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蕃時期沙州永壽寺研究二三題*

楊 銘

20 世紀60 年代，日本學者藤枝晃曾研究過吐蕃時期敦煌的僧尼、寺院數，在他繪制的一個表格中，“永壽寺”名列第十三，並稱其建立的時間是吐蕃統治敦煌的後半期，具體時間是以835 年爲中心。①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东方學报》第31 輯，京都，1961 年，第265—270 頁。

20 世紀80 年代，中國學者李正宇發表《敦煌地區古代祠廟寺觀簡志》一文，其中對永壽寺有過簡單的條目式的記敍，認爲此寺僅見於吐蕃占領敦煌時期，寺址待考，吐蕃占領末期，具體是公元839 年以後失載，或改額爲另一寺名而繼續存在。②《敦煌學輯刊》1988 年 1、2 期合刊，第 80 頁。

其後，武内紹人曾在其1995 年出版的《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一書中，例舉出一組有關永壽寺(weng shivu si)的藏文文書，即編號爲P.t.1297 的系列文書，其中包括一件漢文寫本、六件藏文寫本。由於該著作是英譯古藏文契約文書的專著，因而除了翻譯和注釋這六件文書以外，武内紹人没有對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永壽寺做進一步的研究，只是借鑒藤枝晃給出的關於該寺存在的時間，推定了這六件藏文文書的寫成時間和性質。③Tsuguhito Takeuchi，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Daizo Shuppan，Tokyo，1995，pp.152-154.

1999 年，馬德發表《敦煌文書〈諸寺付經曆〉芻議》一文，其中用較少的篇幅提及有關永壽寺的諸種文獻，以及該寺的僧人的情況。④《敦煌學輯刊》1999 年第1 期，第36—48 頁。相關文獻還見於馬德《敦煌佛教教團》，《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一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年，第161—176 頁;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遺書敍録(三)——國會圖書館、大東急紀念文庫、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敦煌遺書》，《敦煌學習集》下，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4 年，第411—412 頁。

自藤枝晃、李正宇、武内紹人及馬德等諸位先生的研究以後，尚未有專文對吐蕃統治時期的沙州永壽寺作專題考證，或有也是在研究其他問題時順便提及。爲此，筆者認爲有必要利用近年來有關資料不斷披露和相關研究漸次深入的條件，將有關吐蕃時期沙州永壽寺的相關文書和相關問題補正如下。

一、有關永壽寺的敦煌漢文寫本及其紀年

藤枝晃曾在《吐蕃統治下的敦煌》一文中指出，有關沙州永壽寺的漢文寫本，除了S.796《小抄》的跋尾和P.2404《六門陀羅尼經論》的跋尾之外，尚有編號爲P.3770、北圖海字五號《稻竿經》以及雨字五十五號等寫本。鑒於藤枝晃的例舉並不完整且有錯誤，而其他文章因不是專門討論永壽寺的，故亦未對相關漢文寫本一一引述，因而本文將根據較近刊布的寫本資料，引用並考證如下。

S.796《小抄》，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記爲“S.796(3)《小抄一卷》題記”，録文爲:“清信佛弟子闞良贊爲亡父寫小抄一卷，乙巳年三月二十一日於大蕃國沙州永壽寺僧法原寫畢”。①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126 頁。而《英藏敦煌社會曆史文獻釋録》(四)所録文字有異，應更爲可信，現引用如下:

S.796(5)《乙巳年沙州永壽寺僧法原所抄詩並題記》:

乙巳年(825)三月二十一日於大番(蕃)國沙州永壽寺僧法原寫畢:莫言炙手火復熱，火盡須叟灰亦滅。借問雲肖(霄)富貴人，阿奈(那)個從頭命不絶?②郝春文、金灐坤編著:《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4)，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 年，第255 頁。

北圖海字五號《稻竿經》，據筆者檢索爲《大乘稻竿經》，尾題:

