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对白居易叙事诗的接受与发展
——以《圆圆曲》《长恨歌》为例

杜东花，宋巧燕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漳州363000)

引言

吴伟业是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他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吴伟业经历了明清易代的动荡岁月，写下了大量叙事诗。但由于他身仕两朝，受中国古代“知人论世、文如其人”这一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的影响，历来人们对其叙事诗的成就争论不休。如永瑢评价其叙事诗云：“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1]1520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说:“梅村七言，专仿元、白，世传诵之。然时有嫩句、累句。五七言近体，声华格律不减唐人，一时无与为俪，故特表而出之。”[2]杨际昌在《国朝诗话》中说：“梅村歌行，大抵发于感怆，可歌可泣……体则元、白，可为史则已如杜也。”[3]吴伟业的叙事诗取法元白长篇，有所借鉴的同时推陈出新，我们从最能代表其古典叙事诗艺术风格与成就的长篇叙事诗《圆圆曲》中可探知一二。

吴伟业的《圆圆曲》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在取材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通过分析与比较它们的异同可探知吴伟业对白居易叙事诗的接受与发展。

一、以诗传事，以诗纪史

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作，歌诗合为事而发”，认为诗歌的主要功能是讽谕，要起到反映现实、补察时政、泄导民情的作用。因此，白居易善于选择历史重大题材，以表现政治兴变。《长恨歌》描述了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白居易在刻画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时，结合“安史之乱”这一历史题材，借古讽今。《圆圆曲》描写了陈圆圆与吴三桂聚散离合的爱情悲剧，其中穿插了明末清初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展现了朝代的盛衰兴亡。吴伟业在诗中站在汉民族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含蓄地谴责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的卑劣行为。《长恨歌》与《圆圆曲》取材相似，都是以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表现某一时期的政治兴变。白居易没有亲历“安史之乱”，《长恨歌》所描写的属于对历史的观照，抒情和想象成分较多。而吴伟业亲身经历了“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4]78所描写的历史事件，因此《圆圆曲》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经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1]1520吴伟业历经时艰，阅历兴亡，因此具有自觉的诗史精神，用叙事诗记录当时的重大事件。“昔人谓少陵之诗，诗史也。读其诗而天宝以后兴亡治乱之迹具在，其为史之所同者可以相证明焉，其为史之所遗者可以相参考焉，诗之所以贵有为而作也。……吾乡梅村先生之诗，亦世之所谓诗史也。”[4]1422清人赵翼云：“梅村身阅鼎革，其所咏多有关于时事之大者。”[5]134胡薇元评价《圆圆曲》云：“此诗用《春秋》笔法，作金石刻画，千古妙文。长庆诸老，无此深微高妙。一字千金，情韵俱胜。”[4]80可见，吴伟业擅用史家笔法，其长篇叙事诗重叙事，具有“真堪补史”的特点。事实上，吴伟业《圆圆曲》等长篇叙事诗既纪实又写史，以诗传事，以诗纪史。“梅村熟于两《汉》、《三国》及《晋书》、《南北史》，故所用皆典雅。”[5]134顾湄的《吴梅村先生行状》载：“时经生家崇尚俗学，先生独好三史，西铭张公溥……因留受业，相率为通经博古之学。”[4]1403-1407吴伟业自小熟读史书，曾担任翰林院编修，具有深厚的史学修养，这使得他在《圆圆曲》《临江参军》《松山哀》等叙事诗中以诗纪史，展现出了浓厚而自觉的史学意识。读者从其《临江参军》《松山哀》《雁门尚书行·并序》中可以了解崇祯朝败亡的经过，从其《避乱》《读史杂感十六首》中可得知弘光朝政权的混乱，从其《赠陆生》《吾谷行》《悲歌赠吴季子》中得见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士人的忌惮与疯狂打压……吴伟业身处明清易代之际，诗歌多记录时事。这些叙事诗或借个人情事反映时事与国家命运，或书写人物在时代突变中的渺小。如果将其叙事诗中所叙之人与事贯穿起来，即为明末清初这一段历史的记录。对此，吴伟业深以为傲，他曾在《诗话》中提及其《临江参军》:“钱牧斋作短歌，余作《临江参军》一章，凡数十韵……余与机部(杨廷麟)相知最深，于其为参军周旋最久，故于诗最真，论其事最当，即谓之诗史可勿愧。”[4]1137

