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分组比较

李 超，商玉萍

(1.安徽财经大学 统计与应用数学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2.上海财经大学 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 上海 200433)

一、引 言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合理的收入分配问题日益突出，不仅降低了低收入者的劳动积极性，还进一步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1999年，中央政府实施的分税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有了较大的自主权。而地方政府通过不断调整其财政支出结构和规模，担负起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责。但是我国存在固有的“城市偏向发展”现象，地方政府在经济赶超因素的驱动下，背离了制定财政政策的初衷，反而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政策目标与现实的背离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一现象，探讨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和效果显得尤为重要。因此，本文不仅要研究两种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还要考虑“城市偏向发展”因素，放弃传统的仅按地理位置划分区域的方法，重新按照经济增长水平划分区域，因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地方政府经济赶超和竞争的程度，是地方政府制定财政政策的重要原因。本文将重点分析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区域异质性，为地方政府建立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截至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已经进行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关于各财政支出项目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异质性，冉光和，等(2009)基于政府公共支出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在1978—2007年间明显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莫亚琳(2011)指出我国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政策应该从建设型财政向公共型财政转变，优先调整财政支出结构[2]。孙正(2014)将地方政府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前者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后者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余菊、邓昂(2014)将地方政府支出分为投资性支出和保障性支出，前者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后者则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廉超(2017)则将财政支出结构分为财政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交通运输支出，各项均能显著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拉大城乡收入差距[5]。另外，朱德云、董迎迎(2017)选择了1998—2014年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数据衡量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结果显示，社会保障支出的本质是调节收入分配不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具有“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支出则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6]。

以上研究考查了财政支出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也证实了“城市偏向”财政政策的存在，但并未关注到各省市发展的异质性，较少从区域的角度探讨各因素的区域异质性[7]，研究结论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虽然稳步进入“新常态”，但经济增长速度相比于其他国家还处于较高位置，而地方财政体系仍然有着严重的城市倾向[8]。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政府实施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有较大的自主权，不断调整当地的财政支出结构。本文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分为投资性财政支出和保障性财政支出，并按照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划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着重分析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最终根据各影响系数的大小和作用方向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传导机制与研究假说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影响效应，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又包含许多具体的子项目，如地方财政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地方财政建设投资支出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各异。据此，本文选择与民生相关的代表性项目和与经济建设相关的代表性项目来进行分析，分别定义为保障性财政支出和投资性财政支出，着重分析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异质性，相关的理论传导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

(一)保障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

地方政府保障性财政支出能够提高农业劳动者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水平。一直以来，农业劳动者都被排除在城市居民享受的高福利体系之外，逐渐拉大了其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国家各级政府意识到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逐渐完善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为更多的农业劳动者提供了更好的医疗、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有效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地方政府保障性财政支出能够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各级政府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为了扭转前期非均衡发展战略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政府会通过转移性支出和税收减免等方式直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另外，从宏观层面上调节就业形式和农民工就业待遇，不仅有效地保障了农村劳动者的权益，还为贫困人口创造额外的就业、生产性机会。微观层面上通过价格和供给策略提升农作物产品的价格、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等方式间接提高农村地区的居民收入水平。经济总量的增加会产生“涓滴效应”，也能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降低贫困发生率，缩小收入差距(Warr，2008)[9]。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地方政府保障性财政支出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假设1，按照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高低将全国所有省市区划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并从两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保障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异质性。

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财政资源有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政府财政资源有限，迫于政绩考核的压力，地方政府只能将有限的财政收入首先投入到城市基建发展和城市居民的保障性财政支出，忽略了对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性转移支出，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绩考核的压力较小，有足够的财政收入能保证社会保障性财政支出切实用于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极大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存在“城市偏向”性政策。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和竞争，保障性财政支出政策存在严重的“城市偏向”，不仅不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政府保障性财政支出存在的城乡分配不均会导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无法有效地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相反，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扭转前期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会着重增加农村地区的保障性财政支出，提高农民群体的收入水平，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政府保障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二)投资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

投资性财政支出存在“城市偏向”，受益群体主要是城镇居民。相比于西方国家的“高福利”，中国的工作重心是发展，将更多的政府资金用于经济发展。由此，逐渐产生了“重城市，轻农村”的政府财政支出方向，必然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恶化(韩劲，2009)[10]。政府在投资性财政支出等方面的“城市偏向”，虽然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同时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投资性财政支出的受益群体较少，具有更高的进入门槛，受益群体主要是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则被排除在外，很难享受到投资性财政支出所带来的福利。