佛教大乘稻竿經，癸卯年(823)十月十日於永壽寺寫。③《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83 册，BD06205 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第13 頁;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録》，黄永武主編:《敦煌叢刊初集》第十，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 年，第25 頁。

北圖雨字五十五號爲《佛説遺教經一卷》，尾題:

“大番國沙州永壽寺律師神希記”。①《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46 册，第73 頁，BD03355 號5;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録》，第26 頁。

而藤枝晃文提到的P.2404《六門陀羅尼經》末題，經筆者查明爲:“癸丑年十月上旬八日於沙州永康寺(集)譯訖，故記之也。”②《法藏敦煌西域文獻》14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228 頁;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 263 頁。其不爲永壽寺自明，因而可以捨之不論。至於編號爲P.3770 的寫本，經查目前出版的《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等，有関永壽寺的相關記載是在其背面，正面是《某鄉右姓某專用放妻書一道》。

這裏，筆者舉出另一例可能記載了沙州永壽寺的寫經題記，其爲北圖辰字六十一號《四分律戒本疏卷三》，尾題:

“壬子年(832)三月二十八日於沙州壽永寺寫”。③《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6 册，第418 頁，BD01061 號;許國霖:《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録》，第46頁。楊富學、李吉和編:《敦煌漢文吐蕃史料輯校》(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280 頁)，則直接將本題記録爲“沙州永壽寺”。

查敦煌漢、藏文寫本，目前尚未見到有所謂“沙州壽永寺”的，這裏很可能是寫經人的一種筆誤。因此可以判定，這也是出自沙州永壽寺的一種寫經題記。

同時，有四件出自敦煌的《付經曆》提到了永壽寺，前三件分别是P.3336《丑年寅年贊普新加福田轉大般若經付諸寺維那曆》，其中第3 行爲“寅年(834)正月八日爲……壽付常悟四十卷”;P.3336V0《付經曆》第2 行:“永壽付九百三十總”;④《法藏敦煌西域文獻》2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211—213 頁;土肥義和《莫高窟千佛洞と大寺と蘭若と》，池田温編:《講座敦煌3:敦煌社會》，東京，1980 年，第356—357 頁。而關於P.3336 的“寅年”所對的公元紀年，北原熏《晚唐五代の敦煌寺院經濟》一文所列“吐蕃時期敦煌寺院一覽表”標注爲822 年，見池田温編:《講座敦煌3:敦煌的社會》，東京，1980 年，第450 頁。S.4914《卯年(835)九月七日某寺轉付經曆》第2 行:“壽第十八帙付靈寶”。⑤中國社科院歷史所、敦煌吐魯番學會、英國國家圖書館、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編:《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7 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年。

第四件爲日本濱田德海氏舊藏115v 號敦煌漢文寫本《諸寺付經曆》，有關永壽寺的内容如下:

12 壽第五十五帙、第七帙付寺主

24 壽新十七、十六、五

30 維那靈照，永壽兩帙付貞秀，大雲兩帙付惠深

36 壽兩帙，新第(缺)四帙付道光①馬德:《敦煌文書〈諸寺付經歷〉芻議》，《敦煌學輯刊》1999 年第1 期，第36—48 頁。

關於日藏115v 號《諸寺付經曆》的年代，日本學者土肥義和認爲在826(午年)—827(未年)之間，其所載文字包括敦煌的11 座僧寺和5 座尼寺。②土肥義和:《莫高窟千佛洞と大寺と蘭若と》，池田温編:《講座敦煌3:敦煌社會》，東京:1980 年，第356—357 頁。而所有上引《付經曆》中各行出現“壽”、“永壽”等字樣的，無疑就是指吐蕃統治時期的沙州永壽寺。

有關公私文書方面，目前發現的敦煌寫本僅有三件，分别是P.4686《吐蕃子年(832)二月二十三日孫清便粟契》、P.3730v《吐蕃未年(827)四月紇骨薩部落百姓吴瓊嶽便粟契附龍華子便穀憑》、P.4722《永壽寺主靈賢等牒》。後者僅見“永壽寺主靈賢等”數字，③《法藏敦煌西域文獻》33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年，第133 頁;商務印書館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題爲“殘狀(下署永壽寺主靈賢等)”，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306 頁。而P.4686 和P.3730v 兩種十分重要，現分别引出並討論如下:

