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军队报告引出领袖的“理想王国”（三）
——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50周年梳理笔记

■赤 男

一份军队报告引出领袖的“理想王国”（三）
——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50周年梳理笔记

■赤 男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毛泽东 “五七指示”公开发表，如同在 “亚洲东方地平线上升起的红日”，照亮了反修、防修的征途。人们以为， “五七指示”不仅是实现共产主义的蓝图，也是超越阶级的人类梦想。人们坚信，沿着这条 “光辉的道路”前进，我们必将奔向美好的锦绣前程。尽管怀着美好的愿望，但它很快在 “文化大革命”中被曲解，在实践中出现了意料不到的偏差，也使其走向了夭折。但无论如何，这个光辉的愿景，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光辉道路”的际遇与历史回声

“五七指示”畅谈的共产主义的蓝图，实际就是展示“文革”的前景

1966年5月12日下午，北京。曾有“理论家”和“中共秀才”之称的陈伯达，突然接到钓鱼台的一个电话，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通知，让其同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戚本禹速去上海。

这个通知，让陈伯达很兴奋。这一阵，在江青的举荐下，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等，异常活跃。他们又是起草部队工作座谈会的《纪要》，又是评《海瑞罢官》，而这些过去都是毛泽东身边的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做的工作。陈伯达极担心自己在这个时候落伍与“失宠”，这一趟上海之行让他也充满期待。

陈伯达曾是厦门小学的一个老师，当过记者，20多岁就发表过小说，在蒋介石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时入党，后来到了延安。毛泽东在延安一次理论辩论会上发现了他，他很快被选调为秘书，主要担任文字助手，一直到后来跟随毛泽东进了北京城……

在毛泽东30多位秘书中，陈伯达官位最高，担任过政治局常委。曾排名毛泽东、林彪之后，立于从苏联回来的“理论家”康生之前。

曾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检察员的图们将军，在审判“两案”主犯时，对陈伯达有印象。老人晚年谈起陈伯达时说：

“陈伯达写文章文化水平、理论功底那么高，可人像个软骨头似的，站着坐着都像堆面条，说话没几个人听得懂，也不怎么说话，后来精神垮了……”

老人回忆的是陈伯达在庐山会议后倒台，蹲秦城监狱时的形象，年轻的时候估计还是个意气风发的文人。

陈伯达一行匆匆赶到上海，第二天一大早就拿着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批示，赶到毛泽东下塌的西郊宾馆12号楼。毛泽东刚起床，就穿着睡衣，吃着早餐与大家拉开话题：“今天找你们来就是为了研究你们手里的文件！”

毛泽东接着讲：远古以来，人类一直没什么社会发展长远计划。但现实需要人类社会应有个远景规划，这才叫人类文明。我们讲的人类文明，是共产主义。它是马克思根据现代生产力发展情况设想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等书中，讲了一些共产主义设想。只有共产主义社会，才是文明社会。我从前说过张鲁……他有些共产主义想法，这些想法大概来源在书上讲的大同世界，只是在书上大同世界讲得很模糊，因为那时没有新的生产力，对将来大同世界无法具体化。张鲁的时代社会进步了一点，所以他的大同世界就比以前具体化！

毛泽东谈兴很浓，索性把早饭往旁边一推说：“我们现在找到比张鲁更好的办法了！解放军总后勤部总结的这个经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未来的萌芽。每个人分工不那么刻板，一业为主，全面发展。”毛泽东重复了他的指示精神，并补充说：“劳动者的‘劳’不要那么紧张，不要一天到晚干活，要劳动学习相结合，有分工、有合作。”

最后，毛泽东特别强调说：领导干部也要劳动，定期劳动一下，和大家打成一片。分配上允许有点差别，但不要太大，不要搞特殊，成为一个特殊阶层！

话说到此，毛泽东看了看大家说：林彪同志有个报告过来，我就给他写了几句话，请你们来修改一下，你们是什么意见呀？

大家正沉浸在毛泽东讲的那个“理想王国”里，听他一问，大家一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杨成武原来是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罗瑞卿被打倒后，毛泽东和林彪重用了杨成武，但在总参谋长前面加了个“代”字。军队老将在理论方面自认为是“大老粗”，他把眼光投向陈伯达。

