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刻本《西藏志》校勘举隅

杨学东

（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 陕西咸阳 712082）

《西藏志》成书于乾隆七年之际[2]，此后一直以抄本形式流传。乾隆五十三年，和宁得抄本于成都，乾隆五十七年将其付诸刻印。1978年，吴丰培先生根据和宁所刊之本，以《西藏记》、《西藏宗教源流考》等书进行校勘，出版整理本。1982年，《西藏研究》编辑部又将吴丰培先生整理的《西藏志》与另一部重要志书《卫藏通志》合刊出版，此即目前流传最广的《西藏志》版本。然而该版本错讹实在不少，这不能完全归咎于吴丰培先生，乃乾隆《西藏志》刻本自身问题。这些讹谬颇影响阅读与利用，勘正这些讹谬十分必要。

今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乾隆时刻本、抄本《西藏志》各一部。刻本即乾隆五十七年和宁所刊之本，不分卷，每半页八行，每行二十字。全书共分“事迹”、“疆圉”、“山川”等三十三目。前有和宁序一篇，末附焦应旂《藏程纪略》。抄本《西藏志》两册，分为四卷共三十三目①，版心处记卷之次序。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卷首无序，卷末未附《藏程纪略》，但有龚自珍跋语。除上述区别外，抄本《西藏志》的内容与刻本完全相同。目前无法确定该抄本即是当年和宁刊刻所据之底本，但笔者以该抄本试校刻本，发现二者文字互异处，抄本往往不误，则抄本有远胜刻本之处。

说到《西藏志》，就不得不提《西藏志考》。《西藏志考》成书于乾隆元年之际②，早于《西藏志》。考察二书的类目与内容可以发现，《西藏志》除多出“事迹”、“附录”、“外番”等三目外，其余三十目内容与《西藏志考》基本相同。可以确定，《西藏志》是在《西藏志考》的基础上编纂完成的。

笔者以国家图书馆所藏乾隆时抄本《西藏志》与该馆所藏刻本对勘，同时核之以《西藏志考》、《西藏记》等书，对刻本《西藏志》展开了全面校勘，共辑得校勘资料近百条，兹条举如下：

1、刻本《西藏志·事迹》：“其国之始为君者，乃额勒特莽固礼之后，马克已之子纳礼藏布。”[3]案，抄本作“马克扎巴”[4]，《西藏记》、《西藏通览》均作“马克巴”。据《西藏王统记》载：“柱藏书《遗训首卷录》云，自天竺释迦日照族之法王阿育王出世，其后王裔世代相承至孪生子嘉森及马甲巴二人时，争夺王位不合。马甲王有三子，其最幼者颇具德相，未得王位，乃遵神指示，令其改作女装，流放至于藏地。布敦大师之《善逝教法源流史》谓此人......是一大圣哲具足德行者。以上诸种说法皆系同指聂赤赞普而言也。”③马甲巴流放至藏地的幼子即日后成为西藏第一位藏王的聂赤赞普（纳礼藏布）。无论作“马克扎巴”、“马克巴”还是“马甲巴”，都只是译法问题，刻本作“马克已”显然是因形似致讹。

2.、刻本《西藏志·事迹》：“苏隆藏干布又娶白国王之女为妾。”案，抄本作“白布国”。又，刻本“寺庙”目介绍“大召寺”时云：“左廊有唐公主暨土蕃赞普并白布国王女塑像祀之”；“疆圉”目有“西南至白布、卡契界”，均作“白布国”。“白布国”即今尼泊尔，[5]（P467）刻本漏掉了“布”字。

3、刻本《西藏志·事迹》：第五辈达赖喇嘛入觐，顺治帝“封为臣领西天佛教普觉干济达赖喇嘛。”案，抄本作“承领”。据《清世祖实录》载，顺治十年四月，以满汉藏文金册金印封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6]（P114）《清实录》之“所领”与抄本之“承领”略有小异，但均表示“领衔”之意。刻本“事迹”目又载康熙五十九年挫败策冷敦多布，送达赖喇嘛坐床，“敕封‘承教度生达赖喇嘛’”一事。可知“承领西天佛教普觉干济达赖喇嘛”为一完整封号，刻本作“臣”，误。

以分离立交桥梁施工工作分解树(WBS)最底层工作包为行，以风险分解树(RBS)最底层风险为列，建立风险分解矩阵(RBM)，然后判断RBM矩阵元素，确定某一风险因素在特定的工作包中是否存在，若存在则为1，若不存在则为0，并填入到矩阵中[14].然而考虑到风险的多维特性，本文采用LEC风险评价法评价分离立交桥梁施工风险，以LEC风险评价的结果作评价指标用于填写WBS-RBS耦合矩阵，结果如表5所示.

