠社区和上海青浦区雪米村作为分析对象，从经济发展程度上来看，两地在社区营造过程中均处于农村，其产业均以农业为主，有着相似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两地社区营造的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地方农村社会的整体发展。在社区营造的基础性条件方面两者也有诸多相似。对这两个地区社区营造的过程进行分析，可以为比较两岸社区营造的异同、理解大陆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提供很好的研究视角。

珍珠社区的资料和信息是基于2014年7月间对该社区的参与式观察和个案分析获得，包括对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社区精英、居民的访谈和对其产业发展状况的实地参访。雪米村的研究资料则来自于2014年10月至2015年5月对该村的实地调研，包括对当地农民、社区营造发起人、社区营造工作室工作人员等约10余人进行的访谈，部分资料也来自于网络和媒体中的与雪米村社区营造的相关信息和报导。

（一）珍珠社区的营造模式：特色产业与社区共同体

珍珠社区位于台湾宜兰县的冬山河中游，区内自然资源丰富，以水稻种植为主要产业，耕作面积达1.36公顷。由于该社区除了农业之外并没有其他行业，珍珠社区的社造精英们从人文因素着手，以现有的资源为基础，在稻草加工上下足功夫，并将文化创意与稻草元素相结合，最终使得珍珠社区成功走出了一条以稻草加工为基础、融合文创、社区观光为辅助的社区营造之路。总体上来说，珍珠社区的营造过程历经了三个阶段，时刻围绕人文因素，而非仅仅着眼于社区的经济等物质发展：

第一阶段，从社区内部角度而言，改善社区内部社会关怀状况，发展社区福利，促进居民之间的感情。珍珠社区采取包括申请政府补助，聘用社工来开展健康照护、养老关怀，亲子教育、新住民服务等措施，解决老年人、新住民在生活中面临的困难，以此发展社区内部的福利事业。从内部福利事业着手，提升居民幸福度。

第二阶段，从社区走向外界角度而言，挖掘社区人文特色，结合特色优秀文化，正式开展社区营造。为了解决随台湾经济的转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岛外，城市就业机会减少而导致回流劳动力的生计问题，社区精英的带领下成立的社区发展协会基于当地水稻种植的产业状况，带领居民努力将稻草变废为宝，先后制作出稻草面具、稻草风筝等多种稻草工艺品。在赢得市场的青睐之后，该社区进一步将稻草编织与彩绘、艺术等活动结合起来，开发出稻草雕塑等更高端的艺术产品，进一步丰富了稻草加工的形式和内涵。

第三阶段，从外界倒流至社区角度而言，围绕产业文化，扩展社区产业链条，吸引观光客，增加外界和社区的交流。稻草文化创意产业在珍珠社区的发展，除为当地社区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观光客慕名前来。为了迎合外来参观人员的需要，珍珠社区逐步发展出了民宿、新竹围、观光体验等不同的项目，围绕稻草开展了“稻草公主评选”、“稻草文化设计”等不同形式的比赛。由此也带动了当地餐饮、民宿等各项产业的发展，扩展了当地居民的收入来源，使得珍珠社区的产业链实现了整体性升级。

（二）雪米村的营造实践：外部力量主导与经济社区共同发展

雪米村位于上海市最大的旅游胜地—淀山湖西岸，全村耕地面积1941亩，以小麦、葡萄种植为主要产业。从地理位置上来看，该村东靠淀山湖，南临大观园，人文历史资源丰富，自然风景优美。金商公路贯穿全村，交通条件相对较好。由于这些区位优势，该村庄吸引了很多城里人前来休闲，甚至在村落边缘以及湖畔修建别墅或者租赁村民空置的房屋，以作为长期休憩的地点。