(一)P.4686《吐蕃子年(832)二月二十三日孫清便粟契》

1 子年二月二十三日，悉董薩部落百姓孫清，爲無糧用，今於永壽寺便佛物

2 粟漢鬥三碩。其粟請限至秋八月末送納，如違，倍。仍任掣奪家資，用

3 充粟直。如身有東西不在，及依限不辦填還，一仰保人等，依時限還

4 足。恐人無信，故立此契爲憑。便粟人孫清印

5 保人兄孫昌奴印

6 見人

7 見人僧寶積 寶積。

9 子年四月二日泛金藏便豆壹漢碩。④P.4686 即P.t.1297-1b，見載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12)，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61 頁;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2 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86 年，第78 頁。

上件契約十分完整，因而其内容一目了然，就是一名叫“孫清”的悉董薩部落的百姓，“爲無糧用”，向永壽寺借“佛物粟”漢鬥三碩，歸還的時間定於當年的秋八月末，然後規定了如果違約的懲處辦法。關於這件契約寫成的時間，這裏也可以給出大致的期限，因爲據已有的研究，“悉董薩部落”這種半軍事化的部落組織，在敦煌出現的時間是在9 世紀的20 年代以後、40 年代以前，那麽契約所給出的“子年”也就只能是820 年(庚子)、832 年(壬子)中的其中一年，筆者暫且將其考訂爲832 年(壬子)。這一時間的推定，符合藤枝晃所説的永壽寺的存在以835 年爲中心。

(二)P.3730v《吐蕃未年(827)四月紇骨薩部落百姓吴瓊嶽便粟契附龍華子便穀憑》:

1 未年四月三日，紇骨薩部落百姓吴瓊嶽，爲(?)無糧用，今於永壽寺僧手佛(?)

2 □物粟漢鬥捌碩。其粟清(請)限至秋八月末送納。如違限，倍。一任掣奪家資雜物

3 等，用充粟直。中間身不在，一仰保人等代納。恐人無信，故立此契爲憑。

4 便粟人吴瓊嶽，保人男恩(?)子，保人僧靈俊。

6 保人男鐘愛，保人僧。

7 未年四月四日，紇骨薩百姓龍華子便捌鬥貳勝(升)，華子洛易。①池田温:《中國古代籍帳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9 年，第550 頁;《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二輯，第105 頁。

本契約的内容與格式與前件契約相同，内容之一便是紇骨薩部落百姓吴瓊嶽“爲無糧用”，在未年四月三日、五月十一日，分兩次從永壽寺僧人手中借得“捌碩粟”“兩碩捌鬥豆”，歸還的時間，按契約同樣是當年的“秋八月末”，這也是當年農事收獲的季節。此外，這件文書還記載了當年的“四月四日”，紇骨薩百姓龍華子“便捌鬥貳勝”糧食的契約。雖然該契約不完整，没有記載龍華子是向誰借、借什麽，但根據前面的内容，仍可判斷出借出糧食的仍是永壽寺僧人。

至於本契約寫成的時間，已有的研究表明，“紇骨薩部落”與悉董薩部落一樣，也是9 世紀的20 年代以後、40 年代以前出現於沙州的半軍事化的漢人部落之一，加上“悉寧宗部落”，這三個半軍事化的漢人部落被習慣地稱爲“沙洲三部落”。①《陰處士碑》(載有839 年的日期)上記載的“沙州三部落”，很可能就是指上述三部落而言。參山口瑞鳳主編:《講座敦煌2 敦煌の歷史》，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 年，第195—232 頁。因此，本契約涉及的“未年”只能是827 年(丁未)、839 年(乙未)，筆者暫且將其考訂爲827 年(丁未)，同樣是在藤枝晃判斷的永壽寺存在的835 年前後。

