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抑或规训：学校中教师的身体、思想及其日常抵制
——基于西北地区G县柳坪学校的田野调查

谢丽丽

（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对办学规模、办学效益、教育教学质量、学生安全管理等的追求，学校不仅加强了对学生的管理，更加强了对教师的管理。“只有抓住教师，才能抓好学生”，几乎成为了管理教师的“不二法门”。福柯笔下权力实践的学校场域中，被权力规训的主体主要是学生，教师则主要是作为规训者。不过，在学校的权力结构中，教师不仅承受着制度规训，[1](P144)也受到精神文化规训，[2](20)尤其在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中，教师在实施规训的同时，也成为了受到各种规训手段、策略和技术规训的[3]被规训者。[4]笔者自2012年开始至今一直深入在西北地区G县乡村学校，关注乡村学校的发展，关注乡村教师最真实的工作生活状态。本文主要以河乡学区柳坪学校为案例，通过参与观察、深度访谈等方法关注了以下问题：学校如何管理教师，即主要通过什么方式、什么策略让教师成为能够提升教学成绩、负责学生安全的“合格”教师、“优秀”教师？教师对学校的管理和塑造是完全接受，还是也有抵制？如果有，有哪些方式？笔者想通过这些问题来探讨，当前学校教师管理是管理术，还是规训术？这让我们需要理性看待教师管理，越是教育竞争激烈，越应该解放教师的身体和思想。

二、正式管理制度下教师的身体与思想

笔者在河乡学区调查时，河乡校长在教师大会上明确指出，教师管理制度是要求教师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目的是使各项工作按计划按要求达到预计目标，当前所执行的教师管理是明文规定的，是上级管理部门要求的。也即是说，这是正式的具有合法性的一套教师管理制度，其主要表现为精准可见的时空控制、频繁细密的教育检查和严格精细的考核评比。这套正式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外显的、摸得着、看得见的，是可以测量、分类和筛选的。

（一）精准可见的时空控制

传统的时空控制，主要表现为教师必须按时到校、准时上课，在规定的办公室备课。近年来的教师管理除了在传统教师管理下遵守按时上班、按时上课的制度条例之外，还要把遵守的制度“留痕”在纸上、“圈”定在特定空间中，即让时空控制既精准又可视。精准可见的时空控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通过签到制度监控记录教师的时间，二是学校通过严格的空间分割限制教师的活动。

签到制度通过记录时间督促教师及时到达自己的位置，同时也让管理者轻松辨识定位教师的位置。签到制度还可以细化为上班签到、下班签到、开会签到等。有些学校是纸质签到，即校长办公室或学校门卫处有打印好的签到表，教师在上班前和下班后，必须亲自签到，以证明上班没有迟到也没有早退，教师每天要签到四次。此外，为了让管理更为精准、更为客观，只有作为管理者、监督者的校长通过“看”（监督、监控）教师在不在校、上课及时不及时的事实还不够，还要有必须落实在纸上的真凭实据，这样才能证明“教师在校”。与此同时，这些签到表还得定期送交至学区和教育局审阅，即必须经过学区和教育局“看到”确认教师在校与否，这样才是完成了完整的、制度化的教师管理。可以说，教师受到多重权力眼睛的监控，管理教师的权力之眼，已经溢出学校围墙，延展到学区、教育局。

学校严格的空间分割与可视化，正如福柯笔下用的“分配艺术”一般，运用封闭的空间、分割原则、空间分类等技术手段对教师的活动空间给予限制和分割。其中，主要的管理策略是坐班制度、封闭式管理制度。坐班制要求教师全天候“身体在场（学校）”，教师有课上课，没课就待在办公室写教案、批作业，总之“身体不能缺席”。为了让教师坐班制度的效果更好，各学校专门设置了教师集体办公室，其中，没条件的学校，所有的教师集中在一间办公室办公，有条件的教师分科室办公。封闭式管理制度，即锁校门制度。如果教师不按时到校，就无法进到校园，无法进到教室。教师表示在未实行封闭式管理制度之前，他们即便迟到也可能只是在早自习迟到，但不会迟到上课，现在则是直接不让教师“进学校”，一些教师为了上课不迟到，无奈做过翻墙而入教室的事情。可以说，空间管理让教师的身体更加驯顺，多数教师自此之后真的无故不敢再迟到，因为翻墙进校的惩罚比全天候在办公室让他们更加承受不起。

