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耶，悲耶

李舜华

《西游记》充斥了佛光道影，然而，我们发现小说始终不过是一部对世俗人生的哲理思考之书。三教归心，实际是以“心”为核心，从主体出发，来探讨大人关系，探讨个体在宇宙间的存在及其意义。这一思考主要是由“心猿”孙悟空来完成的。人们已逐渐发现，孙悟空从大闹三界到取经证佛，从心猿的放纵到约束，实际反映了人类从童年到成年的心路历程。然而，人们在提及这一历程时，多是从形象内涵来笼统地加以概括。至于它怎样从最细微处支配了小说的结构，又折射了怎样的时代意蕴，却往往忽视，甚至单纯地视为一则浪漫主义的喜剧。究竟是喜是悲？这里，我们将所谓心路历程置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探讨，并在与同时代文本的比较中界定它真实的文化内涵。

一、心生种种魔生

孙悟空的心路历程与宋明心学密切相关。令人惊异的是，小说以此建构了一个十分精致的寓意结构，它几乎支配了小说的每一个细节与整体构成。

宋代心学大师陆象山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三教归心，即是以一心为本体，去探讨个体的宇宙存在；因此，小说一开始就将孙悟空的出生与宇宙的生成联系起来。

小说开卷，首先以神秘的术数构建了一个创世神话。以干支作大地纪年，从浑沌到天地分，再到阴阳交汇，“万物化生”“三才定位”（三才指天、地、人）。这里显然已摒弃了盘古开辟、女娲造人等早期神话，而有着鲜明的道教意味与理学色彩。接着，又由世界分成四大部洲，迤逦说到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山上的仙石。这一仙石以周天度数的三丈六尺五寸高与天相感，以二十四节气的二十四周长与地相通，最后以九宫八卦的九窍八孔——“此说心之始也”（李贽评）——与人相应。叙述者一支笔上下驰骋，穿越了时间与空间，千折百回，最终归结到仙石迎风化为一石猴。由此产生的石猴，显然寄托着人类对童年——原始生命的凝想。

1.无善无恶任天真

一开始，石猴混迹于群猴之间，逍遥散诞；接着，被尊为王，领导群猴序齿排班，分配了群臣佐使，“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间王位所拘束”，彼此“合契同情”“享乐天真”。以石猴为首的群猴世界，在浑沌中勾勒了老庄、孔孟所设想的人类童年的黄金时代。

王阳明心学认为“无善无恶为心之体”，禅宗《坛经》也道：“性中不染善恶。”无善无恶即浑沌。对整部小说来说，石猴一出世就意味着心猿的产生，潜伏着对天地秩序的威胁。它“眼运金光，射冲斗府”，一时竟惊动了天地秩序的执掌者玉皇大帝。但这一威胁尚是潜在的，很快金光潜息，初生的石猴首先呈现出一种无善无恶的浑沌状态，不知喜不知忧，所谓“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一回），只一味地精游玩乐、受享生命。

2.生死事大

一天，美猴王忽然在喜宴中烦恼堕泪：“今日虽不归人王法律，不惧禽兽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一旦身亡，可不枉生世界之中，不得久住天人之间。”（一回）“有善有恶谓之意之动”，对于石猴来说，真正的“心生”至于“魔生”正是在这一喜宴堕泪中萌芽的。

石猴突然悟到了歲月流逝、死生有年，心便由浑沌走向开明；而智识一开，善生恶死，便有无穷无尽的烦恼。“释氏以人生天地间，有生死，有轮回，有烦恼，以为甚苦而求所以免之……故其言曰生死事大。”（《象山全集》卷二）它的烦恼直接源于一种本能的生命意识，它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意识到了生的喜悦；然而从岁月流逝中，它又意识到了死的悲哀，意识到了个体在宇宙间的渺小，所以它立志要“不生不灭，与天地山川齐寿”。孙悟空自号“齐天大圣”，其实也源于这一生命意识。

