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政治连带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了吗？
——来自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的新证据

黄昌富， 余葆青， 张雄林

(三峡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宜昌 443002)

一、引 言

自Sheldon提出企业社会责任以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在学术界和实业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讨论[1]。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农民工权益、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让公众更加关注企业社会责任，也让政府将督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上日程。

在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大环境下，企业发展不能只将利益挂在嘴边，充分履行社会责任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发展中的必修课。基于中国式情境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有效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好的财务绩效和组织声誉[2-6]，但同时也有部分学者指出，社会责任绩效的披露，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企业发展，例如提高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7]。

目前，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前置因素的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度环境层面，周中胜等以公开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得出，制度环境越完善企业越能更好履行社会责任[8]；李彬等以旅游企业为研究样本指出，制度压力中规范性越强，旅游企业有更高的社会责任绩效[9]。二是企业绩效层面。部分学者用已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得到当期的财务绩效正向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绩效[6,10]。三是高管特征层面。有学者用化工行业数据得到，代表委员类政治连带正向作用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而政府官员类政治连带的作用不显著[11-12]；通过实证检验可以得到，政治关联正向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绩效[13]，学者换用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得到了相同结论[14]；也有学者认为企业社会绩效产生同样影响[15]；同样也有研究指出女性高管比例的提升有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披露[16]。

尽管高管的政治连带已经被作为影响企业社会绩效的主要变量进行研究，但其结论的不一致性会为企业和政府的决策带来不确定性。因此，以现有的研究为基础，本文将从经验上进一步分析高管政治连带与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尤其是两者间的因果关系，以期为相关决策的实践提供证据。为了有效避免选择性偏倚，本文引入多维控制变量来印证高管政治连带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作用，选择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来进行分析，以规避最小二乘方法(OLS)中的内生性问题。

二、理论分析

资源依赖理论指出，政治连带是企业的一种外部关键资源，尤其在我国，政治连带是外部产权保护较弱与市场不完善的重要替代机制，政治资本始终保持着强势地位，受到企业的特别重视。政治连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可以从“被迫选择”和“自觉回馈”两个方面来解读。企业所承受的各方面的压力，是“被迫选择”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主要原因[13]。

首先，是来自于外界主体对于企业“期望”和“关注”的压力。其中，一部分来自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包括政府部门、权力组织、顾客、供应商等。政府、权力组织等通过颁布法律、法规来管制和约束企业社会责任。顾客、供应商则是对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与企业间的合作有着较大的期望，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17]。另一部分压力来自公众、媒体等非利益相关者。对于有政治连带的企业，政府部门寄予更高期望的同时会引起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制度理论认为，组织对制度压力的回应取决于受到制度压力的强弱，因此，拥有政治连带的企业会更注重在公众面前营造形象，较高的社会责任绩效不妨认为是企业对于高度关注的“回应”。

其次，企业受到为了维护政治连带关系所不得不承受的压力。企业通过高管建立其政治连带关系，享受外部资源优势的同时，也面临“嵌入”政治网络的代价。有政治连带的企业能灵敏地捕捉到政府的意愿，企业高管为了维护“政治光环”[18]，积极响应政府的号召，履行企业社会责任[19]。因此，社会责任是企业在双重压力下的“被迫”选择。

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承担，也出于“自觉回馈”的原因。一方面，企业为了建立政治连带，履行社会责任已然成为一种战略模式，不再单纯出于利他动机，社会责任履行得越好，越有可能为连带的建立增光添彩。在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有政治连带的企业会感受到政府寄予的期望，自觉地对政府表忠心，回馈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企业高管当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本身就是对高管自身素质、责任感的一种肯定。在参政议政过程中，高管自身对于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又会进一步提升[12]。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H：高管政治连带能够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三、研究方法

在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中，评价某种战略或者政策所产生的效应，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内容。类比于自然科学中的实验研究，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受到处理(Treatment)的组别与没有受到处理的组别在结果上的净差异能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该处理的影响。

通常而言，使用最小二乘方法(OLS)产生偏误的原因在于战略的选择或者政策的实施并不是随机的。在本文的背景中，哪些企业有政治连带而哪些企业没有政治连带并不是随机分配的，这必然是企业自我选择(Self Selection)的结果。因此，需要建立去除“选择偏差”(Selection Bias)的模型，修正非随机效应，来得到更为准确的效应估计结果。

