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苏轼茶诗中“武夷”二字考略

□林今团

古人的一些茶文茶诗中，产地地名有时会出现“武夷”二字，其在多数情况下是指武夷山，但并非绝对如此，在某些情况下“武夷”指代他处。如宋朝范仲淹和苏东坡有关茶诗中所用“武夷”就不是指武夷山，而是指建安凤凰山北苑官私诸焙（今建瓯市东峰镇境内）。本文特此解读，同好不吝指正。

茶诗《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作者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全诗42句，开头4句是“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有人将诗中的“溪边”和“武夷”径直解读为“武夷山下九曲溪边”，于是，《和章岷从事斗茶歌》所歌颂的就成了武夷茶了。但是只要全面分析此诗，就可得出另一答案。

诗题中的“章岷”，字伯镇，宋代福建浦城县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官终光禄卿。浦城县，地处武夷山东南麓，与武夷山山水相连。章岷于景祐元年（1034）任睦州从事，他与范仲淹关系非同一般。明道二年（1033）十二月，范被贬知睦州，后对章非常器重，他俩不仅在政事上同心相契，而且时常宴集唱和。范在《与晏尚书》的书信中说：“且有章（岷）、阮二从事，俱富文能琴，夙宵为会，迭唱交和，忘其形体，郑声之娱，斯实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诗，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1]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很可能就是在此时所作。

有章岷这位武夷山南麓之人且又曾经任职福州的知交，再加上两位至交的武夷山名士——柳宜与柳永父子，使范仲淹了解了很多武夷茶乃至建安北苑御茶园的情况。彼时，丁谓、蔡襄先后任福建转运使，并先后到建州北苑御茶园督制龙团贡茶。建溪龙凤团茶在朝野已经被极尽宣扬，可谓誉满天下、世人皆知。因此，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一清二楚地界定了建安“北苑”御茶园这个产地。

再者，蔡襄（字君谟）曾为此诗中的“茶色”表述改字。为此，他们两人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君谟曰：‘公之句云：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今茶之绝品，其色甚白，翠绿乃茶之下者耳。’希文笑谢曰：‘君善知茶者也，此中吾诗病也，君意何如？’君谟曰：‘欲革公之二字，非敢有加焉。’公曰：‘革何字？’君谟曰：‘绿、翠二字也。’公曰：‘可去。’曰：‘黄金碾畔玉尘飞，碧玉瓯中素涛起。’希文喜曰：‘善哉!’”这是宋代刘斧《青琐高议》所记蔡、范二公的对话，读之可知，蔡襄辨茶之至深，也可看出范仲淹既了解那时龙团贡茶的产地，又知道这种茶“茶色贵白”，因此对蔡襄所改二字“喜曰：‘善哉!’”[2]

在以建安“北苑”御茶园为中心的闽北建溪流域所产“建茶”誉满神州、风靡天下的大背景下，范仲淹当然知道武夷山和建安北苑御茶园何者才是“味兮轻醍醐”“香兮薄兰芷”“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的“冠天下奇茗”的产地。因此，范诗中的“武夷仙人从古栽”的“武夷”二字不能简单地直接解读为武夷山了，而“溪边”也应该是建溪之东的凤凰山——北苑御茶园。如此才能使贡茶品质和天子所求尽善尽美，才符合范仲淹诗中“武夷”二字的深刻寓意。

北宋大文豪苏轼（1037—1101）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其文纵横恣肆，其诗独具风格，其词开豪放一派，其散文著述宏富。其茶诗中不乏“武夷”二字，是否指的是武夷山，需要对他涉茶的诗词通篇细加分析方能区别。

苏轼《荔枝叹》中有句“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对于诗句中的“武夷溪边”，有不少人认为是武夷山，甚至直接认定是武夷山的九曲溪边。遗憾的是他们忽略了“前丁后蔡相宠加”这后半句，而这却恰恰是最重要的。“前丁”指的是丁谓，其于咸平初年（998）任福建转运使时，到建安北苑御茶园督造龙凤团茶；“后蔡”指的是蔡襄，庆历七年（1047）以福建转运使身份到北苑督造贡茶，其督制改造的小龙团茶得到仁宗皇帝首肯并“首问小茗造作之因，殊称珍好”。而从“今年斗品充官茶”看，也不是记述武夷山茶的，所谓“充官茶”即贡茶。

