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领导干部成功标准变异及对策

文丰安

（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 400020）

领导干部怎样才算成功？这是古往今来官员及社会都普遍关注的话题。进退去留，拷问着每个官员的灵魂。在全面深化改革、大力刷新吏治的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致力于“用好干部”的良好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视野为上，公道正派，把好干部标准落到实处。然而，在部分基层领导干部群体中仍存在怠政、懒政等现象。个别领导干部追求封妻荫子、荣华富贵以及升官发财的“人生目标”，反而把守土尽责视为吃亏，把非分升迁视为成功，这是极不正常的成功标准。基层领导干部总体上是优秀的群体，他们代表党和政府在基层执政，但是，这个群体中哪怕一个出现腐败、不作为、失信于民方面等问题，其在人民群众心中的影响会被放大化，甚至会导致党和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公信力会降低。因此，制定正确的领导干部成功标准并进行引导，是促进基层领导干部良好风气的有力的制度保障。

一、相关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党的建设，提出了八个方面的举措，其中明确指出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明确提出各级党组织要关心爱护基层干部。这充分说明了党对基层党组织建设的重视，也充分表明了基层领导干部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为此，对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职务晋升以及思想学习进行研讨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助于我们发现基层领导干部在工作中的各种不足、在思想上的各种怠慢等问题并对此进行改进，从而促使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得到更加详尽的落实。

一直以来，国内外相关学者就基层领导干部在晋升制度、标准异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如陈家彬在（2000）提出：“警惕干部标准异化现象，坚持德才标准，严把入门关，是建设一支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保证”。[1]耿相魁在（2008）提出：“要从根本上完善我国公务员晋升机制，不能割裂现行公务员晋升机制产生的历史渊源，尤其是不能丢掉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富有自身特色的成功做法和经验，也不能割裂和西方公务员晋升制度的联系。以此来构筑我国新时期新形势发展要求的公务员晋升制度”。[2]谌卉珺（2006）提出：“对权力授予者人民负责、以高度责任心为人民服务、接受和反馈人民的监督和问责是现代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3]石珠在（2009）提出：“中国公务员晋升制度存在的设计问题导致了一系列如晋升过程出现腐败、为追求政绩牺牲公共利益、竞争无序导致行政组织文化被破坏、晋升天花板等激励功能出现异化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4]这些研究关注到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在工作、学习、晋升中存在的问题，但在成功标准异化及对策研究方面研究较少。其实这是引领基层干部形成良好执政氛围的关键，对增强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和执政本领意义重大。

二、基层领导干部成功标准异化的表现

我国自古就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仕途文化思想，这让一代又一代读书人为了有朝一日能够飞黄腾达、光耀门楣而不惜头悬梁、锥刺股以求仕途功名。今天，在几千年封建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大部分炎黄子孙对当官、升官仍有着发自内心的敬畏和憧憬。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官员与平民百姓不一样，干部比群众地位更高、说话更管用、享有更多的福利、得到更多尊重。在这种以官为贵的思想影响下，很多人进入干部队伍之后，都难免把晋升作为自己人生的唯一目标。

（一）个别基层干部牺牲公共利益以钻营晋升

基层干部在晋升中，找关系、走后门的现象较普遍。个别基层干部的晋升依靠的不是个人实力，而是去通过其他渠道与领导拉关系，以钱买人心等手段去达到其能够晋升的目的。正如过去民间流传的“官场潜规则”：“要想富，做干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官职买卖的腐败现象由此可窥一斑。另外，为了能够增加晋升的机会，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往往大搞面子工程，创造高增长的经济数字。在追求政绩的过程中，损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下，在经济和自然资源较差的地区实际的经济增长情况很难与临近的较发达的地区竞争，但为了凸显政绩，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穷则思变，铤而走险以求晋升，甚至对下级政府亦是层层加码，逐级下达任务。

（二）个别地方出现任人唯亲、官官相护的现状

一方面在晋升过程中，领导者任人唯亲的现象时有发生。个别领导干部为自己亲戚以及朋友用其所握的公权去大开方便之门，为他们晋升铺好路，或者是把他们放在自己的身边来工作，在使自己得到服务的同时以便能够用公权为自己谋私利。过去大家最熟知的“秘书帮”的快速晋升，他们有“近水楼台”的优势，采用多种手段去迎逢领导，而一些领导却又喜欢把自己的秘书提拔，便于形成微妙的利益依附关系。另一方面，在晋升过程中出现的领导者官官相护现象十分严重。最为突出的表现是跨单位领导干部之间相互提拔亲属。此外，还表现在领导班子副职与本单位“一把手”之间的“官官相护”。