二、以诗传心，情感复杂深刻

作为封建文人士大夫，吴伟业自幼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君臣观念、民族气节、个人名节等儒家忠孝节义观念根深蒂固。“后世读吾诗而能知吾心，则吾不死矣。”[4]1409作为一位诗人，他自觉以诗文表白心迹。明亡后，清初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对前朝文人采取拉拢与打压相结合的政策。吴伟业作为颇有名望的前朝遗老与文人，是清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因此他诗作中怀念明朝、不满清政府等复杂情感的表达相对含蓄。

《圆圆曲》以陈圆圆、吴三桂的离合故事为主要内容，糅合了明末清初“崇祯帝自缢于煤山”等重要史事。“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4]78开篇写崇祯帝自缢于煤山之事。崇祯帝对吴伟业有知遇之恩，明崇祯四年(1631年)，梅村以会试第一、廷试第二高中，崇祯帝赐其归里第完姻。恩师张溥亦在《送吴骏公归娶》中云:“人间好事皆归子，日下清名不愧儒。”[6]表达了吴伟业当时年少得志，风光无限。在获得崇祯帝荣宠之前，吴伟业卷入了科场舞弊的案件中，崇祯帝御批其卷曰：“正大博雅，足式诡靡。”[4]1404正是崇祯帝的欣赏，才使得吴伟业洗脱舞弊的嫌疑，名扬天下。因此，对崇祯帝感激涕零的吴伟业立下誓言：“得吾君而事之，有死而无贰。不得吾君而事之，洁身宁志，其道亦有死而无贰。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4]754他决心报答崇祯帝的知遇之恩。因此，崇祯帝在煤山自缢后，吴伟业对清王朝充满了憎恨。他既对吴三桂不满，也对清王朝不满。“恸哭六军俱缟素， 冲冠一怒为红颜。”[4]78“尝闻倾国与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4]79他借三国周郎事，嘲讽了吴三桂在民族存亡关头为争夺陈圆圆放弃了民族大义，但在嘲讽中也带有颇多同情。吴三桂因为不能忍受其所爱陈圆圆被李自成强占的耻辱，全家38口被杀，这也是吴三桂的悲剧。“可怜思妇楼头柳，认作天边粉絮看。”[4]78吴伟业对吴三桂、陈圆圆隐约闪烁的评价，包含了自己的人生体验，即他面临明亡后是殉国还是苟活于世的两难选择，表达了吴伟业对个人身处历史困境而无法作出两全选择的感慨。“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汉青……为君别奏吴宫曲，汉水东南日夜流。”[4]79结尾处对改朝换代的感叹流露出吴伟业内心深处的苦闷。诗人对世事沧桑、盛衰无常的感慨，体现了诗人身经陵谷巨变、国破家亡后痛苦不堪的情感。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7]虽然我们不能以隶事与否作为评价白居易、吴伟业叙事诗优劣的唯一标准，但是这的确是《圆圆曲》与《长恨歌》的一个重要区别。由于身处明末清初的政治敏感时期，《圆圆曲》在情感表达方面相对含蓄委婉，使用了大量的典故。正是这些典故，使得诗人的感情更为含蓄、深刻与复杂。吴伟业的《圆圆曲》虽借鉴了白居易的《长恨歌》，但在感情的深度、广度上具有更大的突破。《圆圆曲》以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长恨歌》以兴亡之感写离合之情。《圆圆曲》不仅仅是对现实的反映，更是对现实的批判。“局中人”的身份使吴伟业的情感除了个人身世之悲外，更有着故国不堪回首的深哀巨痛。《长恨歌》中白居易未曾经历“安史之乱”，他是以局外人的身份对一段历史发表议论。而吴伟业的《圆圆曲》更为沉痛与复杂。正如袁枚所云，“就使吴儿心木石，也应一读一缠绵”[8]。