据周亮工《闽小记》记载：“北苑在（建安）郡城东。先是建州贡茶，首称北苑龙团，而武夷石乳之名未著，至元设场于武夷……”[3]这就是说武夷山是到元代才有贡茶的。民国时陈舜年等记载元、明两朝武夷山贡茶时说：“至元十六年（1279），浙江行省平章高兴过武夷，制石乳数斤入献……大德五年（1301）兴之子久住为邵武路主管，就近至武夷督造贡茶，明年（1302）创焙局，称为御茶园”。周亮工与陈舜年所说都明白确证了苏轼时代武夷山尚无贡茶，因而，其《荔枝叹》中所谓“武夷溪边……充官茶”只能解读为武夷山下、建安东溪边的凤凰山北苑御茶园了。

苏轼还有一篇传记文题曰《叶嘉传》，其用拟人手法记述北苑龙凤茶，如“叶嘉……曾祖茂先……至武夷，悦之，遂家焉”[4]，此“武夷”二字确实容易让不少读者直观地认定是茶（叶嘉）种在武夷山。可是，只要把此中“武夷”二字与全文一并细加分析，就会明白此文是记述北苑龙凤茶中的官焙与私焙，而不是写武夷山有贡茶。再回顾上述周亮工与陈舜年所说，便明白武夷山是到“至元十六年（1279）”才开始制“石乳”单独上贡的。

《叶嘉传》文中“天下叶氏虽多，然风味德馨为世所贵，皆不及闽。闽之居者又多，而郝源之族为甲”，此句之中的“郝源之族为甲”，不仅是为闽之甲，而且是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所说“名冠天下”；明代许次纾《茶疏》云：“江南之茶……唐人首称阳羡，宋人最重建州。”（此建州即指北苑官私诸焙）；又云：“又令郡守择其宗支之良者，每岁贡焉。”这个“每岁贡焉”就否定了“武夷”二字就是武夷山的说法了。

《叶嘉传》中还有几次提到“郝元”等地名，如“茂先葬郝源，子孙遂为郝源民”“建安人”等。“郝源”就是“壑源”，是现今福建省建瓯市东峰镇福源村。五代、宋、元有很多涉茶诗、词、文常提及“壑源”“郝源”这两个通用之地名。如宋子安《东溪试茶录》“好者亦取壑源口南诸叶，皆云弥珍绝。”沈括《梦溪笔谈》“建茶处胜曰郝源、曾坑，其间又岔根、山顶二品尤胜。李氏时号为北苑，置使领之”。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本朝之兴，岁修建溪之贡，龙团凤饼，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于今”。曾几“谢人送壑源绝品，云九重所赐也”。元代诗人洪希文（1282—1366）茶诗《煮土茶歌》首句“论茶自古称壑源”。另一地名“建安”是到民国初才与瓯宁两县合一为建瓯即现建瓯市。显然，“壑源”“郝源”“建安”这些地名都与崇安县（现武夷山市）毫不相干。总之，不能把“曾祖茂先……至武夷，悦之，遂家焉”句中的“武夷”二字想当然地解读为武夷山的。

苏轼的另一首茶诗《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此中曹辅（1069—1127），字载德，元符进士。累官秘书省正字，签书枢密院事，是武夷山脉沙县人。苏轼在此诗中称赞壑源试焙新茶是“仙山灵草”，并说这种茶“不是膏油首面新”。而据蔡襄《茶录》记载，建安北苑龙团凤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可见苏轼对北苑、壑源茶分辨得很清楚。苏轼其他有关北苑龙团茶的词句还很多，《水调歌头·已过几番雨》“旗枪争战，建溪春色占先魁”“老龙团，真凤髄”，《行香子·绮席才终》“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记梦回文二首·并叙》，“烹小龙团”等，都是写建安北苑龙团凤饼茶，均与武夷山毫无关系。

