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物质媒介研究

张 进 姚富瑞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媒介技术、生物技术与基因工程等发展，使人类无论是从身体上还是思维上都可以被科技所改造，从而与以往的自然人有所区别。除此之外，随着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使得机器人等人造物越来越趋近于一种准人类的高智能存在，另一方面在虚拟空间中创造或重新塑造着人类主体，无论是现实还是影视作品中都对此有所呈现。在此背景下,人类的定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并获得了相应拓展。后人类(posthuman)思潮开始席卷西方知识界。在这种后人类总括性术语与境况中，超人文主义(transhumanism)与一些新唯物主义(new meterialisms)的相关研究，都开始重视并“强调物的能动性和生产性，试图通过提升‘物’而使之与人类平等相视”。“后人文主义则主张通过人的‘纡尊降贵’而达到‘人—物’平等相处，并强调这种同志式关系的始源性和基础性。”*张进：《通向一种物性诗学(笔谈)》，载《兰州学刊》，2016(5)。与此同时，在对人性与物性之间对立关系的突破中，小写的创造性(creativities)、个人化的创造性行动，也开始被发掘并强调。因此，在后人类时代，人与物之间的相互支配关系开始被调整为同志式或亲密纠缠式的平等关系。而后人类与媒介研究又是国内外对后人类语境探究的一个重要论题，后人类主义是与媒介技术的发展紧密关联的，并且在麦克卢汉、基特勒与海勒斯这条后人类研究谱系下，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被打破。就文学批评领域而言，后人类主义的思想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文学理论推向了技术领域，从而成为新媒体时代讨论媒介、技术、文学与书写等问题所无法逾越的理论基石。

“媒介(media)”是哲学、文艺美学和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人文主义传统中，一般来说，我们将媒介理解为“一种介于两个之间的传达工具，正如这一词在中文里的含义，媒即二人之间的中介，介即将一方介绍给另一方”*王岳川：《媒介哲学》，4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媒介专指像文字、报纸、广播、电视这类传播工具，也即是说媒介一般被当作人用来表达感情或传播内容的手段或工具。与世界本身的实在相比，媒介就像语言论转向之前语言和修辞一样处于工具性层面，是一种从属手段，处于被人所用或所支配的位置。在一定意义上，人文主义传统下的媒介研究，主要是人与物分离或对立关系下的媒介研究。一方面是人对物的使用和支配，由此，媒介是描述性或方法论的手段或工具。媒介仿佛具有透明性，即为了洞悉媒介是关于什么的，我们必须首先抑制关于媒介在物质方面是什么的意识。流行的趋势是媒介在对其文本和内容的分析中被捕捉，而身体与器物和技术的互动往往被忽视，从而映射了物的谦逊性(the humility of things)，即媒介的物质性经常在被认为不相关的地方，在电子媒介的“非物质”领域(the immaterial domains of electronic media)最为丰富。媒介技术的高效运行，使得我们无法察觉出其作为物质与机制过程的存在。事实证明，只有这种存在缺席的时候，我们才会惊觉它们的存在。此时的媒介也是作为符号象征系统而被人们所感知的，媒介过程主要表现在表征层面上，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它们的意义，关注解释，去“读”它们，即在工具性和描述性指向下去关注其文本和内容。另一方面是，物对人的压制、压迫和奴役，所造成的人的异化、物化，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所替代，主要代表是批判理论学派(Critical Theory)的媒介物性内容对人的感性系统的压制与麻痹相关理论，乃至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对媒介技术的解读，聚集在物上的更多的是负面与消极的意义。

