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证社会工作建构的可能、挑战及趋向

王君健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作为临床医学重大突破的循证方法，因其具有重复实验和套用优势的“科学性”在医学界获得了一致好评和推崇，并被多学科无限复制和移植。即或如此，中国社会工作受限于发展水平，特别是基于社会关系、特定情境、个别化人的专业特质，在实践和理论领域都难能把循证作为社会工作研究的最高追求[1]。但在社会科学饱受经济能力和科学性质疑而回应乏力等情况之下，循证为社会工作的转向发展开辟了一线晴空。

一、建构循证社会工作的可能

在循证已经成为或将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与实践的一个热词的当下，去梳理循证思想的滥觞与流变，是廓清循证内涵，促进研究与实践，特别是为社会科学寻找动力与资源以迈向良好发展的不二法门。

（一）循证的思想溯源

“循证”一词来源于循证医学（EBM：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最早由加拿大McMaster大学的David L.Sackett、Brain R.Haynes、Gordon H.Guyatt等组成的研究小组于1992 年正式命名[2]。但以“遵循证据而非权威”为核心观念的循证思想则古已有之：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460～公元前377年）首次将观察性研究引入医学领域，提出医学成果不仅来自合理的理论，也要依靠综合推理的经验[3]；其后，循证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多种学科与技术的综合发展期。Sackett认为这可以追溯到1789年后法国的巴黎学派[4]，以Pierre Louis为代表的医生反对仅仅依据中世纪以来的古典理论就对患者作出的决策。其关键意义在于Louis认为一切临床的结论不能盲从于任何专家意见和医学理论，而应该遵照临床观察事实。1898年，医师Fibiger发表了著名的血清治疗白喉的半随机对照试验（按入院先后顺序分配治疗），证明了血清治疗的有效性，使血清治疗白喉不再没有证据[5]，这些都研究使得EBM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948年，英国医学研究会主持开展的链霉素治疗肺结核疗效的研究开启了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RCTs）的时代[6]。

如何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信息中筛选出对临床医师所面临的临床问题的最恰当和最佳证据成为循证医学发展要解决的核心问题。1972年，英国医生及流行病学家Archie Cochrane在《Effectiveness And Efficiency：Random Reflections on Health Services》（《疗效与效益，健康服务中的随机反映》）一书中特别强调“应用随机对照试验证据的重要性是因为它比其他任何证据来源更为可靠”[7]，由此奠定了现代EBM的思想。

随着随机对照试验的不断发展，不仅样本量悬殊较大，而且质量参差不齐，最大的问题是结论存在矛盾。临床医生应该根据哪个针对特种病进行的随机对照治疗试验结论来指导临床的决策呢？1979年Archie及其同事经过不懈探索后提出系统评价（systematic review，SR）的理论“应该根据特定病种及疗法，将所有相关随机对照试验放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并随着新的临床试验的出现不断更新，这样就可得出更为可靠的结论[8]。”根据妊娠与分娩的RCT结果，Lain Chalmers等在1987年撰写的关于激素对有早产倾向的母亲系统评价，肯定了糖皮质的有效性。这一发现在欧洲的推广应用，降低了30%～50%的欧洲新生儿死亡率。系统评价成为RCT和系统评价方面一个真正的里程碑。Archie Cochrane指出：“没有按照专业组织一个定期调整，所有相关的随机化对照试验的批判总结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批评。”由此推动医学研究中的Meta－分析应用。1976年，心理学家Glass提出Meta－分析的统计学方法[9]，1982年成立的国际临床流行病学网（International Clinical Epidemiology，INCLNE），标志着循证医学已逐渐成熟，其发展所需的各类技术支撑渐趋完善。David L.Sackett和Gordon H.Guyatt研究小组于1996年在BMJ杂志发文详细阐述了EBM的概念[10]：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证据来确定患者治疗措施；EBM的定义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修正为：EBM是最佳研究证据、临床经验与患者独特价值观和个体情况的结合[11]。

（二）走向循证的社会工作

“EBP”（Evidence－Based Practice）是临床实践的跨学科方法，它开始于医学的“Evidence－Basedmedicine”（EBM），核心思想是要求医疗决策应尽量依据客观的研究结果。1997年，萨基特为循证实践下了一个定义，认为循证实践是“在做出个人护理决策时，认真，明确和明智地使用目前最好的证据”[12]。他认为循证医学在本质上是临床医师在进行医疗决策时，依靠的是科学的证据而不是医师的直觉。