与台湾珍珠社区营造的发起方法不同，雪米村的社区营造运动开始于社会精英对该地区资源的发掘。在2013年9月，一直从事社会公益活动并曾以记者身份深入台湾社区营造的陈女士在户外写生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雪米村这块“宝地”，在对其自然风景、村庄情况进行初步了解之后，陈女士认为可以通过学习台湾的方式在该地区进行社区营造，结合自己已有的知识和对社区营造的认知，陈女士便开始了在雪米村的社区营造过程，以进一步开发这里的资源，带动该村的发展。随后，陈女士租赁了村里临近湖边的一幢楼房，将其命名为“曼舍田园”。通过与其工作团队、学者、社会企业家的多次讨论，在2014年初，在上海财经大学一些教授的指导下，雪米村正式挂牌为“社区营造实践站”。雪米村的社区营造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内部情感着手，开展社区关怀，团结村民。由于村庄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工作，村里以老人为主。因此在“曼舍田园”成立之初，陈女士通过招募大学生志愿者的方式，在雪米村内部积极开展健康照护、关怀老人的活动，组织村民合影、聚餐，以此来促进村民之间的感情沟通，提升社区的福利水平，赢得村民的信赖。

第二，建立村民与企业桥梁，促进村民走向市场。陈女士借助淀山湖的旅游资源，在村庄东部的湖畔发展民宿产业，并雇佣当地村民为工人，建立村民与城市居民的交流。同时，为了给村里闲置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陈女士积极牵线搭桥，将上海一家编织企业引入社区，组织村民进行编织活动，以帮助村民“不出农村走向市场”，赚取外快，增加非农收入。

第三，结合专家意见，融入社区特色，吸引城市居民。邀请社区营造方面的学者、企业，通过论坛、研讨会等方式，探讨分析市场需求和社区环境与优势，积极倡导“半农半X”的生活。①“半农半X”的概念来自于日本学者盐见直纪，参见盐见直纪：《半农半X的生活—顺从自然，实践天赋》，天下文化，2006年10月版。同时，引导城市企业关注乡村，并通过募集投资，为大学生、青年群体回归故乡，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提供支持，努力将雪米村打造成一个连接社会多部门的横向资源整合平台。

从案例可以看到，台湾珍珠社区和上海雪米村的社区营造模式有诸多相似之处，包括两地都从社区内部情感着手，团结社区内部成员的情感；结合社区特色和资源，发展社区内部成员或者优秀文化的走出去；“走出去引进来”，凭借社区特色吸引外来资源，进一步提升社区发展等。珍珠社区与雪米村的社区营造路径相似，然而，两者的成效却大相径庭。

珍珠社区自1998年进行社区营造以来，社区成员从90年代初的1307人（397个家庭）增至1780个人（516个家庭），成为台湾成功社区营造的样本之一。而在上海雪米村，在村民参与度方面，以陈女士为代表的工作团队所开展的福利事业，大多是被村民视为一种“城里人的施舍”。当地一位种植葡萄的村民张女士所言：

“那里（指曼舍田园）会不定时地有人过来，有时候是轿车，有时候是开着大巴。他们（社区营造者们）会把这些城里人带到我们园子里买葡萄、草鸡蛋。但是次数很少，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平时都在做什么，沟通不多。”①田野调查访谈资料，2015年5月14日于上海雪米村。

在产业发展方面，农村劳动力的缺失加大了产业经营的难度。据一位企业的员工仁先生所言：

“组织当地的村民，做一些编织、手工加工等工作本来是一个很不错的想法，但是却很难找到足够的劳动力，村里只有老年人和少数中年人，这就是很难规模化生产，企业的生产项目很难开展。”②田野调查访谈资料，2014年11月于上海雪米村。

那么人文要素在两地社区营造过程中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并如何影响社区营造效果的？下文将做详细分析。