设y0i和y1i分别为样本公司i接受处理(Di=1，即有政治连带)和未接受处理(Di=0，即没有社会连带)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水平。那么，样本公司i接受处理的干预效果，即政治连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可以定义为个体处理效应，用公式(1)表示。

ITE=y1i-y0i

(1)

在实际研究中，通常更关心处理组的所有公司的平均处理效应，即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用公式(2)表示。

ATT=E(y1i-y0i|Di=1)=E(y1i|Di=1)-E(y0i|Di=1)

(2)

公式(2)中，E(y1i|Di=1)表示有政治连带的样本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均值；E(y0i|Di=1)表示没有政治连带的样本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均值。很显然，考虑已有政治连带的公司在样本期间内没有政治连带情况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是“荒唐”的，该假设无法成立，即E(y0i|Di=1)不可观测，呈“反事实”状态[20]。现实中，无法测度反事实状态，因此需要用可观测的事实来简化并替代测量。

本文中，除去政治连带，其他变量xit都称为混淆变量。在统计学中，当满足“非混淆假设”时，即给定xit时，(y0i，y1i)在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分布完全一样，Di与y1i和y0i独立，可以得到公式(3)。

E(y0i|Di=1)=E(y0i|Di=0)

(3)

公式(2)可以简化为公式(4)。

ATT=E(y1i|Di=1)-E(y0i|Di=0)

(4)

为了满足非混淆假设，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除了受政治连带影响外，其他影响因素与xit保持高度一致。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21]是用来解决混淆偏倚的常用方法。经过匹配，我们可以近似地将没有政治连带的企业作为已有政治连带企业的反事实状态，然后比较两类企业的社会责任绩效以得到净效应。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步骤如下：

第一步，寻找最佳协变量，尽可能将影响(y0i，y1i)与Di的相关变量包括进来。

第二步，估计倾向得分，即用Logistic回归模型计算企业接受处理的概率。在本文中，估计企业有政治连带的概率，则企业有政治连带时ωi=1，否则ωi=0；协变量记为Xi；βi为向量回归的系数。使用Logistic模型估计企业是否有政治连带的条件概率表达如公式(5)。

(5)

本文用卡尺内一对一匹配，即在给定的卡尺ε范围内寻找倾向得分最近的1个不同组个体。需要说明的是，匹配样本中倾向值的取值范围被称为“共同区间”，只有共同区间存在的情况下，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才得以使用。

第四步，根据匹配后的样本计算平均处理效应(ATT)。参加者平均处理效应估计量的一般表达式为公式(6)。

(6)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2006年，自证监会、沪深交易所等陆续发布社会责任相关指引以来，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数量逐年增加，并占据非财务报告的主导，成为社会和企业共同关心的话题。2011年，国家标准委员会制定了社会责任国家标准。因此，本文选择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11—201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企业社会责任数据来自润灵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分数数据库。从国泰安数据库收集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手工整理高管资料得到高管政治关联的数据。随后，本文按照以下程序对样本数据进行了筛选：(1)选择企业社会责任数据连续四年有数据的企业；(2)剔除高管资料及协变量等缺失的样本；(3)删除曾经被ST、*ST、PT以及退市的企业，得到437个公司样本，2622个观测值。

(二)变量说明

1.企业社会责任(CSR)。借鉴有些学者的做法[8,22]，本文采用润灵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分数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替代变量。该公司开发的MCT评分体系从整体、内容、技术三方面进行打分并综合分析，能够客观地反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6]。

2.高管政治连带(PT)。参考已有类似的研究[23]，若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在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大系统有任职经历，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协变量。通过以往研究，找出其他影响企业高管政治连带概率的变量，分别为：企业规模(Size)、企业风险(Lev)、企业绩效(ROE)、二职合一(Dual)、国有股比例(State)。变量的选择满足协变量先于自变量存在的条件[24]，具体的定义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五、实证分析

(一)倾向值估计

根据以往研究，企业高管是否有政治连带取决于企业规模、企业风险、企业绩效、国有股比例以及高管是否二职合一。根据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的原则，我们构建一个Logit模型，同时把上述影响高管政治连带的因素包含进来，用来估计给定条件下高管具有政治连带的概率，用公式(7)表示。

Logit(PTij=1)=β0+β1Xij+εij

(7)