1992年后这一方法被传播到其他领域，如听觉学、语言病理学、牙科学、护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社会工作（学）。“Evidence－Based Practice”直译为“证据为本的实践”，何雪松即采用这一译法，按照杨文登的说法是“1996年，学者王吉耀正式将Evidence－Based”译为“循证”，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读写起来更为简洁，于是选用“循证实践”[13]。除了简洁和更具学术味道之外，笔者还觉得“证据为本”过于凸显实证主义的倾向，感情上更容易接受“循证”，不是出于对实证主义的质疑，而是对社会工作更应具有人文和艺术的价值偏向。不过郭伟和认为“循证”比证据为本更加让人感受到实证主义的压力。

E·甘布丽尔在1999年首次将循证医学的概念引入社会工作领域。她并没有给出非常清晰的定义，基本上照搬了循证医学的概念。有社会工作者借鉴萨基特“循证医学”的定义进而提出了以证据为基础的社会工作。在2000年，对社会工作循证实践的定义是，“循证实践，是将最好的研究证据、社工的临床技术及经验以及服务对象的选择和评估结合起来，作为对某个服务对象制定服务方案的依据”。2003年，学者Sheldon将社会工作的循证实践定义为：“社会工作者严谨、清晰和明智地利用当前最好的证据对服务的使用者进行决策”。中国在2008年第20版的《社会工作百科全书》中，正式收录“循证实践”词条。认为“循证实践是一种教育与实践范式，包括一系列旨在帮助实践者与管理人员识别、选择与执行对案主进行有效干预的预定步骤”。

二、循证之于社会工作的当代挑战

走向循证的社会工作，在知识观上回避不了关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背后哲学的讨论，在实践中获得承认的道路也绕不过价值承担与独特性、科学性、有效性的呈现，在中国当下更要处理少证甚至无证可循的尴尬。

（一）知识观的通约与澄清

李凯尔特认为，自然科学是抽象的，是基于经验的，目的是得到一般规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具体的，它关心个别的和独特的价值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差异在罗伊·布哈斯卡（Roy Bhaskar）看来主要是在“本体论的限制”方面。社会结构不像自然结构，不存在独立于人的支配而活动的东西，不存在独立于人的活动的动因力概念，社会结构只可能相对地持续，从而它们作为基础的倾向在空时不变量的意义上不可能是普适的[14]。那么作为社会科学的社会工作的知识观与作为自然科学的医学的知识观是不可通约的。

不论其分类界限多么模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这三大部类在其本性和特征上还是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别。“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区别在于其分析和解释的方向；科学从多样性和特殊性走向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和必然性；相反，人文学科则突出独特性、意外性、复杂性和创造性”。“在社会科学中，我们不能通过即时的实在达到对其他人的理解，即时实在被告知他们的行为和信念改变了。即时实在的反应特征意味着，在社会科学中，不能存在最终的答案，只要某个另外的人愿意以不同于在我们答案中规定的方式行动。因此，力图使社会科学太密切地模仿自然科学，是愚蠢的”[15]。那么，关注其学科本质或服务所向时，不同知识观的两个学科是否可以通约呢？

蔡元培说：“治文学者，恒蔑视科学，而不知近世文学，全以科学为基础；......治自然科学者，局守一门，而不稍涉哲学，而不知哲学即科学之归宿，其中如自然哲学一部，尤为科学家需要；治哲学者，以能读懂古书为足用，不耐烦于科学之实验，而不知哲学之基础不外科学，即最超然之玄学，亦不能与科学全无关。”[16]从大的原则讲，没有健全的理由把科学与非科学（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区别开来，不论逻辑经验论的可证实原则或可确认原则，还是波普尔的可证伪原则，都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直至今日，关于社会科学是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依然争论不休。“在‘接近’人的意义上，所有科学都是人文的，是在人的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仅就它们或迟或早在人的实践中被使用而言，它们的结果具有价值。在这种意义上，正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科学都是关于人的科学。”[17]

