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贫困维度分析及基于跨越视角的减贫策略

□ 周向红 王 琳

数字贫困维度分析及基于跨越视角的减贫策略

□ 周向红 王 琳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弱势群体不仅很难分享信息技术的红利，且屡屡面临信息诈骗的困境。数字鸿沟及数字贫困的危害日益引起人们关注。通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指出移动电话支付能力、移动电话普及率、改善电脑指数（电脑普及率）、增强宽带支付能力是跨越数字鸿沟、减少数字贫困的显著因素。借助包容性增长理论，结合最新技术进展将数字鸿沟跨越理论应用于数字减贫策略中，并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鸿沟；数字减贫；跨越；包容性增长

一、引言

能否分享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红利取决于若干因素，如信息通讯技术基础设施覆盖（包括数字化资源质量和数量）、接收及获取信息的能力（信息通信技术ICT使用能力、能否了解互联网功能），在接受和消化过程中不同人群表现了巨大的差异。这种新型贫富差距最早被美国国家通讯与信息管理局（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NTLA）发布的《在网络中落伍：一项有关美国城乡信息贫困者的调查报告》（Falling through the net：A survey of the"Have Nots"in rural and urban America）中定义为“数字鸿沟”。近年数字鸿沟愈来愈显著，引起学者和公众关注。信息产品和服务获取和使用不仅需要一定技能，也需要支付费用；这导致部分人群处于弱势地位，也就是数字鸿沟的负极。鸿沟负极的人群在面临数字贫困挑战的同时，也极容易陷入传统贫困的窘境；“穷者越穷、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将其阶层固化。而雪上加霜的是，这一人群对信息诈骗辨识度也相对较弱。《2016中国电信诈骗形势分析报告》显示，中国自东南至西北，用户对电信诈骗的识别能力逐渐减弱，东部用户的识别能力平均要高于西部用户，南方用户的识别能力平均要高于北方用户，且大数据显示全国只有上海、北京、香港三地实现了平均“20秒内辨真伪”。数据显示相对于其他人群，部分老年人（年龄处于弱势）、部分经济处于弱势的群体、信息接入能力弱的群体更容易成为受害者。这些都迫使人们在关注数字鸿沟和数字贫困现象的同时，寻求合理的解释和政策的回应。

二、数字贫困、危害及跨越策略研究综述

（一）数字贫困与传统贫困的异同

贫困作为一种由社会政策或环境造成的社会后果，直接与“缺乏”有关，其表象为“低收入”和缺乏“物质和服务”，而实质是缺乏“手段”、“能力”以及“机会”①曹扶生：《上海城市贫困问题与反贫困对策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9年版，第12页。。在1999年出版的《以自由看待发展》②［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赜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3页。的著作中，阿马蒂亚·森进一步提出了能力贫困（capability poverty）的概念，指出要用一个人所具有的能力，即一个人所拥有的、享受自己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实质自由，来判断其个人的处境。

数字贫困既是传统贫困概念衍伸，也是传统贫困研究领域拓展。能力贫困是数字贫困与传统贫困的共同点，也是数字贫困涵义界定的基础。缺乏基本的信息通信技术（ICT）技能是数字贫困的首要特征，即数字信息技术能力贫困是数字贫困重要标志。近年文献梳理显示信息获取、交流、吸收能力缺乏是导致数字贫困的主要原因③Amartya Sen，Social Exclusion：Concep t，App lication，and Scrutiny，Publication Stock No.120299：Asian Development Bank，2000.④胡鞍钢、李春波：《新世纪的新贫困：知识贫困》，《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但是与传统贫困相比，数字贫困还需考虑信息通信技术（ICT）基础设施指标等变量。

（二）数字贫困导致的危害

和传统贫困一样，数字贫困将使人群被社会排斥、失业，在社会、文化、权利等多维度陷入困境。首先，“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尤其需要关注的是，数字鸿沟、数字贫困不仅影响到信息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也会加剧到某地区乃至国家的贫富差距。其次，削弱或剥夺信息弱势群体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信息弱势群体由于无法获得和使用诸如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教育、实时沟通等数字信息服务，从而丧失为自己争取权利和谋取利益的更多机会⑤周向红：《从数字鸿沟到数字贫困：基本概念和研究框架》，《学海》，2016年第4期。。