尽管在马克思那里，技术或科技还并未被理解为媒介，这主要是因为其是以自己所身处的时代为参照的，还并没有亲眼目睹到20世纪以来媒介与物质世界的新变化与新发现。但是，马克思将技术看作商品和资本，并分析了技术的异化以及物化相关问题，从而聚焦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主要探讨了人与物的分离问题，开启了其对物进行追问的方式，并以此奠定了后来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物质媒介”(material media)问题探讨的基础，成为重要的理论出发点与枢纽。在尼克·史蒂文森*尼克·史蒂文森(Nick Stevenson)，英国设菲尔德大学社会学讲师，著有《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1995年)、《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雷蒙德·威廉斯与E·P·汤普森》(1995年)、《媒介的演变：全球化、伦理与道德》(1999年)、《文化与公民的权利和义务》(2001年)等。看来，“从历史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已对大众传播媒介提供了分析”*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2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在这种分析中所强调的是大众传播媒介在目前的社会再生产中起到的作用。在对现代文化过程的更广泛分析中，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沾溉的很多理论家，都分别建立起了自己的媒介视野。因此，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媒介理论谱系与研究路径的梳理与分析，可以为我们探究当前后人类时代文艺媒介的物质性问题提供理论资源与参照。

一、马克思：技术、商品与物化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马克思才真正地将技术问题纳入其哲学视野，而其对技术的真正思考则是开始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人类文化实践展开的基本前提。技术是确证人的本质的最基本的文化形式，马克思批判了以往对于技术的错误理解，强调技术的人文价值。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技术大概有以下几种相关理解：一是技术是一种生产力。“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以当做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形式出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1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二是技术的异化。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的表现，其在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中，压制和奴役着工人，从而造成了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异化，这种异化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或主体与自己对象之间的运动；三是技术还是商品与资本。马克思将技术看作商品和资本，并以此来阐述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其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篇就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商品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的经济细胞，成为马克思探索各种形式迥异的物与物之间关系背后真实存在的货币以及资本，尤其是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秘密的出发点。在资本主义社会语境中，我们所关注的商品并非是“感性的、可触摸的物本身”，即实体存在的物，“而是蕴含于其中的超感性的、非实体性的社会关系”*。作为物品的物具有具体、特殊的使用价值，而作为商品的物具有抽象、普遍或同质的交换价值，使用价值体现在我们对物品的实际使用上，交换价值则体现在我们对其进行的买卖上。使用价值和商品属性都是产品的属性，产品是由人所使用和交换的，产品与人类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凸显出来。因此，马克思所关注的始终是物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被价值化，也被非实体化和关系化了。“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夏莹：《试论马克思对物的追问方式及其激进维度》，载《现代哲学》，2015(3)。价值、货币和资本也是被置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来运行的，它们并不是物，而是抽象的实体。

马克思在肯定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了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其具体分析了技术的否定面和奴役作用。技术的创造与发展使得工人被机器统治并服务于机器，从而被排挤，深刻地改变了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科学通过机器来作用于工人，其作为一种异己、敌对和统治的力量，以及机器本身的力量，从而使工人成为机器的一个器官。工人便成了科学技术的奴隶，并最终丧失了其为人的本质，被异化了。马克思以社会经济和阶级分析的视角追问了为什么机器、技术的应用会导致人的奴役与人的本质的丧失，以及技术奴役的根源是什么的问题。马克思认为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而不是技术本身造成了机器、技术对人的奴役与压榨，技术对人奴役的根源是在于人对人的奴役。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与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并发挥作用，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强化了对工人的压榨和剥削，由此，科学技术实际上已经成为资本的一部分。技术对人的奴役在于技术的基于主客体关系的异化，技术在本质上是一种中性的工具，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才导致了其对人的奴役。因此，马克思确认了这种关于技术本质的工具性规定。