（三）基层领导干部晋升中“天花板”现象严重

近年来，基层领导干部晋升中的“天花板”现象日渐突出。所谓的“天花板”指的是在基层领导干部晋升中年龄与级别成为分水岭，超过一定年龄或达到一定级别的基层领导干部晋升压力逐渐加大，甚至出现晋升无望的现象。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受“基层领导干部年轻化”发展趋势的影响，超过了默认的晋升年龄的基层领导干部，往往被拒之门外。这样不但挫伤了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基层领导干部对职业发展的怠惰。巨大的心理和职业发展压力，很容易使基层领导干部在晋升年龄期限之前孤注一掷，为求晋升不择手段，甚至出现职位犯罪的情况。

三、基层领导干部成功标准变异的成因分析

随着时代的变化，基层领导干部成功的标准有所变异，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的、有现实的，有文化方面的、有制度方面的，需要从多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一）古今官员成功标准的本质区别及异化原因

历史上我国关于领导人才的管理与能力素质的学说、思想就极其丰富。其中孔子在这方面的学说是可谓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他在谈及智力以及能力方面的问题时，就提出了“上智”、“下愚”以及“中人”等方面的概念。在对待升迁贬谪方面，既有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的伤感，也有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旷达。但是，古代官员为自己及其家族多，忠诚于朝廷帝王多；现今基层干部忠诚于党的事业，为人民服务多。当今基层干部的性质和宗旨与古代官员有着本质区别，但以史为鉴可察幽微。

1.古代经典论著中关于基层领导人才的论述。我国很早就有关领导干部方面的论述：“知人而善任、选贤举能”（《礼记·礼运》）。荀子也曾经强调了“无能不官”的选贤以及任命官员的原则，他们阐释了一些关于小才大用方面的后果以及危害，认为“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犹力之少而任重也，舍粹则无适也。”（《荀子·儒效》）。汉代学者刘向则认为“学所以益才”，通过学习，可以增加人的才能。从这些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思想家们在对于当时情况的用人干部的原则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当然也为作为后人的我们在进行相关研究以及实践方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借鉴以及基础思路。

2.古代官员能力要素、结构与当代的差异分析。我国古代论述为官能力要素包括，一是察纳众议能力。能够做到尊重民意，善于纳谏，接受批评，提出建议等，对于领导者来说是重要的能力。做到广泛听取意见，采纳意见是进行有效决策的基础。二是做出决策，以及分析判断方面的能力。战国时期，韩非子就说明了果断决策的重要：“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5]。作决策需要兼听广纳，善集群智。三是协调组织能力。我国古代强调分工明确，职责清楚，作为领导人要能做到抓纲带目，不必事事躬亲；但也强调协调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和谐共事。（南宋）陈亮《中兴五论·论执要之道》中说“操其要于上，分其要于下”，“万勿事必躬亲”，吕氏春秋也指出：“劳于论人，逸于治事。”。四是判断能力。《荀子·哀公》中强调了识人之长，善于扬长避短，说明识人用人能力素质的重要性。五是操作能力。在我国的古代，多数的思想家均认为，基层领导干部因其各自的知行方面的能力不同，他们的行政能力亦不一样；六是研究的能力。我国古代最重视领导者的政研能力素质，即研究管理的能力。强调个体意志的塑造与内化。古代管理思想中，普遍认为“选贤任能”是领导者最主要的职责。以上六个方面在很大层次上对管理者的能力作出了纵向、横向和梯次分析。

当代基层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简单说就是能胜利完成某项任务、做好某项工作所必需的主观条件或个性心理特征，并且总是存在于具体的活动之中，通过活动表现出来。面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繁重任务和时代要求，我们要大力推进领导能力建设，为我国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过硬本领支撑。但是，当今大多数领导干部工作繁杂，事务缠身，治理用于学习和思考的时间较少。为了提高领导活动，更好地完成任务、履行职责，领导者要做到勤于思考，善于发问，勇于解答。大家常说，多思出灵感、善思出效率、深思出质量。勤于思考有助于辨别是非，培养和提高政治鉴别力。