4、刻本《西藏志·事迹》：“达赖喇嘛又化生于理塘地方，名曰噶尔藏嘉慕，青海蒙古称为呼必尔罕，蛮人称为申凹革桑姜错”。案，抄本作“甲凹革桑姜错”。 藏语“甲凹”（rgyal wa，“凹”读作”wa”，亦有译作“嘉瓦”、“甲哇”者）意为佛陀，唯有如同达赖喇嘛之最上层上师方能使用此尊称。刻本误作“申凹”，显然未能理解藏语“甲凹”之意。

5、刻本《西藏志·事迹》：雍正五年，贝子阿尔布巴、公隆布鼐，台吉扎尔鼐等发生叛变。次年朝廷派各路兵马驰援。川兵方面，“命散秩大臣兼銮仪卫周瑛为正帅，化林协副将杨大立，夔州协副将张翌并游守各四员……”案，抄本作“张翼”。在《周瑛奏报川陕进藏官兵起程日期折》中，时任夔州协副将亦作“张翼”[7]（P405）。这份折子为周瑛上奏，张翼乃其部下，应不会写错。刻本作“张翌”，误。

6、刻本《西藏志·事迹》：雍正十一年春，敕命在色拉、召之间札溪地方建立城垣，八月竣工。“重阳朔四月兵移驻札溪新城”。案，抄本作“重阳朔四日”。农历初一至初十为“朔”，十一至二十为“望”，二十一至三十日为“念”或“廿”。“朔”或“望”后接某日是一种纪日法。“重阳朔四日”即是九月初四日。刻本“事迹”篇尚有两处记载可以佐证：“雍正十三年夏四月，护送达赖喇嘛同章嘉呼图克图惠远起程，七月望二日抵召……十二月朔三日，颁赍世祖宪皇帝遗诏至藏。”“七月望二日”、“十二月朔三日”的记载是正确的，分别指七月十二日、十二月初三日。刻本作“朔四月”，误。

7、刻本《西藏志·疆圉》：“康熙五十八年，永宁协副将岳钟琪斩逵哇蓝占巴、布木咱等九人。”案，抄本作“达哇蓝占巴”，《西藏志考》作“达娃郎章巴”。岳钟琪传记《岳襄勤公行略》载有“康熙五十八年，里塘喇嘛达哇蓝占巴等犯顺”[8]（P54）一事，也作“达哇”。“达”字繁体作“達”，与“逵”极易混淆，刻本作“逵哇蓝占巴”系因形而讹。

8、刻本《西藏志·疆圉》：“雍正三年，松潘镇总兵官周瑛勘定疆址，始定于南墩宁静山岭上为界，并建分界碑。岭东之巴塘、理塘属四川；岭西属西藏；其中叫察卡、中甸属云南”。案，抄本作“其宗吽察卡中甸属云南”，《西藏志考》、《西藏记》亦同。据《清实录·世宗实录》卷四十三载：雍正四年四月癸亥朔，议政王大臣等议复：“据川陕总督岳钟琪奏称：‘巴塘系打箭炉之门户，久入川省版图。至中甸贴近滇省，久入滇省版图。附近中甸之奔杂拉、祈宗、喇普、维西等处虽系巴塘所属之地，而其界紧接滇省汛防，请改归滇省管辖。’应如所请。从之。”实际上这里包含三处地名，分别为：“其宗”、“吽察卡”、“中甸”。“其宗”（或“祈宗”）即今维西县其宗区。“吽察卡”疑即“奔杂拉”，即今德钦县奔子栏。在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代云南地图中可以看到，这三处地方相距不远。刻本因形而误作“其中叫察卡”，学者在征引此文时均作“其中叫察卡、中甸属云南”，足见贻误之深。

