骥子不是宗文，熊儿不是宗武
—— 《杜甫二子考》摘误

李有林

—— 《杜甫二子考》摘误

李有林

本文通过梳理杜甫相关诗作及其注解，理清了杜甫二子宗文、宗武与其小名熊儿、骥子的对应关系，从史实和逻辑角度否定了曾祥波先生 《杜甫二子考》一文对传统说法 “杜甫大儿宗文小字熊儿，小儿宗武小字骥子”的颠覆，考定宗武出生于天宝十三年秋，而非 “至德二载秋八月杜甫奔赴肃宗行在之际”（奔赴行在是在四月）。另外指出，即使是提出 “宗武为熊儿”的洪业也没有说过宗武出生于至德二载秋。

宗武 宗文 骥子 熊儿 洪业

2013年第1期 《杜甫研究学刊》刊登了曾祥波先生的 《杜甫二子考》一文，该文摘要说：“传统说法 ‘杜甫大儿宗文小字熊儿，小儿宗武小字骥子’是错误的。梳理考辨杜诗，可知杜宗文字骥子，杜宗武字熊儿，宗武出生于至德二载秋八月杜甫奔赴肃宗行在之际，此时杜甫不在家中，未能亲见其出生”。笔者经过仔细研读，发现该文论证存在重大失误，致使以上结论完全乖离史实。鉴于该文发表在杜甫研究的核心期刊上，至今未见有人纠正，故不揣冒昧，撰此文以商榷于作者。

一、谁是熊儿、谁是骥子

熊儿、骥子是杜甫两个儿子的小名或乳名。现存杜诗中，熊儿仅在 《得家书》中出现一次，骥子出现三次，分别在 《遣兴》《忆幼子》《得家书》中。这三首诗均写于至德年间。

宗文、宗武是杜甫两个儿子的官名或学名，只出现在诗题、诗序中，分别是 《宗武生日》《催宗文树鸡栅》《熟食日示宗文宗武》《元日示宗武》《又示宗武》《课伐木并序》。这些诗中，除《宗武生日》作年有争议外，其它都写于客居夔州时。可见，宗文、宗武的称呼大量出现在杜甫入川以后的诗中。从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这个题目看，宗文是兄，宗武是弟，这一点没有争议。

在今日所有传世杜集的祖本——宋代王洙编定的 《杜工部集》 中，《忆幼子》 一诗题下有注：“字骥子，时隔绝在鄜州。” 这里的 “字”应为小字，即父母给起的小名、乳名。因为古人只有到了成年才取表字，供他人称呼。此诗第一句说 “骥子春犹隔”，可知幼子叫骥子。“幼子”一般都理解为 “年幼的儿子”，但杜甫的儿子都年幼，结合诗意，题中的 “幼子” 只能指 “最小的儿子”。杜甫最小的儿子饿死后，就数宗武最小。该集中 《宗武生日》诗最后一句 “涓滴就徐倾”下有注语：“宗武小名骥子，曾有诗‘骥子好男儿’。”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骥子为宗武小名的记载，此后宋元注家多接受此说，以骥子为宗武，熊儿为宗文。有的注家还有所发挥增益，如蔡梦弼 《草堂诗笺》卷二十三 《宗武生日》将此注改为题下注：“宗武小名骥子，公之子也，按集公诗有曰 ‘骥子好男儿’，又云‘骥子最怜渠’是也。”有的宋元注本在注语前冠以 “洙曰”“彦辅曰” 等。明清两代杜诗研究大家对此均无异议。唯仇兆鳌在 《杜诗详注》卷五 《得家书》“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下，注曰： “旧注：‘骥子、 熊儿， 二子小字’。胡夏客曰：‘骥，当是宗文。熊，当是宗武’。”仇兆鳌虽在注此诗时引用胡夏客的观点，但他没有说胡夏客提出这一观点的理由是什么。他本人对这个问题显然也没有主见，在别处又接受骥子即宗武的观点，如 《杜诗详注》卷四 《忆幼子》题下注：“鹤注：此至德二载春，公在长安作。公幼子宗武，小名骥子。”《杜诗详注》卷十七《宗武生日》注云：“梁氏编在夔州诗内，得之。黄鹤因首句 ‘何时见’遂疑宝应元年，公在梓州，宗武在成都。其实首句不如是解也。至徳二载，公陷贼中，有诗云 ‘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此时宗武约计五岁矣。其后，自乾元二年至蜀，及永泰元年去蜀，中历八年，宗武约十四岁左右矣。”