3.当今基层领导干部成功标准异化分析。一是干部标准异化。“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狭隘思想使“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干部标准异化，使一些基层的部门以及单位在选人上的视野受到局限。干部升降以及留转的范围和领域就相对变得较狭窄。近些年来，许多任职要求经层层传达，到了基层都是作为了刚性的指标形式而分解到班子的结构之中。而基层领导干部们为了能够在其了如指掌的范围中去落实，一些能同时满足两项或两项以上条件的干部，一定就会成为他们进行调配时的首选之人，也就是所谓的“近水楼台先得月”这样的工作关系，使基层领导干部的晋升标准异化为了那些特殊群体的内部之争了。任职级别的高低以及权力之间的变更，就是靠关系维持，而非其个人方面的才与德。同时公开招考干部由于盲目性，都成为了片面的应试，有的基层将其作为唯一的渠道。而往往出于种种考虑，置客观实际和工作需要于不顾，为招考而招考，使那些实践经验较为丰富、理论素质比较高的基层领导干部由于受一些条件的限制，甚至连参与基层领导干部晋升竞争的机会都没有。“多年媳妇熬成婆”——论资排辈成为官场陋习。起主导作用的仍是资历和资格，而不是德才和能力。“背靠大树好乘凉”——讲圈子、搞山头成为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为了达到升迁的目的，不少人挖空心思地找关系。后台越硬、越直接，希望就越大。上述种种存在于基层领导干部晋升过程中的异化现象，不仅使党的选拔干部标准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受到了影响，而且也使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在整体素质提升以及战斗力增强等方面受到阻碍，已到了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的时候了。二是“成熟型”基层领导干部的权力不作为、滥用和腐败。成熟型基层领导干部权力的不作为主要表现为作风不正、工作态度敷衍、乱搞形式主义、权责关系失衡等等，该现象造成了权力“缺位”，继而导致了权力异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领导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其次是唯上是从，形式主义。再次是庸碌无为，失职渎职。权力滥用主要表现为领导的责任意志淡泊、严重的功利化思想、淡薄的组织纪律意识，造成了权力“越位”而引起权力异化：主观臆断，闭目塞耳，盲目决策；欺上瞒下，弄虚作假；任人唯亲，封妻荫子；独断专行，骄横跋肩。权力腐败主要是由权钱进行交易、权与色进行交易、权与权进行交易，骄奢淫逸，腐化堕落，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也导致了权力的“错位”，从而也就引发了权力的异化。以上导致公共权力朋党化，诱发权力异化、滋生大面积腐败。

（二）不良官场生态的影响及差异分析

在基层，由于长期存在官本位传统文化的影响，加上受到转型期一些错误价值观念的冲击，个别地方利益分配不平衡，导致了基层官场生态存在一些变异。

1.官本位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目前，学界对官本位的概念还未形成精确的认识，不少学者都将其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来认识，即一个包含了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思维、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机制、官本位现象、官本位行为等多方面含义的综合体。基层领导干部晋升中的各种“潜规则”有其深厚的生成土壤，这里面主要指的是“官本位”之观念。我国历来有为官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就是其中的体现。受其影响，基层干部们就把当干部作为自己重要的追求，通过权力的提升来改变自己的地位，但却忽视了干部的责任，忘却了初心。

2.转型期价值观念的冲击。全面深化改革所带来的阵痛，也在基层领导干部身上得到了一定的体现。他们在社会上受尊重的地位有一定降低了，优越感减少了，“官”不聊生，这样就使其工作积极性爱到了一定的影响，一些人就更加注重职务的级别或升任。他们希望通过这样使自己能够在物质、精神等方面因权大而得到体现，从而弥补在心理上的落差。

3.利益分配失衡带来的影响。基层领导干部晋升实质实际上就是基层领导干部公权的运用对公共资源进行新的分配活动。当然，晋升职位在基层领导干部之中就是一种比较稀缺的公共性资源，不可能让所有人的要求都得到满足，因此，利益在分配上不均的现象必然存在于多元化的利益主体的晋升过程中。利益在分配上的不均，即为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衡，其中包含了利益的获得者，受损者以及无利益获得者。基层领导干部在晋升制度方面的规定无法去有效落实那些基层领导干部自身或其代表的单位在利益上的最大化要求，甚至阻碍其追求利益最大化之时，一些基层领导干部其自身或其代表的单位就会转向非正当的途径来保证利益的获取，从而衍生了晋升中各类“潜规则”现象，并且一段时间发展成一种“常规”惯例。

