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张亮教授访谈

张亮，赵立

赵立（以下简称赵）：张老师您好！首先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这次学术访谈。您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建树颇多，但是回看您的学术起点，却并非这一领域。首先想请问您是在什么机缘之下选定这一领域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的呢？

张亮（以下简称张）：1995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哲学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硕士学位。我在“偶然相遇”中投入业师张一兵教授门下，初窥学术研究之门径，先“好之”，再“乐之”，最终决意“以学术为志业”，成为一名哲学的“学徒”。记得我刚刚开始做“学徒”的时候，哲学还很“贫困”，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贫困”。从研究对象上讲，我的“学徒”生涯起步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的学习与研究。事实上，我最初的几篇学术习作都聚焦于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学解读。所以，整个硕士研究生阶段，我都乐在其中地精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最终把青年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这一课题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

1998年，我毫无悬念地选择了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候，我已经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积累了一些经验，很想继续耕耘这块熟土，进而找到一个能让自己大显身手的主攻方向。可张一兵老师并不以为然。他始终告诫我们不能放松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但又必须及时走到当代。经过几番变动，我最终选定以阿多诺的早中期哲学思想为对象做博士学位论文，其成果就是2003年出版的《“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学界不错的评价，目前正在筹备出修订的第三版。我作为具有独立执业能力的高级“学徒”身份由此基本确立。在博士学位论文完成后，我对法兰克福学派始终保持着理论兴趣，持续推进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2003年以后，在很多同行讶异的目光中，我告别经营多年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转向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德国传统“跳跃”到英国传统。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图景上，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异军突起和大放异彩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学术事件。不过，当我开始移师这一领域的时候，国内学界对此还所知甚少。在对英语世界的相关研究进行初步分析后，我发现，雷蒙·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森在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和世界性传播过程中发挥着无可置疑的双核心作用。在此，我要特别感谢我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的合作导师钱乘旦教授。他对作为历史学家的汤普森的评论虽然不多，但总是让我有一种拨云见日的感觉。2008年，我结束对汤普森的个案研究，出版了《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爱德华·汤普森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研究》。同时期，我也对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做了一点研究。在汤普森研究之后，我开始转向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研究，首先解决了历史分期问题，厘清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特征。英国谚语说：“要想明白事理，须作长期学徒。”不过，花开花落终有期，“学徒”迟早得满师，转正，进而成为“师傅”，招收自己的“学徒”。成为“师傅”后，我开始推动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再兴，引领国内学界逐步走向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的深处”。

赵：您提到了在对英国马克思主义进行总体研究的时候，首先解决的就是历史分期问题。那么，想请问您是如何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进行分期划界的呢？

张：在不少人的脑海里，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似乎是改革开放以后40年的事情。这不够准确。事实上，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就逐渐形成了“开眼看世界”的自觉与传统，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就会热情拥抱世界，学习、吸收国外的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相当重视对同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著作的译介，即便是后来接受了苏联马克思主义正统，类似工作也没有完全停止。对于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新中国的成立确实是一个真正的起点，因为它意味着国外马克思主义最终获得了一种比较明确的定义方式：所谓国外，既是中国之外，也是中国认同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之外。如果进行历史分期的话，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70年大体可以划分为“史前史”（1949－1978年）、兴起（1978年－20世纪90年代初）、深入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初）、大繁荣（21世纪初至今）四个阶段。

赵：在一般研究者心目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起点却是1978年这个时间节点。您为何提出了“史前史”这一阶段呢？又是如何看待这一阶段的呢？

张：1978年，随着《哲学译丛》等杂志的陆续复刊以及《国外社会科学》等杂志的先后创刊出版，中国哲学界与世界交往的窗口再次缓缓而坚定地打开。正是在这些或公开或内部发行的资讯类学术期刊上，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人物、流派、著作及思想得到爆炸式的集中报道，迅速为中国哲学界所知晓。1978年也因而成为很多人心目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元年”。也正是在1978年之后的高光映衬下，1949年至1978年之间的30年便显得尤其灰暗和没有生气，以至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似乎是一个没有生命活动的“史前史”阶段。不过，当我们真正闯进这个“史前史”阶段就会发现，这里绝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蛮荒之地。首先，尽管世界对中国关上了大门，但中国哲学界却始终努力观察世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捕捉到了浮光掠影式的印象。其次，为了进一步掌握欧美哲学的当代进展，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陆续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相关著作。再者，中国哲学界当时翻译出版了一定数量有关当代欧美哲学的评论著作，其中以苏联著作为主，兼及个别欧美著作。通过它们，中国哲学界对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哪怕是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认识。总的说来，在“史前史”阶段，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停留在初步译介上，研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但尚未真正展开。尽管如此，这个阶段还是为下一个高光阶段的降临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尤其是在人员和理论两个层面。

赵：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势，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如您所说走向“兴起”阶段。您如何评价这一阶段的历史意义？