9、刻本《西藏志·寺庙》：“宗角……后为佛姊居住（原文小注：即呼必尔罕之姊，雍正十二年病故）”。案，抄本作“雍正十一年病故”，《西藏志考》亦然。《七世达赖喇嘛传》记载：水阴牛年（即雍正十一年），“西藏传来噶桑卓玛死讯，喇嘛闻之……”[9]（P113）则抄本所记不误，刻本误。

10、刻本《西藏志·寺庙》：“卡契园在布达拉西五里许劳湖柳林内，乃缠头回民礼拜之所。”案，抄本作“旁湖”，《西藏志考》作“傍湖”。“旁”通“傍”，靠近也。布达拉宫往西五里，并无“劳湖”，只有“拉鲁湿地”，《西藏志》所谓的湖指的应是这片湿地。今布达拉宫西三公里处，有一处回族园林“卡其林卡”（林卡即园林），即《西藏志》所提及的“卡契园”。该“林卡”与拉鲁湿地仅有一条马路之隔。故刻本作“劳湖”，误。

11、刻本《西藏志·寺庙》：“有达赖喇嘛拣派黄教之呼图克图北萨楞布气居此。”案，抄本作“扎萨楞布气”，《西藏志考》亦同。刻本“寺庙”目还有一处文字可与之互证：“其呼图克图中之声名最著者，如西都楞布气、多尔吉拔姆、扎萨楞布气、三巴呼图克图、噶尔吗呼图克图......”，刻本系因形致误。

12、刻本《西藏志·寺庙》：“桑鸢寺，内供关圣帝君。传云：‘唐以前其方多鬼怪为害，人民不安，帝君降圣除之，人始蕃息，土民建寺以奉之，称尊号曰草塞结波。’”案，抄本作“革塞结波”，《西藏志考》、《西藏记》、《卫藏通志》、《西域遗闻》、《西藏通览》等书均作“革塞结波”。关羽在藏地之形象，任乃强先生曾有记述：“汉人呼格萨尔为藏关公，藏人呼关羽为贾格萨也。”[10]（P116）贾察为汉人，“贾格萨”意谓关羽为汉地之格萨尔。徐国琼更直接指出“‘革塞’即今译文用的‘格萨’的谐音，‘结波’为‘国王’之意，‘革塞结波’即‘格萨王’。”[11]（P180）刻本因形而讹也。

13、刻本《西藏志·天时》：“藏地高下不一，寒暄各异，平壤则热，高平则冷，有十里不同天之语。”案，抄本作“高阜”，《西藏志考》亦同。“高阜”即高山，平壤对高山，于文于理皆通，作“高平”不甚准确。

14、刻本《西藏志·岁节》：“初九日，大召内聚集各山寺喇嘛四万众，迎接达赖喇嘛诸佛登台。”案，抄本作“谒佛”，《西藏志考》亦同。关于达赖喇嘛“谒佛登台”，石泰安《西藏的文明》记载云：“择日大诏内，聚集众山寺喇嘛，拥达赖喇嘛下山谒佛，登台讲大乘经，谓之‘放朝’（使其自由）。”[12]（P240）“谒佛”即达赖喇嘛入大召寺内拜谒释迦牟尼佛。刻本作“诸佛”，不确。

15、刻本《西藏志·婚嫁》：“亦通媒妁，惟富庶牒巴之家方有之，其余多苟合。如两姓各知子女好否，男家以一哈达托亲友一二人，云我有男，愿与某家女联姻。其亲友持哈达至女家，云某家有男，欲求汝女为妇，将哈达递上，彼此相乐。”案，抄本作“其媒”，《西藏志考》亦同。此段主要介绍西藏婚姻中媒妁说亲的形式。其程序是：首先，男方托亲友找到媒人，说愿与某女联姻；其次，媒人到女家介绍男方情况。若女方初步同意，则约定日子，媒人携男方再至女家，与女方亲友见面；再次，双方见面后，若对男方满意则饮其酒，交换哈达；若不同意，酒一滴不饮哈达亦不受。若按照刻本“亲友持哈达至女家，云某家有男”的记载，由男方亲友至女家提亲，又何须媒妁？“云我有男，愿与某家女联姻”应是男方托亲友转给媒人的话，而非让亲友将这段话转给女方。故刻本不确。

