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勇士》中的英雄观探析

刘木丹

(郑州大学外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引言

汤亭亭，20世纪著名美国华裔女作家，其带有自传性质的处女作小说《女勇士——生活在群鬼中的少女回忆》(以下简称《女勇士》)堪称是美国华裔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女勇士》自1976年出版后就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于同年荣获美国图书评论界的“最佳作品奖”，这也奠定了汤亭亭美国主流文学女作家的地位。国内对《女勇士》的研究始于1981年，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类：第一类是关于小说中女性主义的探讨，例如孙站稳的《试析女性主义视觉下的〈女勇士〉》主要从对男权的批判出发，探讨了作品中出现的女性主义精神[1]；第二类是小说中有关中国文化的探讨，如张喜华在《论汤亭亭〈女勇士〉的自我东方化》中指出汤亭亭利用自己华裔身份的两种文化背景，选用中国的题材，以传记的形式向西方确证东方主义[2]；第三类是对《女勇士》叙事策略的探究，如朱殿勇的《跨文化语境下的中西“木兰”叙事》从叙事学出发探究了《女勇士》中的木兰原型在汤亭亭笔下是中国文化符号的代表和女性主义的旗帜[3]；第四类是关于小说对文化身份的追寻与构建阐释，如陈晔的《从霍尔理论看〈女勇士〉中散居族裔的身份塑造》运用霍尔理论探究了《女勇士》的身份寻求的主题[4]。相较于国内，国外对《女勇士》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重点也多集中在身份构建、女性主义以及文类争论方面。

虽然国内已经有不少学者对《女勇士》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但是研究多以女性主义为着力点，鲜有人从英雄和英雄主义这一视角对其进行探讨，但是小说中的人物带有明显的英雄气质。对英雄的书写历史源远流长，甚至可以追溯到西方文学的起源时期，西方文学家们对塑造英雄更是倾注了历久不衰的创作热情，但是对于“英雄”的内涵一直以来都各执一词，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关于“英雄和英雄文学”概念有如下界定：“在荷马史诗里，英雄一词指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描述的早期自由人，尤指杰出人物：在战争与惊险中出类拔萃的和具有勇敢、忠诚等美德的超人。有些英雄的双亲之一是神；这种半神族出身用于说明许多英雄具有超自然威力的原因。”[5]163这种具有半神半人特性的西方式“英雄”概念，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这些英雄所拥有的勇敢、智慧、非凡力量等共同特征也被广泛传承。在不同的时代，英雄的概念也在发生流变，在文艺复兴时期，英雄形象已经从神性英雄转到了巨人。17世纪是理性主宰的时代，约翰·米尔顿在《失乐园》中塑造了一个叛逆式的英雄撒旦，18世纪出现了浮士德式自强不息的启蒙式英雄，19世纪“拜伦式英雄”登上文学舞台，到20世纪时“海明威式”强大意志的英雄出现。在近代诸多论述英雄的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史学家卡莱尔的讲演集《英雄与英雄崇拜》。卡莱尔将英雄划分为6种类型，但是卡莱尔指出无论哪一类英雄都有着相同稳定的特质，并不止一次指出，“各种英雄本质上属于同一种材料”[6]190，这种材料主要是指英雄身上的勇敢、真诚、富有创造力等共同特质。

纵观西方英雄史可以发现，英雄身上一般都散发着能力、勇气、强大的意志力以及激越的反抗精神。汤亭亭将这些英雄气质赋予她所塑造的人物，因其又熟读中国的英雄叙事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因此在汤亭亭塑造的英雄人物身上又能看到中国英雄好汉的影子。除此之外，汤亭亭在《女勇士》中颠覆了东西方文学中英雄男性化的固有图式，构建了同样具有能力和理想的女英雄形象。本文主要从英雄和英雄主义这一视角出发重点分析《女勇士》中“花木兰”、勇兰以及“我”身上所体现出的英雄特质，探究这些英雄特质对美籍华裔女性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双重压迫下构建女性话语、实现自身价值的积极作用。

