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坎的故事

朱永新

2008年6月，在去贵州威宁的路上，毕节地委的李文德秘书长给我讲了很多关于石门坎的故事，他说他最敬佩的就是传教士柏格理。晚上，他又专门给我送来了一些关于石门坎的材料，我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后来又从网上找到了电子版的《在未知的中国》，里面收录了许多梅格理的文章。作为一个教育人，柏格理的故事深深感动了我。

石门坎是威宁县的一个乡，到了威宁，我心里就有一种想法蠢蠢欲动起来——去一趟石门坎，去走一走柏格理曾经走过的山路，去看一看柏格理建立的学校和教堂的遗址，去拜谒柏格理和高志华的墓。可是由于时间的原因，终究没有去成。

石门坎地处威宁和云南的昭通、彝良三县交界处，距威宁县城142公里，平均海拔2200米，最高处薄刀岭2762米，最低河谷1218米。这里山高谷深，交通不便，生存环境十分恶劣，古来就是瘴疠之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生活在这里的苗族同胞被称为“大花苗”。他们栖身在彝族土目的地盘上，刀耕火种，受土目和官府的歧视盘剥，被官府划为尚未教化的“生苗”，他们是汉字文盲、汉语语盲和数字数盲，处于半农奴半奴隶境地。

如今的石门坎乡，有年丰、河坝、女姑等14个行政村和一个特殊自然村，全乡不到15000人，分散在103个村寨里。由于自然条件恶劣，这里至今仍然处于交通闭塞、极度贫困的状态，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更是落后，生育率和儿童失学率都极高。

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这片荒凉贫瘠的土地曾经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一度被建设成为“苗族文化的复兴圣地”“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当时的石门坎创造了许多第一：创办乌蒙山区第一所苗民小学；建威宁县第一所中学；培养出苗族历史上第一位博士；在中国首倡和实

践双语教学；开中国近代男女同校先河；倡导民间体育运动；创制苗文，结束了苗族无母语文字的历史；创建乌蒙山区第一个西医医院；是乌蒙山区第一个接种牛痘疫苗预防天花的地方；创办中国最早的麻风病院；建立中国第一所苗民医院……石门坎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曾产生过巨大影响。这个贵州西北角的乡镇，现在在地图上依然难以找到，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从欧洲寄往这里的邮件包裹，上面的收件地址却可以直接写“中国石门坎”。

这一切，与一位英国传教士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他就是柏格理。

柏格理1887年从英国来到中国上海，于次年到云南昭通，在滇黔川边地区传教。1905年，柏格理来到石门坎，建立教堂。柏格理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哪里有教堂，哪里就有学校。柏格理曾经在日记里写道：苗族人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要接受教育。没有知识，是改变不了命运的。此外，就是要从大山里走出去，走到城市里去，扩大见识，考验自己的知识。

1905年，柏格理在石门坎建立了第一所苗民小学，也是威宁县第一所新式教育学校。学校鼓励男女学童平等接受教育，首开男女同校先河。民国初年，学校取名“光华小学”，通过宣传苗族“读书识字就不受欺侮”的道理，吸引苗族子弟入学。

1943年，光华小学扩建为石门坎私立边疆民族初级中学，这是西南苗区第一所中学。以这所学校为中心，柏格理和他的同事们先后在川滇黔边区设了百余所分校。石门坎成为领导一个庞大教育体系的总部，从一个小村落辐射到黔西北、滇东北、川南等方圆七八百华里的地区，形成了一股不可低估的教育文化力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学校已经培养了4000多名小学生，数百名初高中及中专生，培养出30多名大学毕业生、两个苗族博士、两个彝族博士，培养出中共厅级及以上干部约20名，县处级及以下干部近100名。

在石门坎，柏格理实现了“苗族教育苗族办”的目标。办学初期，学校由柏格理在昭通聘来的15名汉族和回族教师任教。1913年，石门坎派出一批学生赴成都学习，他们毕业后全部回到石门坎，从此石门坎有了苗族教师，包括苗族女教师。此后石门坎又有一批批孩子被送到大城市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后来，石门坎学校的教师和校长全部由出去深造后再回乡的苗族人担任。石门坎的实践，使我想到了今天西部贫困地区面临的教育人才困境。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孔雀东南飞”，不仅培养出来的人才基本不会回到家乡，连优秀的教师也被发达地区吸引走了。当初，石门坎学校的学生为什么能夠在学成后返回条件艰苦的家乡从教？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持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又是什么样的教育和社会环境使他们产生这样的信念？值得我们深思。柏格理在苗族教育中，创制了苗族文字，首创了双语教学。苗族自古以来没有文字，历史文化依靠古歌传承。柏格理会同精通英文的苗汉知识分子李国镇、杨雅各、张武、钟焕然等人，潜心研究、几经失败，终于在1905年为苗族创立了简明易学的拼音文字。柏格理十分尊重苗族自身文化，他在带领大家创制苗文时，特别从大花苗的传统服饰纹样中提取了一些符号，运用到苗文中去。新创制的文字获得了苗族认同，在乌蒙山区广为传播，最远传到滇南文山红河地区。

柏格理不但培养学生，还积极开展对广大苗民的教育。给成年人开办了“平民学校”，利用苗族信徒在主日进礼拜堂的时机，在晚上让他们分班学习文化，通读苗文《平民夜读课本》。1949年后的一次威宁县教育普查显示，当地苗族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比例超过其他少数民族，甚至超过汉族。教会还创建了“节制会”，限制皈依的苗民教徒酗酒；创建“改良会”，约束十五六岁早婚的习俗，规定“男子年满二十，女子年满十八后结婚”。

