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芥川龙之介系列翻案作品与原著的异同
——以《杜子春》和《酒虫》为例

许毅梁 华南理工大学 广东广州 510641

一、《杜子春》对唐传奇《杜子春》的翻案

先看故事情节，唐人传奇版《杜子春》（以下简称传奇版）讲述的是南北朝时富家子弟杜子春因放浪不羁，把财产挥霍一空后流落街头，亲戚都不愿接济他，直到遇到一名仙师所化的老人，两次济其巨额财富而两次被挥霍一空，最后杜子春羞愧难当，终于在第三次接受仙师救济时，用钱置办了大宅广济天下的孤儿寡母。后来仙师将其带到华山云台峰，欲渡其成仙，给他喝下仙丹和仙酒，吩咐其无论如何都不可出声，子春经过种种非人的折磨和轮回历练后，在最后关头因为眼看爱子被摔死，终于还是忍不住发出悲鸣。原来，他心里喜、怒、哀、惧、恶、欲都没有了，唯独还没忘记爱，所以不能成仙，最后不得不抱憾而去。芥川龙之介版《杜子春》（以下简称芥川版）在内容上则大致承袭了原作的脉络，讲述了唐朝时洛阳城里的富家子弟杜子春因为挥霍无度让家财散尽，最后沦落街头，某天他在街头遇见一名独目老人铁冠子，按其指引，两次挖出大量黄金，又两次将其挥霍一空，最后大彻大悟，欲和铁冠子学习仙法,铁冠子将其带到峨眉山上的悬崖，吩咐无论如何都不可说话，子春在经历一番考验后被带入地府，竟然看到了被判入畜生道，奄奄一息的母亲时，他忍不住喊了一声“娘”，最后终于不能成仙，然而最后他明白了—比起仙人或者巨富，还是当一个真实的人更快乐。可以看到，两篇故事的主要情节和人物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芥川还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了许多改编，这些改编，增添了许多文学色彩，使得翻案后的作品对现代人来说可读性更强，原著中简单的“报恩”“成仙”思想也得到了升华。首先是增加了许多对环境的描写，比如在杜子春遇到老人之前，芥川版这样写道:

“且说当时的洛阳乃是繁华至极、天下无双的名城，街上车水马龙，络绎不绝。夕阳西下，将城门照得油光锃亮。这当口，有位老者头戴纱帽，耳挂土耳女用金耳环，白马身配彩绦缰绳，走动不休，那情景真是美得如画。这杜子春，身子依旧靠在门洞墙上，只管呆呆望着天。天空里，晚霞缥缈，一弯新月，淡如爪痕” （高慧勤，2012）

这是芥川龙之介再创作时添加的一段优美的描写，通过作家的极力渲染，洛阳城的繁华顿时便跃然于纸上，和下文形单影只的杜子春以及幽寂的孤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相比于传奇版“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长安中，日晚未食，彷徨不知所往，于东市西门，饥寒之色可掬，仰天长吁” 的简练，无疑极大地增强了作品在现代的可读性。又比如，仙师隐去后的描写：

“更奇怪的是，那老人已不知去向，周围连个影儿都没有。只有天上的月亮比方才更白，还有两三只性急的蝙蝠，在川流不息的行人头上飞来飞去” （高慧勤，2012）

在这里，芥川龙之介一以贯之地将动作和自然环境有机地结合了起来，给作品营造出了一种奇诡的氛围。其次是人物形象的改变，在传奇版中，只是提到仙师给了杜子春三次财富，具体过程不详，在芥川版中则用了一个巧妙的方法交代了这个细节，即让杜子春分别通过头、胸、腹的三次投影挖出黄金，使得仙人铁冠子的形象更加具有传奇色彩。外形上，在传奇版中仙师是一名仙风道骨的无名老人，在芥川版中则变成眇目仙人，还有了铁冠子的名号，居住地也从华山变成了峨眉山，这样的处理使故事最大化地达到了奇异化的效果，也很符合日本读者猎奇的心理。在芥川龙之介的其他小说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类似丑化人物达到特定目的例子，比如《罗生门》中拔死尸头发的老妪，《马腿》中死而复生后装上马腿的忍野半三郎，《阿古尼》中的印度巫婆……这些人物或肢体残疾或面目诡异可憎，让读者印象十分深刻。在芥川版中，还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物品青竹杖，铁冠子凭着它御空而行，而在传奇版中则只是提到仙师“策杖而行” ，并无借其飞行的描写。可见在创作时芥川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力，把信手拈来的各种奇幻元素掺杂于文中。在御空飞行的途中，芥川版的铁冠子还做歌一首：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入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高慧勤，2012），呈现出与传奇版的仙师全然不同的豪迈之情。