综上所述，宋至明清，公认熊儿为宗文，骥子为宗武。从杜诗中可看出，杜甫把继承家族诗道传统的希望寄托在宗武身上。胡夏客说： “诗云 ‘觅句新知律’，又云 ‘试吟青玉案’，或疑公有誉儿癖，非也。宗武定是有才，若宗文则‘但使树鸡栅’耳。后宗武之子嗣业，能葬祖乞志，不坠其家声云。”

1952年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洪业 （号煨莲）先生用英文撰成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该书中译本于2011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洪业对杜甫两个儿子的小名作了重新解读，认为宗文是骥子，宗武是熊儿。除了援引胡夏客观点外，洪业的论据就是两点：

一是自天宝十四年杜甫赴奉先探亲发现“幼子饿已卒”以后，只剩下一个儿子，就是骥子。他说：

757年春天，杜甫所作诗尚有 《春望》《忆幼子》《遣兴》——都是思乡的内容。我倾向于认为当杜甫离开三川家人时，杜夫人就要生产了。母子是否都还平安？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杜甫觉得一份家书抵得上万金的缘故。杜甫在755年春天失去了一个襁褓中的儿子。而剩下的儿子——骥子，应更加珍爱。根据杜甫关于他早熟的说法，骥子应该已经五岁了。

宗文在两个孩子中是老大，这在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中已经得到证实，而且诗篇 《忆幼子》和 《遣兴》中的骥子是那时杜甫唯一的儿子 （幼子的 ‘幼’只包含年龄小的意思，并无排行的考虑 ），换句话说，熊儿可以是一个尚未出生的期待中的孩子的名字。

以上说法其实很牵强，如果此时杜甫只有一个儿子了，那么诗题为何不写成 《忆骥子》？且没有证据证明杜甫奉先探亲前只有两个儿子。

二是杜甫不会像一般人那样偏爱小儿子。这是洪业断定宗文为骥子的主要理由。他说：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在读 《忆幼子》和 《遣兴》的时候，我也在为这种想法所困惑，杜甫更关心他的幼子，而不是长子。作为家中的长子，我自然会有一种敏锐的遗憾，看到自己最爱的诗人也有一般父母所具有的偏心。经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我才发现伪王洙注使我们都——除了胡震亨（按此处误，当为胡夏客，洪业后来纠正）——误入迷途，骥子是指宗文，杜甫的长子。

自两宋以来的学者，除了一个以外，都异口同声地说骥子是宗武的小名；因其聪明好学，杜甫特别爱他。宗文不成器，杜甫不免失望。关于这一点，我于几十年中，每想到，颇觉不快。我先父对诸儿一视同仁，向无偏爱的表示。……杜甫呢？他竟然不爱长子，偏爱次子；不免盛德之累。

可见洪业主观地认为，偏爱幼子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杜甫身上。连他父亲都能做到对诸儿一视同仁，像杜甫这样的伟人怎么可能做不到呢？其实这是一种人为拔高杜甫形象的片面认识。即使同胞兄弟也会在品质、爱好、禀赋上不尽相同，杜甫喜欢聪慧的小儿子，不喜欢愚钝的长子，也是人之常情，俗语所谓 “天下老儿爱小儿”，上升不到 “盛德之累”的高度。

总之，宋至近代，只有胡夏客、洪业认为宗文是骥子，宗武是熊儿，但均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曾祥波先生认为胡夏客对杜甫二子问题并无全面的考证，其所言 “骥，当是宗文。熊，当是宗武”甚至有可能是无心插柳的一时笔误；而洪业虽断言杜甫作 《忆幼子》诗时，熊儿尚在母腹中未曾出世，所提到的骥子是宗文这个年龄幼小的儿子，但他对此假说并未加以证明。因此，曾祥波先生欲从杜诗中寻找证据以证明洪业的观点。

