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产业转移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李敦瑞

(上海行政学院 经济学教研部，上海 200233)

在现阶段，全球经济复苏的态势尚不明朗，各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模式面临深刻调整，经济全球化遇到了“逆全球化”思潮的阻力。与此同时，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响应，一个涵盖数十个国家、数十亿人口的巨大经贸合作平台逐渐成形。一定意义上，这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新的推动因素，不仅使经济要素的国际流动加速，流向更加多元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助推了长期以来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产业转移，这势必会对国际分工和贸易体系产生深远影响。从中国自身来看，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探索和实践，开放型经济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这当中，有效利用产业转移已成为国家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实现经济内外协调运行的重要方式之一。如何借助“一带一路”平台，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中国经济自身的调整与突破，越来越成为理论和实践层面关注的焦点。

一、产业转移与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改善

工业革命后人类的经济实践表明，产业转移既是必然的经济现象，也是促进世界经济联系和增长的重要方式，其本质上是产业要素在空间上的重新配置。在传统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工业化国家出口工业制成品，并进口原材料和农产品，落后国家则刚好相反。但在经历了几次大的产业革命和产业转移之后，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的国际产业转移，原有的国际分工格局发生了深刻调整。一方面，制造业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达国家产业结构逐渐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另一方面，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不断加强，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领域也在不断转向发展中国家，但这些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以及传统产业的高端制造领域，仍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这样，便形成了“服务—制造”的新分工形态，即发达国家出口商业服务，进口商品；而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进口商业服务。但垂直分工中的不平等分工地位依然存在，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凭借在资金、技术、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占据着附加值较高的产业或产业环节，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相对不利的位置[1]。尽管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发达国家相继推出了各种版本的“再工业化战略”，部分发展中国家也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和自身产业分工地位的提升，但这种分工格局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大的改变。

在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上，中国逐渐扮演了“世界工厂”的角色。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承接了大量来自海外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和部分高新技术产业的低附加值环节，在对外贸易中工业制造品出口已经占据主要地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已经摆脱了落后的面貌，成为国际分工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但是从现代产业新的垂直分工体系来看，中国还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例如，对外贸易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处于明显的入超地位；产品附加值较低，企业总体上处于“微笑曲线”中的制造、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环节，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品牌影响力有限，等等。因此，中国也必须要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以改变 “大而不强”的现状。一要适应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世界潮流，推进“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提升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二要借助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提高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以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逐步形成中国在世界创新体系中的引领作用。三要引导产业发展转向价值链的高端，持续扩大服务业的开放，不断向以高附加值领域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迈进。

从世界范围来看，产业转移使作为产业输出地的发达国家，向产品高级化和高附加价值化方向发展；使作为产业输入地的发展中国家，加快工业化进程和完成原始积累，缩短产业升级时间[2]。有鉴于此，中国在迈向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过程中，需要更加深入地适应国际产业转移的潮流，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合理布局经济资源，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引导企业不断向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挺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其中，中国也正以更加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经济，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新开放格局中，恰恰可以促进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与国际产业转移的合理对接，以区域间生产力的合理布局为新产业、新动力拓展空间，并以国际竞争压力推进国内产业发展与世界科技创新趋势及时跟进，配合国家提升目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产业转移的特征

“当今世界，人、财、物、智因素在各国各地区的流动速度和规模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一个世界潮流”[3]，产业转移这一经济现象在这样的条件下，势必会受到影响。从本质上看，“一带一路”并非“对抗逻辑”下的地缘政治联合，而是以“合作逻辑”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这包括与沿线国家经济互联互通和国内区域经济一体化。随着“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持续推进，沿线国家经济上的互联互通成为大势所趋，而直接表现为产业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产业转移，在“一带一路”更加联通、更加便利的大平台上，获得了新的空间。

(一)基于国际产能合作，向外转移产业步伐加快

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我国的开放型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的重要途径。时至今日，中国已经积累了巨额的国内资本和巨量的制造业产能，产能过剩和资本流动性过剩日益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升级的“拦路虎”，对于产业转移从过去强调的“引进来”，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在全球化背景下，产能国际转移是消化过剩产能的有效宏观治理路径，既为国内资本找到理想投资目标，也有助于“中国制造”走向国际[3]。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角色也正由“追随者”开始向“引领者”转变，主动向外进行产业转移，并与越来越多的国家进行国际产能合作。这是中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必由之路。如表1所示，近些年来，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总体上仍保持快速增长的态势，但同时也已经越来越多地对外进行投资。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1701.1亿美元，历史上首次超过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额度。相对于2007年，10年间增长了8.1倍。截至201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高达10978.6亿美元。2015年和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额分别达到148亿美元和145亿美元。当前，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出去”。制造业、采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领域。