后来，广松涉通过将海德格尔与中晚期马克思的思想结合起来，即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入手，而不是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入手，去匡正马克思恩格斯所主要关注的问题,从而提出了马克思思想中“从异化论逻辑到物象化论逻辑”*广松涉：《唯物史观的原像》，35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的问题。此时，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被理解为“反映了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对抗，以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倒置”*康加恩：《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物”、“事物”和“物化”》，载《南京社会科学》，2015(9)。。机器的自动化生产，将工人的控制性与支配性排除在外，从而使它凌驾于工人之上，工人的人格化活劳动与机器的对象化和物化的死劳动相对抗，主体被客体所控制和支配。机器的物化使得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异己力量，通过资本来剥削工人的劳动。因此，技术对人的奴役不光在技术的异化上来被理解，也在技术的物化层面上来被审视。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经济物化颠倒、社会关系的物化，即资本主义市场中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实为物化了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的物化批判理论视域中，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如果不能物化为物与物的关系就无法顺利地实现出来。“物化概念被规定为以物与物的关系乃至物的实体与事物的属性来表象人与人的关系。实际上，这是在一定条件下人们日常的直接意识中出现的物相‘错认’，即物象化。”*“资本不是物(实体存在)，而是为颠倒的物象所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广松涉：《物象化论的构图》，12、10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总之，人与物的分离是马克思主要讨论的问题，也是马克思对物进行追问的方式*夏莹：《试论马克思对物的追问方式及其激进维度》，载《现代哲学》，2015(3)。。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该观点在后来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渐渐变得不再那么主流。在鲍德里亚的视野里，瓦尔特·本雅明是第一个将科技理解为媒介而非生产力的人，他认为科技是一种代表全新意义时代的形式和原则。后续者是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将媒介理解为基础性的技术，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即讯息，从而使得媒介获得了本体论层面上的意义。“对于鲍德里亚而言，关键之处在于技术——包括工厂中的技术——始终是一种媒介形式，其权力来源于其不仅仅能够生产，而且能够再生产符号和客体。”*其甚至宣称：“本雅明和麦克卢汉比马克思看得更清楚，他们明白真正的讯息，真正的最终意义存在于再生产本身。生产本身是毫无意义的：其社会终结性输给了批量。拟像盛行于历史之中。”*Jean Baudrillard.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London:Sage，1993，p.56.鲍德里亚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重点论述了拟像的层次，并“依据拟像或表征模式的三种层次之间的运动而描绘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和轨迹”，尽管这种理解西方历史的方式乍看之下显得比较吊诡，但是其“追溯生产者社会到消费者社会的变化，并依据客体、符号和技术之间的联系思考这一变化”*尼古拉斯·盖恩、戴维·比尔：《新媒介：关键概念》，9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从而形成了其具有原创性的仿真理论，也正是在仿真的层次上将鲍德里亚和本雅明区别开来。

二、本雅明：灵韵与媒介化

就目前来说，人类文化大致经历了口头或口传文化、印刷或书面文化、电子文化这三个阶段，其中针对人类文化正在经历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阶段，即电子媒介文化阶段，各种问题正在“内爆”式地丛生。面对这一难以回避的现实，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精英们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

瓦尔特·本雅明对技术带来的新形势与新媒介持欢欣鼓舞的态度。就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而言，一方面艺术作品的可复制性使得学生可以通过仿制来进行艺术实践，大师通过复制他们的作品来进行传播，商人通过造出复制品来追求盈利。然而，对艺术品所进行的机械复制相对于原作品来说还会表现出一些创新，从希腊人具有局限性的铸造和制模开始，艺术的复制又经历了木刻、镌刻、蚀刻、与印刷术并驾齐驱的石印术、照相摄影、电影摄影等阶段，这些技术复制不仅通过复制一切传世艺术作品来使其经受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在艺术处理方式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艺术复制会造成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也即原真性，以及最终光韵(aura)的丧失或凋谢。由建立在礼仪基础上的膜拜价值向展示价值的过渡，所体现的是艺术的整个社会功能的改变，其不再是以礼仪为根基，而是转而建立在政治根基之上，从而使其成为具有全新功能的创造物，并且光韵的衰竭来自于现代大众更易“接近”物的强烈愿望，以及通过占有一个对象的酷似物、模本或占有它的复制品来克服其独一无二性，并占有这个对象的愿望。因此光韵是一种与物相连的受制于自然条件与历史条件的感知方式，光韵的衰竭可以理解为现代感知媒介的变化，并能揭示其衰竭的社会条件。