二、宗武出生于何时

曾祥波先生认为，要证明宗武在杜甫离开鄜州前往肃宗行在之时尚在母腹中，弄清其出生时间是关键。他从写于大历三年正月元日的 《元日示宗武》《又示宗武》入手，考订宗武的年龄，进而逆推其出生之年，这本是不错的思路，可惜由于他对诗句理解不正确，又对古代计算年龄的方法不了解，导致推论错误。

《又示宗武》 中说：“暇日从时饮，明年共我长。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祥波先生认为：

杜甫是说宗武 “明年共我长”，将接近（“应须”“已似” ） 十五有志于学的年纪了。若以洪业的推测，宗武出生于至德二载（757） 算起，到 “明年” 大历四年 （769），以古人惯用的虚岁计，杜宗武为十四岁，正是最为接近十五岁的时候，故老杜作此诗以勉励之。

曾祥波先生这段话里出现了几个错误：

首先，“明年共我长”的意思是明年宗武将和我身材一样高。“长”是平声的韵脚，是长度的 “长”，不是生长的 “长”，不是说明年宗武就长到多大了。

其次，古代没有 “虚岁” 一说，凡是古人所提到的年龄，都是这样计算出的：一个人出生的当年记为一岁，以后每过一个春节增加一岁。杜甫 《杜位宅守岁》 诗说：“明朝四十过”，就是说除夕一过，他就四十一岁了，并非说正月初一是他的生日。萧涤非先生曾经为说明这个问题，举过一例： “白居易 《除夜》 诗：‘病眼少眠非守岁，老心多感又逢春。火销灯尽天明后，便是平头六十人。’所谓天明后，即指的正月初一。白居易是正月二十的生日——其实即使是十二月二十的生日，按照习惯，他一样可以说‘平头六十人’的。”这和现今人们按生日计算实足年龄的方法大不相同。《又示宗武》紧接《元日示宗武》而来，又押相同的韵，可见也是写于大历三年正月初一。他之所以写这两首诗，因为从这天起宗武十五岁了，为了激励他，才在诗中化用 《论语·为政》篇中孔子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话，用典巧妙而贴切。如果杜宗武是至德二载出生的，按古人计算年龄的方法，到大历三年元日只有十二岁，怎会 “接近十五岁”？

第三，从大历三年元日宗武十五岁逆推，天宝十三年才是宗武的出生之年。《宗武生日》诗开头说 “小子何时见？高秋此日生”，可知宗武生于天宝十三年秋天，是唯一能考定出生时间的杜甫子女。杜甫在至德二载写的 《遣兴》诗中说：“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夫诗。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至德二载的前年就是天宝十四载，这一年十一月，杜甫自京赴奉先县探亲，到家后得知 “幼子饿已卒”，写了著名的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而此时宗武已经两岁 （实足年龄一岁有余），自然能 “学语”“诵诗” 了。但曾祥波先生却认为《遣兴》诗的 “骥子”只能是宗文：

如果按照传统说法，骥子是宗武。那么我们按照最宽松的情况度量，以 “前年学语时”为骥子一岁时事，则他在至德二载已经四岁 （虚岁五岁），至大历四年为十七岁 （虚岁十八岁）。这与 《又示宗武》 所言情状绝难吻合，其龃龉矛盾一看而知，所以骥子一定是指宗文。

前年才一岁，今年 （至德二载）怎么就变成四岁了？应该是三岁 （按古人计算方法为四岁），到大历三年为十四岁 （按古人计算方法为十五岁），与 《又示宗武》 所言十分吻合，并无龃龉矛盾。

第四，洪业从未推测过，宗武出生于至德二载。这一点放在本文最后阐述。

三、杜甫奔赴肃宗行在是在何时

曾祥波先生说：“确定了宗武的出生年月，再按照洪业推测的宗文字骥子、宗武字熊儿的说法，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梳理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文行实，历历可验，无一滞难，诸家注杜的诸多疑难都可以得到解决。”但是遗憾的是，曾祥波先生所举的例证无一不说明他把注杜诸家已经搞清楚的问题又弄错了，显示他并没有梳理清楚“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文行实”。