B·巴伯（B.Barber）说过：“科学作为整体，边界是模糊的，它融合于普通、日常的实践活动之中。分支科学彼此之间以意料不到然而富有成果的方式相互重叠、渗透。这一切在社会科学中同样存在。”“科学粗略地划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二类，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这二类完全割裂。”[18]这种通约和借鉴使得临床医学的循证理念进入社会工作领域获得了学科的欢迎。同时，面对科学主义和量化评估的强势话语，社会工作证明自己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变得有据可循。

审视当下中国的社会工作发展，应将其放在中国的大历史中判断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成就，放在人类社会的大历史中判断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成就对人类社会的意义；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趋势中判断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模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意义；放在中国社会多样性和差异性中判断中国社会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应面对的问题。诚然，理论或方法的最初面世，难免因不尽完美而存有挑战，这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批判继承中前行才是王道。关于循证社会工作也是多方言表，甚至相互批评、指责，笔者认为应以丰富与发展社会工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直面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聚焦工作对象的需求，服务于学科专业的发展，各方在保留争议、寻求共识、兼容并蓄中协同发展。循证医学的突破和推广延展到社会工作领域成为了一种选择和方向，依此增进社会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举证不仅无可厚非，甚至要予以褒奖。循证的有效使用为被动嵌入与融入主流话语的社会工作追求承认、实现承认至少开辟了一条可能之路。

（二）为承认而循证的实践

保罗·利科认为承认的过程包括记忆和区别、自我承认与认同。其中区别重点讨论的是不同于他物的差异与独特性，也是自我与公众关于对象的认知与记忆，自我承认与认同主要是给予对象实践结果的肯定。社会工作要获得社会与专业的承认，必然要清晰地呈现自己的独特性、有效性，还有基于科学标准的科学性。

1.服务对象需求和问题的回应

社会工作的本质与使命在微观上面向的是服务对象的需求和问题，而问题往往源于需求没有被有效满足。对问题与需求回应的效能关及社会工作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对问题进行分类和厘清，对需求进行深层的探析是保证社会工作服务效果的基础。人类的需求和问题在很多方面是有共性的，所以通过先前需求及问题的剖析和干预建立档案库以备后来近似案例处理的参照使用，既有时间等方面上的成本节省，提升了效率，又为干预找到了防范服务风险的证据。这样，通过案例库的不断建设，保证科学性的同时提升工作效率，逐步改善服务质量，丰厚了服务对象的福利，更好体现了社会工作的本质和使命担当。

2.适应环境变化的改良

人是环境中的人，脉络中的人，局限的关注服务对象本身往往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造和营建良好的社会环境是社会工作的本质与使命在宏观面向的重要内容。这一点更多体现在宏观的社会工作方法方面，在社会政策、社会行政和社区项目的实验后推广和改造后拓展方面具有诸多先例。而不同地区和主体为改良环境所做的尝试和探索无疑对后来者有示范借鉴和启发诱导的功效，在文化和资源相对近似的环境改造中借用成功经验在容易获得政策和社会支持的同时，规避风险、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也自在其中，不仅能为服务对象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还能因资源的节省额外拓展服务项目和服务群体。

3.政府评估的需要

在当下大政府和强政府的中国语境下，社会工作的发展机遇更多源自政府因需要而进行的自上而下的大力推动，政府购买服务是社会工作发展最为重要的资源和舞台，营造和政府相互依赖的伙伴关系是现实理性的道路选择。面对社会的质疑和挑战，政府基于政治考量而进行的社会工作服务评估因为功能和目的定位不同而存在政府和社会工作服务的张力在所难免。评估标准制定的相对量化和程序化是社会工作服务需要适应和协商的。而这样一个评估标准背后对科学性和有效性的传统理解需要社会工作提供实践的证据。这也是社会工作走向承认过程中获取政治合法性的被动表述。

4.科学标准的诉求

自科技革命为人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后，自然科学就成了科学的代名词，社会科学经历了长期的斗争却日渐式微之下，在不断强化社会一隅的同时，对科学的理解也渐趋同与自然科学的标准。大数据与量化的大行其道，好似无往不胜的表明：数据是客观的、是最有力的、是唯一的科学，要么证据说话，要么选择闭嘴。特别是伴随物质与经济的日渐膨胀，科学强大到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的独霸天下局势。昔日昂首挺胸的文人斯文已不多见，夹缝中凭借兴趣和价值不断坚持而又艰难抗争的社会科学转向自然科学的标准来证明自身科学性的委曲求全却俯拾即是。不只是为发声，也有为更多发声的舞台与可能，不断建构证据，并倡导证据为本，依此来繁荣学科是社会工作获取科学性认可的变相诉求。