一、能力的化身：“半神”式女英雄花木兰

西方文学中最早的英雄原型源于希腊神话，如为人类盗取火种传播文明的普罗米修斯和力大无比的赫拉克勒斯等神性英雄都已成为西方文学中重要的母题和原型。汤亭亭在《白虎山学道》一章中借助中国女英雄花木兰的故事也塑造了这样一个力量非凡、智勇双全、积极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西方“半神式”的英雄形象。虽然故事中的花木兰不像希腊神话英雄一样拥有神性的双亲，但是其具有的超自然神力、杰出的能力以及优秀的品质，都是对“半神式”英雄的一种诠释和深化。在花木兰身上既可以看到作者对西方传统男英雄史观的继承和发展，也能发现小说中的木兰颠覆了隐瞒性别、报效祖国的中国花木兰原型，成为了勇于追求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女英雄，她消解了性别的二元对立，代表了作者心中理想的女性形象。

与中国传统故事中那个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不同，汤亭亭笔下的花木兰7岁那年在一只鸟的指引下进入“白虎山”，在那里受到两位神仙指点，历经15载刻苦修炼，成为了一个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半神式”的女英雄。超凡的能力是孕育英雄的土壤，是木兰实现自身价值的基石，也是她构建个人主体身份的前提。这种能力不仅指她在实践中能够穿越死亡之地，习得苍龙真法，有指天求剑、控制霹雳的能力，而且指她在面临困境时所体现的强大意志力。这种能力将男性的气概和力量与木兰相融合，弱化了或反驳了女性被歧视的娇弱特征，例如木兰坚信女性的生理特点不会是她们能力的绊脚石，“经期都没有影响我的修炼，如平日一样，我感觉强健有力”[7]28，刚生完孩子“我就将孩子放进背兜，挂在胸前，罩上铠甲，催马杀向战斗最激烈的地方”[7]36。刚生产完的女子本该是最柔弱的时刻，但是对木兰而言母亲的身份反而让她萌生出更为强劲的力量。除此之外，与我国《木兰辞》中寥寥数句就描述了木兰数十年的军旅生涯不同，作者在《女勇士》中详细叙述了木兰斩蛇妖，破魔阵，砍下皇帝首级，推举新皇帝的过程。作者详尽描绘木兰的战斗经过，目的也在于凸显木兰在面临险境时的智慧和勇敢，从她身上可以直观地看出作者所推崇的真实英雄观：女性同样可以成为战无不胜的英雄人物，这是对其能力的肯定，也是为了解构男性强于女性的男权观念。但是作者并非高扬女性优于男性的激进旗帜，而是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具有男性力量和女性力量的共同体，消解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同时强调女英雄在追寻个人主体身份的价值。因为小说中木兰在获得足够的能力之后，回乡主动替父出征，但是出征的目的不再是为了报国而是为了报仇，这与中国传统英雄观强调忠、孝，甘于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不同，木兰的出征带有更多的个人主义色彩，是为了实现个人报仇的愿望和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从前方凯旋之后，她又和乡亲们一起铲除了歧视女性的恶霸，替村人与自己报了仇，最后她跪在公婆面前允诺愿意回归家庭，承担好妻子和媳妇的角色。由此可见，故事中的木兰既是一个叱咤风云、改朝换代，极具勇气与追求自由的英雄形象，又是一位相夫教子、孝敬父母、善待公婆的女性形象，木兰成为了雌雄同体的象征。汤亭亭曾在采访中直言她对《奥兰多》中伍尔夫塑造的雌雄同体形象非常赞赏：“我太喜欢这本书了，她让一个角色活了400年；奥兰多既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伍尔夫打破了时间界限，消解了性别差异，冲破了文化隔阂。”[8]161作者将这种喜欢融入她塑造的小说角色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女英雄形象。

在汤亭亭笔下，花木兰的故事是一个华裔小女孩在男尊女卑和种族歧视的思想压迫下幻想出来的理想女性形象：她智勇双全，不仅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且又成功实现了妻子和母亲角色的转变，得到了乡亲永远的称赞和铭记。年幼的主人公渴望成为像花木兰一样的女英雄或者女侠客，是因为她认为女性就应该如女英雄一样能力超群、敢爱敢恨、独立自主，那样才能使自己摆脱只能成为别人的妻子或佣人的厄运，才能有机会在“干女人该干的活”的同时再“干点别的事”，才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追寻生命的意义，才能够帮助华裔群体抵抗种族的歧视。