據以上所引，在敦煌漢文寫本中見到的有關沙州永壽寺的題記共四則，《付經曆》四筆，公私文書三件，其紀年如下:

表一 永壽寺文書紀年表

二、敦煌藏文文書記載的永壽寺及其經濟活動

藤枝晃曾經提到，沙州永壽寺還與收藏於法國國家圖書館的P.t.1297 藏文文書記載的snying tsom gyi sde 有關係。而藏文的snying tsom gyi sde，可與敦煌漢文文書中的“悉寧宗部落”勘同，該部落也是吐蕃在9 世紀20 年代以後在敦煌組建的三個半軍事化漢人部落之一，前兩個就是上文提及的“悉董薩部落”和“紇骨薩部落”，他們在敦煌藏文文書中分别寫作stong sar gyi sde 和rgod sar gyi sde。②楊銘:《吐蕃統治敦煌西域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20—22 頁。

P.t.1297 文書藏文文書，共包括六份藏文文本和一份漢文文本，由八張紙張黏合而成，裱糊在一張較長的紙張背面，紙張正面的内容是漢文宅經和書儀等。20 世紀80 年代，我國著名藏學家王堯、陳踐先生曾根據膠片對其中的5 件進行過漢譯和考釋，將其分别定名爲《寧宗部落夏孜孜永壽寺便麥契》《爲牧放羊群入田之訴狀及判詞》《購馬契約》《收割青稞雇工契》《虎年借馬契》。①王堯、陳踐:《敦煌吐蕃文獻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年，第59 頁;王堯、陳踐:《敦煌吐蕃文書論文集》，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 年，第 16、29—32、172 頁。

後來，武内紹人著《敦煌西域出土的古藏文契約文書》一書，又對這六份藏文文本進行了英譯和注解。他認爲，從P.t.1297 系列文書可以看到，除了一份法律訴訟(文本2)以外，這些文書都是契約。每份契約的貸方或買方，被雇者或借者，擁有契約的某一方——要麽是永壽寺(weng-shivu-si)，要麽是與之關聯的某一方，尤其是“靈賢和尚”(ban de leng hyen)的名字出現在一份以上的文本中。這些特點表明P.t.1297 是涉及永壽寺的系列文書，並且爲寺廟擁有，因此應稱之爲“永壽寺文檔”。②Tsuguhito Takeuchi，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Daizo Shuppan，Tokyo，1995，pp.152-154.武内紹人把leng hyen 還原成漢字的“靈顯”，不過我們在相關的漢文文書中發現了“靈賢”這個名稱，如P.4722《永壽寺主靈賢等牒》，所以筆者認定leng hyen 對應的漢字爲“靈賢”。

以下筆者綜合王堯、陳踐以及武内紹人等先生所做的考釋列出一表，便於本文後面的引述和讀者理解。

表二 P.t.1297 文書題名及紀年表

而筆者在近年來從事相關研究過程中，新發現了一組有關沙州永壽寺的藏文文書，它們就是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的S.2228 系列文書。由於在這之前，尚未有學者提出過它們與沙州永壽寺有關，現引用其編號及題名如下:

(一)S.2228(1)借布契殘卷

本殘卷僅存第一行和第二行的一個文字。其内容是售出或借出一卷布，時間是“狗年(830 年)夏”，出現“和尚張靈賢”(dge slong cang leng hyen)之名。該殘卷曾經武内紹人譯釋，但未提及與沙州永壽寺有關，①Tsuguhito Takeuchi，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Daizo Shuppan，Tokyo，1995，p.64，p.83.近期刊於《斯坦因收集品Or.8210 中的古藏文文獻》第 44 頁。②Iwao，K;Schaik，S.V;Takeuchi，T.，Old Tibetan Text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Or.8210，Studies in Oid Tibetan Texts from Central Asian，vol.1，The Toyo Bunko，Tokyo，2012.