为了学长生不老，石猴远涉天涯，终于在西牛贺洲拜须菩提为师。对须菩提又谈禅又谈道标举三教合一，人们解释纷繁。实际以生命意识来看却十分自然，也即李贽《三教归儒说》所说：“儒、道、释之学，一也，以其初皆期于闻道也。”这一西行求道可以说是后来西天取经的预演，都象征着对一种人类精神境界的追求。悟得生死，只是心意初动；有善有恶，却可为善也可为恶。孙悟空一心在“长生不老”，最终得祖师传授内丹秘诀和七十二变化等等——此后得以大闹天宫、西天除妖的资本皆拜这一念所赐。

孙悟空学道后，是为善呢？还是为恶？

3.心生种种魔生

须菩提祖师逐悟空下山时，预言道：“你这去，定生不良。”果然，此一去，孙悟空闹了龙宫，打了冥界，最终闹上了天庭，扯旗立帜，与玉皇作对。不过，从开始到结束，孙悟空始终不是自觉的，而是自发的。

孙悟空回山后，与子孙团聚，其乐无穷。一日又虑（心又生，魔障又起）：“我等在此，恐作耍成真，或惊动人王，或有禽王兽王，认此犯头，说我们操兵造反，兴师来相杀，汝等都是竹竿木刀，如何对敌。”（3 回）于是，赴龙宫借定海针，于冥界勾生死账，在孙悟空不过是任性而为，小小打扰怎么算闹呢？因此，玉帝一招抚，孙悟空便欢欢喜喜、勤勤恳恳地当了弼马温。一日“欢饮之间”，猴王忽然问起官阶——心念又起——闻知自己不过是一介马夫，恼玉帝渺视自己，这才怒下天庭。此后，也不是主动与天庭较论，而只是自扯旗号而已。玉帝征剿不得，又行招抚，封为“齐天大圣”，于是皆大欢喜。后来，孙悟空因蟠桃会未被邀请，不忿之下，混入会中，偷吃了仙桃仙酒，又偷了老君的金丹，一时畏罪逃下天庭。孙悟空原想关起门来，自在为王，但在玉帝天罗地网的逼迫下，终于喊出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达到了叛逆的顶峰。

可见在孙悟空，始终没有什么野心、妄心、不良心，有的只是自在心，由此产生的自尊心、好胜心、利名心，这一切都源于对个体存在的重视。孙悟空是天生成的一段真性情，喜欢无拘无束，却对等级尊严没有什么概念，对玉帝也不过是唱个诺而已。实际，他对自己的官阶并不如何重视，所以得个有名无禄的齐天大圣也心满意足，“但只注名便了”，使天地间知有我一人耳。但玉帝等人恰恰没有重视这一个体的存在；同时，孙悟空的自在心与自尊心种种，在他们看来，正构成了对天地秩序的一种威胁；于是，从一开始就试图收服。然而，玉帝的行为却推波助澜，正是在个体与社会、反秩序与秩序的不断冲突中，孙悟空越闹越大。

最后，还是佛法无边，将孙悟空压在了五行山下。于是，玉帝殿上众仙奉佛，喜庆“安天大会”。

二、心灭种种魔灭

“五行山下定心猿”，但这一定，不是真定，无论玉帝的兵力、如来的法力，都只是外在的强制力。心生种种魔生，那么，只有心灭才能种种魔灭。大闹天宫不过是一个引子，此后，小说用了整整八十二回来写西天取经，即“心猿归正”的艰难历程，书写生命如何在自我约束下走向生命的圆熟。

1.菩萨、妖精总是一念

在西天取经途中，孙悟空主要的职责与最大功绩是除妖。这些妖怪担负着什么寓意呢？

我们首先联想到孙悟空的命名，“鸿蒙初辟原无姓，打破顽空须悟空。”悟空是一个佛教意味很浓的名字，它意味着悟到一切欲望皆空。孙悟空刚皈依佛门，便一棍掃除六贼。这说明西天除魔，除的正是心中魔。西天取经在一开始就成了一则寓言。

