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新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动态、不足与未来*

李 欣 冉 建

(成都大学 体育学院， 四川 成都 610106)

1978年，新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与此同时兴起的文化热潮，也激发了各学科的思想解放和研究热情[1]1。体育学界针对体育概念、体育属性、体育功能、体育学科建设等进行了讨论和重新认识。在社会变革、思想解放和经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伴随体育社会学在国际上的快速发展，急需一门以社会学为理论基础的、认识体育进而促进体育发展的学科。新中国的体育社会学应运而生，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子学科，是体育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它从本质上把握体育的功能、特征、途径及手段，其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系统和体育运动正常发展[1]1。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新中国体育社会学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从最初的理论体系建设到解决中国体育实际问题，从最初的学科完善、教材编写到博士生培养，从简单的社会调查到系统性的研究探讨，从翻译国外文献到学科研究本土化，从提出终身体育的生活方式到体育人口的增加，从体育场地建设到群众体质健康全面提高，从体育的改革发展到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实施，乃至现今“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新中国体育社会学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学科地位和学术成就得到了体育学术界、各级政府体育和教育职能部门及全社会的认同[2]1。体育运动是人类独立体系的文化形态，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发达国家中，体育社会学拥有的理论体系已经比较完善，而在我国，体育社会学则是一门新兴学科，研究时间较短，依然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通过梳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体育社会学的发展动态，总结成绩与不足，探寻研究热点和未来发展方向，不仅可以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提供助力，为体育科学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依据，还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中，为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顺利实施，实现健康中国战略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引。

一、中国体育社会学创立阶段(1985-1995)

体育社会学是新中国建立较晚的一门新兴学科，直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体育学科一直以体育教育为基础，各体育院校均未见开设体育社会学的教学课程[1]1。1981年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和1983年的《体育词典》也未设“体育社会学"词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体育的社会背景和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1985年，部分体育教育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在林启武、轲犁、蔡俊伍、牛兴华、顾渊彦等学者的倡导下，转向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开始使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和解释国内外的体育现象，形成了早期的研究梯队，并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实际应用价值的专题文章，其内容大体包括体育的社会功能、体育改革、体育娱乐、体育大众传媒、社区体育、体育群体等方面[1]2。1986年，“中国体育的社会学研究”课题成为我国体育界首次被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使得我国体育社会学被国家第一次纳入到社会学科研规划，这极大地鼓舞了体育学者的研究热情，整个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2]2。1987年国家体委在《关于加强体育理论建设的决定》中，提出了要“有计划地加强体育社会学研究"，同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社会学学组，并在1987、1989和1992年分别在苏州、北京、银川举行了3次体育社会学的学术研讨会，就学科建设、研究方法、组织和梯队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在理论体系的建立和体育社会问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2]2。1989年，刘德佩、徐隆瑞、吕树庭、黄捷荣、卢元镇等先后出版了6部《体育社会学》的专著和教材，标志着体育社会学在我国已经进步到了独立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在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和沈阳体育学院等院校开设了“体育社会学”课程，并在北京体育大学招收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体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体育改革[3]2。到了1991年，《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已将“体育社会学"列为词条。1994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年鉴》加入了“体育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一章(卢元镇撰写)，同年，中国社会学会在福州成立了体育社会学分委员会。

该阶段，中国体育社会学处于创立阶段，其研究大体具有以下特征：(1)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新中国体育社会学形成时期，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之时，整个中国社会和体育事业都处于剧烈变革时期，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体育社会学承担起了探究、解释和解决相关社会问题的学术责任，大量的课题和论文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研究方向集中在兴奋剂、球场暴力、妇女体育、老年人体育等，这使得中国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得以快速成长。(2)开始使用社会学的调查方法。这个时期，社会学调查方法成为了体育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但由于社会学不够普及，所以问卷设计不够合理、调查不够规范；体育社会学调查网没有建立起来，调查工作一般都处于分散调查状态，加上调查样本数量多，差异性大，导致整个调查结果可靠性较低。(3)学科理论基础薄弱，边界模糊。该阶段，由于缺少社会学的理论支持，体育社会学的自身研究又处于初始阶段，整个学科性质、概念和研究领域都处于模糊状态。有的直接使用社会学母学科为体系框架，增加体育的事例来加以阐述；有的因袭体育史和体育概论的概念，增加了部分“社会学"的内容；有的在国外体育社会学的基础上，加入了部分中国的材料；有的直接将体育学与管理学、哲学、文化学进行交叉研究。

二、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阶段(1996-2011)