（一）杜甫奔赴灵武行在的时间

曾祥波先生通过分析杜甫 《得舍弟消息二首》《春望》有关诗句后断定，杜甫将妻儿安顿在鄜州，听说肃宗即位于灵武的消息，即奔赴行在，“离家的时间在天宝十五载 （756）岁末与至德二载 （757）岁初之间”。这个推断明显有问题，与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文无一关合。

唐肃宗李亨于天宝十五载七月甲子即位灵武，改元至德，九月唐肃宗离开灵武，十月行在已移至彭原。杜甫为何这年岁末至次年岁初才又奔赴灵武？其实历代杜甫研究学者早已考定：杜甫至德元载七月底或八月初就离家投奔肃宗，不幸途中为叛军所俘获，押回长安。现存杜诗中就有写于天宝十五载八月至年底的诗数首，如：

《月夜》。赵次公曰：“天宝十五载夏五月，公以家避难鄜州。秋八月，挺身赴朝廷，独转陷贼中。闺中，指其家也。公在贼中而怀鄜州耳。”黄鹤补注曰：“至德元载八月，自鄜州赴行在，为贼所得时作。故诗云：‘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至德元载即天宝十五载。”

《哀王孙》。此诗写流落在长安城的王孙“已经百日窜荆棘，身上无有完肌肤”，浦起龙注：“自明皇六月出狩，至此百日。”仇兆鳌注：“盖在九月间也，诗必此时所作。”诗云 “不敢长语临交衢，且为王孙立斯须”，则是诗人亲身目击，亲口询问并慰藉王孙，此时他在长安城无疑。

《悲陈陶》。诗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孟冬即十月，此记至德元载十月二十一日房琯兵败陈陶之事，因杜甫身在长安，目睹了城中情景：“群胡归来雪洗箭，仍唱夷歌饮都市。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军至。”

《悲青坂》。黄鹤补注：“此 《唐纪》 所谓癸卯又以南军战，败绩。南军，杨希文所将，乃天宝十五载十月二十三日也。”杜甫有感于官军三天两败，痛惜自己深陷贼中，无法将自己的建议转达官军：“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

曾祥波先生误解了杜甫 《得舍弟消息二首》《春望》有关诗句。《得舍弟消息二首》其一所谓 “侧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是说他从信上得知弟弟寄食于千里之外的平阴荒僻之乡，并非是在 “一家村”（羌村）收到弟弟从平阴寄来的信。《得舍弟消息二首》其二所谓 “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岁时”意思是生活使自己憔悴不堪，成年累月忧心忡忡，其中的 “岁时”并非 “岁末” 之意。《春望》 中 “烽火连三月” 之 “三月”，并非 “说明三个月正是杜甫离家之时日”，而是指自安史之乱发生，至今已经连逢两个三月，意在点明祸乱之久。

（二）杜甫奔赴凤翔行在的时间

曾祥波先生认为至德二载秋 （757），杜甫已从长安奔至凤翔，作 《得家书》。通过分析此诗，他得出如下结论：

“幸无恙”是说熊儿平安降生；“西郊白露初”，节气白露，说明熊儿降生于阴历8月，于上文所说 “高秋此日生” （《宗武生日》）正合。又，查 《二十史朔闰表》 757年为闰八月，杜甫此年初离家，至此已经9个月，扣除书信途中逗留时间 （姑且以一月计），则杨氏在杜甫离家时应有近两月身孕，正是初露端倪之时。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曾祥波先生认为至德二载八月杜甫从长安奔赴凤翔之际，杨氏生下一子，即所谓的 “熊儿”。一个月后即闰八月杜甫得家书，获知得子喜讯，作诗以记之。读完此段，我不得不怀疑曾祥波先生没有认真读过《述怀》《羌村三首》《北征》 三诗，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杜甫什么时候逃归凤翔，也不知道至德二载闰八月杜甫在做什么事。