其中，PTij是反映企业高管是否有政治连带的虚拟变量，Xij是协变量的集合。表2给出了根据Logit模型回归得到的结果。

表2 倾向得分的Logit估计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表同)。

从表2可以看出，研究结论与现有理论和经验基本一致。其中，企业规模越大，其高管更有可能获得政治连带。企业绩效越好，则企业高管有政治连带的机率越大，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时，越不利于高管建立政治连带。当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合一时，高管越易于建立政治连带。这也不难看出，国有股的比例提升，并不能显著提升企业建立政治连带的概率。因为同国有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政策不确定性，也缺乏天然途径来获取政府控制的资源，迫使企业建立非正式关系摆脱困境[25]。

从图1可以直观地看出，在总共437个观测样本中，控制组共有2个样本的观测值不在共同取值范围中，处理组有1个样本的观测值不在共同取值范围中，故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时仅会损失少量样本，共同取值范围较为理想，偏差可以忽略不计，匹配质量高。

图1 倾向得分共同取值范围

(二)匹配质量的统计检验

在得到存在政治连带的概率后，进行平衡性检验，即观察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协变量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行匹配的目的是控制影响企业产生政治连带因素，因此，已经匹配后的样本的协变量之间应该是没有显著差异的，否则，我们所观察到的两个企业之间在绩效方面的差异可能来自于那些有显著差异的协变量。我们通过单个协变量的双t分布检验及匹配前后标准化偏差减少的程度，对数据的平衡状况进行评价(见表3)。

表3 匹配结果的平衡性检验

从表3可以看出，与匹配前相比，所有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均大幅缩小，匹配后的协变量在两组企业间的标准化偏差都小于10%，在可接受范围内。另外，双t检验p值表明，检验结果都不拒绝处理组与控制组无系统差异的原假设。这说明本文所选择的协变量合理且匹配过程有效，也就是说，在统计上可以认为两组企业是一致的。

(三)政治连带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基于PSM的平均处理效应

经过上述匹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样本仅在有无政治连带这一特征上存在差异，而其他特征均没有系统性差异。因此，高管政治连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的估计值就是两类企业在社会责任绩效指标上的净差异。表4给出了卡尺内一对一近邻匹配结果。

表4 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倾向得分匹配处理效应

从表4可以看出，经过倾向得分匹配之后，高管具有政治连带的企业比没有政治连带的企业在社会绩效评分方面高出4.548分，且在5%程度上显著，假设1得到验证。非匹配结果展示的是有政治连带的组别企业社会责任评级的平均分与没有政治连带的组别的差值，没有分离出导致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差异的其他因素，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有效地规避了这种问题。

六、拓展分析

区别于观测值在年度区间内的整体匹配，表5给出了分年度的平均处理效应。由表5可以看出，相比较而言，2011年企业政治连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有最高的促进作用，可以提高6.637分，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2012年、2014年、2015年企业政治连带都对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有促进作用，分别使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提高3.256分、3.379分和2.016分。2013年，政治连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抑制作用微弱，且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2012年底高管原有的连带关系被打乱，致使重新洗牌，在政治连带本不稳定的局面下，其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作用不能有效体现。2016年，政治连带也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有较为显著的促进作用，提高2.367分。

表5 分年度平均处理效应

此外，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差别。

表6 区分所有制处理效应

从表6的结果可以看出，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连带能够使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提高4.493分，在5%的程度上显著。而非国有企业高管的政治连带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促进作用更明显，能使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提高6.442分，且在1%程度上显著。相比于国有企业的“先天性”，政治连带的建设对于非国有企业更为重要。

七、结 论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重新考察了高管政治连带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与以往研究方法相比，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通过反事实框架的构造，能够有效解决高管政治连带分布的随机性问题，从而确保研究因果关系的准确性。基于2011—2016年有企业社会责任评级数据的437家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得到高管政治连带能够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评级分数，且有较强年度异质性。针对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实践建议。

一是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新环境下，用好政治连带新力量。近期，联合国颁布可持续发展目标，国内加快推动社会责任法制化建设，政府、企业等各界力量群策群力来推动社会责任体制化、常态化。有政治连带的企业理应作为相关政策推进的楷模，向其他企业示范宣传如何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同时，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百人论坛等平台的积极推动者，开启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新篇章。

二是全面看待企业社会责任，控制通过政治连带对企业施加压力的程度。搞捐赠、做公益、做慈善等仅仅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部分，而不是全部，企业全面践行社会责任应该是为社会、广大消费者提供放心的产品和良好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