本雅明的这些思想启发着后来的物质媒介研究，其相关的论点也被重新挖掘并延伸。在物质媒介研究的视野中，如今的复制不再是机械的，更是电子生产或复制，“复制不再外在于对象，而是内在于对象；技巧和技术交织在一起”*斯科特·拉什、西莉亚·卢瑞：《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17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伴随着媒介的物化，复制被赋予了生命。此外，本雅明所说的光韵或灵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物韵”。画像本身的复制可能已经接近完美，可以供不同层次的人以各自的目的来使用，而且在复制的过程中也会带来艺术处理方面的创新。但是机械复制有其独特的载体，简单来说在那个特定时间和空间中纸张的唯一性是不可复制的，也即载体的物性唯一性需要。总的来说，本雅明坚信“通俗文化和新技术与新媒介的结合将是革命性的，它促进了文化的民主化进程”*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此外，媒介化或调解概念，在本雅明的《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参见本雅明：《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中也成为一个主要的来源。本雅明认为，在大众传媒(the mass media)的时代，观众不再是像早先时期那样不得不聚集到原初对象、场景或表演场所，现代技术的大规模再生产意味着对象或事件的中介影像(mediated images)可以被同时传递给更广泛的分散受众。因此，有人认为，我们现在生活于传媒世界的“广泛他处”(generalized elsewhere)，并且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消费一种或他种中介叙事(mediated narratives)上。事实上，由于这种调解经验的增加，我们现在生活在一种“景观社会”*Guy Debord.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New York:Zone Books，1995.中，“景观社会”是被我们与影像(images)而不是与物质(things)或事件(events)本身的关系来表征的。

居伊·德波从这点出发，对景观社会做出了批判。在他那里我们不再处于一个因与物品的分离而遭到异化的社会，反而是因为我们与物品距离太近了，一切立即得以实现，无论是物品还是我们自身，因而我们诅咒这一太过真实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物品直陈在那里，没有距离、没有魅力，缺少真正的快乐，我们所拥有的不是交流，而是如“病毒”一类的感染，所有的一切都会以非常迅速的方式从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甚至可以用“乱交”这一术语描述这样的过程。德波将马克思的人与人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的经济物化颠倒进行了表象化再颠倒，即将资本主义市场中经济现象之间被物化了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进行了景观化。景观就是商品完全成功的殖民化社会生活的时刻*居伊·德波：《景观社会》，9-38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让·鲍德里亚则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仿真”*Tony Bennett,Lawrence Grossberg,and Meaghan Morris.New Keywords: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UK:Blackwell Publishing，2005.(simulacrum)时代。“物”受制于戏剧性、场景以及参与者之间的表现，进行“出演”，从而是淫秽的总体实质，淫秽可以被定义为某物的生成——真实、某物的生成——绝对——真实，这里某物是隐喻的，具有隐喻的维度。物品变得过于真实，当它立即被给予和被实现的时候，当我们身处短路时，便意味着这些物品过于接近，我们就处在淫秽之中。而且，鲍德里亚探讨了“人类”能动性和“社会性”的概念，这些概念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体现了主流理论所认为的不受技术发展所影响的永恒的概念。

居伊·德波与让·鲍德里亚对媒介化的激烈回应与对物的相关探究与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批判理论学派有关媒介物性内容关注与探究的回应。