在结尾部分，芥川版做了较大的改动。省去了杜子春被投入轮回，变成女子的情节，代之以在他在畜生道碰到奄奄一息的双亲，忍不住发声哀嚎。把原作中母亲对孩子的爱变成了孩子对母亲的爱，仙师怒其不争的哀叹在芥川版也变成了对其尚未泯灭人性的赞许，这固然是因为童话故事创作的需要，同时也使作品跳开了原著的藩篱，充满了人的色彩，芥川在这里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结尾处一句 “我在泰山南山脚下有间茅屋。那间茅屋连同田地，统统送你吧。趁早住进去的好。—这时节，茅屋周围，想必桃花正开得一片烂漫哩”（高慧勤，2012）更是神来之笔。总而言之，芥川版《杜子春》对传奇版的借鉴和改编是非常成功的，它既保留了中国古典文化的各种元素，也充分融入了芥川现代化的创作意识和审美，是其系列翻案小说中最经典的一个文本。

二、《酒虫》对聊斋《酒虫》的翻案

二者的故事情节仍然大体相当。都讲述了长山的豪富刘氏（刘大成）嗜酒成性，“每独饮必尽一瓮”，后来遇到一个西域僧人指出其肚子有肚子里藏有酒虫，并设法帮其钓了出来，从此刘氏（刘大成）家道中落，一蹶不振的故事。但是在内容的处理尤其是结尾处，芥川还是做了“很大的改动”，（芥川龙之介语）。首先在文章结构上，聊斋版《酒虫》篇幅简短，只有400字左右，叙事凝练简明，文风轻快。芥川版则把整个故事分成了四个部分，篇幅上长了许多，并且巧妙地把打谷场上的情节移到了开篇。在开篇，芥川首先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从“泥土加固的瓦片”到“耸拉着脑袋的亚麻、玉米”再到“炒锅炒出来的菜丁一样的云峰” ……向读者徐徐展开了一幅炎炎烈日下的风情图。炎炎夏日，打谷场上有三个缄口不语的奇怪男人，其中一人更是赤身裸体手脚被绑成一团，他们究竟在干嘛？这个给读者设置的悬念，就引出了下文的故事。紧接着在第二部分交代了故事的缘由，原来刘大成因受僧人蛊惑，所以赤身裸体在打谷场上钓酒虫。在这里，不同于原作的一笔带过，芥川详细地介绍了僧人的来历，“这位宝幢寺的和尚，是来自西域的蛮僧。他既通医道，又懂房中术，在这一带颇负盛名”；“身材高大，目如水晶，体态怪异” ，“身着黄色法衣，卷曲的长发令人厌恶地披散在双肩上，手持红柄麋鹿毛扇，慢吞吞地站到了房间当中，既不打招呼，也不开口说话” (魏大海，2012) 。这些对西域蛮僧个人信息的补充，使得故事更趋于完整和合理化。比如原作聊斋中对蛮僧来探访刘某的缘由语焉不详，在芥川版则通过他治好张三李四的顽疾可以看出，其不仅医术高超，而且颇具医德，所以才主动寻来为刘大成治病。而在二人见面后，芥川也用大段的篇幅描写了二人之间的对话，在对话中，自负的蛮僧和糊里糊涂的刘大成的形象也逐渐饱满了起来。第三部分则是描述了具体的治疗过程，也是整篇小说的高潮部分，首先最后则是刘大成因失去酒虫后，家道中落的结局，芥川龙之介也在这里向读者抛出了三个问题。究竟酒虫对刘大成而言是福？还是病呢？抑或是非福也非病呢？