（三）理想类型证据的现实遭遇

社会工作的本质是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实现二者的良性发展，医学是实现人的身体的康复，服务对象虽然都是人，但一个是关注人的具有共性和稳定性的生理而另外一个是聚焦人的极具个性和变动的社会关系和心理。实践中不断流变的社会工作本质给证据的生产带来了诸多挑战。

笔者认为证据于社会工作而言存在三种理想类型：平行错过、偶然遭遇和理想重合。所谓平行错过是指先前的证据与当下处理的案例存在表象的高度相似，但深入探究会发现其在本质上特别是基于因果分析没有交叉点的情况，只能是两条平行线。所谓偶然遭遇是指所循之证与处理案例存在一个或几个相似点，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的交汇之处的情况。所谓理想重合是指所循之证与处理案例表象高度重合的情况，我们知道天底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更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即或表象比较近似的服务对象也存在文化脉络等方面的个体差异。综上可见，理想状况的可循之证在社会工作实践中难能发生，最多是案例参照而绝不可以照搬套用。如果忽视了知识范式的差异和服务对象的个别化，置社会工作本质使命和专业初心于不顾，而醉心于科学与实证必然误入歧途。

1.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证据

自然科学的证据可以无限制的反复实验和操纵控制实验的条件，有着严格固定的步骤，强烈主张价值无涉，其生成的知识也是在符合此类实验条件才可能有效的证据。社会科学特别是以人为服务对象的社会工作在伦理上不允许拿人做实验，在实践中知识发挥作用的条件也不可控制，加之人的千差万别和环境的变动不居不可能具备自然科学知识实验的理想环境和条件。此时社会工作实践的知识证据只能作为参照的案例，仍然需要实践者的技能和智慧参与其中。特别是强价值介入的持有者认为，从证据的选择到证据链的建立，特别是证据使用时的个别化加工无不包含有主体性的创造，价值中立难能做到，也不必成为一种原则性限制。

2.差异于量化方法下的质化证据

量化研究对代表性和一般性的知识追求达到了无限精致和痴迷的状态，这在严谨的自然科学领域是必要的，也是值得赞美和推广的。他用来验证结论的正确概率方面优势得天独厚，但是在社会工作领域的一般性总是以特殊性表现出来的，而在干预和实践的领域，一般性的知识只能提供参照。另外基于服务对象利益与价值的最大考量，验证在这里不仅不必要而且变得危险。也正是如此，量化研究获取的一般性知识证据使用就要万分谨慎，如果仅用于免责的呈堂供词，那就大可不必。以典型性和特殊性的质化研究对人和情境的个别化给予了充分考虑，对于知识的推延从来都是持谨慎态度。它提供的知识证据始终呼唤实践主体智慧和技能的融入。

3.区别于自然物特性的构成性证据

关于自然物的证据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虽然不排除较大变异的可能。特别是源于医学的证据，病症一旦确诊，其治疗方案很少考虑个体差异，虽然用药和手术针对病人过往病史和体质特征会有变通，但基于工作的对象——疾病却是相对稳定的，在某类疾病取得的成功治疗案例就可以在章三或李四身上推演。但对于社会工作的对象——人与社会却大有不同，证据之间存有结构性因素的同时，不断生成新的结构成为证据生成的重要特质。比如当下推进的精准扶贫，贫穷的成因各有不同，如有制度性的：移民和拆迁，如有自然环境的：非旱即涝和资源贫乏；如有家庭系统的：子女众多或家庭成员突患大病；如有个人层面的：天生残障、文化程度低、懒惰、不务正业、吸食毒品或突遇车祸致伤残等等。如此不等的成因在脱贫过程当中如不区别对待而采取一味的输血式扶贫，那么只能是数字上的暂时脱贫。如果一味采取开发式扶贫希望通过项目带动扶贫，而贫困对象中的确存在无论怎么用优势视角也无法进行增能而实现自助的状况。即或同一类致贫对象，而个体差异较大，用在A上成功的案例套用在B往往难奏其效。伴随实践的深入，证据与主体间关系的推延又会生成新的构成性关系，影响着进一步实践中证据的使用。