《述怀》 说：“去年潼关破，妻子隔绝久。今夏草木长，脱身得西走。”安禄山叛军攻陷潼关是在至德元载六月，而杜甫当年八月在奔赴灵武途中被俘获押至长安，至德二载夏脱身西归凤翔，被授予左拾遗之职。“今夏草木长”，赵次公注认为是化用陶渊明诗 “孟夏草木长”，孟夏是四月。杜甫已经明确说明离家是在 “去年”，即至德元载，到今天 “隔绝久”。现存杜集中有两篇文章是杜甫在凤翔行在任左拾遗期间撰写的，文末签署了写作时间： 《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落款 “至德二载六月一日”；《为补荐岑参状》，落款 “至德二载六月十二日”。因此杜甫不是八月份才到凤翔的。

《北征》一开头就说 “皇帝二载秋，闰八月初吉。”而曾祥波先生查了 《二十史朔闰表》才知道至德二载是闰八月。 “杜子将北征，苍茫问家室”，杜甫于至德二载闰八月初一就踏上了回家的征程，难道是回家途中接到家书？但仔细看曾祥波先生文章，从未提及至德二载闰八月杜甫回家探亲这件大事，看来并不知道。

杜甫回家后写妻子儿女事甚详细。 《羌村三首》说 “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北征》写道 “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问事竞挽须，谁能即嗔喝。翻思在贼愁，甘受杂乱聒”，以上诗中没有任何关于新生儿的信息。按洪、曾两位先生的观点，“家书值万金”就是牵挂这个未出生的孩子才写的。如果真得一子，诗中岂能没有反映？

《述怀》 又说 “自寄一封书，今已十月后”。杜甫寄家书肯定是在长安陷贼期间，否则不会在《月夜》中写出 “未解忆长安”的诗句，因为离家时告诉家里他要去投奔灵武行在的。假设他是在至德元载八月中秋寄书的，那么到至德二载六月已经十个月了，此时还没有收到家书。到闰八月就十三个月了，所以 《北征》里说：“况我堕胡尘，及归尽华发。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经年”是说从离家到归家经过了一年时间，则曾先生所谓 “杜甫此年初离家，至此（闰八月）已经9个月”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四、余论

曾祥波先生的论文旨在对洪业 “骥子为宗文、熊儿为宗武”的观点进行证明，但却没有“认真”看洪业的论述。洪业从未说过宗武出生于至德二载秋，他考定宗武出生于至德元载即天宝十五载晚秋 （当然这也是错误的），如下文所说：

我倾向于认为当杜甫离开三川家人时，杜夫人就要生产了。

杜甫和家人分别一年了。我们可不能责备杜夫人没有写信来。她可能托善良的旅行者带过好几份书简，但在战争年代只有其中一份被送到杜甫手里。孩子降生了，这就是后来的杜宗武。时间大约在前一年的晚秋时节。

曾祥波先生却说：“杨氏在杜甫离家时应有近两个月身孕。”在那篇论文前半部分，他引用了洪业大段话，里面就有如下叙述：

因为要奔赴行在，不及等候他的太太杨夫人分娩，而即出发。中途被叛贼捉住，把他带到长安去。过年夏间 （七五七），他逃离了长安，在极危险中，达到凤翔行在。在凤翔才得家信：“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熊儿当然是上年高秋杨夫人所生的宗武。

曾祥波先生没有发觉他和洪业关于杜甫离家时杨氏 “怀孕”状况的说法大不一样，也就没有可能对这个差异进行处理，以致在同一篇论文里前后矛盾。那么杜甫具体什么时候离开家人呢？洪业说：

我倾向于认为这次旅行开始于7月中旬之后不久。杜甫想穿越芦子关仅仅是为了开始一段更长的旅途——为了避开叛军——去寻找流亡朝廷。无论如何，他没有在三川逗留太长时间，就出发加入了流亡朝廷。不过，接下来我们发现杜甫羁留在叛军控制下的长安。

可见，洪业认为杜甫是至德元载七月下旬离家投奔流亡朝廷的，而且不久在途中被叛军所俘，送回长安城，这与历代杜诗注家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分析了至德元载八月至年底所写几首诗的系年，与我在本文第三部分所论述的一致：