至此，可知苏轼《荔枝叹》与《叶嘉传》中的“武夷”二字所指应是建安北苑御茶园官私诸焙，即现建瓯市东峰镇凤凰山一带，与武夷山并不相干。

通过上述解读，说明范仲淹和苏轼都很清楚当时建安县凤凰山北苑和崇安县武夷山两地何者才是进贡朝廷龙凤茶的产地。然而，两人均把凤凰山写成“武夷”，可能是因为“有仙则灵”的武夷山被道士奉为三十六洞天的十六洞天，两人把自己所描写的人、事、物置于这样的“神山”“仙山”以提升其品质而“升化玄天”。再加上当时崇安县武夷山本就归辖于建宁府（府治在建安县），于是，便将建安县凤凰山（北苑）改头换面成为“武夷”了。

南宋著名文学家胡仔也认为苏轼上述茶诗中的地名“武夷”并非都是指武夷。胡仔（1110—1170），字元任，绩溪人（现安徽省绩溪县），著名文学家。宣和间以父荫补将作郎，授迪功郎，绍兴三十二年任福建转运司干办公事。他在《苕溪渔隐丛话》一书中写道：“按其地理，武夷在富沙之西，隶崇安县，去城二百里；北苑在富沙之北，隶建安县，去城二十五里，北苑乃龙焙，每岁造贡茶之处，即与武夷相去甚远。其言‘帝规武夷作茶囿’者，非也。想当时传闻不审，又以武夷山为凤凰山，‘故有山为孤凤翔且嗅’之句。其实，北苑茶山乃名凤凰山也……北苑土色膏腴，山宜植茶，石殊少，亦顽燥，非研材。余屡至北苑，询之土人，初未尝以此石为研。方悟东坡为人所诳耳。若剑浦黯淡有一种石，黑眉黄眼，自旧人以为研，余意凤咮研必此滩之石，然亦与武夷相去远矣。又《荔枝叹》云：‘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亦误指其地，武夷未尝有茶，茶之精绝者乃在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与西来武夷溪水合流，东去剑浦，固亦不可雷同言之”[5]。由此可见，他认为苏轼笔下“武夷”二字所指的并不是武夷山，并批评苏轼“传闻不审”，甚至说他是“诳人”（骗人），希望后人一看到“武夷”二字“不可雷同言之”而直接解读为武夷山。

此外，武夷山华侨农场老茶人陈庆元在40年前也提出范、苏上述诗词中的“武夷”并非指武夷山，他撰文说：“范仲淹诗说‘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苏轼诗《荔枝叹》‘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当时武夷茶根本不出名，范、苏两诗所褒扬的也不是武夷茶，而是建茶。范、苏两诗当然也免不了时代影响的痕迹。范诗‘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自古栽’两句，读者往往抓住后一句‘武夷仙人’便断定是咏武夷茶，而忽视前句，更无视全篇……范诗全文42句，前4句‘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第三句‘溪边’，很明显是‘建溪边’三字的省略。所以，‘冠古今（应为天下）’的奇茗是建溪茶，即建茶，而不是崇安的武夷茶，便甚了然”[6]。

综上所述，对于茶诗中的产地“武夷”二字，大多数情况下是指武夷山的，但北宋大文豪范仲淹和苏轼的某些茶诗词中若干“武夷”二字并不可直接认定为武夷山。范、苏二人博览群书，有来自武夷山及其山脉的至交传送“壑源茶”和相关信息，又有蔡襄等北苑龙凤茶督制及品评专家与之斗茶、改字，所以他俩是了解北苑贡茶产地的。然而，北苑贡茶还需借神山、仙地效应来“神其说，以动上”，故二人在诗词中将唐宋封禅的“武夷”二字活用，但实际应指建安凤凰山北苑官私诸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