柏格理十分重视体育教育，在石门坎的小学建立了足球场，修了游泳池，每年举办运动会。比赛的项目有篮球、足球、长短跑、跳高、跳远、爬山、拔河，也有苗族喜欢的赛马。这个运动会开到后来就成了附近所有教会学校和教区的运动会。1932年的第21届运动会，有贵州、云南、湖南、四川等地的100多支运动队参加。

石门坎的足球队在当时十分有名，1934年石门坎第23届运动会，驻扎在昭通的国民党将领杨森亲自带着他的部队足球队慕名来参加比赛，结果输了两场，勉强赢一场。杨森临走时，硬是带走了4个球员。20世纪50年代，石门坎8名主力入选第一届贵州省足球队，石门坎“贵州足球摇篮”的名声不胫而走。

柏格理看到苗族人被病痛折磨，于是利用自己的一点西医知识，给人看病发药。他专门从家乡带来一批小刀片和疫苗，满腔热忱地到处为苗民接种。他关心麻风病人，他逝世后，他的继任者张道惠在石门坎建了一所麻风病院。

传教士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仇视的情况很多，很难完全融入当地社会，而柏格理却做到了与当地苗族人民，与当地教师、学生融为一体。以至于当他去世时，当地苗族人说，他是我们的人，他的后事应当由我们来办。从材料中可以看出，这是因为柏格理并没有把

传教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当地人民的福祉和需要放在了第一位。他没有一点儿架子，穿着苗民的粗麻布衣和草鞋，很快就学会了地道的苗族话，走乡串寨时不坐轿、没保镖，在路上给老者让道，与苗族人同吃洋芋和荞麦饭，和他们一起烤火住草堆，不嫌弃苗家很差的卫生条

件。由于为苗族主持公道，苗族人民视他为可以信赖的人，称他“拉蒙”（苗王）。民间流传的中文书《苗族救星》里就记述了这位外国人“宁愿自己以命相拼，都不愿苗民受土目的蹂躏”的事迹。

柏格里在石门坎和周围地区先后传教、办教育11年，其艰苦是难以想象的。首先是自然条件的艰苦。柏格理在日记中写道：“今天的行程是穿过一道峡谷。所谓的路，其实是一条盘旋在山崖间的小径。有的路段，只陈放了几块粗糙的石板。如果从石板之间缝隙里往下看，会心惊胆战——石板下面是深不见底的沟壑。”“这段路环绕在三座巨大山峦的悬崖上，悬崖下是激流汹涌的河谷。路约有3英里长，而且没有任何保护性设置物。据苗族向导说，经常有人摔下去。”“在乌蒙山区，遭遇野兽是经常的事，有时候我们还会遇见黑熊和老虎。”除了行路，吃和住都是严峻的考验。苗族的食物非常简单，而且没有什么烹饪技术，食物经常煮不熟。住的地方通常是漏雨的，一块木板，铺一点儿稻草，而且经常会与牲畜住在隔壁，有时就隔几块木板，跳蚤和虫子也很多。所以在柏格理的日记中，时常有无法入睡，盼望天明的记载。

更可怕的是来自人的威胁。柏格理传播平等的理念，办教育，使当地苗民觉醒，引起了当地土司、土目的仇恨。他们还悬赏买他的命。一次，一个苗族土司指使一群人殴打柏格理，使他几至丧命。

这一切困难，都是常人难以忍受的，但是柏格理没有退缩过。他的精神力量来自哪里？当然有信仰的因素，但我想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他无私的大爱，对苗族人、彝族人、汉族人的爱，对这片地方的爱。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說，柏格理的确已经属于这片土地了。

1915年7月，被苗族人称为“黑病”的伤寒开始在石门坎传播，很多苗民和学生都病倒了，健康的苗民大都逃走了，但是柏格理没有走。他和医生一起，在学校山崖下的一个山洞里，一直守护着病人。后来药用完了，他和医生也被感染了。同年9月15日，柏格理去世，时年51岁。后来牧师们发现，柏格理日记本上最后一页只有寥寥两句：“昨夜和今晨都在下大暴雨。学校里的孩子们已经开始了他们的考试。”

为柏格理送葬的时候，数千苗民从四面八方赶来，痛哭之声不绝于野，几百人连续数天守在他的墓旁。后来，有几百位苗族同胞在去世后葬在了柏格理墓的周围，陪伴这个“苗族救星”。

柏格理在石门坎所做的事情，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和教育本身。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柏格理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为了帮助中国西南边疆的苗族人民，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西南地区人民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我想他是“中国教育的白求恩”“中国西南苗疆的白求恩”。胡锦涛同志在任贵州省委书记时，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讲过一段话：“柏格理去世了，在中国一个荒凉的小乡村里，留下了他的坟墓，留下了他培育出来的一代中华精英……他传播了科学知识与西方文化，留下了奉献和敬业精神。”近百年过去了，至今这个乡村，居然还有老人能说上几句英语。柏格理用实践告诉人们，进步的科学工作者通过文化传播和艰苦创业，哪怕在贫困、落后地区，也可以实现教育的超常规发展。2005年9月4日，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钱运禄同志在到石门坎考察时，也主动提出去拜谒柏格理的墓地。

在雨中，我们的汽车离开了威宁，渐行渐远，但是我心仪的石门坎与我景仰的柏格理，在我眼前却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