1966年，杨成武 （右一）、萧华 （左二）陪同毛泽东会见红卫兵

陈伯达盯在毛泽东的指示上，用余光扫了扫杨成武，又看了看戚本禹。戚本禹是刚从红旗杂志社调到中央写作班子的年轻人，想说又不便先说。陈伯达就干咳了几声，用大家勉强能听懂的福建话说开了。

陈伯达从“大跃进”探索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模式说起，认为这是一次高级的探索。“不久前，我们提倡‘半工半谈’也是一种探索，但在实际做的时候像搞‘勤工俭学’，还没有提到共产主义的高度。还有河南嵖岈山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过渡，搞得也复杂，有些不是主席的意图。还是这个好，重要！主席这次指示非常明确，而且做到的可能性大，确实很好！符合马克思讲的新制度下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使人能得到全面发展……”

见陈伯达有些紧张，杨成武接着说道：

“毛主席考虑的是大战略、大思路！我们是不懂理论，但照这样做，部队搞生产的意义就大了。照这样下去，我们就可以不领军粮了，对战备意义大哦。”“学军事、学文化，又搞生产，这样军队文化水平可以大有提高。现在部队就是缺文化，按这样又能学文化又能产粮食，打起仗来就不怕了，这个好！”

“我早就讲过军队粮食要争取自给自足。”毛泽东点上一根烟。杨成武见主席搭话，马上说：“总后这个报告还没说全呢，现在部队都动起来了。东北有个部队搞得比这个报告里说的还要好，我们也呈上来了，可能还没到主席这儿。”

听两位都说好，毛泽东边点头边看了看戚本禹。戚本禹很佩服陈伯达和杨成武，两人都讲得令主席高兴，尤其是陈伯达。戚本禹在后来的回忆中讲道：陈伯达对政治确实是比较敏锐的……平心而论，陈伯达虽然早年思想庞杂，但他理论水平，尤其是哲学水平要比一般人高。

历史铭记了这一天。这天毛泽东心情较好，思想丰富，让在座者感受到伟人内心的博大世界。

坐在一旁的江青，一直在记录主席讲话。那时她还没有完全出头露面，在毛泽东身边几乎形影不离。听毛泽东讲到这里，她也笑着点头，轻轻地说道：“对！对！”

毛泽东看说得差不多了便说：“你们来了就干活，下午把文件修改一下，回去再向政治局汇报，看看还有什么要修改补充的，然后提交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一下，通过后再以中央文件发下去！”

事已至此，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出台，而且比“五七指示”内容更为丰富的“五人谈话”也得以弄清楚。一个“实现共产主义宏伟蓝图”的构想就这样横空出世。

陈伯达、杨成武和戚本禹三人从毛泽东住处出来，大家都压抑着难于言表的激动。这是一个重要指示，更是一个惊世杰作。大家高度重视，下来都迅速整理笔记。

几十年后，陈伯达、杨成武均已作古，唯有戚本禹健在。笔者托红旗杂志社健在的老人多次带着专题问题访问戚本禹本人，戚本禹每次都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核对戚的口述与陈、杨健在时的回忆，觉得大致情形相对准确。

毛泽东的讲话除批示的内容外，更为丰富的是对反修、防修的内容，这也是后来在执行“五七指示”时过重强化的一个部分。

下午，在上海锦江饭店，陈伯达带领大家落实毛泽东关于修改文件的指示。总后勤部的报告除字词和标点加工外，没有改动。重点是代中央起草《通知》的文稿，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主要是陈伯达动笔撰写的。第一稿形成后，杨成武主张在原来的文稿上加上一段，他认为主席这个指示对反帝、反修和加强国防战备有重要战略意义。陈伯达愉快地采纳了这个建议。

当天就起草好《通知》，第二天就呈给毛泽东。当天，毛泽东签批“可用”！

5月14日，一架军用飞机在机场降落，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被送回北京。

据《毛泽东年谱》1966年5月7日的这一天记载：5月14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林彪：“此件如你同意，即可印发中央军委以及此次会议（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他们带回去，加以讨论，如无意见，即可执行。印时，请中央加个批语，请你酌办。”

据笔者了解，带回指示和通知代理稿的是陈伯达和戚本禹，杨成武于5月14日从上海直接到苏州，专程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指示和谈话精神。