（二）频繁细密的教育检查

当前针对教师的检查越发频繁细密。频繁主要在于检查的次数多，而细密则主要是名目繁多、种类庞杂，既有教育常规检查，也有非教学性质的检查。非教学性质的检查，很大部分是由教育局和其他相关部门联合组织的。教育常规检查主要以县教育局牵头组织，其中，最常见的教育常规检查是关于教学质量的检查，检查内容主要是查看教师的教学进度、备课质量（以检查教案为主）、作业安排的量和批改作业的次数等。教育局检查后，学区与学校也要检查，检查内容与县上组织检查的内容相近。只是近年来教育常规检查的内容越来越多，频次越来越高，规定越来越精细，要求越来越高，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制度规定“教育工作必须要留有痕迹”。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通过标定教育检查的内容、形式和程序，使原本学科属性不同、年级结构不同以及教学能力不同的教师工作逐渐整齐划一,同时也让任何试图越轨的教师端正态度、改变惯习，向标准看齐。

（三）严格精细的考核评比

近年来针对教师的评比考核，种类和形式越来越多，密度、频度都不断加强，要求也越来越严格。随着学校之间、班级之间、教师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竞争的日益激烈，考试排名日益受到学校的重视和追捧。学校和教师都会根据考核评比结果对教师进行定位、排列、区分和筛选。通过考核排名后的张榜公布，教师的教学水平处在校内第几、学区和全县第几，以一种“一目了然”的方式被放大、被关注，教师看到自己的位置，也会自觉不自觉地定位自己、评价自己。可以说，与考核学生的方式如出一辙，书写、评分和考试[5](P45-48)结合在一起后形成的规训力量，就会经常性地监视、检查、评断、核实和计量自身的身体以及思想，慢慢地懂得自我规训。[5](P6)多数教师为了在教育竞争中不被“淘汰”，不仅顺从了学校的权力控制，内化了学校的规训要求，而且成为了这套规训权力的主动执行者。教师为了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他们日益提升教学技术，精心替学生打算如何获得每一个得分点，如何避免踩到可能丢分的坑。教师的时间、空间、身体、行动，乃至思想都为考试而全力以赴，同时也被考试机制束缚、控制和算计。可以说，教师被抽象成一组数字，他们为获得数字上的成功拼尽全力，而他们的思想、价值、情感、个性、态度却不被重视、不被在意，也不会被理会。

三、非正式制度管理下教师的身体与思想

学校管理教师除了依照如前所述的明文规定的正式制度管理教师之外，也通过非正式制度的规约力量管理教师。其中，最为常见的策略是“领导在场”与“加班”、非暴力的规约以及榜样他人的力量。与有明文规定的正式制度对教师的管理相比，这种非正式制度管理更为隐匿，也更容易被遮蔽，但却无处不在、挥之不去。

（一）“领导在场”与“加班”

“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6][7]校长作为学校管理者，是行走在校园当中的权力探头，他自带权威，同时，也会形成一种规约教师的符号力量。从笔者调查的情况来看，这种非正式制度管理主要表现为两方面。

一是校长以身作则式的“全天候在场”对教师形成的约束。随着教育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压力传导”作用，校长“全天候在场”已经成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制度，尤其成为一些自律性高、对工作负责任的校长的工作常态，他们日复一日守在学校，几乎从不缺席，这种全天候的身体和身份的在场，对教师形成了一种无形的监督和规约。让教师感觉更大压力的是，即便在课间休息时间，甚至是放学之后，校长也会时不时站在校园中检查，教师认为校长这是在“巡逻”“监督”，这种“巡逻式监控”让他们觉得总被一双眼睛盯着，从而有一种浑身不自在的感觉。最为关键的是，校长“全天候在场”传递的信息是“校长更忙，却更忠于职守，普通教师不比校长忙，就更应该向领导学习”。也即是说，对教师而言，校长的“全天候在场”是一种非正式制度管理。对此深有体会的柳坪学校刘老师说：