四、主体、动力与体系差异：对两岸社区营造的比较分析

（一）人文要素分析角度选择

在影响社区营造的众多人文要素中，哪些在农村社区营造的实施过程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从台湾社区营造的发展历程来看，台湾在1995年出台了《社区总体营造计划》，这项政策的推出标志着社区营造的正式启动。在2002年，行政院进一步实施了包括“新故乡社区营造计划”在内的《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随后又实施了“健康社区六星计划”。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台湾的社区营造已经远远超越了文化建设的范畴，并发展成为包含产业经营、文化繁荣、社区共同体构建的综合性项目。与社区建设、社区工作不同，社区营造强调的是一定地域内“生命共同体”的建设与维系，带有更多的自发性和自主性。过度强调政府介入和由上而下的运作，会使得居民缺乏自发性意识和能力，对于社区意识凝聚的贡献有限。③林万亿：《台湾的社会福利—历史经验与制度分析》，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599-600页。而社区共同体则强调一种原始或天然状态的人的意志的完善统一体，理想意义上的社区就是以共同体的形式出现的。④裴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8页。实际上，社区并不会因为“毗邻而居”而自然形成，而是被“营造”出来的。经营与创造正是基于“营造”一词的本意来唤醒人们对土地、对家乡的感情，拉近邻里间的关系，也交还人民对生活环境与空间的主控权，是一个真正由下而上、浩大绵久的家园再造工程。⑤曾旭正：《台湾的社区营造》，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4-15页。

从台湾地区农村社区营造的研究和实践中可以看到，在农村社区营造的具体构成要素上，有学者认为营造的内容应该包括地方各种活动中心的场域再生；生活设施齐全、人际关系和谐的地域社会；街道景观整备与历史文化保存；自然景观、人造景观与社会环境和谐；区域内的循环型地方经济；以共治为基础的地方社会系统以及共同有效的共治体系。社区营造的最终目标是以地域社会为基础，谋求实现地方社会的公共福祉，实现生活质量的提升。⑥刘晓春：《日本、台湾的“社区营造”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非遗保护的启示》，《民俗研究》，2014年第5期。此外，从政府推动到共同参与、从顶层设计到草根参与，通过内部资源开发（内源开发）和感情建设（打感情牌）的方式来构建文化认同，是台湾社区营造的重要方面。⑦李雯雯：《扎根：台湾社区营造中的文化认同建构》，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术论文，2014年，第69页。其中，在地组织的整合、社区精英的引导、居民参与、在地知识发掘、文化元素融入、共同记忆培育、社区产业发展是台湾社区营造过程中积累的主要经验。⑧董阳：《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研究：模式、效用与经验》，两岸暨国际精英蹲点研究报告会，台北政治大学，2014年。而社区营造的过程也包含着“在地农民知识”与“外来专业知识”的相互转译，这种转译可以为社区营造的持续发展提供智力支撑。⑨杨弘任：《社区如何动起来？黑珍珠之乡的派系、在地师傅与社区总体营造》，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16页。

由此可以看出，台湾的社区营造从人文因素角度而言，是一种以文化元素为纽结、以产业为发展为支撑、以社区共同体建设为目标的系统化社会工程。在一个成功的社区营造模式当中，文化、产业和社区共同体三重要素之间会呈现出一种相互强化的动态循环（如图1所示）。

图1 台湾社区营造的要素构成与运作机制①图1为作者根据调研情况自行设计。

在上述循环过程中，虽然文化保护作为社区营造的出发点，但是在社区营造过程中，文化要素往往与当地的产业发展的实现结合，并通过文化创意的方法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同时，文化要素和经济要素分别成为社区共同体的心理支撑和经济基础，而社区共同体一旦形成，则会进一步强化居民对社区的文化认同，而居民在共同体当中的生产协作与经济活动也会积累产业发展的经验，并进一步推动产业的优化升级。因此，将这一循环置于人文地理因素中分析，文化要素是农村社区营造重要的动力来源，产业是营造重要体系的表现，而社区共同体则是社区营造重要的主体。

（二）主体、动力与体系差异

首先，从营造主体上来说，台湾的珍珠社区是以当地居民为主体核心，充分尊重了居民的利益诉求和首创精神，通过经营社区稻草产业，在社区公共事务上实现自主治理，当地居民在参与社区营造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社区的共同记忆，从而将社区变成一种心理上自觉的共同体。但是，上海雪米村的社区营造则是由外来社会力量发动的，外来专家学者是社区营造的主体。这导致整个社区营造过程并非由村民主导，而带有浓厚的外部嵌入的色彩。甚至“曼舍田园”的营造团队和当地的村委会之间也缺乏有效沟通，据陈女士的助理明小姐所说：