15日，在林彪得到消息并“酌办”之时，中共中央已印发毛泽东5月7日给林彪的信和总后勤部报告。中央在文件通知中简称毛泽东给林彪的这封信为“五七指示”。

5月15日，中央印发了学习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的通知。5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亦即被史学家视为吹响“文化大革命”号角的“五一六通知”，两个文件只隔一天，一个大立新世界，一个大破旧世界。

那是一个沸腾的初夏，笔者那时尚涉世不深。中央文件从中央到地方，传达几乎不隔夜。前一天，笔者跟着母亲早饭没吃就去听传达中央文件，第二天又提着马灯去听传达中央文件，文件内容是什么并没有听清，但从大人的脸上能感受到一种凝重的气氛。

有一点笔者印象深刻，那就是传达“五一六通知”时，大家突然起立呼了许多口号，“五一六通知”的确比“五七指示”来势凶猛，声势浩大……

这个由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组织起草的通知，经毛泽东修改，再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印发的文件，是一个革命式、斗争式、战斗式的檄文。从当时情形来看，这个文件已经将中央里的“赫鲁晓夫”纳入其列，只是斗争的盖子尚未揭开而已……

“大破大立”，这就是“五一六通知”创造的奇迹！

充满火药味的“五一六通知”出世，田园诗般的“五七指示”在哪里呢？

“‘五七指示’在当时是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下发的。因为‘五一六通知’发出以后，北京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政治事件，大家的注意力都转到其他事情上去了。”

戚本禹晚年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与事实基本一致。因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中央和北京市向各大院校派出工作组，与学生产生对抗情绪，许多中央一线领导也在运动方式和形式上，出现了“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同时，北京还传来军队要政变的“小道消息”。在这个节骨眼上，毛泽东不得不亲自走到前台，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和有关部门从院校撤出工作组，后来又专门指示向全国广播了北大的“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

就在这时，陈伯达找到了戚本禹，要与戚本禹着手贯彻“五七指示”，给《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指导实践。

关于陈伯达给戚本禹的指示，可理解为是一项工作部署。一则陈伯达当时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二则戚本禹聆听了毛泽东的谈话。此时的陈伯达不仅大权在握，而且还撰写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推动“文化大革命”。他把这个社论交给戚本禹起草，应当是顺理成章。

按照陈伯达的思路，戚本禹在组织人撰写这个社论时，着重强调“五七指示”是“实现共产主义宏伟蓝图”这个概念，全面论述了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没有具体规划，毛泽东“五七指示”实现了从抽象到具体，把实现共产主义具体化。文章写好后，至少呈给中央管宣传的“笔杆子”关锋、王力进行了审查，然后由陈伯达把关，再呈毛泽东批准，最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虽然在“文革”开始后不久，戚本禹、关锋、王力被打倒，但是从目前研究结果看，他们被打倒与这个社论没有本质的联系。

综合情况分析，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一般人对“五七指示”的理解和对其重要性的认识是不够的，甚至像戚本禹这样的“秀才”也没完全认识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与“文革”的关系。从事物后来发展的结果来看，“几乎在‘文革’之前”，或者说“从‘文革’一开始，毛泽东就设想了‘文革’后要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畅谈的共产主义蓝图，实际上就是展示“文革”的前景！

“文革”爆发后，发展势头和方向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包括不以领袖的意志为转移，甚至在“五七指示”中，融入了斗争性、强制化和体罚式的问题，那已是随着新形势变化而变化的结果……

柳河“五七干校”横空出世

黑龙江柳河 “五七干校”学员出工

1968年夏，正是孩童的笔者一入学，便腾空书包来到农村生产队摘棉花……那时，学校开展了教育革命，贫下中农管理学院，“泥腿子”走上讲台，领导全校师生还写开了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每周除了四天没有教材的教学，还必须有一两天劳动。为此，学校开荒办起了“试验田”，办起了小工厂和养殖场。到农忙季节，则全部到生产队支农。

那时农村饭菜之香，着实萦绕了笔者半辈子的回忆。生产队抽专人用大蒸笼蒸米饭，还有自己养的猪和鱼，让学生们吃得至今记忆犹新。

这就是贯彻毛泽东“五七指示”道路的教育革命。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学文，而且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笔者就是在教室里高悬的毛主席语录牌下，度过了难忘的岁月。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五七指示”的主要内容在《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向全国公布，全国各大小报刊都转载了这篇社论。