（三）已有的数字鸿沟跨越研究

对数字鸿沟问题的分析和解决，目前主要存在“弥合”和“跨越”两种声音。“弥合”的基本含义是修补、填补，与愈合有相近的涵义，认为两端的差距可以消失或愈合。而“跨越”有跨过、越过的意思，可用来描述越过地区或时期的界限。从此二词汇的字面意思上即可发现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数字鸿沟理论中，可认为用“弥合”的思路处理数字鸿沟，是希望数字富有与数字贫困二者之间的差距消失，数字鸿沟得以填平。“跨越”则可认为是在数字富有和数字贫困二者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情况下，但可以通过某种介质或工具到达另一端，借助类似桥梁的工具在沟壑两端构建起连通的通路。因此“跨越”的研究思路更适合于目前被马太效应影响且难以弥合的数字鸿沟研究。

在跨越数字鸿沟策略或对策研究方面，宏观和微观策略方面均有文献涉及。在微观层面的策略建议中，甘甜（2004）⑥甘甜：《我国数字鸿沟现状及其跨越》，《情报科学》，2004年第22期。、杨素群（2001）⑦杨素群：《论数字鸿沟及其跨越》，《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均强调加强互联网普及及使用相关教育。Jen Schradie（2011）⑧Jen Schradie，The Digital Production Gap：The Digital Divide and Web 2.0 collide，Poetics，2011（39），pp.145-168.在分析了近20个内容网站和社交网站后认为提高识字率在改善数字贫困方面比教育更重要。姚远（2005）⑨姚远：《从互联网调查报告探讨跨越“数字鸿沟”的新思路》，《情报杂志》，2005年第3期。在对第十二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调查报告分析后，指出30～50岁人群信息素质亟待改善。罗江华（2010）⑩罗江华：《“数字减贫”的政策与相关研究述评》，《当代教育与文化》，2010年第2期。认为大众教育是“数字减贫”的关键环节，有效帮助人们加入到数字技术使用者的行列是推动“数字减贫”重中之重的工作。在宏观层面，杨剑（2013）⑪叶帆：《西部大开发需跨越“数字鸿沟”》，《前沿》，2004年第4期。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应在降低知识产权壁垒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努力，应制定兼顾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和社会环境的产权制度，有义务向欠发达地区提供低端设备和基本服务，大幅度提高民众的参与度，让信息技术变成人们生活和生产的工具。叶帆（2004）①提出中央政府应加强西部地区信息化推进的制度建设，对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增强，并且在政策上给予倾斜。

目前多数研究对策或策略方面的研究偏宏观，但是一些文献也提出了具体策略。陆明霞（2013）②通过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电信资费水平进行观测，发现在信息化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电信资费与数字鸿沟之间的关系呈现明显差异，不仅指出我国电信资费与数字鸿沟之间具有相关性，且信息化指数与此地区的电信资费价格指数成反比。该研究结果为地域空间如何跨越数字鸿沟提出较具体的操作方向。Chalita Srinuan（2012）③对2010年泰国民众面对面访谈的调查问卷数据进行了分析，数据表明移动互联网络普及是跨越数字鸿沟的有效桥梁。Becky P.Y.Loo（2012）④在对中国1978年～2010年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数据用户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在1978～1990年期间固定电话普及不均衡使数字鸿沟呈扩大趋势，而2000年以后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数字鸿沟发展呈缓解态势。

以往研究表明跨越数字鸿沟一方面可通过提升信息主体的识字率以及信息素质，另一方面可利用政策调整电信资费、基础建设及扩大移动通信技术使用。在这些研究基础上，本文依据数字贫困核心内涵⑤，结合官方权威评测报告进行维度分析，获取影响数字贫困的显著指标，使研究更具有解释力。