“村委会现在也不管事，因为年轻人都出去了，村支书也没什么可管的。甚至部分村民说，村委会是个可有可无的存在。从我们发起社区营造到现在，村委会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有益的帮助，但是他们也没有阻挠我们的活动，基本上是不闻不问，双方处于没有交集的状态。”②田野调查访谈资料，2015年5月14日于上海雪米村。

其次，在社区营造的动力机制方面，珍珠社区的营造是一种“内源性增长的发展模式”，是以当地居民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为基础，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对在地资源进行整合的文创运动。③Marion J.Levy，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A Setting for International A ffair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0），p.16.而雪米村营造的动力则来自于社会精英对乡土资源的重新发掘以及对乡村生活的眷恋，带有明显的外部力量主导但缺乏內部原生的动力。大陆的这种社区营造，体现了后现代语境中都市人对更高生活质量的追求和返璞归真的生活愿景，是对城市生活方式的改造。但是，这种社会精英的追求与当地农民之间的现实利益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契合逻辑，以至于雪米村的社区营造难免被诟病为“精英的理想国”、“知识分子的乌托邦”。

最后，在社区营造的体系方面，珍珠社区形成了以稻草加工为基础、以文化创意为抓手、以观光游览为辅助的产业链条，并通过自主治理的方式来充分发挥社区居民的自主性，进而形成了完整的社区营造体系。这种体系的形成，使得社区营造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社区的整体发展。相比较而言，大陆雪米村在社区营造方面所进行的努力，包括社区福利、民宿、编制等活动之间却没有形成有效的联接机制，产业的延展性与发展效果也差强人意。

珍珠社区和雪米村在营造主体、动力机制和营造体系三个方面的不同，也直接决定了其营造效果，表1进一步对两岸社区营造的特征进行了归纳比较。

表1 珍珠社区与雪米村社区营造模式的比较分析①表1为作者根据研究信息自行设计。

如上表所示，台湾的社区营造是以居民为主体，以社区发展理事会为组织依托，动员了政府、企业、居民等多方力量投入社区产业，实现了多方协作。而大陆的社区营造则是由社区之外的力量所发起，参与力量与组织建设相对薄弱，雪米村的曼舍田野只是营造者日常活动的场所，并没有发挥如社区理事会一般的作用。相对于台湾政府部门给予的专项资金，大陆政府部门对雪米村社区营造的关注与支持明显较少。特别如雪米村所在的金泽镇政府对雪米村的活动表现出漠不关心的状态，社区营造的发起者也没有与地方政府进行沟通。在台湾，通过对在地资源的发掘，社区营造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而大陆在社区营造过程中则面对着村庄劳动力大量外流的现状，以至于陷入了外来企业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村庄内部民宿产业开发遭遇村民阻挠的双重困境，雪米村在产业经营上依然处于农业为主导的状态。同时，由于产业的不景气和与村民有效互动的缺失，雪米的社区营造并没有给当地村民带来实际的收益，村民对社造活动的参与也处于比较冷漠的状况。此外，对珍珠社区来说，在稻草产业初具规模之后，社区发展理事会对社区未来的发展方向有着明确的规划，提出了要通过产业的进一步升级，照顾到社区内部的每一个人，让人体验活在当下的真实幸福。而雪米村在未来的营造模式与发展方向上却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明确的产业规划和发展布局，其社区营造呈现出“走一步看一步”的状态。

五、人文要素的影响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启示

通过对两岸社区营造典型个案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主体、动力来源和营造的体系在农村社区营造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影响着农村社区营造制度的成败。在中国大陆，农村社区营造是社会精英在反思城镇化后果、探讨未来城乡建设的努力中产生的，对城乡关系的重构则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过度强调速度和数量的发展模式不足的反思和弥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大陆地区开展的社区营造是其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放缓、城乡矛盾突出所倒逼的产物。故相较于台湾地区农村社区营造的成功，大陆地区的农村社区营造在主体、动力来源和营造体系方面还存在不足。