表1 2007—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和存量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2008—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整理得出。

尽管中资企业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技术和管理上的优势总体上并不十分突出，还面临着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诸多挑战，但在世界地缘经济版图面临调整之际，中国企业的“走出去”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在东南亚、中东欧等地区“区域一体化”诉求强烈的条件下，区域内改善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需求巨大，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种承包工程业务，逐渐扩展到采矿、房地产、工业制造、电信、新能源等许多领域[4]。“一带一路”的许多沿线国家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期或中期，亟待改善产业结构，建构适合自身发展需要和阶段特征的工业体系。相对于这些国家，中国所拥有的资金优势、产业优势非常明显。在经济“互联互通”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借助国际产能合作，中国企业更多地向这些国家投资建厂，促进成套生产设备输出，实现资金、技术、产能的系统输出。目前，中国向外转移产业已初见成效。以制造业为例，2015年该领域对外直接投资达143.3亿美元，比2014年增长了105.9%，2016年更是达到了310.6亿美元*根据2015年和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相关数据整理得出。。东南亚、南亚和非洲一些国家已经承接了大量来自中国的投资，制造业发展迅速。通过向外输出产业，除了带动相关国家的工业化发展以外，也为中国解决产能过剩、促进产业体系沿价值链高端方向发展创造了空间和契机。

(二)基于区域平衡发展，国内产业“大迁移”融入双向开放新格局

在中国的开放型经济格局中，东部沿海地区一直是中国经济的重心，承载了大部分的工业生产和外商直接投资。然而，近十年来，“大迁移”成为中国产业转移的一大特征[5]，产业的区际转移逐渐进入“高峰”状态。中国产业转移的重心逐渐由东部沿海地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转向区域间的产业梯度转移。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中西部地区引入的境内省外资金远远超过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以2013年为例，仅安徽、湖南、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新疆、宁夏九省区吸引的境内省外资金就达41800.8亿元。根据当年人民币汇率年平均价，折合6749.5亿美元，是当年全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的5.7倍，其中安徽和四川这两个产业转移承接大省，当年吸引的境内省外资金分别为6796.7亿元和8697.5亿元*根据各地区各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政府网站、合作交流办公室网站、商务厅网站、经济合作局网站、招商局网站、招商合作局网站、统计局网站的数据和资料整理和计算得出。，而到2016年，安徽省实际到位境内省外资金9903.3亿元，四川省为9613.6亿元，湖南省为4361.8亿元，江西省为5905.8亿元……*根据各地区《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整理得出。

包括北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在内的发达地区，正逐步形成以金融、信息服务、文化创意等服务业为主体的现代产业体系，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与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兴未艾。这些地区的传统产业或是不断向外转移，或是在不断改造升级走向高新化。欠发达地区由于其禀赋结构的特征，决定了其产业结构的变迁从承接外区域产业转移入手更为有效。在产业“大迁移”的浪潮中，各类“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不断涌现，相关政策配套络绎不绝，各类招商活动、区域合作也是此起彼伏。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也越来越受重视，许多地区已经由过去片面重视第二产业，转向兼顾其他产业，承接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转移在中西部地区开始兴起。

当前中国正在打造更加深入、更加全面的新开放格局，以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为前提，以产业要素在空间上有序流动和合理配置为基础。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在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居于重要地位的亚欧大陆及其周边，最东端是新兴的东亚经济，最西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中间还有广大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腹地国家和地区，也包括快速发展的广大中国中西部地区。依托“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就是要在海上和陆上贯穿国际大通道，凭借沿线中心城市、港口，与周边加强经济外交，并扩大区域经济合作，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与各国的互惠互利。这些除了在地理空间上进行战略布局和基础上互联互通以外，在经济要素上格外需要产业要素的有序流动和产业园区的合理布局。

生产力更好的布局是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条件。中国正在发生的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大迁移”，在国家的开放格局中恰恰可以起到在国内实现东西经济联接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使更多的产业园区作为战略节点，分布在联通我国内地和海外的各大通道与战略走廊，有助于产业要素和产品更加便利地“走出去”和“引进来”。另一方面，可以使生产力更加合理布局，有效提升整个中国的产业水准，便于起到带动周边经济并不断向外延伸经济影响的作用。当前，在世界经济面临深刻调整、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加强经贸往来，并以此为纽带增进互信，已成为大多数亚洲国家的共识[6]。在此基础上，借助产业园区、物流仓储基地、报税港区、跨境贸易合作区、信息通讯设施等一系列的平台建设，综合运用基础设施联通、政策法规联动、产业要素联结的优势，有助于推进中国国内区域经济与海外交互联通，并不断实现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区际产业转移与东西双向开放格局的良性互动。