三、导致数字贫困主要维度描述和分析

（一）维度指标选取

《中国信息社会测评报告2014》（以下简称报告2014）是由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对中国信息社会进行多维评测的官方权威报告。参考《中国信息社会评测报告2014》中的度量指标体系，结合数字贫困三大度量维度涵义，同时考虑我国信息通信技术（ICT）发展的实际情况和数据可获得性，并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可比性和可行性四种原则进行指标选取。选用了以下15个指标作为数字贫困测度具体内容（见表1）。

表1 数字贫困测度指标

（二）维度指标权重确定

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对指标权重进行确定。该方法由皮尔森（Pearson，1901）⑤提出，再由侯特龄（Hotelling，1933）⑥加以发展。研究如何通过少数几个主成分来揭示多个变量间的内部结构，即从原始变量中导出少数几个主成分，使它们尽可能多地保留原始变量的信息，且彼此间互不相关，在一定程度避免了主观判定的局限。

从《报告2014》选取2009年至2012年共4年31个省份124个样本数据作为基础数据进行分析，样本量与变量数的比例达到124：15，样本量近似等于变量数的8.2倍。使用SPSS19.0进行主成份分析，首先对数据进行Z标准化处理，将标准化后的数据重新进行降维和因子分析后，得到的KMO值是0.876。当KMO值越接近于1，意味着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表明这些数据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同时得到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Sig值为0.000，由于Bartlett球度度检验的Sig值越小于显著水平0.05，越说明指标之间存在相关关系。

以上数据分析为进一步主成分分析奠定了基础。随后依据主成分分析的定义：初始特征根（Initial Eigenvalues）大于1，并且累计百分比达到80%～85%以上的原则筛选了3个主成分；其中主成分F1的贡献率有66.32%，主成分F2贡献率有9.32%，主成分F3的贡献率有7.74%。由于主成分F1的贡献率显著，并对其对应的因子根据载荷绝对值（权重）进行排序（见表2）。

表2 载荷绝对值降序排序表

遵循载荷绝对值最大且大于0.5的选择标准，原设定的15项指标中有13项满足条件，成人识字指数与固定电话主线普及率未能满足入选条件而被剔除。其中大于0.9以上的6项指标可归纳为影响数字贫困的四项主要显著维度：移动电话支付能力、电脑指数（电脑普及率）、互联网及宽带能力（互联网指数+宽带接入+宽带支付能力）、移动电话指数（移动电话普及率）。

四、基于跨越视角的减贫策略研究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定量分析指出：数字贫困概念缘于数字鸿沟，源于传统能力贫困理论，与信息技术发展显著相关。数字信息获取能力、数字信息供给能力、数字信息应用能力构成数字贫困的核心内涵⑤，关键维度为移动电话支付能力等四个领域。因此，借助这些导致数字贫困的关键维度，将其作为跨域数字鸿沟的桥梁，重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对特定地区和人口进行政策倾斜、社区增加免费W IFI热点等、促使运营商提供更具包容性的套餐。

固定电话曾经是阶层的象征，随着科技发展逐渐被移动电话取代，也不再是地位的标志。短信、微信、以及各种VoIP服务出现使人们的通信方式逐渐丰富，也有很多的选择。不过IM关系网、SNS关系网、通讯录关系网等仍需围绕移动通信构成互联网入口、构建场景优势。移动通信支付能力是进入万物互联世界的基本要素。因此除了强调政府对贫困家庭和特定人口给予补贴等，三大运营商也应对标社会企业，在套餐设计费用等方面更加具有包容性。此外，在一些社区应增加免费W IFI热点，使更多百姓能够享受到信息技术的发展。