三、从批判理论学派到伯明翰学派：从媒介的物性内容到媒介文化的抗争性

批判理论学派主要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启发下的法兰克福学派，像霍克海默、阿多诺以及受其影响的凯尔纳等人组成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一书中认为启蒙辩证法使得文化工业——这个曾经自治或相对自治的领域开始遵从工业的法则，因而侵害了它。电影、广播、爵士乐和杂志等所有富有特色的媒介形成了文化工业体系，并制造了一致性的大众文化或同质文化、批量文化。文化工业体系对文化产品内容乃至整个世界进行过滤、风格化、归类、普遍化、控制和驯化，从而使得文化产品以商品或同一性产品的形式流通，这种流动便造成了资本积累，并始终是受生产者的意愿所控制的。媒介过程在文化工业中主要表现在表征层面上，文化是商品化的表征，表征的媒介化关注的是意义与价值。文化工业的运作依靠的是象征，是文本和表征的快感，在象征的空间中，意义是解释学意义上的，是阐释性的。商品逻辑支撑着文化工业的运作，这种商品是原子化的，是简单实体，遵循机械论。权力以机械化运作方式来对主体进行外部限定，并遵循同一性原则。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中，文化和媒体是统治存在的阵地，且物是无生命的、非人的、无感情的存在，对人进行麻痹和压制，从而使人被物化，陷于工具理性的特点。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对由技术带来的新形势与新媒介忧心忡忡。因此，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集中描述了文化工业的内在逻辑和潜在威胁，并语出惊人地批判了文化工业的危险。他们揭露了好莱坞以及新兴出版业、唱片业、广告业等垄断资本对自由文化领域的工具性支配，文化开始遵循资本主义逻辑，一度与人主体性发展相联系的文化，变得与所有其他商品一样成为对象。在“批判理论”学派那里，“媒介经常被与面向大众受众的电子传播、印刷杂志和报纸机构联系起来使用，相较于人与人之间的或者双向的传播模式，大众媒介构成一个强大的、从少数向多数的单向传播体系”*Tony Bennett,Lawrence Grossberg,and Meaghan Morris.New Keywords:A Revised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UK:Blackwell Publishing，2005，p.212.。他们轻视处于社会特定地位的受众的各种阐释活动，认为“各媒介产业消除了批评的各种基础，因为这些产业霸权地将民众捆缚于现状”，不允许批判性论辩形式的存在，最终将“受众还原为冷漠的烂土豆”*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9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他们更多的是关注媒介内容，抨击文化工业的“物性”内容对人的感性系统的麻痹，物作为无生命的、非人的、无感情的存在对人的压制亦表现得十分明显。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经典文化研究对此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文化和媒体既包含统治也同时蕴含着反抗，统治与反抗是并存的。理查德·霍加特在《文化的用途》中通过对工人阶级日常生活这种古老秩序的描述，以及对二战后在工人阶级中蔓延的美式大众文化进行鞭挞，试图对工人阶级的文化进行救赎，并实际上完成了对其确认工作。但是，其对美式大众文化的蔑视与贬斥还是沿用了英国利维斯式精英文化的尺度。从雷蒙德·威廉斯开始才真正地对媒介文化的抗争功能加以挖掘并展开。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漫长的革命》、《传播》与《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将文化看作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媒介已经不仅仅作为一种传播结构，而是深深参与社会建构的一种文化机制，其对媒介的论述是他将文化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分析的集中体现，并“倍加努力地去将文化诸过程表征为物质性”*Nick Stevenson.Understanding Media Cultures:Social Theroy and Mass Communication.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2，p.18.。发生于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三种彼此联系的变化在历史上成为漫长的革命，工人运动作为变革的主要力量，已经被纳入资本主义制度，威廉斯提出对社会的传播体制进行改革，从而实现传播自由。

斯图亚特·霍尔在阿尔都塞的影响下以意识形态替代了文化对媒介进行研究，其将经过意识形态编码的文化诸形式与受众的解码策略联系起来，并提出受众反应的诸种问题。受众不再像法兰克福批判理论那里被还原为“冷漠的烂土豆”，其主动性受到肯定，并获得了具有批判接受能力的创造性主体地位，受众在文化的传播中是具有能动作用的。大卫·莫利采用人种志的研究方法进一步解释、运用并深化了霍尔的编码/解码受众研究模式。约翰·菲斯克更是通过强调受众在大众传播中采取游击战术，而使自己从中获得资源和意义，体现出主动的生产性，从而使得小写的创造性、个人化的创造性行动开始被发掘并强调。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体现了对人与物对立、支配关系的一种调整与突破。在这里，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媒介文化抗争性的探究，更多地体现出媒介与文化，乃至人与物的一种双向互动，即媒介作为文化、文化作为媒介的过程。