二、 勇气的代表：平民英雄勇兰

18世纪以前，英雄多与国家命运或宗教相关联，但是启蒙运动驱散了宗教信仰的迷雾，从此西方文学中开始涌现大量的平民英雄，英雄们走下神坛进入人们的生活，鲁宾逊式追求个人奋斗的英雄形象深入人心，他们勇敢进取，积极和生活中的艰难困苦作斗争。中国母亲勇兰就是这样一个集智慧与勇气于一身又敢于与生活中的困难作斗争的女英雄。

勇气通常指心灵克服恐惧的力量，是英雄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美国存在主义哲学家保罗·蒂利希提出了“存在的勇气”这一概念，他认为“勇气就是不顾性质的自我肯定，它不顾那些可能妨碍自我肯定的东西”[9]30。《乡村医生》中因丈夫出国而单独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勇兰就是对勇气概念的诠释，从她的名字Brave Orchid中也能窥知一二。在当时传统封建的中国农村，勇兰在37岁高龄时为了提升自己的价值属性，她舍弃了闲适的生活选择去广州学医，在学校的捉鬼事件中勇兰更是以勇敢赢得赞誉，其实她也不是一点儿也不害怕，但是她认为“危险正是自我表现的最好时刻”[7]60。她蔑视那些胆小恐惧孤独的凡人，只身一人与鬼搏斗，最终凭借超凡的智慧和勇气将藏匿在女生宿舍楼中的“压身鬼”驱除。强壮的勇兰就似生活中的花木兰，在她与鬼搏斗的过程中人们仿佛看到了花木兰在战场杀敌的飒爽英姿。卡莱尔指出：“勇敢是同情的源泉，也是真理和人身上一切伟大的善的东西的源泉。”[6]57勇兰的勇气就是她救死扶伤的力量源泉，她从医学院毕业后，回家当起了乡村医生，在她出诊的时候也时常有鬼冒出来，但是勇兰从未有过恐惧，她照常不分昼夜地出去给村民接生或看病，成为了当地受人尊敬的女英雄。如果说她在中国的生活体现了英雄是在某一重要时期或事件中的决定性力量的话，那么勇兰在美国的生活就让读者看到了一种更为朴素真实的英雄观：英雄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对已知的和未知的苦难对抗的勇气。勇兰在48岁时移民到美国，在中国精致且受人尊敬的生活变得面目全非，因在中国取得的医学证书在美国无效，她在美国不能再公开行医，在全新的环境中她不仅失去了自己的事业，而且每天不分昼夜只能在高温难耐的洗衣房工作，生活充满了劳苦和辛酸，“在这里地还没扫，衣服还没熨好，钱还没有赚到，早已是半夜了”[7]97。艰辛繁重的工作并没有摧毁勇兰，她有来到异邦的勇气，也有面对生活挑战的坚强意志，这些英雄气质帮助她在面对文化冲突、种族歧视、生活拮据等形形色色的困境时依然咬牙坚持，顽强不屈地生活。与她相比，勇兰的妹妹月兰就显得柔弱被动，月兰在中国苦等了移民到美国的丈夫30年，却依然等不到丈夫接她团聚的消息。勇兰千方百计地把她接到美国，鼓励月兰要勇敢维护自己的权利，要学会在美国生存，但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月兰胆小柔弱，提及去找自己的丈夫就惶恐不已，而且月兰无法承受洗衣房的工作，甚至连最简单的叠衣服都做不好，最后在被丈夫无情拒绝后，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余生。显然勇兰更具有待在这个国家必备的坚毅品质，这种品质正是英雄所必须具有的勇气和不向困难屈服的伟大精神，正是在这种内在力量的驱动下，勇兰才熬过了一个个艰苦的岁月。

《女勇士》开头的第一句话便是不许告诉任何人，然而母亲勇兰却将故事讲述给了“我”，用行动打破了“不许说”的禁令。勇兰要打破中国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没有话语权的现象，赋予女儿反抗传统的力量。勇兰经常给女儿讲述中国女英雄的传奇，鼓励她们要像女英雄一样勇敢坚毅，其实她自己的经历就能带给女儿更多的力量，“勇兰自己就是女性力量和成就的最好范例，是女儿想象中的理想幸存者”[10]55。她身上所体现的勇气和不屈精神，不仅给予了女儿积极面对艰苦生活以及种族和性别压迫的勇气，也鼓励着在苦难中行走的人们勇敢前进。