“校长总会盯着看教师在什么地方，在干嘛，是在睡觉，还是在教学，是在给学生讲题辅导，还是在备教案批作业。而且校长总会挑时间来监督我们，尤其是一早一晚，一早就会看哪些教师上班来得迟，一晚就看哪些教师会提前走”（柳坪学校刘老师，2019年7月访谈）

二是校长爱岗敬业般的“加班”对教师形成束缚。当前，教师在正常工作时间外付出额外劳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一方面源于学校“杂事增多”，不得不占用教师的时间，另一方面还在于“过度加班”，其中“过度加班”成为挤占教师额外付出的正常手段，因为“领导都在加班”。柳坪学校教务主任说，“如果学校领导下班了还不离开办公室，我就不能提前走，即便一天的工作全部干完了。何况领导经常会在大会上强调，他那么忙都在加班，难道普通教师还有领导忙？！因此，我每天上班的时间远远超过正常工作时间。此外，如果学校有事，校长一个电话打来，就得随叫随到。为了承担起教务主任的角色，这几年对家庭、对孩子的付出真的太少！”不过，有些教师对校长以身作则和带头干的强势逻辑产生质疑，甚至心生不满。柳坪学校陈老师说：

“我上有老母重病在家，下有孩子中考在即，我就想完成了学校工作后，赶快回家看看老母、陪陪孩子。正常上下班不算是对工作不尽心吧？领导总给我们这样按时上下班，却没有加班的教师，扣上‘不认真教学、成天心里装着私事’的帽子，就有点儿冤枉人！此外，你以身作则、加班加点，是为了你校长的名气、声誉，亦或是为了更多利益。”（柳坪学校陈老师，2019年7月访谈）

可见，教师认为对待工作就该正常上下班，尽职尽责就好，并不愿意额外付出。在他们看来，“学校领导都在认真干，你们为什么不干”的逻辑实际是一种强权，是故意型塑和彰显领导的权威，好将监督和控制教师变得合理合法，是对教师的权力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不过，多数教师也只是在私底下抱怨，并无力公然反对。

（二）非暴力的规约

一是语言策略。笔者调查了解到，很多教师受到过来自校长的语言策略。如果将校长对教师进行的语言式管理放在特定空间中，则对教师产生的规约力量更大。按照语气轻重程度由低到高，可以分为较为平和温柔的“这是为你好”的“说好话”策略，语气中立的“不要拖后腿”的提醒策略，以及语气程度更强一些的嘲讽、挖苦、调侃的警戒策略。这里以语气程度较强的“调侃”、“挖苦”为例。柳坪学校王老师说，她刚工作的时候分配在河乡学区的一所小学工作，但她本人是城区人。一次，她因开会迟到，校长就在教师大会上当着全体教师面说：“没事，反正你迟早要调到城里去工作的”。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因为王老师是城区人，所以在教学上心不在焉，可以不听领导的安排。事实上，山区教师调动进城并非易事，王老师现在还在河乡工作，此外，王老师在师生之间有很好的口碑。对此，王老师说：”校长那样说我，还不是因为他给我安排过一样工作，我没有按他的意思完成，他心里不舒服。我当时心里也不舒服，一个大男人那么小心眼，当着那么多人面，让人下不来台。后来，还是因为我不太会说话做事，惹得校长不高兴，与他发生了口角，我才调离原学校来这里工作。”王老师调离了学校，但校长这番话对其他教师却起到了警示作用。