四、物的媒介化与媒介的物化

在启蒙理性的烛照下，人类心灵从缺乏人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人类的主体地位被高扬，科学作为启蒙运动的引擎，成为自由理性的基础，人与物的分离已经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近现代哲学更是开始将对物的追问作为一个问题，物便成为各个领域主要的研究课题，且发展出不同的理论立场。“受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物被视为人类创造与劳力活动的结果。”*黄应贵：《物与物质文化》，2页，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4。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便蕴含着人与物有着主体与客体之别的二分观点，在人文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技术便被视为社会创造的事物。但是，在物质媒介研究视域中，人类或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个作为先验事实的具体人类个体或主体问题被逐渐摒弃，取而代之的是对媒介技术的分析，并认为“这些媒介技术使得社会性和意义同时成为可能”*尼古拉斯·盖恩、戴维·比尔：《新媒介：关键概念》，10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斯科特·拉什则从情形发生变化的角度，认为文化工业在向全球文化工业过渡，全球文化工业正在兴起，他不同意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论点，同时其观点也并不同于伯明翰学派关于媒介或媒介文化的研究，拉什分析了全球文化工业的兴起所伴随的物变为媒介、媒介变为物的过程。“在全球文化工业兴起的时代，一度作为表征的文化开始统治经济和日常生活，文化被‘物化’。在经典文化工业中，媒介化主要发生在表征的层面，而在全球文化工业中(就反抗与统治而言)则是通过‘物的媒介化’实现的。”*事实上，在全球文化工业过程中，经典文化工业并没有消失，而是都一起叠合在了全球文化工业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从同一到差异、从商品到品牌、从表征到物、从象征到真实、物获得生命：生命权力、从广延物到内涵物、虚拟的兴起的变化。

表征的媒介化与物的媒介化区别较大。“一件艺术品与一把锤子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就前者而言，我们关注的是意义，而后者是用途，或‘操作性’。”媒介的物化有着诸多形式的表现，像“电影变成电脑游戏；品牌变成品牌环境，占领机场并改变商店、路边广告牌以及城市中心的结构；卡通人物变成玩具收藏品和服装；音乐变成电梯里播放的背景音乐和手机音乐。在日常生活中，媒介物开始和制造物相匹敌”*斯科特·拉什、西莉亚·卢瑞：《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7、1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大众传媒(报纸、广播、电视等)已经变成物，一种不再只关注它们的意义，而是只有操作、没有解释的工具性的世界中的物，更多的是做它们，或用它们来做事，而不是读它们。它不像绘画、雕塑这样的艺术一样局限于某一独立空间中，而是无处不在，并贴近于我们。物的媒介化主要表现为作为事件的物的媒介化，例如耐克、斯沃琪和全球足球这三个文化对象，它们的标识出现在其他物质产品上，又在媒体转播的过程中利用了一整套媒介化联系，这些联系部分构成了它们产品运动的时间和空间。它们所形成的地方、标识等不仅是一系列产品的象征，其自身也融入了大厦的整体构建和零部件之中，这些事件的物不仅仅是一个物，更是一种体验，也即“物理环境造就了高度媒介化的品牌体验，具体地讲就是物理环境触发了感觉”*。媒介的物化中的文化对象从上层建筑中“下沉”，物的媒介化的文化对象从经济基础上“上升”，如此双方“在位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类似于‘媒介环境’之处相遇”*斯科特·拉什、西莉亚·卢瑞：《全球文化工业：物的媒介化》，13、1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在媒介环境这个中间区域中，像足球场这样的物质环境变成了媒介，而电影和艺术这样的媒介以商品、装置的形式下沉到此区域，这样意象变为物质，物质变为意象，实现了媒介的物化与物的媒介化，从而使得全球文化工业真正地运转起来。