1996年7月，体育学被正式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学科；1997年，体育社会学被列为社会学下的二级学科，标志着我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2]3。1996年，卢元镇发表了《中国体育社会学进展及其基本特征》，介绍了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简况、基本特征和在各研究领域的进展情况，对体育社会学的近十年的研究进行了述评[4]。1997年11月，在北京体育大学召开了亚洲体育社会学学术研讨会，标志着中国体育社会学开始走出国门，与国际有了初步的交流和合作[5]5。1998年，黄汉升发表论文《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指出加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紧迫而必要，通过列举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匈牙利、波兰和中国的体育社会学研究主要领域，提出体育社会学研究的范畴应涵盖哪些内容，应着重研究哪些领域和内容，怎样在结构安排和科学体系上更严谨科学等问题[6]3。1998-2000年间，卢元镇、吕树庭、毛秀珠等人先后出版了《体育的社会文化审视》《体育社会测量方法》《体育社会学》《中国体育社会学》等教材和专著，同期北京体育大学开始招收体育社会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普通师范院校体育系将体育社会学纳入本科教学计划[3]3。上述专家具有较长的体育社会学领域研究经历，成为了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带头人和中坚力量；1996-2011年期间，他们培养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思想活跃，乐于接受新鲜思想和知识，成为了现今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骨干力量。此外，与创立阶段相比，运用社会调查法的大型课题逐渐增多，最具代表性的为1997年的“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和“中国体育场馆调查"等课题，这些课题，问卷设计严密，调查过程严格，调查样本庞大，为体育社会学调查网络的建立夯实了基础。这些成果的涌现，是体育社会学学科独立发展的结果，也标志着体育社会学本土化的格局已经形成[4]。2001年，金育强的统计发现，1990-2001年，共计发表体育社会学的学术论文已达700多篇，并出版了《美国体育社会学》和《中国体育社会学评说》等译著、专著。卢元镇在2003年发表《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科进展报告》，详细评述了当时体育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体育社会功能的研究，体育改革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休闲娱乐的研究，体育大众传播媒介的研究，地域性体育研究，体育群体及其互动的研究，体育社会问题研究，体育与生活方式关系的研究，社区体育的研究，妇女体育研究和对竞技体育异化的研究。2004冯晓丽撰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进展》，总结了这个时期中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特点是：研究与社会发展的前沿紧密结合，体育社会学理论被国家政策广泛应用，社会调查方法的广泛运用，应用性与基础性研究并重，跨学科研究普遍[5]6。2006年，卢元镇和于永慧合著的《给体育社会学一个准确的学科定位》中对体育社会学进行了学科定位，确定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此后4年间，体育社会学研究又进入了一个小高潮，累计立项国家社科基金47项，立项国家体育总局项目109项。社会体育专业是体育社会学的一个专门知识领域，自从1993年天津体育学院首先成立社会体育系，建立社会体育本科专业后，1998年，社会体育专业正式列入体育院校本科专业目录之中，承担起培养体育社会学专门人才的重任，截至2011年全国已有223所高校开设了社会体育专业[6]3。在这时期，也出版了《体育的社会文化审视》《体育人类学》《体育社会学》《中国体育社会学》《体育文化学》《中国体育文化纵横谈》《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体育经济学》《北京奥运经济研究》《体育赛事经济学》《公共体育管理概论》和《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等在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著作，为整个学科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7]。2007年后，体育公共服务成为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尤其是公共体育服务的概念以及体系的研究，例如肖林鹏的《公共体育服务概念及其理论分析》等三篇文章被引次数高达114次。2011年，王子朴著的《中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十年发展报告(2002-2011)》是第一本从文献计量分析视角，定量研究体育社会学学科发展的专著，有别于传统研究的主观评判、定性分析之局限，对体育社会学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及至概念内涵和发展方向上都进行了客观科学、定量规范的研究[8]。