第二，结合智慧社区等建设，普及“电脑服务亭”、“微家园”等面向特定人群的设施投放及信息化培训，为老年人等群体构建线下梯度对接平台。

电脑普及率即每百人家用电脑拥有量。计算机（电脑）的普及有助于提高国人的综合素质，作为影响数字贫困的一个重要指标，电脑普及率的提高是改善数字贫困程度的显著因子。《中国数字鸿沟报告2013》指出国内计算机（电脑）普及率沟壑已有明显改善，仍不容忽视。截止2013年数据，上海家庭电脑普及率也只有0.7613①《2015中国信息化发展水平评估报告》：由于指标体系的调整，2015年的报告中原智能终端普及指数中的电脑普及率被去除，2016年6月14日，http：//www.sheitc.gov.cn/zxxx/670514.htm.，这意味着仍有部分人群未被覆盖。上海近几年通过“百万家庭网上行”等信息化普及培训活动对广大市民进行信息化技能培训。此外在社区设置“电脑服务亭”以及“微家园”等这些线下梯度对接服务平台，通过志愿者或社工帮助缺乏信息技术能力的老人进行购物等操作，享受信息红利。同时为社区居民安排各种信息能力免费培训：如何上网、如何发电子邮件、如何和子女进行视频对话、如何使用微信、如何抢红包等，事无巨细，与生活具体场景紧密结合，帮助老年人融入信息社会。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智能手机不仅可以实现短信、通话的功能，更重要的是能实现用户随时随地上网的需求。近年的技术发展将支撑虚拟个人助理，如果不能适应新技术及应用，也将陷入比较被动的局面，因此智能手机普及均衡性也需要尽快纳入议事日程。

第三，结合区域经济发展，加强战略引导推动中西部等地区宽带基础设施建设。

宽带支付能力反映的是每位宽带用户年均资费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有多篇文章指出宽带普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整体提高，但省际差异分化明显。西部地区可结合国务院于2013年8月专门出台的《“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①国务院：《“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2013年版，第1页。，在中央政府财政资金、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下，引导地方相关资金投向宽带网络研发及产业化，以及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的宽带网络发展。对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国家级开发区宽带建设项目贷款予以贴息支持，缩小地区差距。

五、结语及展望

“包容性增长”概念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首次提出。亚洲开发银行指出：“有效的包容性增长战略需集中于能创造出生产性就业岗位的高增长、能确保机遇平等的社会包容性以及能减少风险，并能给最弱势群体带来缓冲的社会安全网”，最终目的是把经济发展成果最大限度地让普通民众来受益。“机会不平等是对人类天赋的一种浪费，是有害的，所以它会加剧经济效率的低下，也会导致政治冲突，而且使得一个社会制度显现了很大的脆弱性”。数字鸿沟和数字贫困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二进制问题，实际上是一连串难以解决且环环相扣的难题。以美国纽约“311”热线电话为例，从表面上看热线电话几乎可以链接到所有城区，提供全天24小时服务，每天接听6万个电话、提供170种语言服务。不过“311”热线电话仍存在非常隐蔽的数字鸿沟，据200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针对纽约市环卫处开展的调查表明，大量少数民族人口聚集的贫困街区很少向“311”报失垃圾车，尽管该现象普遍存在。美国的案例显示即使硬件设备完善，弱势群体也会因为语言能力等问题对“311”服务利用不足。这进一步提醒人们需保持高度警惕以减少信息技术在应用过程中产生排斥现象。

未来中国一方面需要充分挖掘数字经济的潜力，另一方面也应遵循“经济增长、权利获得、机会平等、福利普惠”包容性增长的原则。政府在大数据时代需要关注数字鸿沟及数字贫困，不仅仅用人均收入衡量贫困，也需要加入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多元指标，并积极开展针对技术和信息文化的多维贫困评估工具②黄卫东、岳中刚：《信息技术应用、包容性创新与消费增长》，《中国软科学》，2016年第5期。。同时加强基础设施投入、出台政策促使信息技术对包容性增长进行支撑，而不是割裂。□

（责任编辑：石洪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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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092（2017）02-0098-005

2016-10-08

周向红，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管理及政策分析；王琳，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可持续经济学。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电子商务生态链减贫作用机理、实现路径及影响评估研究”（编号：NSFC71473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