投资性财政支出所引起的技术进步会内生地偏向于高技能劳动者，引发技能溢价，拉大不同劳动者间的收入差距(李政、杨思莹，2016)[11]。一直以来，城镇居民拥有比农村居民更好的教育、医疗资源，所以城镇居民多为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高技能劳动者，农村居民多为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低技能劳动者(雷欣、陈继勇，2014)[12]。另外，地方政府投资性财政支出较高的项目又往往集中在现代产业部门和高新技术部门。这些部门对劳动者人力资本要求较高，导致对高技能劳动需求增加，并引发技能溢价，提高高技能劳动者工资收入。而市场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开始变少，进而引发了技能劳动者与非技能劳动者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因此，投资性财政支出不仅不能有效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还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王先柱、陈峰、杨义武，2015)[13]。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地方政府投资性财政支出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H3，按照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高低将全国所有省市区划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并从两个方面分析地方政府投资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区域异质性。

投资性财政支出项目存在“地区偏向”，多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投资性财政支出项目为了提高效率，需要较高的人力资本含量和科技创新水平的支撑，往往会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因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高技能劳动者占比较高，人力资源充足，而且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此时投资性财政支出项目有利于改善当地居民收入水平，抑制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低技能劳动者占比较高，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能力较低，缺乏投资的天然土壤，投资性财政支出项目较少，无法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水平，进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投资性财政支出项目存在“城市偏向”。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地方政府不仅财政收入有限，而且有着政绩考核的巨大压力，必然使得当地政府将有限的财政收入首先投入到城市经济发展中，而减弱对农村地区的投资性财政支出，投资性财政支出的城乡分配不均进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能得到更多的投资机会，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当地政府财力雄厚，城市建设已趋于完备，能够将剩余的投资性财政支出投入到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项目中，有效地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4：

H4：政府投资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

四、研究设计

(一)指标的选择

基于传导机制理论分析过程，初步假设了两种财政支出项目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接下来将收集相关样本数据论证假设。

1.城乡收入差距的衡量

以往研究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的重要原因，所以，一些学者常用城乡收入差距近似地代替整体收入差距水平，目前一些学者多运用城乡收入比或者基尼系数来加以衡量[2]。前者数据易收集，计算方便，但没有考虑到人口结构的变化，后者则需要收集大量微观数据而缺少实际可操作性，因此李政、杨思莹(2016)采用泰尔指数(Theil)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11]，综合考虑了人口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其计算方法如式(1)。

(1)

其中，i代表省(直辖市)。j代表城市和农村，j=1时为城市，j=2时为农村。t表示年份。Z代表人口数量。I代表总收入，由城市或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纯收入乘以相应的地区人口数得到。

2.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衡量

本文选择与民生相关的代表性项目和与经济建设相关的代表性项目来分析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分别定义为保障性财政支出和投资性财政支出。目前关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指标的衡量方法众多，孙正(2014)将政府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其中生产性支出包括农林水利、交通运输、教育、科技等子项目，非生产性支出包括文化建设、社会保障、国防安全等子项目[3]。而本文借鉴余菊、邓昂(2014)的划分原则，将政府财政支出分为投资性财政支出和保障性财政支出两种。其中，保障性财政支出包括社会保障与住房补贴两项支出，投资性财政支出则包括基本建设和农林水利支出、交通运输、采矿资源勘探、教育、科学技术等余下支出项目[4]。计算方法如式(2)、式(3)。

Ieit=Eij,t/Eit

(2)

Seit=Eij,t/Eit

(3)

其中，Eit代表i年t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值，j=1时为投资性财政支出值，j=2时为保障性财政支出值。Ieit表示i年t地区政府投资性财政支出水平。Seit表示i年t地区政府保障性财政支出水平。

3.控制变量的选择

为了解决因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众多而导致的模型不确性问题，现有的实证文献已识别出众多可能影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本文据此选择如下六个控制变量：(1)经济发展水平(Pgdp)，主要用来描述经济增长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用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表示；(2)对外开放程度(Open)，即各个省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3)金融发展水平(Fin)，主要用来刻画各省市的金融发展水平，用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表示；(4)人力资本含量(Hum)，用各省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占地区人口比重来表示；(5)城镇化水平(Urb)，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变量，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6)固定资产投资比率(Fai)，即各个省市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