在过往几十年当中，大陆的城镇化进程大多是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是迄今为止的中国城镇化的特色。②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这种单向度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在实际的政策实施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强烈的“城市偏向”，亦即将城镇化简单地理解为土地的城镇化、空间的城镇化，而不是人的城镇化，忽略了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①姚士谋等：《中国新型城镇化理论与实践问题》，《地理科学》，2014年第6期；董阳、王娟：《从“国家的视角”到“社会建构的视角”》，《城市发展研究》，2014年第3期。加之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经济利益驱动，大陆在农村建设以及城乡发展过程中，还滋生了“地方政府统筹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现象，行政意志压倒居民意志而独断专行等一系列恶果。②Jean C.Oi，“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The China Quarterly（December，1995），pp.1132-1149；王小章：《费孝通小城镇研究之“辩证”—兼论当下中心镇建设要注意的几个问题》，《探索与争鸣》，2012年第9期。为了取得城市扩张的建设用地，地方政府促使甚至强迫农民上楼便成为地方政府获得土地的常用手段。强制拆迁现象已成为近年来的一大社会问题，由强制拆迁引发的冲突也愈演愈烈。③白丽云：《关于强制拆迁问题的思考—以执法为民理念为核心视角》，《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4期。而当对土地的征收危及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时，农民便走上维权抗争的道路，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稳定，从而严重影响了整个农村社区营造的成果。④陈旭峰：《“农民上楼”问题研究：回顾与展望》，《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姚英：《失地农民抗争行为的社会学分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珍珠社区的成功就在于其社区营造是一项参与式营造的活动。村民的参与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留下强壮劳动力，为社区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因此，在大陆进行农村社区营造或者是农村改造的过程中，需要引进村民特别是年轻村民的力量，确保取之于民，借之于民和用之于民。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尤其在城乡二元体制分割的背景下，农村社区营造所发挥的理想功能应是搭建起沟通城市发展与农村建设的桥梁。因为未来的城镇化，既要尊重农村已有的风貌，又要通过城市经济的辐射作用实现农村产业的升级，以此来弥补城乡之间的差距。虽然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城镇化的构成要素和评价指标，但是城镇化并不意味着“农民的终结”。⑤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城乡统筹并不是要将农村变为城市，更不是将农村集体用地变成城乡建设用地或去农村化。⑥单卓然、黄亚平：《“新型城镇化”概念内涵、目标内容、规划策略及认知误区解析》，《城市规划学刊》，2013年第2期。农村社区营造应当基于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把社区规划与社区管理相结合、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与当地城市一体发展和文化资源相结合，立足于完善有关的制度和机制。⑦滕玉成、牟维伟：《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及其完善的基本方向》，《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2期。在此背景下，大陆地区的社区营造和对农村的开发需要回应和弥补城镇化以及农村建设过程中积累的问题，并在社区营造过程中推动农村建设，构建起城乡协同发展的城镇化模式。

通过对两岸社区营造典型个案在主体、动力和营造体系效果上的诸多差异的比较分析，可以为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提供三个方面的启示，即推进后乡土时代的农村建设、以系统化思维实施城镇化、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并启动在地产业的活力。上述三个方面，也是大陆未来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发展的重要任务。

首先，后乡土时代的农村发展成为大陆统筹城乡关系的第一项挑战。改革开放36年之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大陆的农村社会已不再是纯粹的“乡土中国”，而是进入了一种“后乡土时代”。这种后乡土性表现在家庭农业、村落和熟悉的社会关系依然存在，乡土性特征继续留存，但是不流动的乡土已经变成大流动的村庄，乡村结构日益分化和多样化，乡村社会空间的公共性也越来越强。⑧陆益龙：《后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及其出路》，《社会科学研究》，2015年第1期。在后乡土时代农村社会当中，民工潮已经解构了乡土中国。⑨张玉林：《流动与瓦解—中国农村的演变及其动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因城乡经济效益的差异，大量农民工的外流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⑩薛泽林、郑扬：《农民工回乡创业是解决空心村问题的重要途径—以北京郊区新农村为分析对象》，《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上海雪米村的社区营造所面临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缺乏发展村庄产业的青壮年劳动力，留守村落的老人儿童承担不起发展村庄经济的重任。村庄已经成为了一个“无主体的熟人社会”，①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79页。乡风民俗虽然继续留存，但是新一代的农村人已经进入了“离土又离乡”的时代。青年精英的离开，使得大陆以雪米村为代表的社区营造很难形成气候，也很难真正改变当地农民的生活。