《月夜》 可能写于长安的中秋之夜，756年9月13日。我们的诗人自然在思念身在三川的妻儿。《哀王孙》描述了一个年轻的皇室成员的处境，他被人们隐藏了一百多天，没被叛军抓获。这首诗一定写于10月结束之前。…… 《悲陈陶》和 《悲青坂》就作于长安，当时他听到了官军作战失败的消息。

以上引文均摘自曾祥波先生亲手翻译的洪业著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洪业除了 “熊儿当然是上年 （至德元载）高秋杨夫人所生的宗武”的观点外，其它关于杜甫奔赴灵武行在、羁留长安、逃归凤翔行在等事件的叙述与历代注家均无不同，有杜甫相关诗作为依据。由此可见，曾祥波先生想从考证宗武的出生年月入手，为洪业 “熊儿为宗武”的观点进行补充论证，但是所得出的结论 “宗武生于至德二载秋”，不仅不符合宗武出生于天宝十三年秋的史实，而且还将此结论强加于洪业，其实是与洪业 “宗武生于至德元载秋”的论述相悖，使得整个论证出现明显失误。

洪业的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迄今为止被公认为英语世界中关于杜甫的最重要的著述，即使在六十五年后的今天，其中文版与已出版的诸多杜甫传记相比，水平相当高，对杜甫的生平、诗作、版本研究很深入。曾祥波先生翻译这样一部著作，除了精通英文外，按理说对杜甫研究的方方面面也应该是了如指掌的，但为何还会在考证杜甫二子时出现了这样低级的错误呢？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曾祥波先生不仅对历代杜诗注家关于杜甫生平之研究成果 （如诗人年谱、诗作系年）尊重不够，而且对杜甫本人有关自身行迹的诗篇研究不透，对杜甫生平的重大节点不甚清楚。

清代学者浦起龙在其 《读杜心解·发凡》中说： “昔人曰：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与言杜。今且于开元、天宝、至德、乾元、上元、宝应、广德、永泰、大历三十余年事势，胸中十分烂熟。再于吴、越、齐、赵、东西京、奉先、白水、 鄜州、 凤翔、 秦州、 同谷、 成都、蜀、绵、梓、阆、夔州、江陵、谭、衡，公所至诸地面，以及安孽之幽、蓟，肃宗之朔方，吐蕃之西域，洎其出没之松、维、邠、灵，藩镇之河北一带地形，胸中亦十分烂熟。则于公诗，亦思过半矣。”此可谓治杜经验之谈、必经之道，值得重视。

注释：

①⑬⑮⑯⑰㉔㉘曾祥波：《杜甫二子考》，《杜甫研究学刊》2013年第1期。

②此诗系年有两说：黄鹤、赵次公、朱鹤龄、杨伦等考定写于梓州，钱谦益、仇兆鳌、浦起龙等认为写于夔州。参见李霜琴著 《杜甫两川诗研究》，黄山书社2015年版，第61页。

③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 2246页关于诗句 “笋根稚子无人见”的“备考”：师古谓杜甫有二子，宗武字骥子，宗文字稚子。按师古误解 “稚子”一词，所说非是。

④萧涤非主编：《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 2650页 “校记”：宋九家本移作题注云：“宗武小名骥子。”宋分门本亦移作题注，注前有 “洙曰”二字；宋百家本、宋千家本、元分类本也移作题注，注前有 “彦辅曰” 三字。

⑤⑥⑦⑧㉒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1页、第323页、第1477页、第1851页、第310页。

⑨⑩⑪⑫㉖㉗㉙㉚（美）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03页、第109页脚注、第109页脚注、第358页、第103页、第108页、第99－100页、第100－101页。

⑭萧涤非：《杜甫研究》（修订本），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226－227页。

⑱ 《资治通鉴新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383、7396、7400页。

⑲㉕ （宋）赵次公注，林继中辑校：《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页、第191页。

⑳㉓ （宋）黄希、黄鹤：《黄氏补注千家注纪年杜工部诗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卷十九、卷二。

㉑㉛ （清）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46页、第6－7页。

责任编辑 陈宁

作者：李有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史学硕士，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