(二)数据来源

由于国家统计局未公布2007年以前各省市的财政支出子项目数据，本文仅能选取2007-2015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区间，对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其中各省、市、自治区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金融业增加值、总人口、城镇人口、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以及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另外，对所有指标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价格指数的调整，并对最终的指标数据采用归一化处理，将量纲数据转化为无量纲数据。

对本文的所有指标数据作描述性统计。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不同地区和不同年份的泰尔指数、投资性支出水平和保障性投资水平均有较大差距。投资性支出比例逐年增长，从2007年的73.14%，增长到2015年的81.83%。保障性支出比例从2007年的13.31%，增长到2015年的15.76%。第一，泰尔指数。历年泰尔指数均值较高的省、市、自治区有贵州省(0.221)、云南省(0.214)、甘肃省(0.211)和西藏(0.181)，属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而泰尔指数较低的省市是上海市(0.022)、北京市(0.029)、天津市(0.035)和浙江省(0.068)，属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这说明地区越发达，城乡收入差距越小。第二，保障性财政支出。历年保障性财政投资比例最高的省市是辽宁省(21.763%)、青海省(21.237%)、黑龙江省(20.358%)和吉林省(18.632%)；保障性财政支出比例较低的省市是浙江省(8.495%)、江苏省(9.431%)、西藏(10.262%)和福建省(10.276%)。第三，投资性财政支出。投资性财政支出比例较高的省市是浙江省(88.725%)、江苏省(87.220%)、山东省(85.568%)和天津市(84.087%)；而投资性财政支出比例较低的省市是上海市(73.607%)、辽宁省(75.383%)和黑龙江省(77.808%)。此外，其他控制变量在不同地区、不同年份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图2 2007-2015年全国财政支出结构

(三)数据平稳性检验

为了解决指标数据中潜在的非线性、非平稳性问题，本文对所有数据均进行对数化处理，并通过平稳性检验确定面板数据的平稳性。采用的方法是：LLC检验、IPS检验、ADF-Fisher检验和PP-Fisher检验，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Theil、Pgdp、Open、Fin、Hum、Urb和Fai七个指标的对数序列不能完全拒绝原假设(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序列，而这七个指标对数序列的一阶差分均在10%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为一阶单整序列，可以进行面板协整检验。

(四)协整关系检验

基于面板数据平稳性检验结果，继续对对数序列作面板协整检验，采用ADF-KAO协整关系检验方法。结果表明：以泰尔指数(lnTheil)为因变量，保障性财政支出水平和六个控制变量为自变量作KAO协整，T统计量为-3.584，对应的P值为0.000；以泰尔指数(lnTheil)为因变量，投资性财政支出水平和六个控制变量为自变量作KAO协整，T统计量为-3.519，对应的P值为0.000。 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说明两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

(五)模型设定

面板数据模型按照自变量中是否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分为静态、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文章尝试构建静态、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确定各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所有变量设为对数形式。

表1 指标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注：*、**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1.静态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假设1、假设2，测度保障性财政支出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如式(4)：

lnTheilit=α1lnSeit+β11lnPgdp+β12lnOpenit+

β13lnFinit+β14lnHumit+β15lnUrbit+

β16lnFaiit+γt+ηi+εit

(4)

为了验证假设3、假设4，测度投资性财政支出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构建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形式如式(5)：

lnTheilit=α2lnIeit+β21lnPgdp+β22lnOpenit+

β23lnFinit+β24lnHumit+β25lnUrbit+

β26lnFaiit+γt+ηi+εit

(5)

其中，被解释变量lnTheil代表各省城乡收入差距水平，i代表省(直辖市)，t代表年份，γt和ηi分别代表时间和地区非观测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2.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经济变量间的长期动态特征，即当期城乡收入差距受前期城乡收入差距格局的影响效果，接下来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重新估计，解释变量lnTheil选择滞后一期，模型设定如式(6)：

lnTheilit=α3lnSeit+γ1lnTheilit-1+β31lnPgdp+β32lnOpenit+β33lnFinit+β34lnHumit+β35lnUrbit+β36lnFaiit+γt+ηi+εit

(6)

lnTheilit=α4lnIeit+γ2lnTheilit-1+β41lnPgdp+β42lnOpenit+β43lnFinit+β44lnHumit+β45lnUrbit+β46lnFaiit+γt+ηi+εit

(7)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对式(4)与式(5)进行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1和模型2分别是以保障性财政支出水平(Se)和投资性财政支出水平(Ie)为核心解释变量，对所有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模型3、模型5与模型4、模型6是对所有样本数据按照地区历年经济发展水平均值的高低分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然后分别进行回归的结果。其中，F检验和Hausman检验均认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所以，模型1-6为固定效应模型。