中国体育社会学在这15年间处于一个快速发展阶段，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大体呈现出以下研究特征：(1)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从立项课题、学位论文和期刊论文的统计来看，大多为宏观研究。究其原因，一是我国处于社会剧烈变革期，需要大量的宏观研究予以支持；二是体育学各级课题评审导向中，不太重视微观层次的研究；三是体育社会学课题基金金额不高，难以完成调查、观察类的微观层次的研究。(2)具有浓厚的政策导向色彩。这15年间，有关“三农问题"“北京奥运会"“体育强国"等关键词的论文数量众多，体现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研究紧跟国家政策的特征，对体育改革与发展问题表现出较高的关注度和研究热情，但也应注意到，体育社会学研究的任务应以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中的社会问题，揭示规律，提出解决方法，而不是热衷于解读某一政策的内涵[9]。(3)缺乏学理探讨。这一阶段的论文写作，大多采用“描述现状—分析问题—提出对策”的模式，较上一阶段而言，已经从纯粹的思辨性研究向实证性研究倾斜，出现了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的趋势，但整体而言，学理探讨仍然不够深入[10]。(4)学科边界逐渐明朗。以往体育社会学的学科边界模糊不清，研究内容、研究概念不够明确，卢元镇和吕树庭等专家对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做出了探讨，即体育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体育社会学应以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体育社会问题，其研究内容包括作为一个系统的体育与外部其他现象的关系，以及体育系统内人与人的关系、体育的社会功能等两个层面。学界据此达成共识，体育社会学学科边界逐渐清晰。(5)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向体育领域全方位渗透。随着体育社会学学科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体育社会学，开始尝试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全方位地进行体育社会学研究，整个研究较上一阶段更加规范，深度和广度也有所提高。

三、中国体育社会学新时代阶段(2012-)

2012年十八大以后，中国体育社会学进入到了新时代的发展阶段。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提出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入到新时代，必然要和我国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相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从改革开放40年历程和2012年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的方位上所做出的科学判断，是我国社会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由于2012年恰逢伦敦奥运会，因此大量的研究从奥运会的性质、改革实质、对举办国的影响、奥运媒介文化的传播、奥林匹克学的建设以及对后奥运时期正确处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进行阐述、剖析[11]。201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框架后，给中国体育社会学学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尤其是2014年，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把体育产业作为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培育扶持后，涌现了大量有关“一带一路”和体育产业融合的文献和图书，如《体育产业概论》《中国体育产业发展报告》《“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体育产业发展体系研究》等，有关体育文化建设和传播的研究也较为热门[12]。2016年9月13-15日，全国体育社会科学年会在北京体育大学举行，一百三十多名体育社会学工作者围绕“群众体育转型发展——开放、共享、服务"主题，从群众体育体制转型、群众体育服务供给、体育社会组织服务于全民健身、体育场馆因地制宜和惠民利民研究、体育活动和竞赛创新发展、弱势群体参与体育以及不同地域群众体育创新发展的案例研究等7个专题进行论文报告和研讨。达成了群众体育转型发展向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服务发展的方向努力，并且要紧扣国家最新发展理念以及积极推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的共识。在这个阶段，除了体育产业、体育公共服务等研究持续较多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如2022年冬奥会、“互联网+”时代、“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大数据、新型体育城镇等等。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这在历次党代会报告中是第一次，这不仅可以有利于中国体育社会学具体研究工作的发展，更可以切实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从2017年开始，学界在健康中国背景下，从科学健身、体医结合、体育产业助力全民健身发展等角度，深入探索全民健身活动在新时代的发展路径，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在该阶段，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进入到了新时代，其研究特征较前两个阶段又有了新的变化，如：(1)研究成果数量众多。从2012年1月到2018年4月，以体育社会学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共计1 049篇；截至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共计立项体育社会学项目4 785项，研究领域涉及群众体育、体育经济、体育史、体育管理、体育文化等多个领域，为我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2)体育人文社会学科体系建设基本完成。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体育社会学从最初的专科、本科层次招生，已经发展到有9家高校具有博士招生资格，各高校体育社会学学科知识结构、教学内容、培养计划逐渐清晰明确，学科建设基本完成[13]。而通过与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美学、传媒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丰富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和内涵，促进了学科体系建设。(3)应用性研究成为主流。通过对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课题进行分类统计，我们发现，从2007年起，应用性研究的比重逐渐增多，超过了基础研究，以2012-2016年的统计结果为例，基础研究立项63项，应用研究立项166项，综合研究立项47项。说明我国体育社会学学者的研究逐渐向应用性方向发展，思辨与实证相结合的趋势愈加明显，学理研究更加深入。(4)全民健身研究持续升温。全民健身研究从中国体育社会学的发展阶段开始，就是一个热门研究方向，而2014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后，相关研究更是呈现出一个井喷的状态，和前期的研究相比，现阶段的研究更加突出以人为本，提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加突出全面整体，在健康中国战略指引下，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相结合，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5)体育产业研究内容不断拓展。在这个阶段，随着国家将体育产业作为朝阳产业扶持后，体育产业相关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内容交叉化，跨学科的研究成为新常态，主要集中在体育彩票、体育健康、休闲体育、竞赛组织、体育表演、体育旅游、体育场馆营运等方面。