张：随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发表著名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下子“千树万树梨花开”，生机勃勃地展现在中国哲学界眼前。在此后的10余年里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式兴起阶段，而此时它还主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面目出现在我们眼前。兴起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四个显著特点。第一，研究人员数量有限，且主要集中于少数重点研究院所和大学。第二，研究主题体现了鲜明的中国关怀。对于萨特及其思想的研究成为那一时期备受关注的主题。第三，以基于国外既有成果的述评性研究为主，自主性研究尚未展开。第四，基本判断分歧严重。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判定成为学术讨论的焦点论题。回过头来看，兴起阶段的研究成果今天都只剩下了历史文献价值，但这一阶段的学术史意义却不容忘却。主要表现在：这一阶段的研究培育了一支将在随后阶段发挥重要作用的年轻学者队伍；确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意义；形成了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的学术自觉；意识到了加强文献翻译工作的重要性。

赵：由于国际国内的变动，我们看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面临着重大挑战。但是您为何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逆势上扬，走向“深入发展”阶段呢？

张：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重大变化对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无疑构成了巨大冲击。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都陷入了危机，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平却在不断提升，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中最活跃、学术影响力最大、发展势头最好的一个研究领域。原因何在？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仅没有受到外部变化的过多影响出现大的人员流失，反倒借助90年代几次博士学位点增设的机会发展壮大了队伍。其次，随着国内政治氛围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变得相对疏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因其学术性强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学术声誉、影响力和吸引力都不断增强。最后，但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全面建成，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讲的和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何其相似。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成为历史，我们依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代人。

赵：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您如何看待21世纪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大繁荣局面？

张：中国的学术人口规模决定了它具有西方学者难以想象的巨大学术生产能力。新旧世纪之交，人们就已经开始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被中国哲学界全面占领，再无什么未经开发的处女地了。这种状况引发了某些领军学者的深思。张一兵等教授引领学界开始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和“之外”的领域。因此我们看到，进入21世纪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依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开始有学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出发，探索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加之在2004年，中共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这一政策的刺激之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踏步迈入大繁荣阶段。突出表现就是，学术研究人口规模大、学术成果数量多、学术研究主题高度多样化、学术研究与西方思想生产基本保持同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正式从“西方”扩大为真正的“国外”。作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成长起来的一名中青年研究者，面对当前空前繁荣的景观，我当然是由衷地感到欣喜，但是内心却也生出了些许忧虑。

赵：面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繁荣局面，感到欣喜应为常理，但是您为何会心生“忧虑”之情呢？

张：主要有三个原因吧。第一是忧虑我们初心的失落。我们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服务中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文化思想理论建设。对于这一点，前辈学者们始终非常清醒，也非常坚持。但是在今日，学术界的这种初心似乎失落了。我们似乎仅仅为了满足单纯求知的欲望，为了研究而研究，几乎不再思考研究本身的现实性问题。第二是忧虑我们历史方位感的缺失。近代以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西方，需要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赶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其内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就在于此。但70年后的今天，面对包括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当代西方思想，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历史方位感，好像我们曾经是因而永远是西方的追随者，因此，过去需要今天同样需要效法它们。殊不知，在新的历史方位，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已不再是世界潮流和时代精神的“先行者”和“引领者”，今天我们已和它们处在同一历史方位中、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是“同时代的人”。因此，我们决不能再带着“跟跑者”和“学徒”的心态来看待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第三是忧虑我们学术鉴赏力的退化。有大见识，才会有大格局。做人、做事、做学问莫不如此。佩里·安德森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列举出了13个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不过这些思想家在中国的被研究程度显然差别巨大。何也？因为我们有学术鉴赏力，能够自主判断哪些思想家更重要、更值得研究。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今天，面对琳琅满目的当代西方学术产品，我们似乎无法再做出有学术品位的判断与选择，只能听从偶然性的安排。习近平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这就要求我们站在新时代的制高点上，基于中国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的学术鉴赏力，强化中国立场和使命担当，不断开创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局面。

赵：从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出发，请您为未来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把脉”，不知您有什么看法？

张：我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依然会继续保持甚至扩大目前的繁荣发展势头。当前中国正在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这就要求我们“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充分吸收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才能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新使命有新要求。我们只有顺应时代发展，对既有的研究理念与方式方法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才能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持续繁荣继续下去。具体说来，就要回归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入思考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开辟新的研究视角，从人头、学派的研究走向“问题式”的理论创新。

赵：您说我们要回归经典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可是我们在世纪之交才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拓展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什么未来我们又要重回西方马克思主义呢？

张：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指的是从卢卡奇到法兰克福学派这一阶段，这可以理解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西欧社会变化了的历史情境中所出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当代”形态。这种形态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的新理解、对变化了的社会主义革命战略的新展望。