(二)S.2228(2)殘卷

寫於片段二背面，僅存一字“以上(gong)……”刊布於《斯坦因收集品Or.8210 中的古藏文文獻》第44 頁。

(三)S.2228(3)關於林苑歸屬的訴狀

這份關於林苑歸屬的訴狀，存藏文15 行，首缺，尾完整。其内容涉及一個叫“張魯杜”(cang klu vdus)的人，與一座文書未提及名稱的寺院争奪一處林苑，“張魯杜”有一個漢姓和一個有吐蕃人特色的名字klu vdus。筆者認爲該寺院應該就是永壽寺，但此文書没有明確的年代記載，只能通過其中涉及的人物事件推導出文書寫成的年代是在830 年左右，而這個時間也是永壽寺存在時間的中段。③楊銘、貢保札西:《Or.8210/S.2228 系列古藏文文書及相關問題研究》，《敦煌研究》2016 年第五期。該寫本同樣刊於《斯坦因收集品 Or.8210 中的古藏文文獻》第44—46 頁。

(四)S.2228(4)亥年通頰迪迪與和尚張靈賢夥耕書

該文書是“通頰色通巴部落”一名叫“迪迪”(tevu tevu)的農户，與“和尚張靈賢”之間關於田地、耕牛和農具借貸及夥耕的契約，文書起首標注的時間是“豬年(831)春”。藏文15 行，首全，結尾處可能不完整。文書曾經托馬斯、劉忠、武内紹人等學者先後譯釋，④Thomas，F.W.，Tibetan Literary Texts and Documents Concerning Chinese Turkestan，London，1951，pp.161-163.但文書編號被錯誤地寫爲S.0228;劉忠、楊銘:《敦煌西域吐蕃歷史文獻》，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年，第145頁。Tsuguhito Takeuchi.，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Daizo Shuppan，Tokyo，1995，pp.309-316.亦未提及與沙州永壽寺的關係。新近被刊布於《斯坦因收集品Or.8210 中的古藏文文獻》第46 頁。

(五)S.2228(5)何山子借麥契殘卷

是一份“張貪勒”(cang brtan legs)借大麥給紇骨薩(rgod sar)部落的“何山子”(ha shan zhi)的契約，同樣在卷首標明的時間是“豬年(831)春”。藏文7 行，不完整。刊於《斯坦因收集品Or.8210 中的古藏文文獻》第47 頁。

(六)S.2228(6)潘拉子借麥契殘卷

是一份潘拉子(phan lag zig)借貸小麥和大麥的契約，時間是“豬年(831)夏”，張貪勒的姓名再次出現。藏文3 行，不完整。《斯坦因收集品Or.8210 中的古藏文文獻》第47 頁。

根據以上考證，筆者在此列出一份編號爲S.2228 的“永壽寺文書一覽表”如下:

表三 S.2228 文書題名及紀年表

爲什麽説S.2228 系列文書與P.t.1297 系列文書一樣，與沙州永壽寺有關呢?以下這裏先引入P.t.1297 文書來説明。

P.t.1297 片斷一《借糧契》寫到:“［鼠年(832)］悉寧宗部落(snying-tshoms gyi sde)之夏孜孜(hva dze-dze)因無種子及口糧，瀕於貧困危殆，從永壽寺(weng shivu sivi)三寶與十方糧中，商借麥及青稞八漢碩。還時定爲當年秋八月三十日，送至永壽寺之掌堂師(dge skos)靈賢和尚(ban de leng hyen)順緣庫中。”①王堯、陳踐編著:《敦煌吐蕃文書論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16 頁。譯名根據原藏文略有改動。

P.t.1297 片斷五《借馬契》也是一份有關“永壽寺”的寫本，其中提到:“虎年(834)冬，和尚張靈賢(ban de cang leng-hyen)從色通人(se tong-pa)部落郭央勒(skyo yanglegs)處，購得母馬一匹;後來央勒要借回該馬。雙方商定，於兔年秋八月内將馬送還靈賢和尚家中”。②王堯、陳踐編著:《敦煌吐蕃文書論文集》，第29 頁;Tsuguhito Takeuchi，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Daizo Shuppan，Tokyo，1995，p.315.以上引文係綜合參考漢、英兩種譯文而成。