（三）制度性缺失的影响及变异分析

当前基层干部成功标准重新异化现象，在体制机制上存在需求结构性失衡、晋升机制不完善、实施过程缺乏法律保障等几个方面的原因。

1.晋升资源与晋升需求结构性失衡。主要有以下几个影响因素。一是组织因素。从组织规模的发展而言，晋升作为重要的激励方式，对组织规模提出了快速发展的要求，然而，我国的公共组织是典型的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其本身的编制规模相对稳定，缺乏快速新陈代谢机制，而且金字塔式的结构特点以及日益扁平化的结构发展趋势，决定了基层领导干部越往上走，组织能够为基层领导干部提供的可晋升机会和岗位会越来越少，根本不能满足基层领导干部对晋升的需求。二是个人因素。组织中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首先与公共组织多元化的目标、复杂的工作性质、无限的工作任务和组织使命相比，基层领导干部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其次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在经济浪潮的推动下，转变政府职能、提供高效快捷的服务给基层领导干部增加了压力。三是制度性因素。基层领导干部晋升制度的完美发挥需要以成熟的职位分类为前提。由于中国领导干部制度建立较晚，基层领导干部职位分类处于不完善阶段，职位、职务、职级“三位一体”协同考核，领导职务与非领导职务“双梯制”，基层干部晋升困难重重。

2.基层领导干部晋升机制不完善。主要体现在岗位职责不明、公平性缺乏、考核机制不健全。在我国公共部门的组织人事管理部门中，尤其是政府部门，很多岗位职责不明，甚至个别领导岗位的职责不明晰，有的是大而空的，不具体，不同职位间的差异性验证难以得到体现，更缺乏民主和实际的成分，难以发挥其为各个环节提供依据的作用；基层领导干部晋升公平性的缺乏存在领导所推荐的晋升方式，使暗箱的操作有一定的可乘之机，基层领导干部晋升过程公开度不够。基层领导干部晋升制度中的不公平，会使基层领导干部产生消极懒惰情绪，而不思考自己在工作能力和业绩上的不足；晋升中的考核机制不健全在于当前考核领导干部主要是德、能、勤、绩、廉这五个方面，但有些方面考核操作却模糊，借鉴的主要是在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实绩上。为了能够增加晋升的机会，基层领导干部往往将注意力放在那些能够被考核的指标上，而对于难以考核的方面却漠不关心。考核范围不够宽，缺乏监督，由此得出的考核结果不但难以反映基层领导干部的本来情况，更会在实践中出现漏洞。同时，在考核过程中群众的参与和监督不够，过失追责难以实现，容易给执行者徇私提供机会。

3.晋升制度缺乏有效法律保障。曾几何时，“潜规则”的泛滥，和对正式规则的挑战，反映出了法律法规在晋升制度方面的缺失和社会监督的缺失。我国基层领导干部制度的法律法规建设并不太完善，而基层领导干部晋升制度在具体的实施方面还缺乏配套的相关法律保障和法律约束，缺乏权威性，缺乏对统一的细则性的解释，导致各地方基层执行标准不一，具体操作性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等现象随处可见。一方面，现阶段基层领导干部晋升相关法律规范在中国的建立尚不健全，法律制度尚无法保障其在基层领导干部晋升过程中得以贯彻落实，且监督惩处机制乏力，因而基层领导干部晋升中法律空隙、漏洞较多。这就为某些“潜规则”的产生提供了现实机会。另一方面，文化价值观念的冲击紧随社会转型而来，致使道德行为失序现象出现。基层领导干部队伍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经济人”意识苏醒，利益寻租现象逐渐出现。

四、扭转基层领导干部成功标准异化的策略探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党的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中坚力量。建设一支作风过硬的执政骨干队伍，特别是基层干部队伍，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伟大胜利意义重大。