三、循证社会工作的建构与发展趋向

纵观EBP的研究，大体沿着实证主义的思路，关注科学标准和量化证据，客观化社会世界，探寻变量的因果关系，进而忽视了社会环境的构成性和处遇情境的独特性，遮蔽了社会实践的反思性，异化了行为主体的能动性，强化了不公正的专业关系，弱化了人类知识生产的多样性，这也为改进社会工作的循证明晰了方向。

笔者本着“中体西用、兼容并蓄、竞争发展”的知识立场，不唯“西方文化中心”，亦不“本土自大”，从循证实践的内涵出发，结合社会工作的本质，尊重服务对象的完整性和个别化，考虑文化和环境的差异性和变动性，纳入教育者、研究者、实践者和服务对象等主体的多元对话，认为“循证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技能和实践智慧，整合工作对象的个别化及其和环境互动的独特性、构成性，批判、反思地参照研究者、教育者和实践者的知识证据，回应需求和问题的干预模式”。

（一）循证社会工作的证据生成及结构

基于学科属性、知识观和对象的不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证据存在差异是可以理解的事实。那么借用了医学的循证实践进入到社会工作领域无疑要经历社会工作化的过程。这里主要论及的就是知识证据的生产是个什么样子：实践者基于实务的实操知识证据的生成，教育者基于实习和实验教学的技能知识证据积累，研究者基于实践的智慧知识证据建构。

在当下中国的实践脉络当中，社会工作的可循之证相对有限。起步较晚是发展上的客观限制，盲目照搬套用或自大是认知上的主观限制，水平相对不高是质量上的现实限制。加之平行错过、偶然遭遇和理想重合状况之下的证据稀缺，“循证社会工作”还是一个未来式和探索式（虽然基于行动和实务的，特别是社会工作的行动研究一直包含对前期经验的反思和改进，而这一思想是涵盖了循证而又超越了循证的）。在此笔者仅基于展望和建设的视角去积淀可循之证：首先是社会工作者在一线实务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此类证据没有实验条件的附加和研究的假设，是社会工作者提供的实务智慧，因而相对容易接受和理解，就是在实务当中成功案例和经验的梳理。其次是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在教学实习当中获得的实践经验。此类证据主要汇集了教育实习中成功的经验和案例，也包含教育工作者对研究成果和实习中服务对象问题回应下的实验室模拟且科学有效的经验总结。再次是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在教学和研究当中获得的理论经验。此类证据中的研究结论和理论发现是回应服务对象问题、需求和实际干预的知识生产成果，也包含了被实践证明科学有效的实验案例和相关研究成果的综述。最后是社会工作者发挥自己的实践智慧依据一般化到个别化的路径将上述证据梳理、整合、聚焦为和服务对象相关的一级类别证据，和服务对象需求和问题相关的二级评估证据，和服务对象的生存环境、文化脉络、个别化特质相关的三级个别化证据，以及融合社会工作者实践智慧批判、反思和建构的四级实操证据。

循证社会工作的证据生成是社会工作者运用自己的实践智慧将社会工作的可循之证融入服务对象的文化与环境的脉络之中，考虑服务对象个别化因素的运用。

以上证据的生成首先是社会工作实践者将以上三类知识和服务对象类别进行连接生成一级证据，然后是结合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类别进行筛选的二级证据，接下来是和服务对象的生存现状、独特性和情境性进行链接筛选的三级证据，最后是基于以上状况和知识进行批判反思存留的用于实务的操作性证据。社会工作实践的有趣之处还在于每一次的实践都与以往不同，即或好似具有内在结构的证据及其生成也处在不断地解构和重构之中。

（二）循证社会工作的实践逻辑

从“循证社会工作”的概念界定可以看到循证社会工作实践的场域构成包含了三个主体：知识生产主体（也就是证据提供系统）、实践主体（也就是社会工作者系统）、服务对象主体。他们链接、咬合、互动进而推动社会工作实践的前行。