三、激越的反抗者：抗争英雄“我”

激越地反抗是英雄精神结构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环。英雄人物面对不公时，他们不是默默忍受，而是用行动反抗命运中的苦难与不公，他们会义无反顾地投入斗争中。就如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一样，英雄的本质就是人类在面对迫害和威胁时所产生的一种积极抗争、敢于突破而不畏惧、不退缩、不屈服的强劲生命意志，深受中国传统英雄故事和母亲影响的“我”极具这种英雄气质。

“我”作为第二代华裔，一直接受的是美国的教育和价值观念，无法接受唐人街浓厚的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无法理解为何不能讲述无名姑姑的故事，为何只有男孩才有机会被带去上街购物，更是痛恨门门功课得A的“我”却得不到父母的半点肯定，于是“我”开始用行动对此表达强烈的反抗：“我一直迫使自己成为地道的美国女性”，“我坚决不做饭。不得不洗碗的时候，我就打碎它一两个”[7]43，“我”幻想成为英勇无敌的女英雄花木兰，并暗下决心长大后也一定要成为女中豪杰，即使不被看好也依然努力学习，并顺利读完了大学。“我”痛恨“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束缚女性的中国传统观念，有相亲的人来我家时，“我”就吓跑他们。班里一个怪物一样的智障男孩经常来洗衣坊看“我”工作，父母不制止反而在讨论他家的财富，抑制不住愤怒的“我”跑去向母亲控诉：“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笨，我不想去当女仆或女佣……我要离开这里。”[7]185“我”极力反抗着女孩只能嫁人这一条出路，“我”要摆脱华人对女性命运的设定，选择自己的人生，实现自己的价值。除了性别歧视外，主人公还要面临种族歧视的痛苦和折磨，美国白人称呼华裔为“黄鬼”，更是无情推倒了父母赖以生存的工作场所。华人受侮辱的历史和现实都使“我”明白自己的族群是处于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我”奋起反抗，将自己想象成像花木兰一样的女英雄，那样就能够为华裔在美国遭遇的不公报仇雪恨，将华裔在美国受到的压迫“报”出来，向全世界言说美国主流白人对华裔群体犯下的罪行。言说是“我”进行反抗的一种载体，“我”要打破华裔在美国没有话语权的现象。“我”在英文学校一直不敢说英语，并曾因此被认为智商为零，遭受老师的歧视，后来“我明白了沉默的原因是因为我是华人”[7]150。经过强烈的心理斗争后，六年级时“我”开口说话了，从此“我”讨厌那些默默无闻的同胞，“我”将愤怒和反抗发泄到一个不说话的女孩身上，用尽各种方法逼迫她开口说话。女孩的沉默让主人公看到了当初的自己，因为“我”知道沉默所带来的痛楚，所以“我”想让她和自己一样可以大声言说不满，积极反抗所有不公，而不是选择一直默默忍受，对于处于边缘的群体来说，开口诉说就是争取权利的表现，也是寻求身份的一种方式。作者将“我”塑造成了反抗性别和种族压迫的典型代表，“我”为生活在父权和男权压抑下的女性发出平等人格的强烈呼喊，为生活在边缘的少数族群愤愤不平。“我”代表了华裔女性对自我身份以及社会文化身份的渴望与追寻，也揭示了华裔群体想要打破沉默获得话语权的诉求，“我”的反抗让读者的愤怒找到了宣泄的出口，幻化为与不公斗争的勇气和力量。

四、结语

通过对《女勇士》中几位女英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汤亭亭心中的英雄形象极富西方传统英雄观念里的勇气、自由意志和反抗精神。作者将中西文化融合，塑造了中西合璧的女英雄形象，打破了华裔女性在白人主流话语中的“刻板形象”，消解了性别的二元对立，她们身上散发的英雄气质更是美籍华裔女性在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双重压迫下构建女性话语、实现自身价值和反抗文化霸权的尖兵利器，是促进族裔群体认同的催化剂以及推动人们在困境中前行的强心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