四、中国体育社会学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新生代的学科带头人

中国体育社会学现有的学科带头人，如陆元镇、刘德佩、吕树庭等，都是20世纪40年代人，都已退休，而陆小聪、仇军等中生代学科骨干也已在60岁左右，整个体育社会学的发展缺乏新生代的学科带头人[14]，虽然一些学者论文数量较多，但仍缺乏学界公认的具有引领性的代表性成果问世，尚未形成较为厚重的学术积淀和理论基础。

(二)体育社会学学术组织不断萎缩

体育社会学曾经出现过江苏、辽宁、上海和广东四个地方体育社会学学术组织，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只剩下广东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仍坚持年会制度，但也存在资金不足、简报发行中断、会员发展不顺、社会服务不尽如意等问题。而随着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的主委和副主委因年龄问题退休，人才培养和会员发展工作停滞不前，整个学会组织事实上已经在不断萎缩。

(三)中层理论建设的成果尚未完全成型

中层理论是指介于抽象综合性理论与具体经验性命题之间的一种理论[15]，其宗旨在于架设一条社会理论实用化的桥梁，以指导人类的实践。就体育社会学而言，体育群体、体育组织论、体育文化论、社区体育论、体育角色论，乃至体育社会问题、体育社会化、家庭体育、体育与社会分层、体育与社会流动等都属于中层理论的范畴，但目前未见相关著作出版，只在部分论文和教材中涉及，并未形成严谨的体育社会学中层理论。中国体育社会学的产生不到40年，必然存在一个本土化的问题，从构建本土特色到最终实现超越本土特色，是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的必经之路[16]。

(四)对学科发展的新动向认识不够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体育社会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到了发展阶段，学界在自然科学的参照下，开始重视偏向实践的应用性研究，过度重视定量研究，出现了大量的非规范性的以问卷调查为主要研究方法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导致很多研究缺乏体育社会学学科特征，局限于缺乏深度且没有代表意义的现状调查，忽视质性研究的倾向明显[17]。但是我国体育事业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大量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如举国体制、体育强国、体育公共服务、全民健身战略、体育产业发展等问题，就都需要多种方法共同参与，定性和定量研究共同使用，多学科交叉融合，形成以问题为导向、以体育社会学为中心的多学科共建局面[18]。

(五)没有建立起多元化立体化交叉学科体系

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包括体育管理、社会体育、体育史、体育产业、群众体育等多个研究领域[19]，但由于整个学科出现较晚，对于母学科社会学的各种理论应用尚不自如，目前多基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来分析体育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任务[20]，分析体育社会结构设置和相互关系，各研究领域成果相对独立，没有共享融合，导致了资源浪费，研究内涵不够深化。

五、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对策

第一，目前的体育社会学学界需要新生代的学科带头人来引领学科发展，构建学术团队。学界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应注重发掘体育社会学的明日之星，尤其是中青年学者，更要给予重点培养和一定的扶持，以帮助他们迅速成长，成为新一代的学科带头人。第二，学界应高度重视体育社会学学术组织不断萎缩的现象，在争取相关部门的政策资金支持的基础上，做好人才培养和会员发展工作，积极和高校、社科院、学术期刊等机构合作，与培养学科带头人工作双管齐下，利用学科带头人带动体育社会学学术组织的健康发展。第三，学界共识，中层理论建设是实现我国体育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途径，是学科理论体系建构的必由之路[21]。对于体育社会学的学者们来说，尽快成型中层理论建设成果，是构建严密的体育社会学中层理论的当务之急，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中国体育社会学。第四，目前学界对体育社会学发展的这个新动向认识仍显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边界。必须要意识到，这是客观实践发展的需要，在改革开放进入深入发展的新时代，这种学科发展的新动向还将会持续存在。第五，中国体育社会学发展，必须依托于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体育社会结构设置和相互关系，使用符号互动论、社会网络分析、冲突理论等研究方式与方法，并根据上述研究领域的特点，构建多元化立体化的交叉学科体系。

六、结语

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倡导健康中国建设，习近平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筹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这将是该阶段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方向。全民健身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需要体育社会学的关注，体育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加强学科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在国家倡导健康中国建设、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以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为目标，以积极促进人民全面健康为中心，通过建设体育社会学新力量体系、发展体育产业体系、建立健全体育社会学学术组织、建立体育社会学调查网络系统和大数据中心、立足本土化的基础上走向世界等手段[22]，将中国体育社会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全民健身，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努力谱写中国体育社会学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