总的来说，第一，从马克思主义跨越的3个阶段来看，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就是巨大的。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对我们理解19世纪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理解20世纪以来的欧美资本主义提供了一种修正的、与时俱进的理论框架。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就不可能形成如今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理解的边界和框架。因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地位是极高的，它反映的是真正具有思想成就的思想运动。

第二，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视野的开拓和理论问题的提出有重大意义。相较于第二国际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的差别主要表现为时序差别、思想史差别。第二国际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给出了一种具有实证主义色彩的理解方式，这种理解方式很快就被历史和实践证明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给出了一种与时俱进的、符合时代的哲学观念转化范式。必须强调的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一定要和时代相结合、和时代基本的精神追求相结合。历史地看，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它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只是一种过渡阶段的理解方式。而西方马克思主义是站在20世纪哲学的思想高度上，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现象新变化给出了一种有时代高度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气质的解读范式。相较于苏联马克思主义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差别主要表现在政治维度，亦即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民主政治的维度。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中介而实现的。没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有思想高度和学术高度的冲击，我们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能达到什么水平是难以想象的，很可能还停留在新康德主义的框架中。

第三，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刻影响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图景和思想走向。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到世纪之交这个时间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发展被集中重新塑造，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的主流哲学思想，在历史地进入到中国社会之后，对中国的思想界和知识界进行了一种“从传统到现代”的升级改造。因为它深入到了那个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生产的基因之中去。作为对照的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例如齐泽克等人，不过是一种网红式的存在，无法深入到时代精神生产的深层部分，也就不能成为当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引领者”，而只是我们平等的“对话者”。在某种程度上，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生产和学术研究的重要理论背景板。

赵：我国学者在世纪之初就已经开始研究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但是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发展状况似乎并不理想，国内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难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相提并论。您为何提出未来的发展要关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又要研究哪些内容呢？

张：从过去的二三十年来看，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状况并不太好。在苏东剧变后，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虽然依旧得到延续，但是随着原有理论家的凋零，最终走向了历史的终点。国内关注不多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的视野整体从东转向了西，社会主义阵营的研究关注度明显减少。加上苏东剧变的影响，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退隐到思想史的“黑幕”之后。第二，在历史上，我们和东欧国家的思想接触就很少，对东欧的认识也主要通过苏联和西方作为中介。但是，在当代重新理解东欧的问题对于新时代的中国有着重要意义。建设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实践，东欧在这个过程中也形成了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有国情特色的探索与反思。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对象，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和逻辑范畴等诸方面，对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突围”是值得国内学界充分挖掘的“矿脉”。

重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首先，我们需要在苏东解体前后的背景下，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审视，甄别“四个主要流派、两个代际、十余位思想家、超过半个世纪的思想发展历程”的不同性质。我们可以看到，被认为具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背景的学者，其实分化明显。有些学者至死都是共产党人，而有些学者很早就出现了变质。我们要把苏联解体之后和解体之前的态度结合起来加以判断，在未来的研究中，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更加精准的定位。其次，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政治诉求进行总结与梳理。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深刻介入各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之中，并且理论效应“溢出”，影响了欧美新左派运动。这种社会历史效应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究，并力争为我所用。最后，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史中的地位进行判定。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主的当代西方思潮和苏联马克思主义相互呼应下产生的地域性成果。这就要求我们要对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和历史地位进行客观评价。

赵：私以为开辟新的研究视角就意味着学术研究范式在某种程度上的创新，而创新有时候就意味着某种挑战。所以想问一下您为何要转向“问题式”的研究之途呢？

张：过去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以时空为轴心来进行研究。而未来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要建构属于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就要从人头、学派的研究走向“问题式”的研究。这个维度的核心不再是研究西方学者具体说了什么，而是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术创新的角度来思考他们的工作，思考他们为何这样去说。这些学者当年对理论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很多观念，而这些观念都是由马克思主义始发，提出之后迅速扩张，成为时代的基本范畴。因此，我们后续的研究要以核心概念、问题为中心进行追溯。超越具体的概念和问题，思考概念和问题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在其传播过程中，为什么能超越时空的有限性产生深入而持久的影响，为流派确立思想史中的地位做出重要贡献。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提出一个概念术语比进行理论建构更重要。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走向问题史、概念史的研究，通过概念、问题的提出、传播、发展、扩散来追溯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发展的经验问题。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当代中国在理论创新和话语权方面仍有缺失。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40年中实现了如此巨变，这一成功实践的背后必然蕴含着成功的理论。但是这一理论需要总结出来、传播出去。但是我们现在恰恰在这一方面存在短板，需要我们通过概念史、问题史的追溯去思考如何走向理论创新本身。我们要从“照着说”转变为“接着讲”，沿着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开拓的道路，在21世纪讲好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但是往下说什么、怎么说就要通过理论回顾来解决。这要超越以个人、学派为中心的研究，走向以概念、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研究的目标就是探索理论创新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