（一）各级组织要给力

新时代，基层组织要强化基层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强化政治意识，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环境，对基层领导干部的晋升渠道要进一步制度化，形成风清气正的从政环境，真正使基层领导干部能够安心工作，无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基层工作之中，从而在踏踏实实的工作中获得成功。

1.坚定基层领导干部的理想信念。要坚定我国基层领导干部队伍整体上的理想信念，一方面要注重加强基层领导干部们在基础理论知识方面的学习。基层领导干部队伍综合素质的提升需要以相关理论知识的提高作为基础，而不断的学习“充电”就是保证工作上能够持续保有积极性的动力。在思维层次上的提升就有赖于在理论知识学习方面的加强，从而使理想和信念能够进一步的坚定。另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多元化的利益冲突以及多重因素的交织直接导致矛盾复杂化。一定要大力加强基层领导干部队伍整体的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的建设，努力提高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2.坚守公平公正理念。构建基层领导干部晋升制度，必须秉持公平性公正性。作为行政机构的一种较重要的激励手段，职务晋升对于基层领导干部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其安身和立命的基础。晋升的公平公正就毋庸置疑。由于职位的稀缺性，晋升过程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竞争。因此，如何在确保良性竞争的同时兼顾公平、公正和公开，防止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显得至关重要。基层领导干部晋升的中实行功绩制晋升，对于工作成绩突出者进行晋升激励，对于表现较差的要给予一定的处罚，这样就能提升基层领导干部的各级主动性，他们的干事创业的热情，从而形成较务实的工作作风。

3.净化基层政治生态环境。一段时间，在潜规则驱动下，基层某些地方出现了“劣币驱良币”。潜规则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邪不压正。随着党管干部的原则的明晰，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标准，能者上庸者下，规避基层领导干部晋升中不正当的晋升竞争带来的消极影响；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匡正选人用人风气。只有不断净化基层领导干部的晋升环境，才能实现基层领导干部之间有序合理的流动，才能构建出和谐的行政文化方面的氛围，只有这样才能够更为有效地抑制那种不正当的晋升竞争现象在基层的滋生和泛滥。

4.加强基层行政文化建设。具有管制性权威是我国基层领导干部晋升制度实施的保障，这是行政主体对权力进行行使的一种程序关系。当前在我国基层领导干部的晋升过程中，对权威管制的滥用导致了“人民公仆”变为了“上级公仆”。如何更好地实现“忠诚干净担当”，遏制不当竞争，就是要对行政文化进行治理，在服务行政文化之中去找平衡。除此之外，还要积极转变之前长期存在的那种人治行政文化方面的理念，积极实行法治。在法治行政文化方面实际上就是要建立起基层领导干部晋升规范的制度体系，也就是要做到基层干部晋升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要大力主张民主、公平、公正和透明的基层领导干部晋升理念。因此，指导和规范我国基层领导干部晋升制度，必须要不断加强行政文化建设，加快行政文化模式转变，树立法治理念，减少因缺乏法律规制而导致的各类不正当的晋升竞争现象。同时，在基层领导干部晋升中，要坚持、贯彻落实任人唯贤的原则。

5.规范基层领导干部晋升体系。晋升的方式应该向多样化方向发展。晋升要坚持以绩为主，以考试晋升为辅，其中考虑工作年限，除此之外还要对晋升的渠道进行拓宽，如领导职位因职数的限制不能晋升，就应从工资待遇方面给予一定考虑，即在不能给予级别和职位方面晋升这样前提下，提高其工资待遇，这在调动基层领导干部的工作积极性方面就有一定的作用的。也能够减轻目前存在的晋升的渠道较狭窄方面的压力，也能较为有效地防止那些不正当的晋升方面的不合理竞争现象的发生；晋升的程序应向着规范化的方向转变。为了实现基层领导干部在正常的晋升方面能够使能者上、庸者下实质性改变，就需要在干部晋升过程中充分调动基层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因此，逐步完善我国基层领导干部晋升程序就显得十分迫切。