五、结语

综合来看，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媒介”的探究大致裂变为三条路径。首先，是在物对人的控制与支配意义上来不断地批判资本主义物化结构。他们经常关注的是媒介作为一种强权集团代理(政治或商业，精英或阶级)的角色问题，提供可能通过它们去消除来自那些最弱势的人的不平等结构现实的意识形态。这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像媒介如何准确地或在什么程度上反映现实，以及媒介以什么样的方式塑造现实这类问题上。在这方面，关键问题已经涉及体制结构、所有制模式和专业规范对媒介信息本质的影响，以及对受众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中由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形成的批判理论学派是此种倾向的典型代表。他们秉持着心与物对立的关系模式，将媒介放置在了与主体对立相视的“物”的平台上，进而又一步步地将“物”要素化和原子化，从而使其成为技术和工具，并在方法论上形成“单向道”决定论。他们关注的是媒介物性内容对人的感性系统的压制与麻痹，揭露了工具性的“媒介物”对人的控制和支配。这一研究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文主义传统下典型的媒介研究方式。此时，人是观照文学、哲学、美学与艺术等的根本出发点与立足点，也是研究的重点与最终之归宿。从而，导致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划分与对立，主体不断地被强化并张扬，客体丰富多彩的维度却被遮蔽了，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构成性因素载体也存在着盲视。表现在当今的文艺美学理论书写中，“物性”被遮蔽，具体来说对媒介的物质性维度的盲视、清洗，甚至导致其缺失。从宏观角度来看，人文科学中的“媒介”缺失，没有数字(digital)人文科学，对数字人文科学和计算机转向的轻视甚至忽视。

其次，是在物对人的提高与促进意义上，来理解新技术与新媒介对大众、对文化的影响。本雅明关于灵韵和媒介化的讨论，开启了正面与积极地探索新媒介与新技术的倾向。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伊尼斯、麦克卢汉、梅罗维茨、沃尔特·翁等人为代表的多伦多学派，从物对人的主导、重构意义上，来关注媒介物性形式对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和塑造以及对人的铸造。他们集中探究了由媒介所促成的一种独特的符号环境、感知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人、社会与文化的影响，从而对权力结构、生存方式、社会形态、知识生产、意识形态等方面产生的深刻影响。然而，他们的探究还是未突破媒介的物性形式单向主导人的感性系统这一模式，而且，大多数时候他们是将人放在世界秩序的中心位置的，倾向于从身体视角去思考技术而不是从相反的方向去思考。尽管麦克卢汉已经显现出了一定的后人文主义倾向，但他对媒介技术加速发展的乌托邦式的乐观，也使其不可避免地被视为走向后人类未来主义者中的一员。

最后，是在人与物双向演进和互动的意义上来探究媒介文化。伯明翰学派的经典文化研究从传播与长期革命，文化唯物论、大众传播与霸权，电视、报刊与物质文化，受众对媒介话语的编码和解码，受众在大众传播中的能动性、生产性等视角，挖掘了媒介文化的抗争功能。对于他们来说，文化和媒体既包含统治也同时蕴含着反抗，这两者是并存的。在他们的媒介研究视域里已经显示出了对人性与物性二元对立、支配关系的超越，物质与文化、媒介与文化乃至物与人是一种双向演进、互动的过程。斯科特·拉什从物的媒介化与媒介的物化角度对全球文化工业的分析与论述集中体现了这一文化研究理论领域的趋势。后人类媒介技术论视野下，人与机器界限的模糊，机器对人身体的嵌入、模拟或者脱离人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人机的混杂。加之后人类所希望的就是超越物质性的狭义定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与物的关系得到调整，人性与物性由传统自由人文主义下的对立关系模式，被后人类境况中的各种运动调整为同志式平等或亲密纠缠的关系模式。这些集中指向启发着后人类时代文艺媒介的物质性问题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