二是态度规约。校长对待教师的态度不是“一碗水端平”，而是会分等级。简单来看，校长态度规约的一头是“看得起”教师，而另一头是“不抬举”教师。“看得起”主要有热情、笑脸相迎等；“不抬举”主要有冷淡、冷漠、轻视、放任、疏远、故意无视等。柳坪学校教师们说，他们的校长比较亲民，不像其他一些学校的校长有严重“官僚气”，动不动就用粗话批评教师，但对教师的不同态度也明显地表明了肯定谁、否定谁。举例来看，如果是代九年级毕业班的教师是代课成绩好的教师，一旦家里有万不得已的事情需要请假，校长会比较爽快的答应，但对教学成绩一般的教师，同样有事请假，则表现得不那么情愿。尤其当教师所代的班级在全学区、全县抽考中的名次不理想时，校长的态度转变得更明显，会对教师爱答不理。教师们也愿意得到认可、得到尊重，校长的态度会让受尊重的教师更加努力成为优秀，而让没有得到认可、尊重的教师反思自省、批评自己。柳坪学校陈老师说：

“每当有考试结果公布，校长总与那些代课好的教师说说笑笑，见了我们则就平平淡淡、清清冷冷。这种微妙的感觉，教师自己是很容易察觉的，其他教师也是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为了不受校长的冷落，有的教师也不愿意受人冷落，自然会尽力工作，取得名次，而有些则更加厌恶这种方式，心生不满。”（柳坪学校陈老师，2019年7月访谈）

说到底，在学校教师管理中并没有把教师当成是有独立思想、有自由意志、有理性分寸的人，而是当成可以被教育、改造和型塑的对象，甚至是可以被打击、贬低的工具。教师在此过程中只能顺从、畏惧和屈服于它的强势，而真正有效的管理以及教师发自内心对规范制度的遵守，就只能沦为虚幻。

（三）榜样他人的力量

“楷模”、“榜样”、“典型”等“他人力量”，是学校管理教师常用的策略，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权力技术。学校每年每学期，甚至每周都会测评出“榜样”教师，而获得典型、榜样荣誉的“优秀教师”会得到学校给予的经济报酬，也会成为晋升职称、评先选优等方面被优先考虑的对象。因此，通过他人的力量，能够让教师形成“不愿落后”而“赶超”动力，也能让教师自我规训。柳坪学校的教师普遍反映，用“其他教师”，尤其是“成绩好”的教师作为“典型”和“榜样”来训诫、诫勉他们，是学校惯用的策略。笔者记录了柳坪学校校长在一次教师例会上部分讲话，他强调：

“成绩要从时间上挤，教师付出多少就有多大回报。张老师能在这次会考中获得第三名的好成绩，那是张老师付出的比大家更多。你看，张教师课后经常把学生叫到办公室给辅导功课，在晚上的自习课时间还给学生讲课，有时候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一边干活，一边还在给学生辅导作业。咱们也要像张老师多学习，多在教学上上心，多在教学上下功夫。咱们再说兄弟学校的李老师，他在这次中考中，数学成绩得了第一名，人家学校的教师上课都非常积极，都抢着上课，不像我们学校的有些教师，不急不慌，不把教学当一回事，就抱着混的态度！”

教师们表示，按照国家法律规定，他们上班8小时是合法的，但学校校长一直强调教师额外工作、额外付出的正当性，并鼓励教师这样做，这几乎成为学校都遵照执行的“土政策”。教师们并不敢公然挑战学校的“土政策”，因为不遵守学校“土政策”，就会被认为是对学校管理的不满和对校长权威的挑战。于是教师们不得不向那些付出额外劳动的“榜眼”教师看齐，久而久之，教师额外付出就成为一种常态。

总之，学校管理是为更好地致力于“要成绩”和“要安全”这一大局，因此，教师无时无刻不受到学校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监控、规训。也即是说，加强教师管理是为了生产能服务于“成绩”和“安全”的驯顺的身体和规矩的思想，与此同时，因为有了驯顺的身体和规矩的思想，才能更好地保障“成绩”和“安全”。