根據上引P.t.1297 系列文書的内容，在9 世紀30 年代初(文書紀年分别是832、834年)，“張靈賢”(cang leng hyen)是吐蕃時期沙州永壽寺的一名和尚;而他在紀年幾乎同時的S.2228 系列文書中，具體是指《狗年(830)借布契殘卷》和《豬年(831)通頰部落迪迪與僧人張靈賢夥耕書》文書中，其稱號是“和尚張靈賢”(dge slong cang leng hyen)，而前引P.4722 所題爲“永壽寺主靈賢等”，①我們在P.t.1261《吐蕃佔領敦煌時期齋儭曆》中，發現了“靈賢”的名字及“洪辯”僧人的名字，表明其活動於吐蕃統治敦煌中後期。見《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三輯，第163 頁。這四件分别用藏、漢文字寫成的文書都指向了僧人“靈賢”，俗姓張，爲永壽寺寺主。如此，筆者認定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的S.2228系列藏文文書與沙州永壽寺有關。

以下，筆者依據上述P.3730v、P.4686 和P.t.1297 系列、S.2228 系列文書，列出吐蕃統治時期沙州永壽寺僧人與借方(或被雇傭方)的關係爲:

表四 沙州永壽寺借貸表

依據上表，我們可資討論的歷史信息有三點:第一，貸出方或雇主方，均爲永壽寺或僧人，出現最早的時間是827 年，最晚是834 年;而作爲借方或被雇傭方的，幾乎均出自820 年以後在敦煌建立的半軍事化的漢人部落，依次爲:紇骨薩部落、通頰色通巴部落、悉董薩部落、悉寧宗部落。第二，“張靈賢”這個關鍵人物出現了四次，第一次是在830 年，中間經過831、832 年，最後一次是834 年，在832 年這一次完整的記録爲“永壽寺靈賢和尚”，很明顯在文獻反映的時空範圍之内，“靈賢和尚”從一開始就是永壽寺的僧人。第三，這樣的時間、地點、人物及借貸或雇傭關係，被記載於P.3730v、P.4686 和P.t.1297 系列、S.2228 系列文書中，充分説明了除 P.3730v、P.4686 和 P.t.1297 系列文書以外，S.2228 系列文書亦出自吐蕃統治中後期建立的永壽寺，或與永壽寺有關，當無歧義。

三、永壽寺存在時間與改額再探討

藤枝晃提出永壽寺的建立是在吐蕃統治敦煌的後半期，具體時間是以835 年爲中心，但是根據P.t.994《沙洲諸寺名》所載的沙洲17 座寺院的吐蕃文拼音名稱，永壽寺、永康寺、興善寺等寺名消失了，出現了顯德寺、乾明寺等，他認爲這也許是改名的結果。①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東方學報》第31 輯，京都，1961 年，第199—292 頁。

日本學者土肥義和與北原熏也曾提及或討論過永壽寺建立和消亡的時間。土肥義和提到，根據濱田德海氏舊藏115v 號敦煌漢文寫本《諸寺付經曆》，在826(午年)—827(未年)之間，敦煌有11 座僧寺和5 座尼寺，其中包括永壽寺;但到吐蕃統治末期，永壽寺、永康寺有可能已經改名爲“三界寺”和“净土寺”，也有可能後兩寺爲新建，但無論如何，及至歸義軍初期後者取代了前者成爲了著名的佛教大寺。②土肥義和:《莫高窟千佛洞と大寺と蘭若》，池田温編:《講座敦煌3:敦煌社會》，東京，1980 年，第356—357 頁。而北原熏在他列出的一張吐蕃時期敦煌寺院統計表中，指明永壽寺、永康寺、興善寺在敦煌存在的時間範圍是在806—850 年間，而具體出現於文書中的時間，在先的是P.3336《丑年寅年贊普新加福田轉大般若經付諸寺維那曆》的丑年(821)，偏晚的是S.4914《卯年九月七日某(當)寺轉付經曆》中的卯年(835)。③北原熏:《晚唐五代の敦煌寺院經濟》，池田温編:《講座敦煌3:敦煌社會》，第418、450—452 頁。