表2 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

注：*、**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依据表2，在模型1、模型3和模型4中，保障性财政支出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模型1的系数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不显著，虽然不违背假设1，但也不能验证假设1。但模型3和模型4中保障性财政支出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或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保障性财政支出水平的提升都能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假设1相符，即整体来看，保障性财政支出具有普惠性，提高保障性财政支出水平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理，在模型2、模型5和模型6中，投资性财政支出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为正，但只有在模型6中该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投资性财政支出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能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虽然不违背假设3，但还需要进一步实证验证。

比较模型3、模型4回归结果，保障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模型3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模型4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比较模型3、模型4的回归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保障性财政支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绝对值较大，为0.354；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保障性财政支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绝对值较小，为0.03。这说明保障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会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高低程度而变化。该结论与假设2相符，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保障性财政支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更大；相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政府的保障性财政支出存在城乡分配不均，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作用也较小。

比较模型5、模型6的回归结果，投资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中，模型3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模型4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样本数据的回归结果。比较模型5、模型6的回归结果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投资性财政支出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绝对值较大，为0.363；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投资性财政支出拉大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绝对值较小，为0.05，且在10%的置信水平下不显著。这说明投资性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会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高低程度而变化。该结论与假设4相符，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投资性财政支出更具有普惠性与共享性，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投资性财政支出项目存在“城市偏向”无法改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考虑到当期城乡收入差距受前期城乡收入差距格局的影响，因此接下来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重新估计。以一阶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DIF-GMM)对模型进行回归，引入城乡收入差距(lnTheil)的滞后一期作为另一个解释变量L.lnTheil，以验证城乡收入差距的长期动态特征。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结果(DIF-GMM)

注：*、** 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1．模型检验

针对DIF-GMM估计中可能产生的过度识别问题，模型7与模型8分别在8%和9%的置信水平上通过Sargan检验，而模型9至模型12则在更高的置信水平上通过Sargan检验，说明各模型估计结果不存在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针对DIF-GMM估计中误差项是否存在序列相关问题，模型7至模型12都在较高的置信水平下接受“扰动项差分的二阶自相关系数为0”的假设，说明各模型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问题，DIF-GMM方法估计有效。

2．参数结果分析

模型7至模型12分别是静态面板数据模型1至模型6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从表4的估计结果来看，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的系数均为正，且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以模型7为例，上年城乡收入差距每提高1%，当年城乡收入差距将显著提高0.469%，说明了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具有惯性，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模型7中，保障性财政支出水平对当期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虽然不显著，但为负值，与模型1的结果类似，同样证实了假设1。模型8中，投资性财政支出水平系数在1%的置信水平下为正，与假设3相符，补充验证了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结果。对比模型9和模型10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保障性财政支出水平的系数影响不大，但也不违背假设2。模型11中，投资性财政支出对泰尔指数的影响系数为负，模型12中投资性财政支出对泰尔指数的影响系数为正，且模型11和模型12中投资性财政支出的系数均在较高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投资性财政支出显著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结论与静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一致，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假设3。此外，比较模型11和模型12中系数的绝对值大小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投资性财政支出更具有普惠性与共享性，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投资性财政支出项目存在“城市偏向”无法改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这一结论符合假设4。综合静态、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结果，全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稳健性。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改革成果全民共享、共同富裕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目标，也是“共享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文章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保障性财政支出水平和投资性财政支出水平均有较大差距。第二，静态、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结果显示，提高保障性财政支出水平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提高投资性财政支出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作用仅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有所体现；保障性财政支出水平对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而异，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提高保障性财政支出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此外，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投资性财政支出更具有普惠性与共享性。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相比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仅需要适当提高保障性财政支出向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倾斜，还需要保证保障性财政支出的城乡分配均衡，扭转地方财政支出的“城市倾向”，提高社会保障覆盖面，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使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农村和农民。

第二，相比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仅要提高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投资性财政支出比重，更要保证投资性财政支出的城乡分配均衡，适当提高当地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投资性财政支出比重，消除“城市偏向”的地方财政政策。具体而言，地方政府不仅要大力改善当地投资软环境，吸引更多投资项目进入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还要提高该类地区的投资建设资金，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双重目标。

第三，考虑到地区经济赶超因素的负面效应和“城市偏向”的地方财政政策，建议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方式要多样化。既要抓紧经济发展问题，又要重点解决民生问题，实现我国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追赶超越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