（二）完善基层领导干部晋升机制

从考评、监督、竞争、激励惩处机制出发，完善基层领导干部正常晋升方面的机制，成为规避我国当前基层领导干部在晋升中的那些不正当晋升行为的有效途径。

1.完善基层领导干部的晋升考评机制。干部晋升的依据就是对其综合情况进行考核，晋升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考核结果。一是促进考核评价机制科学性发展。要尽可能根据不同性质和职位的具体工作要求去制订出较为科学的考评机制和标准。把考评重点放在基层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成果上，使考评结果更加客观公正，尽可能将目标细化量化，对基层领导干部在业绩上的考核要采用动态跟踪的方式，并且要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考评，要依据其考核的相关数据来对其综合表现要根据得出的一些数据来进行科学的评价。二是要引导基层领导干部在晋升考评方式上的创新性发展。除了常用的考核方式之外，还要积极进行交流和讨论，自上而下、平缓之间以及不同部门之间要积极进行相关交流。从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情况、所具有的潜在能力以及基层领导干部们的个人品德等情况进行综合了解和考查；三是针对那些参与晋升的人员釆取全方位和多维度的考评方式，并将上级领导的和体制外评价意见相结合。

2.优化基层领导干部的晋升程序设计。程序设计要体现公正、平等、开放特征。在基层领导干部晋升的候选人中，符合条件者众，各国在基层领导干部晋升考评之中都是秉承着平等性的原则，这主要包括一是要做到形式上的平等。也就是对晋升的候选人，提供平等晋升的方式、晋升条件等；二是要机会均等。无论种族、性别、党派等一律享有平等的机会参与选拔晋升。三是选拔过程的透明性。要对基层干部晋升全过程进行权力监督，防止权力滥用。四是倡导良性竞争。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晋升的职位有限，竞争的人多，如何用较为高效以及简单的方式去进行选取，同时坚决反对唯票是举。

目前，我国在县以下机关实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是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公务员管理制度的创新和完善。这项制度的核心内容就是在公务员法的框架下，在保持原有领导职务晋升通道不变的情况下，增加职级晋升的通道，来解决基层公务员“晋升难、待遇低”的矛盾。自2015年启动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以来，全国各地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细则并积极试点，成效显著，捅破职级“天花板”，拓宽晋升“独木桥”。

（三）杜绝潜规则现象

在基层领导干部晋升过程中，高度集权方面的思想已经严重影响并恶化了基层领导干部体系中的积极性以及创新性。当前在基层干部的选拔作用方面做到选贤举能，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这种制度中存在的负面影响就是主要领导权力过大。除此之外，在一个系统中同时出现的聘任与常任，必然会产生失衡现象，因此有必要建立起在法律框架下有长效性的竞争制度。晋升环境要通过净化来确保职位竞争的有序性，充分调动基层领导干部参与竞争、工作的积极性，需要规范的竞争机制来确保。此外，改善竞争环境，增加竞争的透明度，尽量杜绝基层领导干部晋升中“黑幕”“内幕”现象的发生。

1.完善基层干部晋升过程中的激励惩处机制。一是注重对考试和录用方面制度的完善，主要是侧重于对参加的应试者在行政能力和行政潜力方面的考评。不断完善基层领导干部在晋升录用方面的考核体系。改革考核方式，注重考生成本的降低。二是加大惩处力度，在惩处的机制方面要用法律的手段，严格依据法律进行惩处。三是要注重用强化的激励手段，建设更加开放、民主、公开的基层领导干部晋升制度的奖励惩处机制，要分类进行监督和管理。四是破解基层领导干部晋升中的“潜规则”，关注基层领导干部晋升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积极探索，努力实践，使其更加完善和健全。

2.健全与基层领导干部晋升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基层领导干部晋升过程中由于相关法律法规存在的缺失，使权力异化，也使一些“权力寻租”有了一定的市场，“暗箱操作”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也有了一定的发展。要杜绝此类现象必须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在党的纪律处分中应增设相应的条款。“有法可依”是杜绝基层领导干部晋升中不正当的晋升竞争现象发生的第一步，也是根本的举措。同时也要健全对基层领导干部晋升的相关法律和法规的配套，一方面需要注重其时效性，要能够制定出针对现有相关问题的法律。在另一方面也要细化现有的相关法律和法规，使得执行起来更可靠和严密。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落实，对不当行为的践行者一定要严惩。只有坚持法律至上，才能使不正当晋升行为得到禁止。要转变那种“法不责众”的落后传统观念，大力对所谓的“公贿”等现象的惩处，要科学的界定相关法律与政策方面存在的弹性空间，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