其次，由后乡土社会的“主体性缺失”所引发的问题就是如何以系统化的思维推动城镇化的整体性建设。与城市相比，农村社区营造更依赖于内动力机制的作用。②滕玉成、牟维伟：《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研究述评》，《东南学术》，2010年第6期。从政策上来说，大陆过往几十年的城镇化更多的是在强调城市空间扩张，体现了国家工程的简单化和国家意志的现代化。③詹姆斯·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彭大鹏：《单向度的农村——对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一项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00页。基于对已有政策后果的反思，新一届政府所强调的新型城镇化是通过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经营农村事业、引导青年人回流等多种方式来实现大城市、小城镇以及农村的协调发展。但是在现实中，由于人为的城乡二元分割，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以及过度强调城市发展的政策后果，大陆城乡之间在医疗、就业、教育及发展机会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巨大的鸿沟。如果未来的乡村和中小城镇没有办法获得相对公平的发展空间，并通过“包容性发展”④刘祖云、李震：《城市包容乡村：破除城乡二元的发展观》，《学海》，2013年第1期。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那么中央的政策就会难以实现其预期的效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型城镇化并不仅仅涉及到产业转移、劳动力回流等问题，更不仅仅是将城市剩余或者落后的产业转移到农村，而是一种包含了打破城乡分割体制、实现城市与乡村公平发展等多种目标的系统性工程。

最后，对比分析台湾珍珠社区与上海雪米村的营造实践，可以看出本土化的产业支撑是社区营造成功的关键。在考察乡土中国时，费孝通先生也曾强调恢复农村企业是发展中国传统农村的根本措施。⑤费孝通：《江村经济》，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51页。在后乡土时代的中国农村，伴随着逆城市化现象的出现，更需要重新发掘乡村的本土化资源，尊重其既有的特色，将乡村打造成不同于城市的、具有优美生态环境和良好经济状况的生活与生产空间。⑥叶裕民：《如何构建开放的城乡关系》，http：//news.ifeng.com/a/20150427/43644147_0.shtm l，2015年4月27日，检索日期：2016年5月27日。在这个过程中，关键性的措施是通过政策的引导和扶植，赋予本土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性。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大陆农村建设的失策之处就在于或多或少地忽视了农民切身的利益诉求，而将农村建设打造成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可以看出，无论是大陆政府2005年以来实施的新农村建设，还是上海雪米村这种通过社会力量进行社区营造的发展方式，都忽略了当地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前者体现的是“国家统合主义”的逻辑，⑦金标：《地方国家统合主义：中国经济奇迹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集》，2006年6月，第76-84页；张汉：《统合主义与中国国家——社会关系研究——理论视野、经验观察与政治选择》，《人文杂志》，2014年第1期。处于强势地位的行政力量难免会忽视当地的实际发展需要；后者则是一种外部力量的介入，难以真正将当地村民动员起来，以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目标。因此，大陆农村社区营造和新型城镇化的关键是通过有效的政策引导让经营农村真正成为农民自己的事业，将农民真正拉回城镇化的中心地位，进而推动农村经济、文化、政治等诸方面的综合性建设。□

（责任编辑：严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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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28

胡洁人，同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社会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社会学、纠纷化解和社会治理；费静燕，同济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社会学，人民调解，社区治理。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县域维稳运行的逻辑与制度化研究”（13BZZ030）；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班专项课题“依法治国进程中完善大调解机制对策研究”（课题号201535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