1.证据获取的实验及其限制

实验是自然科学获取证据的最佳途径，但对于社会科学而言却未必是理想选择。基于社会工作伦理的考量，研究者进行干预前测和后测的实验对比可以接受，但是选择对照组进行干预和放任的比较实验则相对谨慎。特别是对象不同于静止之物，其个别化特征极其明显，用所谓一般化或成功、有效的概率来做推演极其危险和不可取。那么此时的实验往往局限于实践中的自然状态，也就是非人为刻意安排的对照而是恰好存有的比较。另外在教学阶段的实验也应该遵循对实验对象无伤害的原则，而此时的对象于实际工作的对象无论是真正的问题和需求还是环境都存有较大不同，此时实验性质的证据使用也要十分谨慎，这也是后文讨论批判及反思性地运用证据的原因。

2.证据选择的案例及其参照

社会工作教学、研究和实操中积累的成功案例作为理想的证据，为高效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为责任追究提供了较好的辩护之词。即或如此，仍要考虑变化不居的实践和对象，且不可以只为经济和免责而照抄照搬。一定要充分考虑工作对象所处的环境与案例环境的差异，还有两者文化脉络的不同而区别对待，特别是要考虑工作对象的个体差异，采用个别化的服务策略，案例只是提供的参照而绝非公式。用固定、僵化的公式去套丰富多彩的实践和千差万异的人是注定不得要旨而归于歧途的。这里参照的是处遇框架、技巧和应对的哲学，学习的是实践背后成功要素抽象化的智慧。

3.实践的路径和步骤

实践有法却无定法，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实践本亦没有最好的方法，只有认知与情景之下最适合的路径选择，笔者在甘布丽尔循证社会工作通用模式的基础上，提炼循证社会工作的实践路径与步骤，为循证社会工作的发展抛砖引玉，以期凤鸣。

一是需求为本的问题建构。社会工作本不以问题导向为主要视角，但基于资源和效能的考虑，秉持优势视角聚焦问题确是现实的较好选择。服务对象问题的产生往往源于需求没有被有效满足。人的需求千差万别但却又有规律可循，恰如历史从未重现，但却经常相似。由是，我们爬梳对象的情境和需求，去伪存真澄清出问题及情境背后的互通因素，充分挖掘与实践和决策相关的信息，建构成可以回答的问题，通过提炼和聚焦将问题类化。甘布丽尔总结了循证实践过程中的五类问题：有效性问题、预防问题、评估问题、描述性问题、风险问题[19]。此种分类是对问题的宏观划分，在实操中还需进一步细化为某一对象的某类问题，如青少年的网络成瘾问题、社区扶贫问题等。

二是回应类化问题的证据梳理。依据情境和需求的问题类化进行问题分类的研究综述，能够给予类化问题回答的证据主要来源于相关书籍、期刊、杂志、报纸、网络电子读物、会议文件、治疗或实践指南等，这些证据大致包括了理论研究的证据、实践者经验及教育的证据、基于服务对象独特性、批判性、反思性的建构数据以及从前人实践的成功案例和研究成果中建立的证据库。

三是批判反思的证据筛选。限于平行错过、偶然遭遇和理想重合的案例现实，必须要融合行动者的实践智慧，敢于质问和挑战，特别是当下人文社科知识对于田野和实践智慧的轻视，一定要时刻存有反思和批判的思维，保持对四级证据和类化问题后梳理的证据库真假的敏感，进而发展出可以参照和遵循的证据。

四是处遇策略的主体性设计。基于处境的策略设计要充分考量时、空、人、事、关系，特别是主体的价值偏好和文化背景以及主体间的互动、普遍存在的不同行动者的差异。传统循证过分强调证据而对主体的轻视，不仅违背了社会工作案主中心的原则，同时也挑战平等的价值追求，让高高在上的证据压制了主体的价值诉求，无视对话和专业关系在干预中的作用。

五是案主中心的构成性方案实施：处遇方案的实施围绕的是服务对象的利益和福祉，指向的是服务目标的实现和对象问题的解决。整个处遇过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开放的，无论是主体还是干预要素和情景，特别是三者的互动时刻处于流变当中，建构、解构和重构的状况持续发生，没有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制宜的使用证据，僵死的方案可能只是一种束缚和制约，不能为人与社会的解放带来任何转机。由上观之，社会工作的循证就是从平行错过、偶然遭遇和理想重合的案例中汲取实践智慧，结合服务对象个别化的特质和情景脉络制定相对合理化的实践方案。