李正宇曾指出，永壽寺在吐蕃占領末期的839 年以後不見文獻記載，有改寺名存在的可能。④《敦煌學輯刊》1988 年 1、2 期合刊，第 80 頁。武内紹人認爲，永壽寺存在於從810 年到840 年左右的這個時間範圍内。具體如，P.t.1297 系列文書的年份，始於牛年(文書6)、終於鼠年(文書1b)，相應的時間段應是809—820 年、821—832 年或者833—844 年。同時考慮到文本當中出現的姓名結構爲“漢姓與吐蕃名字”，這種姓名類型在吐蕃統治敦煌末期比較普遍，因此可以將文書寫成的時間擬定爲後兩個時間段，即821—832 年或833—844 年。⑤Tsuguhito Takeuchi，Old Tibetan Contracts from Central Asia，Daizo Shuppan，Tokyo，1995，p.154.

看來，不管是我國學者或日本學者對於永壽寺存在的時間範圍的討論，均符合筆者前面對於敦煌漢藏文書的年代的檢討。不過，筆者覺得仍有必要對這一問題作進一步的考證。

前面討論的漢藏系列文書的紀年問題已基本解決，唯獨遺留S.2228 第3 號文書的紀年尚不明白。由於S.2228 第3 號文書没有直接的紀年，所以考證起來比較困難。但細讀其中，一段提到年份的敍述提供了可以追溯的綫索，其曰:“鼠年調整草地和農田時，從各方將作爲供養的所有農田收回，並賜給百姓作爲自耕地。”也就是説，吐蕃當局在其統治的60 餘年之中的某一個“鼠年”，曾經在敦煌進行大規模的“調整草地和農田”，也就是重新劃分土地和草場。

我們知道，自吐蕃貞元二年(786)最終占領敦煌以後，到9 世紀20 年代共有3 個子年，即796、808、820 三個年頭，其中哪一個年份是敦煌“調整草地和農田”的鼠年呢?這裏不妨引入P.t.1078《悉董薩部落土地糾紛訴狀》加以考證，其載:姓王的兩兄弟與竇氏毗連而居，因土地糾紛争執不下，某吐蕃官吏把有争議的田攫爲己有，占用近20 年。後來，“自沙州百姓編軍(vbangs rgod)分出之後”，王氏提出申訴，要求當局歸還其地。吐蕃官吏占田的時間，據文中講，是“後一個子年”。所謂“後一個子年”，即是第二個子年(808)，亦即吐蕃官吏占田之年。①楊銘:《吐蕃統治敦煌西域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年，第23 頁。根據這一綫索，筆者認爲S.2228 系列文書三提到的“鼠年”就是808 年，因爲此年吐蕃當局在敦煌進行了大規模的“調整草地和農田”，P.t.1078《悉董薩部落土地糾紛訴狀》中提到的吐蕃官吏，才有可能把有争議的田攫爲己有。因此，S.2228 系列文書三提到“鼠年”與P.t.1078 記載的吐蕃官吏占田的時間一致，即公元808 年。

當然，以上追溯的是S.2228 系列文書三内容中提到的時間，而非文書寫成的時間，文書寫成的時間在808 年之後是可以肯定的。僅從張德列把林地捐與寺院、後來又將土地分給張魯杜，然後引發歸屬官司，以及文書中寺院方申辯“樹木爲寺院所有，並由寺僧護養長大”等語，也可推斷出文書本身寫成的時間至少是在808 年之後的十年以上的時間，也就是到了830 年左右永壽寺存在時間的中段。而且還可以推測，可能就是因爲該寺的建成而觸發了有關林地歸屬的糾紛，故才有了該文書的問世。