(三)基于新旧动能转换，承接产业转移转向以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为主

在全球“服务—制造”的分工体系中，中国虽然仍处于较为低端的位置，但随着产业的升级、技术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地位正在上升，正面临由传统动能驱动向新动能驱动转换。而长期在中国开放型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外商直接投资，也正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所承接的国际产业转移，也越来越多地偏向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

如图1所示，2005年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中，制造业领域占绝对比重，但到2011年服务业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超过制造业，而到2015年服务业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已经超过制造业领域近35个百分点。可见，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角度看，服务业已经大大超过制造业。另据商务部数据，2016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715.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占外资总量的70.3%；其中，高技术服务业为95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6.1%[7]。

图1 2005—2015年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实际利用FDI占比变化数据来源：根据2006—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整理得出。

在制造业领域，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也越来越多地集中于高端产业或环节。2016年，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598.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制造业中，医药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55.8%和95%，新设立投资总额1亿美元以上的大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840家，所投资行业覆盖众多新兴产业、高科技行业及高端服务业[7]。一些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甚至将高端产业作为吸引外资的主要领域。例如，上海为了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从2017年开始启动了制造业吸引外资新计划，重振制造业雄风，重点鼓励外商投资高端制造、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8]。

由于中国宏观经济总体向好的态势没有发生改变，且参与全球经济的姿态越来越主动，特别是借助“一带一路”这个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大平台，在“走出去”与“引进来”两大机制作用下，实际上也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有效途径。著名学者林毅夫认为，融入“一带一路”应以产业转型升级为落脚点，对于已经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应尽快转型或者“走出去”[9]。从这个角度看，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国际产能合作，加快向外转移产业，释放了旧的动能；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转向以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为主，则加快了新动能的培育。首先，中国制造业的实力不断增强，对接国际高端制造产业链的条件日渐成熟，同时也产生了庞大的服务业需求，为跨国公司服务业转移和外包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其次，服务业发展的环境日趋良好，与高端制造的发展相得益彰。从硬件上看，信息基础设施完备且水平不断提升；从软件上看，政府越来越重视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有利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正在形成中。这促使了高端制造与现代服务的融合发展的环境不断改善。再次，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将率先形成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高端制造业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些地区开放意识较强，便于同国际接轨，而自贸区的建设，则进一步提供制度创新和开放发展的试验平台。最后，中国已经形成生机勃勃的现代产业生态体系。信息技术和服务产业基础扎实，以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现代物流等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与传统的服务业不断融合，并向制造业等其他产业领域渗透，跨领域、网络化的富有生机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地在国内国际流动，“中国需求”和“中国制造”共同产生对新旧动能转换的需要，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越来越受青睐。在这种态势下，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越来越多地跨国转移到中国，以寻求更多的商业机会，为中国的企业和居民提供各种服务和产品，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包括金融、信息、管理、法律、咨询等各种服务和产业技术支撑。而中国也必然将更多地吸引和集聚全球优质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资源，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并不断走向国际化，成为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对策

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环节，直接影响着各国在世界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和所能获取的资源量。“中国的产业升级，要在战略层面上充分重视从被‘俘获’与‘压榨’的全球价值链(GVC)中突围的问题。”[10]过去，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基本上是以融入美国、日本、欧洲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对外经贸往来更多的是依靠本国低廉的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客观上，这对于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促进自身现代产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时至今日，其存在的问题逐渐显露。例如，中国自身的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受到严重制约，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动性不足；与许多周边国家的价值链联结性差，影响经济层面“互联互通”目标的实现。而在“一带一路”背景下，随着自身产业实力的累积和产业技术基础的逐步夯实，在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中，以产业转移为要素自由流动提供载体，为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支撑的条件下，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构建新型全球价值链，成为实现“一带一路”经济一体化并提高中国对外开放质量和发展内外联动性的有效途径。从产业转移的角度看，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着力塑造“一带一路”沿线有利的地缘经济环境

“一带一路”是我国新一轮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通过新亚欧大陆桥、中巴、中国-中亚-西亚、中蒙俄、中国-中南半岛、孟中缅印等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意在塑造资本、商品和服务自由流动的大平台。在“一带一路”平台上，地缘经济优势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与“亚欧非大陆”贸易格局的契合。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一是要凭借一体化的区域合作机制，在国际产能合作大背景下，“发挥传统产业价值链转移效应和生产要素重组效应”[11]，依靠沿线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形成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有效分工体系，在实现整体经济升级的同时，为推动中国自身的创新发展拓展空间。二是要持续推动沿线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进一步加快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并以此为基础开展与周边和沿线国家的经济外交，加强政策沟通并促进“民心相通”，尤其是借助自贸区战略，尽可能降低中间品进出口贸易所受的关税和各种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影响，加大产业转移的效能，逐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提升中国自身的地位和影响力。三是要强化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的协调。在积极利用现有各类金融平台的基础上，逐步构建沿线大空间范围的金融资源整合体系，在把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发挥广义资本要素在产业转移中的作用，并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形成“资金融通”的有效闭合回路，从而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主导权，从宏观层面上为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