六是成效为本与随机对照的干预评估：干预效果是评价研究结果与实施方案优劣的重要尺度，循证社会工作的评价应以质化的服务对象需求的满足、能力的增加、问题的解决以及社会效益为重点考核指标，此时，基线测量和干预后改变的比较变得异常重要。而非以实施者的自说自话或者工作量的饱满程度为参照。根据评估者的经验及服务的探访和观察严格进行随机对照检测，并提升随机对照中干预效果证据在评估指标中的占比，随机对照的抽检样本以达到理论饱和为追求。

七是评估结果的运用及反思实践的证据积累：循证社会工作应该是从问题建构到依据先前证据进行干预并形成新的可循之证的闭环，特别强调是次干预效果对后来干预提供循证的意义、价值和贡献。由是，整个实践的过程记录以及对是次干预的反思，尤其在可以改进的空间与新的发现方面进一步的思考和检测十分重要。这也使得每一次的干预都成为下次干预的循证起点，让循证成为一个无限循环而又不断上升的螺旋。

（三）循证社会工作发展的迷思

循证社会工作面向社会科学特质的发展，首先要回应社会工作实践无证可循的境况，也就是人类知识的第一次经验该如何处理的问题。另外还有在紧急情况之下，受限于实践主体知识的相对有限性来不及循证的实践如何进行的问题。此时，实践智慧指导下的专业技能是无可替代的选择。其次要回应循证的有限性的问题。因为社会工作的过往案例存在平行错过、偶然遭遇和理想重合等几种类型，那么完全雷同案例的高度稀有使得所循之证总是相对有限，所以此时所谓“循证”准确而言应为案例参照。再次应回应循证无力的问题。任何僵化的经验都无法生搬硬套在鲜活的对象主体和无限丰富、千变万化的实践上，批判、反思和建构的实践再次彰显实践智慧的大有作为。

1.立足实务研究的案例积累

基于文化传统和地区的多元差异，当下社会工作的实践案例应结合对象需求和所在地情境，逐渐融合理论和实务智慧发展出可以为类似情境和对象提供参照的证据。受限于提供者理论、实务、财力和人力的当下实际，实务又以专业化为主导深度挖掘，经营服务品牌和特色项目，避免多元化倾向的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的活动串串烧。由是之，政府、机构、学校等广博领域的不断探索与积淀，形成有深度、有特色的服务项目，可循之证成为可能。

2.迈向行动研究的知识生产

自康德以来，包括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中国革命的实践，给予我们无限丰富的实践经验。实证主义的探索为之作了基础性的贡献，循证实践又推动了实践研究上了一个台阶，当下的行动研究，特别是参与式行动研究为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工作学科开辟了更为广阔和鲜活的知识生产前路。行动研究，特别是参与式行动研究注重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之间的互动，更加关注对象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服务的平等性，既是对人的尊重也是研究创新的重要转向，把实践研究推到了新的高度。

3.注满批判反思的实践创新

社会工作的价值承担与干预效果张力讨论的背后更多是日常生活实践与专业实践之间的关系。布迪厄认为，日常生活的实践场域是由客观社会结构、主观行动结构和符号体系结构建构生成，通过专业思维对常识知识的系统化提升形成体系化的科学知识，并反过来指导生活实践。借助对个人行动路线及其所在的社会场域结构的反思，突破社会结构对个人行动的支配，进而实现社会解放。社会工作通过反思性与批判性的个人与社会行动突破日常生活的惯性，推动个体的解放和社会的转型。由是，不同于实证主义客观化社会世界，追求量化的因果关系，弱化、异化社会人的主体性、能动性与创造性的知识思路清晰呈现。

4.持有构成性的使命追问

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引导与规定着社会工作的发展，特别是循证社会工作的发展，关于使命的探讨与争论从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综观来看，主要围绕社会工作作为政治实践、道德实践、职业实践和专业实践在慈善、助人自助、范式差异、解放和变革、流动与多元及后现代等方面展开。实践性很强的社会工作，面对情境与个别化的差异，对文化与结构，多样与构成的反思也如实践一般，无限丰富而又飞速发展，若要循证，依照后现代的“构成性哲学”指引，“从日常微观实践中把握各种结构，包括人与社会等，并向永远处于动态中的新的可能性开放”也是对社会工作专业使命追问的尝试性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