此后的妖魔有着浓重的道教气息，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退居山林、自在为王；一是混迹朝廷、篡夺王权。中间又混杂着情爱故事、对长生不老的痴想等。个体欲望的膨胀，同样来自于对个体存在的重视，它构成了对现存秩序的直接威胁或潜在威胁。这令我们直接联想到孙悟空的大闹天宫。因此，在小说的叙述中，妖魔与孙悟空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是他当年的结义兄弟，如牛魔王；而关于黄风怪的曾经大闹天宫更几乎是孙悟空的一个翻版。可见，西天路上的大小妖魔大抵是人类内心欲望的放大，它们的故事与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同属于“放心”之喻。

而西天取经除妖便是“收放心”之喻，也即约束个体欲望的恣肆。李贽评道：“定要做齐天大圣，到底名根不断，所以还受人束缚，受人驱使。”（四回）西天取经，包括一路降妖除怪、争强好胜，在孙悟空还是好名，最终也被封为斗战胜佛。正如唐僧四十八回所说：“世间事，惟名利最重，似他为利的舍死忘生，我弟子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这里，唐僧将自己与商人相比，由此看来，他们也是空而不空。偌大一个清净佛门，怎能允许欲望存在呢？仔细来看，以如来为首的西方世界并非是纯粹的宗教象征，它实际与玉帝携手，共同作为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存在。西天取经将个体生命纳入对某种特定信仰坚韧不拔的追求——这一追求是为维护社会整体秩序而设的，人也因此获得了自身的社会存在。人的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实为一身之两面。人是个体的人，更是社会的人，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大闹天宫与西天取经实际代表着生命进程从童年到成年的两个阶段。西天取经也不是真的要灭一切心，悟一切空——那样的话，它就成了《心经》的机械图解——而是试图将个体欲望导引上正途，纳个体于社会之中。它灭的只是“恶心”“魔心”。

《西游记》中的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大致是以神（佛）性与魔性来隐喻的。取经路上的妖魔不仅与老孙有亲，而且大多与天庭或佛门有亲。于是，为欲所障，偶然下凡，又重返天界，几乎成为每一个妖魔故事的叙述结构。它们大抵象征着修行途中的昧心状态，而与得成正果的神佛相对。

也是在孙悟空第一次降妖，便借观音之口指出：“菩萨妖精，总是一念。”（十七回）菩萨妖魔不过是一身之两面，一念为恶则为妖魔，一念为善则为菩萨。

2.二心之争

孙悟空在五行山下，历尽五百年风霜后，幡然感悔，情愿修行。知善知恶可以是一霎那的事；然而，真正要做到为善去恶，却是一个漫长的心路历程。这一历程在小说中深化成历时十四年、行程十万八千里的西天取经。取经途中，魔性的诱惑或者说放纵欲望的诱惑处处可见。妖魔的世界，不仅是欲望的世界，而且是有情的世界、自在的世界。红孩儿被观音收做善财童子，是得了正果；但罗刹女想的是“我那儿虽不伤命，再怎生得到我的眼前”（五十九回），如意真仙想的是“我舍侄是自在为王的好，还是与人为奴的好？”（五十三 回）。他们或者以人间情感，或者以个体自在否定了佛门正果。甚至取经队伍也常动摇。唐僧因路途遥远、妖魔众多，每起思乡之念；猪八戒更动不动就喊回高老庄当女婿去。这中间倒是孙悟空坚决，八戒、沙僧的皈依都是观音的劝化，只有悟空是主动提出修行。即使如此，在西天取经中，心猿的收与放仍然经历了三次反复。

第一次，孙悟空刚从五行山下出来，心里还是有点想“重整仙山”，拾起旧日的自在，只是答允观音在前，得唐僧解救在后，这才皈依；所以，一与唐僧小小冲突，便一怒东回。在东海龙王那儿抱怨一通，得龙王一句“不可图自在，误了前程”劝语，又自行回到唐僧身边。