(二)推进国内区域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融合互动

在“一带一路”全方位的开放格局中，包括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内区域发展战略理应与之形成良好的融合互动，从而进一步疏通域内产业要素流动的渠道，结合国际产能合作和海外高端产业要素的引入，提升国家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一是要发挥区域内中心城市的平台支撑和战略引领作用，形成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桥头堡”。二是要借助区际产业转移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形成更加合理的区域价值链布局。三是降低区域内制度性交易成本，依托“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手段推动区内产业体系的整体高端化。四是推动平台建设，对接“一带一路”中的战略走廊建设，形成联通区内外富有生机的经济大通道。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她横跨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11个省市，人口和经济总量均超过全国的40%，汇聚了全国1/3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几乎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地区。而在这当中，上海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地位，虽然和欧美日有一定差距，但在区域内和“一带一路”沿线则处于价值链的高端，完全可以发挥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合作的战略高地的作用，并依托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建设和全球科创中心战略，引进“高端”和转出“低端”，使自身集信息资讯汇总、商务模式设计、标准规则制定、资本金融供给、科技成果研发等多种功能为一体，成为区域内乃至全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引领者。同时，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皖江城市带、成渝经济区等，或是抓住制造业升级机遇，或是借助区际产业转移，以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大数据等领域为“引擎”，推动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升级和区域内价值链的合理布局，使之成为连贯东西的经济大通道。与此同时，向东与“海上丝绸之路”形成陆海对接，向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孟中缅印走廊实现东西联通，并依托电子商务平台、金融平台、信息平台、物流平台、技术平台、政策平台在内的各类平台建设，在开放包容的经济条件下，推动优质产业要素的吸引和富余产业要素的转出，促进各个地区的分工与协作，集聚资源、实现价值增值，通过提升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进而带动整个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三)释放企业活力，做好“一带一路”服务工作

“在后工业时代，网络同市场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开放性的共同体正在挑战独占性的商业运作”[12]。消费走向高端化、多样化、服务化已是大势所趋，传统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越来越多地被个性化定制等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一个经济体能否适应新经济的步伐，越来越取决于“人”的创造力的迸发。在“一带一路”开放经济体系下，产业转移意味着产业要素在更大范围、更大平台上的流动。政府要围绕资本、商品、服务的自由流动做好服务工作，促进企业释放活力。毕竟，国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最终体现为一个个富有活力、拥有核心知识产权和响亮自主品牌、能够提供高端产品或服务的企业的涌现。具体而言：一是国内加强政策协调与国际加强政策沟通相结合。对内要规范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导向，避免因地方竞争形成区域市场的壁垒，逐渐消除地方在招商引资过程中对外资或本国企业的各种“隐形”补贴[10]。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格外需要加强政策协调，首先要做到在本国范围内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企业的公平竞争；对外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税收、劳工标准、投融资、市场准入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沟通，提高政策便利性，尽可能降低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风险。二是进一步塑造本国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和环境。在世界经济体系互联互通、共享共治的“网络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形势下，通过完善的体制机制、宽松的管制、宽容的氛围和严密周到的服务，使人的创业精神、创新动力、创作热情、创造能力得以充分发挥，为未来产业的成长乃至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积蓄能量。三是促进平台企业的成长。平台企业的跨区域网络效应、跨产业支配和跨界创新，决定了它们对于国家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要性。政府要有宽广的视野并塑造宽容的氛围，辅之以严密透明的监管，促进平台企业的培育和成长，鼓励他们将业务拓展到“一带一路”沿线，使之通过整合产业资源，为各类企业提供广阔的市场，并激发企业持续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提振新兴产业发展，加速制造业与服务业相融合，为走向价值链高端、引领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支撑。四是市场化的金融支持。关键是要落实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深化金融改革，尤其是要改变市场上大量资金难找出路与实体企业、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窄、融资成本高并存的局面，使各类实体企业能够平等地参与竞争金融资源；同时推动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提高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推动融资租赁、股权交易等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业务开展，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尤其是参与产业转移的企业提供高度市场化的金融支持；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使承载并提升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使命的微观主体，真正得到金融这一“战略工具”的有效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