社论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

从这个社论可以看出，当初田园诗式、桃花源般的美好构想，已在这里出现转向，“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等，成为社论解读“五七指示”的重要注释。“大学校”虽然是一个纲领，但已服从服务于“文化大革命”。

戚本禹在回忆毛泽东做出“五七指示”的过程时，特别提到撰写这篇社论以“实现共产主义宏伟蓝图”为主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韩纲在核对后提出，文中未见“共产主义蓝图”的提法，发表时只提到“共产主义大学校”。

蓝图，是规划方案，而“大学校”则是教育训导。情况变了！

大约在21世纪初，笔者因为采访工作的需要来到湖南湘乡，工作结束后，陪同人员说：带你去个地方。

汽车翻山越岭，来到一个山沟，一溜老式的砖瓦平房便映入眼帘。一个砖石钢筋结构的大门上，赫然写着“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的大字。旁边专门新竖立着一块牌子，标明是“校部原址”。校址破败，已无人办公，只有三三两两的游人在这里游览。当时，天空中飘着丝丝细雨，让这个偌大的校部透露着某种苍凉。

笔者走到后山，突然发现几座坟茔插秧般地散落在草丛中。墓碑上显示，他们最大的70多岁，年轻的只有26岁，每个人名字前都冠有“五七战士”，这让笔者更是感到好奇。

“当年毛主席作出‘五七指示’，全国要办成‘大学校’。但这个学校究竟怎么办，似乎毛主席也没想好。也可能正是老人家在思谋之时，新的情况出现了……”一位专门从事“文化大革命”研究的专家用推测的方式启发笔者的思路。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其星火燎原之势无人可挡。“踢开党委闹革命”，全国实行大造反，各地进行无产阶级专政。

1968年7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精兵简政，密切联系群众》，受到毛泽东的关注。

《人民日报》在报道灵宝县革委会实行领导班子革命化时，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建立革委会，要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走“精兵简政”的道路。这条指示，再次明确了机构精简、干部压缩编制，多余干部下放劳动！

1968年9月5日，西藏自治区革委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同时宣布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委会，这在当时被称为“全国山河一片红”。此后，成立革委会的重点，由地方转入中央各部委。

当时，国务院的部级机构有90个。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中，一律实行了革委会体制，大幅实行了“精简方针”，并派出军队干部对18个部委实行了“军管”。在建立革委会的过程中，“牛鬼蛇神”一律“靠边站”，大部分干部没有得到安排。这样，就出现了许多富余干部和工作人员。

据后来统计，国务院各部委机构由原来90个精简为27个，各部委干部编制压掉82%，27个部委只留下原来干部编制总数的18%。

中央国家机关干部精减，直接带动了各省、市、自治区及其下属的地、县一级干部精减。接着，各企业、学校、群众团体的干部也被大幅精减……

如果说机构精简是一个必要举措的话，那“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和群众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

早在1965年，毛泽东在回答法国总统特使马尔罗的提问时，就明确“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走修正主义道路”。在他所说的具体措施中，最关键的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实行劳动改造。

随着这一认识的形成，全国干部参加劳动就显得更加迫切了。但现实的情况是中央号召干部参加劳动，各地执行情况不一样，许多地方甚至没有执行，更多的是流于形式走过场……怎样才能把这一反修、防修措施落实到位呢？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柳河经验”。

柳河位于黑龙江省庆安县南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黑龙江省的“五七干校”闻名全国。

笔者在这里了解到，当时的柳河农场只有职工29人，农工97人，家属232人。他们建起5000平方米的房屋，其中由8栋红砖房围起的四合院，是柳河地区最大的建筑。

1967年1月31日，黑龙江省的造反派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宣布成立所谓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并发出了“一号通告”，向人们告示：革命委员会人员编制要缩减3/4。这就是说，原省直机关大多数干部将失去工作的权利。

1968年初，省直机关的“斗、批、改”基本完成后，该立案审查的立案审查，该安置的安置。但如何给这么大一批干部一下子找到出路，的确让省革委会头疼。

造反派里也不乏“智者能人”。有人提出以抗大为榜样，走毛泽东的“五七指示”道路。

3月下旬，黑龙江省革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在偏远的柳河插上一面红旗，旗帜上有四个大字：“柳河干校”。