問題是被日本學者池田温定名爲《吐蕃戌年(818)六月沙州諸寺丁仕車牛役簿(附亥年(819)——卯年(823)注記)》(S.05428v)的寫本，記有沙州龍興寺、大雲寺、蓮臺寺、開元寺等14 座寺院185 户寺户的丁仕車牛役情，其中没有“永壽寺”之名，而現存所知的出現永壽寺的有年代題款的寫本最早的是前述《大乘稻竿經》尾題的“癸卯年(823)十月十日”，這就説明永壽寺有可能是在戌年(818)六月之後，卯年(823)十月之前建立的。因此，筆者認爲有必要對永壽寺存在的時間範圍加以修正，可以提出寬、嚴兩個時間段，前者以818—844 年這個大範圍爲宜，後者根據文獻的確切紀年爲823—839 年。①見以下附表。

此外，有關吐蕃統治末期，永壽寺、永康寺可能改額爲“三界寺”和“净土寺”的問題，根據敦煌文書中的人物聯繫，筆者也可提出進一步明晰的觀點，這就是永壽寺改名爲净土寺的可能性非常大。這個觀點，是以早期的永壽寺僧人寶積爲綫索的。

根據前引P.4686《吐蕃子年(832)二月二十三日孫清便粟契》，寶積在爲孫清便粟一事中獨立充當證人，承擔了一定的法律責任的同時，又於孫清便粟後的第五日，自己因“爲無牛 ，今於功德粟便豆漢鬥兩碩捌鬥”，因文書殘缺，還期不載。從這件文書所載，寶積一方面爲悉董薩部落百姓孫清便佛物充當證人，同時自己也因“爲無牛 ”，從本寺“便豆漢鬥兩碩捌鬥”來看，毫無疑問，他是一個永壽寺的僧人。

而就是這個寶積，後來又成了净土寺的僧人之一。S.5893《(公元九世紀)沙州净土寺僧籍》録得:

寶積，沙州敦煌縣，慈惠鄉。

S.2614《唐年代未詳(公元八九五年?)沙州諸寺僧尼名薄》記載沙州净土寺僧人名號與數量如下:

1 净土寺，李僧政，法受，惠明，法藏，法心，

2 法惠，信惠，海鏡，神寂，惠真，道啓，慈

3 恩，惠寂亡，寶積，紹宗，慶安，法靈，

4 法光，願濟，龍贊，舊沙彌:恒明。新沙

5 彌:神會，宗智，計僧壹拾玖人，計新舊

6 沙彌三人，都計貳拾貳人。

此外，寶積還見於P.4957《當寺轉帖》，①上引寫本分别見於《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蹟釋録》第一輯，第357 頁;第四輯，第233—234 頁、第247 頁。不過這件文書由於殘缺的緣故，未能記載寶積所屬寺院的更多信息。總之，僅從以上列舉的文書所載證明，寶積早先爲永壽寺的僧人，後來又成了净土寺的僧人，因而可佐證吐蕃統治敦煌時期建立的永壽寺，後來改名净土寺，其一部分僧人因此得以轉寺，成爲净土寺的僧人，寶積即爲其中之一。

總之，本文提出的初步結論是:永壽寺在敦煌存在的確切時間爲823—839 年，後來可能改額爲净土寺而繼續存在。

附表:敦煌諸種有關沙州永壽寺漢、藏寫本編年表

附圖一 辰字六十一號《四分律戒本疏卷三》尾題

附圖二 S.4914《卯年九月七日某寺轉付經曆》

附圖三 P.3730v(左)《吐蕃未年四月紇骨薩部落百姓吴瓊嶽便粟契附龍華子便穀憑》

附圖四 S.2228(4)《亥年通頰部落迪迪與僧人張靈賢夥耕書》

附圖五 P.t.1297(1a)《悉寧宗部落夏孜孜永壽寺便麥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