第二次，唐僧不识妖精，只恼孙悟空三次杀生，而一怒逐徒。孙悟空一回山，便作法杀人，“大圣按落云头，鼓掌大笑道：‘造化！造化！……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猎户。”这一鼓掌大笑，可以想见当时孙悟空摆脱约束后，心中是十分舒畅。回名“花果山群妖聚义”就明确点明了孙悟空为求正果之余，不堪约束，渴望放纵的一面。

第三次，孙悟空因打杀草寇，再次被逐。这一次，他没有回山，而去到观音处等待唐僧回心。这里，孙悟空似乎奉佛之意更为虔诚，但接着却发生了“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六耳猕猴是作为一种潜意识出现的，它流露了孙悟空对师父的种种眷恋与怒怨之情。这一次，一直闹遍了天宫、冥界，整个乾坤大乱。

三次放逐显然过错并不在于孙悟空。孙悟空一意求经，对师父忠心耿耿；但恰恰是唐僧，总是听信谗言，动不动就念紧箍咒——紧箍咒成为一种强制性的约束力，成了孙悟空无法摆脱的烦恼。在不堪约束时，重返花果山、打倒唐僧，种种欲望便悄然起了。

孙悟空的三次反复，都隐喻着人心中“神性”与“魔性”之争。尤其是第三次，小说直接把它称为“二心相斗”，并把一心以外的异心明白说成是搅乱宇宙的妄心。尽管六耳猕猴已被孙悟空打死，但已泄露了人们徘徊于放纵与约束之间的困惑。直到取经成功，孙悟空还念念不忘紧箍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什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大概想起前情，还心有余悸。

关于西天取经，我们首先应该肯定，小说是把“收放心”作为生命最高境界的，这是前提；同时，由放心到收放心，生命的成长需要一系列的代价。

三、自在与成人

悲剧只是暂时的，孙悟空最终以喜剧的结局完成了心路的历程；另外，我们也可以说，尽管孙悟空以喜剧的结局完成了心路的历程，却掩饰不住其中的悲剧色彩。二心相争，究竟谁胜谁负。从小说本身来说，或者说从哲理化的人生角度来说，也许可以说灵山证佛的欢乐足以抹去所附着的各种对佛教的不恭、对金箍的诅咒，而所有的怀疑、烦恼至于苦痛都只是成长的代价。然而，如果复原小说创作时的社会文化背景，《西游记》所构建的只是一个空中楼阁而已。

《西游记》一般认为创作于嘉靖末至万历初年。这一时期，或者追溯到更早的弘治、正德时期，应该承认，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随着市民文化的日益扩张，以陽明心学为发端，掀起了一股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狂飙。所谓“阳明心学”很可能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指代着当时人们心里酝酿已久的思想倾向。简单来说，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新兴市民思想逐渐抬头，他们试图以自己的欲望与原则来重构历史秩序；这样，与维持原有秩序的以儒家为标签的传统思想之间，在交融的同时，便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冲突。新兴思想中的自我意识与个体欲望具有不可阻挡的诱惑。然而，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人千年来所信奉的精神支柱，它所唤起的社会责任感仍然具有存在的价值；它并与市民阶层的发迹变泰的欲望相纠合。这样，二者的冲突在哲学领域中便衍化为人个体存在与社会存在的矛盾。