多少年后，当年参加“五七干校”劳动的老人回忆：

柳河这个地方自然资源较好，农场宿舍、牛舍和木材场房屋有些富余，这就成了第一批干部的安置地。第一批干部到达后，晚上学习，白天就是开荒、种树、伐木、建房，很快便为第二批干部到来打下基础。后来，一批接一批，这里就成了干部下放的基地。

起初，到柳河的干部分期分批，除了从“牛棚”押解来被“审查”的干部单独集中管理，一般干部保留工作待遇，而且干部劳动视体力分工，工作有长有短。加上长期在机关养尊处优的干部觉得劳动也有乐趣，大家也还能接受……

1968年5月1日，在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年之际，农场正式定名为“柳河五七干校”。

9月29日，全国《文化大革命情况汇编》第628期刊发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材料，称其“为机关革命化、改革上层建筑走出一条新路”。干校现有学员141人，主要是原省、市委机关干部和革委会工作人员。机关干部办农场，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深受广大贫下中农欢迎。不少干部到干校后，亲临“三大革命”一线，接近了贫下中农，增强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此时，干校耕种土地3000余亩，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自办了小型工厂和企业。实践证明，“五七干校”是改造培养干部的好地方，是实现机关革命化，搞好“斗、批、改”的一种好方法。

仅一天，毛泽东就批示了这个简报。他在大堆“文革”情况报告中，一眼就看到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价值，并于9月30日写下批语：

“此件可在《人民日报》发表。广大干部下放劳动，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么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以上提请碰头会讨论决定。”

中央文革小组此时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代替中央书记处行使大权。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迅速责成已由上海调到中央，并掌管宣传的姚文元出马，对黑龙江省革委会上报材料进行了加工修改，定为《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并在他写的编者按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批语。

“毛泽东关于柳河‘五七’干校经验的批语，对反修、防修，搞好斗、批、改，有十分重大意义，应引起我们各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高度重视。希望广大干部（除老弱病残者外），包括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下放劳动的过程中重新学习，使自己精神面貌来一个比较彻底的革命化。在革命委员会中工作的新老革命干部，也要执行毛泽东指示，分期分批下放劳动，不使自己脱离劳动人民，既当‘官’，又当老百姓。新干部特别注意不要染上脱离群众、脱离劳动，一切依靠秘书、做官当老爷的剥削阶级坏作风，要保持无产阶级朝气蓬勃的革命青春。”

毛泽东审定了这个按语，批示“可用”。10月5日，《人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这篇重要报道。如此，柳河“五七干校”便成为毛泽东肯定的典型，一时声名大噪。

最初，中央办公厅带头，在外地寻找地点，办起“五七干校”。国务院紧随其后，军队更不甘落后，还有企业、学校、团体唯恐落后，纷纷效仿。

全国的“五七干校”共计办了多少所，这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

劳动前， “五七干校”的学员学习 《毛主席语录》

早在1970年，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有个统计，那时已创办105所，先后遣送、安置了10万多名下放干部，3万多名家属和5000余名知识青年也被卷入其中。后来，全国大办“五七干校”，各省市地县办的“五七干校”更是数以万计，在那里接受教育的学员早已超过了数百万人。

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人民日报》刊发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要求执行正确的党的干部政策，逐步解放了一批老干部、专家和教授。随着他们的返城，“五七干校”才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撤销，仍有一批人滞留于此。

接着，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评《水浒》”等运动，“五七干校”作为学习场所又火热了一阵。但此时，随着政治运动逐步降温，干校则成了办“应景性”学习班的场所，平时只有房舍、农具和留守人员……

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的有关通知》，此类干校才陆续宣告正式撤销。

结尾，不曾终结的理想与探索

人们不会忘记，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批示总后勤部报送的《关于部队进一步搞好农副业生产的报告》，13日召集人员起草文件拟下发全国，14日给林彪写信让其“酌办”。

消息传到解放军总后勤部，时间已是“1966年5月中旬”。具体时间应是杨成武到苏州向林彪汇报毛泽东的部署之后。邱会作在《历史回顾》中回忆的这个时间，可以与历史脉络相印证。

“杨成武宣读全文后，叶剑英说：主席的批示是解放以来在军队文件上最重要的批示，对军队是极大的鼓舞，我们应认真传达，很好地学习！”

这是军队的态度。当时，罗瑞卿已被停止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工作，叶剑英接替军委秘书长，在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辅助下，与总参杨成武、总政萧华和总后邱会作等成立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叶剑英说完，萧华说：“请邱部长代军委起草一个指示，提出贯彻方案！”