四、“钻空子”：教师的日常抵制

自由与秩序的适当平衡是管理所追求的最高境界，[8]教师管理目的是为激发和调动教师的教学积极性，从而促进教学效果的提升，所以，管理是为了人的自由，而不是压抑或限制人的自由，管理在此过程中本应该只是一种形式和手段。笔者通过长时段的深入观察发现，教师并没有因为学校管理的加强而变得更加积极主动的工作，相反，他们依旧会在绵密精细的正式管理制度以及非暴力非正式的制度中“钻空子”，使用“弱者武器”，[9](P2-15)而且这样的日常抵制时常发生，学校对此并没有更好的应对办法。教师“钻空子”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出工不出力”、“鞭子不赶不走”、“反监控”和“故意捣乱”。

（一）“出工不出力”

“出工不出力”主要指的是教师人在场，但教学效果却不尽如意。当前，在“要成绩”和“要安全”的大背景下，城乡各学校都实行严格的教师坐班制度、签到制度和封闭式管理制度，教师无故不能缺勤、迟到或早退，从形式上看，教师的人都在学校上班，这即是“出工”，但从“出工”效果看，则可认定为教师“不出力”，因为教师的投入产出不成正比。简单来说，就是与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时间投入等相比，他们所代班级学生的成绩、学生的学习状态、行为习惯、品格养成等方面并无明显进步。换句话说，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会表面性的，甚至是表演性地遵守学校秩序，即他们虽然“身体在场”，按时在任到岗，按时进教室上课，实际上则呈现出“身在曹营心在汉”、“不用心”、“敷衍应付”、“磨洋工”、“不作为”、“少作为”的工作状态。

（二）“鞭子不赶不走”

“鞭子不赶不走”很形象地概括了当下一些教师“被动的”、靠外力压制而工作的一种消极的工作状态，概言之，教师对待工作的态度主要紧随校长的节奏而定，即“拨一下动一下，不拨不动”。正因为教师依靠外力而不是自己的自律性工作，教师的工作节奏就不是受管理制度，而更多是受到校长治校严厉与否的影响。温和型校长通常会通过引导、鼓励、以身作则等方式来促进、监督教师工作，但这种方式并不一定有效。与之相比，严厉型校长反而能更有效地推进工作。因为严厉型校长不仅会通过一套由考评、检查、考核、通报等方式组成的严格的制度性的管理体系来管理和奖惩教师，而且还会通过在教师大会等公开的场合，用当众毫不留情地批评教师等非制度性的训诫方式管理教师。可以说，严格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致使教师为顾及自己甚至是整个家人在当地的“好名声”而不敢懈怠工作。但与此同时，这反过来又强化了教师依环境而为的行动逻辑，即教师工作的动力、用心程度主要依靠校长的监督，而不是靠教师内在的职业责任。一旦管理权力的眼睛没有“盯紧”，教师的工作主动性和自我管理能力都会消减。

（三）“反监控”

随着管理的加强，教师的“反监控”技能也日趋精进。笔者观察到，教师的工作状态在校长在不在和管理紧不紧时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当他们“侦查”到校长在学校时，就会“表演性”地表现出及时进教室、进课堂的积极状态，而当他们“侦查”到校长出差（离校）时，就则表现出自由懒散、漫不经心、能拖则拖、能躲则躲的懈怠状态，或是自由被释放的狂欢状态。与此同时，教师们也总结出了许多“反监控”的技巧，他们总是乐意分享他们丰富的日常抵制经验：

“学校组织教师集体办公，这样有利于监督监控教师，因为教师都被分配在固定的位置上，校长进来瞄一眼就能看见谁在谁不在。之前，教师要是有不得已的事情，除了同事之间相互帮忙照看学生，也会主动向校长请假，但现在实行严格的管理制度，教师请假非常困难，封闭式管理也不让教师早退，教师被全方位无死角地进行管控。我们的老师为了制造‘在场的证据’，就把衣服搭在椅子背上，校长进来检查，看见衣服在了，以为他还在学校，也不好问什么，但实际上他已经偷偷溜回家了。看似管理的严了，教师的心反而不静了，而且总有调皮的老师，想走还是就偷偷走了，想走的照样管不住，不过是从‘明’（面）的走，变成了悄悄走而已。”（柳坪学校张老师，2019年7月访谈）