另一方面，这一冲突直接与政治相联。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俱起于布衣，角逐中原。最终朱元璋一统天下，建立了明王朝，却是与依赖德士、以儒家思想为号召相关的；此后，进一步假借儒学，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封建政治思想专制，同时又忌杀功臣。人们在欢呼汉人一统时，却无法忘记这一血淋淋的现实；人们在为明代集权兢兢业业地添砖加瓦时，却又追想了当年英雄逐鹿时个性生命力的恣肆。弘治，史称“弘治中兴”，在这前后，尤其是在这之后，社会危机不断显露：内阁倾轧、藩王作乱、农民起义、市民暴动、倭寇猖獗……王阳明正是在平定宁王之乱及各地农民起义之余，认为“平山中贼易，平心中贼难”，遂起而倡导心学，目的显然是在于治心以维持家国秩序。然而，阳明心学力图维持的已偏向一种精神上的家国秩序，至于现实中的明代封建政治却已是大厦将倾了。正是政治现实的失败，使自明朝建立以来人们即奉为圭臬的精神支柱——儒学产生了严重的危机，心学中潜藏的对个性的追慕便空前地高涨起来。嘉靖时，异端之尤者李贽大胆肯定人欲，鼓吹“童心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李贽，却始终声称自己是一个孔子的追随者。他的狱中自杀，也许只是以最后的平静来结束一个因畸变而痛苦的心灵。李贽死于万历三十年（1602），此后，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高度评价了李贽的精神，却又列举了种种不可学之处。袁中道等人承受了因徘徊于传统与新兴之间而裂变的全部压力，在不堪负载后仓惶逃亡，他们对个性的发扬，不再有李贽矛盾中的抗争，而多少成了生活的一种润滑剂。

由此，再来看《西游》徘徊在个体与社会、放纵与约束之间的困惑，也许会获得更深一层的体会。我们很快想起另一部奇书《水浒传》。孙悟空从大闹天宫到皈依佛门，此后的西天取经，降除的恰恰是当年与自己称兄道弟的妖魔；水浒英雄从梁山聚义到朝廷招安，其后征讨的也是与自己当年同类性质的外邦（大辽）与义军（方腊）。二者是惊人的相似。早期研究中就有《西游》为《水浒》“翻版”一说，认为二书都反映了市民阶层反抗的不彻底，而最终得出“投降”说。《水浒》中的梁山泊以“义”为缔结，勾勒了一个“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自在生活，梁山作为放纵个体欲望的隐喻与花果山其实是一致的。但显然梁山聚义，并不利于实现众英雄搏一个前程的欲望——所谓前程，即边庭立功，它糅杂了封妻荫子与尽忠留名（个体与社会）的两种因素。可招安后的边庭立功，却掩饰不住离开水浒后备受约束甚至兄弟凋零的悲凉。《水浒》最终以功臣受戮强烈质疑了对纳入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存在的追求。这一追求在《西游》中却是以喜剧结局完成的。从小说人物来看，唐僧与孙悟空也仿佛是对宋江与李逵的摹拟，前者与后者的关系都是既矛盾又统一，表现了社会人对自然人的约束，成年对童年的抑制。只不过，李逵最终随宋江而死，而唐僧与孙悟空却两相扶持，终成正果。

《三国》是一部必需与《水浒》对读的奇书。汉末，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刘备起于市井，他以汉室皇裔自居，以曾受献帝衣带诏、勤王锄奸为号，以称王是为部将所逼为辞，为自己涂上了一层儒家的“仁义”色彩。这一“伪饰”实际说明了市民阶层实现自身欲望的一种理性姿态。蜀国的建立，无疑说明了这一理性约束的成功。然而，小说在欲望实现的巅峰急转而下，刘、关、张的死亡无不源于个性的膨胀，以及对桃园结义（这一充满了市民色彩的团体）的承诺。事业的成功补偿不了兄弟凋零的痛苦；而蜀国最后的崩溃，又流露了对放纵自身个体欲望的畏惧。《三国》《水浒》在嘉靖时一刊行，便迅速传播；在它们的影响下，历史传奇纷纷出笼。这些小说无一例外地写成了两种悲剧，刘备式与宋江式。