人物的设置上，在原作中，出场人物只有刘某和蛮僧二人。在芥川版《酒虫》中，首先给刘某起了个名字叫刘大成，出场人物也多了刘大成的好友孙先生、丫鬟、侍童等三人。原著的刘某和芥川版的刘大成在刻画上读来并无多大差别，都是愚昧的酒鬼形象。但是因为篇幅长了许多，所以相对原作芥川有了充分的空间去对刘大成的心理进行侧写。总的来说，在芥川版的整个治疗过程，刘大成经历了置疑—尝试—后悔—怨恨—绝望的心理转变。其中描写刘大成被烈日炙烤一节的心理描写尤为生动。原作聊斋中对刘某的描写则更突出猎奇的成分。至于蛮僧，正如前面所言，芥川龙之介对他的来历和两人见面的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写。通过芥川的这些虚构，使得原作中不太丰满的人物形象和故事立体了许多。除了两个主人公外比较有意思的角色是孙先生，从他无端蔑视佛道二教和一身学究打扮上看，此人大概是个儒家学者，而被蛮僧抢白后不发一言又可以看出其城府较深。他的出场作用主要是作为这个故事的唯一见证人。“刘大成的酒友孙先生既然在场，当然就是这一奇异疗法的见证人” （魏大海，2012）。

结尾部分，芥川没有对刘大成落魄的结局进行改动，但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问题代替了原作中的异史氏说，对比两位作家的生平我们不难发现，蒲松龄一生科场失意，至老才成岁贡生。写作是他排遣愁绪的重要手段，《聊斋》除了针砭时弊，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借各种鬼狐故事感慨人世无常。相比之下，芥川龙之介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并且身处东西方文化发生激烈碰撞的历史节点，他更关注无疑是人性本身的复杂和矛盾性，所以在第二部分的结尾，旁白中言道“这么说来，一无所知却赤身裸体躺在大热天里的刘某，岂不是太愚笨了！普通人所受的学校教育，实际上大体都是与此相同的” （魏大海，2012）可以看到芥川对所谓的学校教育的讽刺，番僧象征的学校教育方，对学生实行的是机械呆板的教育方法，也正是因为无视人性，才对酒虫强行驱除，酒虫者，正是象征刘大成的人性。所以酒虫离去以后，刘大成失去健康和财产自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芥川的精神世界

芥川龙之介本姓新原，因为从小被舅父芥川道章收养，十二岁时被生父销去户籍，从此易性芥川。道章出身日本旧世家，喜好文艺，颇有江户遗风。芥川龙之介耳濡目染之下，从小就大量接触中日古典文学，尤爱读《西游记》等中国古典小说，他在《爱读书的印象》中写道：“儿时最喜读西游记，至今仍然爱读，没有如此伟大的寓言小说，西方是一部也没有的……”（一九二零年八月一日）1921年，他曾以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的身份访问中国120余日，游历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大同、天津等地（陈生保，2006）并以在华见闻为蓝本创作了《中国游记》、《湖南的扇子》等数部短篇小说，可以看到，芥川毕生都和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从小寄人篱下给芥川带来的精神负累让古典文学中的中国于他而言，正如同一个脱离苦闷现实的理想国，但是另一方面，毕竟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亲眼所见的中国悲惨现状对抑郁寡欢的芥川而言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之行让芥川的精神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崩塌了，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也启发了他后来创作的《马腿》等一系列小说。在这些小说中，芥川对人性的认识达到了更加深刻的境界。值得一提的是，他后期开始从艺术的角度关注基督教，并借诸多基督教题材创作了一系列小说，其中不乏《基督徒之死》这样出类拔萃的杰作，在这部小说中，芥川高度赞扬了基督教徒的虔诚信仰和牺牲精神。正如末尾处所言道：“却说这女子的生平，除其结局，别无所知。究竟是何道理？概之而言，人生刹那间的感铭，实难能可贵，至尊至贵。好有一比，人之烦恼心，如茫茫夜海，当一波兴起，值明月初升，揽清波于辉上，得悟生命之真意？如此说来，知罗连卓之最终，亦足以知其一生耳。（高慧勤，2012）芥川对“刹那间的感铭”的追求可见一斑。

四、结语

芥川的翻案作品看似在取材和创作上不拘一格，但是始终有一个永恒的主题—人性。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完成了对原作的解构。通过作家的再创作，被翻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异国他乡获得了新生，这也是翻案作品重要的意义之一。《杜子春》、《酒虫》作为日本文学史上经典的翻案作品，也体现了日本文坛三大巨匠之一的芥川龙之介身上古典和现代融合的特殊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