贯彻军委主席重要指示，总政是具体办事部门。萧华推给总后，其中必有隐情。后来，聂荣臻定调：“这不是哪个机关的事，是军委的大事，由军委办公厅出面为好！”

军委办公厅承担了这一任务，文件及时下达部队。但据邱会作回忆，总政对“五七指示”处理较为低调……

假若总政对此事确实是低调处理的话，应当事出有因：一则是当时打倒罗瑞卿，全军正在批判“反对突出政治、大搞单独军事观点”，总后突然搞了个“加强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与总政的主张不合。另一方面，则是邱会作与萧华有矛盾。这个矛盾由来已久，主要是邱会作在总后生活作风腐化，罗瑞卿指示总政和总后党委对邱会作进行“帮助”。当然，矛盾的因素来自多个方面。

几个月之前，上海批罗瑞卿会议结束不久，总政便组织各单位大抓“不突出政治的人”，揪“罗瑞卿分子”，找“单纯业务观点”的代表。在这场运动中，据说总政把邱会作列入了名单。

邱会作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坐以待困。在全军召开政工会议之前，他专门组织人搞了一个《后勤工作突出政治的经验总结》。这个报告报给了林彪，林彪看后呈给了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刘少奇批转给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作为正式文件组织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等于肯定了总后，也保护了邱会作。

得知这个消息，萧华在军委办公会上说：老邱得大奖了！这也是话中有话……总之，毛泽东做出“五七指示”后，总后很高兴，但总政在宣传上没有达到总后的预期。

邱会作晚年回忆说：“总政响应毛泽东号召，积极组织全军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批北京市委，淡化了‘五七指示’。但下面有人关注毛泽东这一批示，1966年6月间，《解放军报》两个记者向我采访，要我谈获得毛泽东这么重要批示的原因，我说我们报告没有政治空话，非常实际。我也根本没料到林总会把它呈给毛泽东，更没料到毛泽东写下这么重要的指示。我曾想来想去，为什么毛泽东会在一个普通的后勤业务报告上做这么大一篇文章呢？那就是毛泽东看到我们业务中有政治，是联系实际的政治，是真正的突出政治。”

不管怎样，毛泽东“五七指示”还是让总后风光了一阵。中央宣传部发了内部通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对“五七指示”进行了长篇的连续报道。“五七指示”家喻户晓，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反响。

这一次，虽然获得毛泽东重要批示，但邱会作没有逃脱“文革”的厄运。运动不久，他就因为作风腐化问题被红卫兵打倒。据邱会作讲，造反派对其进行体罚，打断了骨头。他不得不向林彪写“求救信”，是林彪让叶群持陈伯达的批示才将他解救的。

几个月后，邱会作再次复出，后来卷入林彪集团案，并成为林彪集团案主犯……

1971年5月，是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五周年的日子。已成为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并在军委办事组掌权的邱会作进行了精心策划，拟拍一部电影、筹划一个大型展览、出一本专著以纪念总后获得毛泽东这一重要指示。1970年8月，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抓住庐山会议林彪一伙搞阴谋的事情不放，纪念宣传“五七指示”的计划再次泡汤。

据总后的老人回忆，邱会作最终也没有放弃用毛泽东“五七指示”做文章。在他被林彪、陈伯达“抢救”复出后，指示手下在总后大肆迫害干部，并在宁夏贺兰山等艰苦地方建起“五七干校”，把总后机关、后勤学院、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医院院校大批干部下放，使许多人饱受折磨。对此，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专门列举了这一事实。

当然，总后“五七干校”，乃至全军“五七干校”只是全国“五七干校”的一部分，那困苦的日子成为一代人永久的记忆。同时，也把中国军队与共产主义实践紧紧地联系在历史档案里……

关于那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人类“理想王国”的谋划与实践，几乎随着“文革”结束，或者说是当事人的离去，渐渐烟消云散。

斯人淡去，留下不曾意料的结局。但一个伟人带领一个政党，为了民族强大的探索，被写进了史记。

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发展开始转轨。通过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同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使共产主义的探索进入新的里程。

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明确了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回到了应有的站点和出发点。

当今的中国，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广大的农村，均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与农村纳入一体化建设，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年“超英赶美”的梦想成真。■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