由此来看，《西游记》喜剧中的悲剧因素便逐渐浮现出来。例如，第二次被逐，孙悟空一路凄凄惨惨地回到了花果山，见到一派颓山败景、子孙凋零，倍加凄惶。第三次被逐，悟空进又不是，退又不是，一边想着“当年弟子为人，曾受那个气来”，一边想着“我弟子舍身拼命，救解他的魔障”，“怎知那长老背义忘恩”。两相对比，越想越屈，于是跑到观音那“止不住泪如泉涌，放声大哭”（五十七回），这两段文字的悲剧气氛一点都不亚于《水浒》中宋江等人魂聚水浒，诉告徽宗一节。孙悟空一众灵山证佛，不过相当于水浒英雄征辽回来，一人未损又大建功勋一节。假如《西游记》让孙悟空衣锦还乡，花果山只怕是更加凄凉；那么，功成名就又能如何呢？孙悟空难免不会像宋江那涕泪滂沱。征方腊后，面对他人庆功，宋江却悲从中来，“当初小将等一百八人……怎知十停去七，今日宋江虽存，有何面目再见江东父老，故乡亲戚。”（八十九回）由此来看，《西游记》寓言的局限是非常大的，它回避了一个花果山的存在，孙悟空是孤身一个皈依佛门；牛魔王等也不是他的猴子猴孙；它所构建的只是远在西天的秩序，是一种纯精神上的，它丝毫未触及位于中心的玉皇秩序。此后《金瓶梅》便迅速堕入了一个空前的荒谬。西门庆积极依附原有政治秩序，在原有秩序内来扩张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东京朝圣，无疑说明了这一努力的成功；但极盛而衰，西门庆的死亡却在于对个体欲望的极端放纵。

新兴市民思潮在试图汇入传统儒家思想，以获得自身的一席之地时，却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征辽回来，宋江亲自上五台山向智真长者询问休咎，以为“前程事小，死生事大”，小说以一种独特的智慧，领悟到了“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的悲凉。成人与自在一语以及“问休咎”模式，反复出现在《三国》《水浒》与明嘉靖时期的小说中。《西游记》所谓的喜剧结局不过是暂时的逃避，小说在字里行间，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喜剧中的非真实因素。

四、子系婴儿

尽管《西游记》有着种种的不真实，却仍是一则充满了浪漫色彩的喜剧性寓言。只是，该书真正的喜剧色彩，并不来自于安天大会或灵山证佛，它恰恰来自于孙悟空天真未凿、率性而为的个性魅力。

孙悟空是一个天地生成的石猴，它总是一派猴头猴脑、猴腔猴调，又促狭、又顽皮，就如孩子一般，充满了令人捧腹的喜剧色彩。正如李贽所评：“描画猴处，都是匪夷所思。”（七十五回）孙悟空成为李贽“童心说”的直接演绎。

第一回，须菩提为石猴取个姓氏：“子者儿男也，系者婴细也，正合婴儿之本论。教你姓孙罢。”李贽批道：“即是《庄子》‘为婴儿，《孟子》‘不失赤子之心之意。”在小说中，孙悟空始终是以“自然人”——也即天地生成的婴儿——面目出现的。这样，它对佛道的态度就跳脱得多，可以嘲佛骂祖，无所不为。这从表面上来看，似乎不是佛门弟子；但在李贽等人看来，率性而发，恰恰是真佛祖。李贽为“鲁智深大闹五台山”，道：“无所不为，无所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小说对孙悟空也正是沿着这一思路来写的。

《心经》是理解全书的主线。在第十九回，唐僧虔诚地接受了《心经》，以后也不断念诵，却始终不能解得。悟空呢？在乌巢传经时，只一味冷笑，还捣了他的巢穴，不恭不敬之至；到后来倒是他解得“无言语文字”（九十三回），成了唐僧精神上的引导者。原因就在于悟空作为“婴儿”，有天地生成的悟性，“真如本性任为之”，故无处不是佛性，无往不是佛理。

“童心說”是晚明思潮中最光彩的一页。在这里，佛性不过是虚幻的灵光，其中凸现的始终是人的“个性意识”与“自我意识”。不失童心，才能去一切杂想，而生执著心，故能执著于完善生命的精神悟求。西天取经所构想的是：人由童年到成年，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历程，然则生命真正的圆满却在于进入成人社会后，“始终不失赤子之心”。

“子系婴儿”，赋予了孙悟空以无穷的魅力，《西游记》因此成为一则永远的童话。

（选自《明清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