（四）“故意捣乱”

面对绵密精细的学校管理，教师亦用“故意捣乱”的策略进行抵制。虽然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强制的，是教师必须遵守的，但如果不是出自人性的，就不能唤起人内心的自由和尊严，即便管理制度绵密精细，管理方式严厉强悍，都不可能持续有效，因为它不可能扎根于人的良知深处。[10]正如李老师所说：

“有些学校为更好贯彻教师签到制度，专门买了指纹签到器供教师签到。但指纹签到器没用两周就坏了。教师私下说，是有些教师对签到制心生不满，把签到器扣坏掉了。校长知道后气的干瞪眼也没有办法。最后，指纹签到制度的实行惨淡收场。我们是山村学校，没钱买签到器，但也发生过教师偷偷把签到本子藏起来的事情。”（柳坪学校李老师，2019年7月访谈）

教师们认为当前的教师管理制度，过于看重“管”，不论在文本设计，还是程序运，都日益加强了“管住”他们的身体和思想，但管理效果并不理想。他们把管理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管得住教师的身，但管不住教师的心”。教师们的理由是：

“遵守学校纪律无可厚非，但这些规矩也不能死搬硬套，不能一刀切，不能就形式而形式，就管理而管理。我们山村学校统共也就五六名教师，二三十个孩子，别说教师谁到岗没到岗，就是孩子谁来谁没来上学，看上一眼就能知道，每天签到签退不是浪费纸张么！就算签到签退是为了管理教师，为了让教师全身心致力于教学，那也就罢了！让教师们书写教案、精进内容、钻研教法，也没有任何问题，但严格规定教案的书写方式和书写的量，严格要求作业批改的次数和批改方法就真的合适么？！不同学科、不同年级教案和作业都不完全一样，拉在一起评比就真的合理么？！教师干得是良心活，教师需要被管，但也需要尊重！如果管理只是看重‘圈’住教师，而不是激发教师，只会让优秀的教师逃离或者不再醉心于教学，而是开始混日子。”（柳坪学校巩老师，2019年1月访谈）

正如怀海特所说：“一种设计完美的教育，其目的应该是使纪律成为自由选择的自发的结果，而自由则应该因为纪律而得到丰富的机会。”如果教师的身体和思想都处在高强度的靠外力制约的规训式管理中，他们就无法通过自己的意志成为自己的立法者和责任的承担者，他们也难以得到自由的浸润和尊严的滋养。如果用规训式的管理管住了教师，让他们的身体和思想都变得驯顺而成为了“合格者”，可依然不可避免一个内藏的隐忧，那就是教师的人格、德行、能力、情感、价值以及个性都会被遮蔽而变得干瘪，他们注定被管理得信心不足、毫无热情、按部就班、甚至投机取巧、故步自封。

五、结论和讨论

在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既要提升教育质量，又要保证学生安全，学校不断加强了对教师的管理。学校既通过正式制度管理教师，也通过非正式制度规约教师。教师管理中的正式制度主要表现为精准可见的时空控制、频繁细密的教育检查和严格精细的考核评比；非正式管理制度最为常见的策略是“领导在场”与“加班”、非暴力的规约以及榜样他人的力量。日益绵密精细的教师管理让教师的身体驯顺、思想规矩，但与此同时，教师们亦通过无处不在的“出工不出力”、“鞭子不赶不走”、“反监控”和“故意捣乱”等方式进行日常抵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教师队伍建设摆在突出位置。2018年初颁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强调，要“完善相关政策，防止形式主义的考核检查干扰正常教学。不简单用升学率、学生考试成绩等评价教师。”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和反思，学校进行规训化管理，以及在此过程中让教师日益成为被规训者，是教育日益竞争激烈的产物，也是教育不均衡发展的产物，是教育管理简单粗暴化的产物，更是教育焦虑的产物。换言之，教师管理最终的目的是让教师自由，越在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管理技巧日益精细的时候，越需要关注教师，越需要解放教师的身体和思想，只有有了自由的、理性的、有灵魂的教师，才能有有温度的教化和有创新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