16、刻本《西藏志·宴会》：“民间宴筵，男女同召，坐亦同坐，彼此相敬。歌唱酬答，竟日始散。散时，男女团聚，携手跌坐而歌之，至门外街中，歌唱而散。富者每月二三。”案，抄本作“趺足”，《西藏志考》亦同。“趺足”指盘膝而坐，佛教有“结跏趺坐”。“跌坐”指意外跌倒，文意不通。刻本因形而误。此外，抄本在“富者每月二三”后还有一句“贫者亦必一次云。”《西藏志考》、《西藏记》亦同。加上此句，文意更加完整，突出了藏族男女爱好歌舞的特点。

17、刻本《西藏志·边防》，记汉藏驻防兵马，至九月雪封山径撤回，其后一句“休整，次年仍往，又设要卡数处”作小字，即正文之注也。此句与前文“九月雪封山径撤回”语意连贯，倘按注文处理则文意不顺，逻辑不通。抄本此句作大字为是。

18、刻本《西藏志·外番》：“噶毕东鲁卜喇嘛卒，于是地土人民仍归诺彦林亲管辖，其不愿附之番民一百余户，奏明给与牛种安插商约之汪则地方。”案，抄本作“江则”。判断是“汪则”还是“江则”，可从分析文中提及的人物入手。诺彦林亲乃布鲁克巴族之首领。关于布鲁克巴的方位，《西藏志·外番》载：“离藏西南约行月余，其罕诺彦林亲，乃红帽之传。南行月余，即天竺国界……外有噶毕一族，原系诺彦林亲所分者。”拉萨西南且靠近天竺界，其地即今之“江孜”。“江则”其实就是“江孜”，译名不同而已。刻本作“汪则”，误。

19、刻本《西藏志·附录》：“打箭炉四十里至折多山根，四十里至别始。”案，抄本作“剔如”，《西藏志考》作“剔茹”。在清代文献中，作为地名的“提茹”亦不时出现。心禅《西藏归程记》载：“二十一日，由营官寨至安娘坝尖，折多塘宿。晓发，三十里至安娘坝……十里登山，二十里至提茹，有旅店、塘铺。”④姚莹《康輶纪行》记载了其两次由川入藏行程。第一次所行路线是从成都出发，经新津、邛州、名山、雅州府、荥经、清溪至打箭炉。在此地休整后，越折多山，路经提茹、阿娘坝、阿松多......[13]（目录页）“剔如”即“提茹”，刻本作“别始”乃因形而讹。

《西藏志》之文字讹误所在多有，限于篇幅不能殚考。以上仅就有代表性的略举十数例，其余列校记如附表1所示。

以上所举皆为刻本误而抄本不误者。当然，亦存在抄本误而刻本不误者，但数量不多，兹不赘述。

通过以上校勘可以发现，抄本《西藏志》在质量上明显优于刻本。目前所见《西藏志》整理本皆以和宁刊本为底本，抄本则鲜为人知，这使得刻本文字谬误迟迟得不到勘正。鉴于《西藏志》在西藏历史文献中的重要地位，发现并纠正这些谬误，还《西藏志》以本来面貌，不仅有利于各学科对《西藏志》的正确利用，而且对该志的深入研究亦有积极意义。将来《西藏志》再版时，若能将这些讹误一一勘正，整理出一个校勘精良的善本，亦为嘉惠学林的美事。

附表1

婚嫁夫妇丧葬医药占卜宴会市肆刑法封爵朝贡外番附录程站其亲友持哈达至女家，云某家有男，欲求汝女为妇，将哈达递上，彼此相乐。项挂哈达拥新婿新妇绕街而游。凡在亲友门不延入。饮酒则团圆扶手，男女跌坐而歌。如种田、纺毛线、织辫子、当乌拉，人皆笑其无能。其喇嘛则喂鹰，皆以火化筑塔。视其脉，以左手执病者之右手，右手执病者之左手，一时齐脉，不分先后。西藏占卜之术不一，有以青稞排挂抽五色毛线而占者。郡王前设矮方桌……牛羊肉或一腿或一大方，丰厚随时。两面铺长坐褥，前亦挨设矮桌摆列果食等类各半，郡王之半。民间宴筵，男女同居坐亦同坐，彼此相敬。皆贩自布鲁克巴、勒布天竺等处其他藏茧、藏绸、毡子、氆氇若偷窃不道，将全家锁拿监内追比。雍正六年，天兵诛叛定藏。其所进之物……卡契布藏之西南有巴勒布一区，夭道和暖。复蒙大主赐以生平未睹之异数，天恩远贲黄金满世界矣。宗里口子有一崖高约十五丈，以木搭梯，人往来行走，马不能通。其白木戎有一王子住的房子，名曰劳丁宰，俱在山上，其先之王名又多郎吉。局密郎结所管之地方内，纳噶尔汉、杂纳、额郎绸……由西去十日尚属白木戎管辖，交西天界再行十日，始到小西天不尔牙王子住处。从此上海船，由海中行半月，即至大西天矣。成都府四十里至双流县，五十里至新津河。化林二十里至冷碛咱吗纳洞五十里至大竹卡黎树五十里至阿窄拉塘阿足五十里至谷家宗乍丫三十里至两撒塘恩达一百四十里至九合塘磊达六十里至马素江瓦七寨四十里至即寨堡上八义五十里至汛马塘吉马塘五十里至格葱仲纳三巴六十里至约定同古分小卡四处：库二塞、白兔山、齐岔河、泸右脑其亲友持哈达至女家，云某家有男，欲求汝女为妇，将哈达递上，彼此交换。项挂哈达拥新婿新妇绕街而游。凡至亲友门不延入。饮酒则团团扶手，男女跌坐而歌。如种田、纺毛线、织毪子、当乌拉，人皆笑其无能。其喇嘛则喂鹰，骨以火化筑塔。视其脉，以左手执病者之右手，右手执病者之左手，一时齐诊，不分先后。西藏占卜之术不一，有以青稞排卦抽五色毛索而占者。郡王前设矮方桌……牛羊肉或一腿或一大方，丰薄随时。两面铺长坐褥，前亦挨设矮桌摆列果食等类各减郡王之半。民间宴筵，男女同召，坐亦同坐，彼此相敬。皆贩自布鲁克巴、[巴]勒布、天竺等处其他藏茧、藏绸、毪子、氆氇若偷窃大盗，将全家锁拿监内追比。雍正六年，大兵诛叛定藏。其所进之物……卡契刀藏之西南有巴勒布一区，天道和暖。复蒙大主赐以生平未睹之异数，大恩远贵于黄金满世界矣。宗里口子有一崖高约十五丈，以木搭梯，人往来行走，马不能过。其白木戎有一王子住的房子，名曰劳丁宰，俱在山上，其先之王名叉多郎吉。局密郎结所管之地方内，纳噶尔汉、杂纳、额郎纳……由西去十日尚属白木戎管辖，交[小]西天界再行十日，始到小西天不尔牙王子住处。从此上船，由海中行半月，即至大西天矣。成都府四十里至双流县，五十里至新津县。化林三十里至冷碛咱吗纳洞五十里至火竹卡黎树五十里至阿布拉塘阿足五十里至洛家宗乍丫三十里至雨撒塘恩达一百四十里至瓦合塘磊达六十里至乌素江瓦七寨四十里至郎寨堡上八义五十里至泥马塘吉马塘五十里至林葱仲纳三巴六十里至纳定同古分小卡四处：库库塞、白兔山、齐岔河、泸右脑

[注 释]

①乾隆时抄本乃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定。共四卷，卷之一事迹，卷之二疆圉等21目，卷之三封爵等10目，卷之四程途。

②赵心愚：《西藏志考》成书时间及著者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12）。该文认为，《西藏志考》成书于乾隆元年下半年或次年初。

③（元）索南坚赞著，刘立千译注：《西藏王统记》，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42页。关于西藏最初之王“纳礼藏布”（Gnah khri btsan po亦译作“聂赤赞普”）身世来历，藏文史料中主要记载了三种说法：一，天神之子入主人间说；二，印度释迦王族王子说；三，来自吐蕃波密地方说。《西藏王统记》采纳第二种说法。

④心禅：《西藏归程记》，中华书局，1936年，第28页。心禅具体情况不详。其于民国二年二月一日自拉萨出发，经川藏线行走，四月一日抵达成都，历时整整两月矣。此文为其归途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