三、融入戏曲的特点

《长恨歌》采取线性结构，在写唐玄宗与杨贵妃相识相爱之前，交代了杨贵妃的成长过程——“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即杨贵妃在入宫之前不为世人所知。“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写杨贵妃美貌动人，深受唐玄宗宠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舞”，因为“安史之乱”，杨贵妃与唐玄宗不得不生死相隔，他们的爱情以悲剧收场。《圆圆曲》突破了《长恨歌》单一的线性结构，成功地运用了网状结构。但其情节无疑借鉴了《长恨歌》，“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此际岂知非薄命，此时只有泪沾衣。熏天意气连宫掖，明眸皓齿无人惜”[4]78，与吴三桂相遇之前，陈圆圆虽天生丽质，但无人怜惜。吴三桂的怜惜使得二人的爱情显得尤为绚灿——“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4]78。在陈圆圆与吴三桂情深意浓之时，由于战乱，两人不得不分离——“相约恩深相见难，一朝蚁贼满长安”[4]78，这些情节与《长恨歌》相似。

《圆圆曲》在情节上对《长恨歌》有所借鉴，但它又有异于《长恨歌》的特点，比如在诗中融入戏曲的特点。吴伟业精通戏曲，有自己的戏曲观，所撰传奇《株陵春》、杂剧《通天台》《临春阁》等堪称经典。正如钱仲联先生所言，“伟业歌行，由‘长庆体’一转手，熔冶四杰的藻彩与明代传奇的特色于一炉，为古典叙事诗开拓疆宇，在诗歌发展史上是应该特笔大书的”[9]。吴伟业在《圆圆曲》等长篇叙事诗中不自觉地运用了戏曲艺术中场所随时切换、时间前后交叉跳跃等技法。

《圆圆曲》人物叙事视角多变。例如：“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4]78以全知视角展开，全知叙述人讲述当时的社会背景。接着突然以吴三桂的视角进行自辩：“红颜流落非吾恋”“家本姑苏浣花里”[4]78。全知视角与吴三桂视角的转换，吴伟业没有进行任何铺垫与暗示，亦没有情节上或者情感上的过渡，这种创作方法明显与戏曲的场景化表演与舞台切换是相似的。“这样的形式，以前在中国古典叙事文本中仅见于人物和观众可以即时交流的戏曲。”[10]在诗歌后半部分的“妻子岂应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红妆照汗青”[4]79中，前两句是从吴三桂视角进行叙事，是吴三桂内心的独白，后两句则以全知叙述人的角度强行插入议论，与吴三桂的独白相矛盾。这种创作方法借鉴了戏曲表演中反面角色的自辩与全知叙述人叙述内容冲突这种方法。再如：“相见初经田窦家，……等取将军油壁车”“旧巢本是衔泥燕，飞上枝头变凤凰。长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当时只受声名累，贵戚名豪竞延致。……错怨狂风飏落花，无边春色来天地。”[4]78-79陈圆圆旧时女伴、陈圆圆等叙事视角随时切换，如同戏曲每个关目不同场次人物的出场一样，灵活多变。且陈圆圆等叙事者的叙述，又很像戏曲人物的独唱。在同一个空间里，吴三桂、第三者、陈圆圆、陈圆圆旧时女伴等多个叙事者出现，使得诗中所叙之人更加立体，所叙之事更具有画面感与舞台效果。在叙事方面，吴伟业在《圆圆曲》中采用网状结构，突破了《长恨歌》等叙事诗单线平铺、按事情发展顺序叙事的结构，熟练地运用了倒述、追叙、插叙等手法。例如，先采用倒叙手法，写吴三桂与陈圆圆的初次见面：“相见初经田窦家，侯门歌舞出如花。许将戚里空侯伎，等取将军油壁车。”[4]78再插叙，描写了陈圆圆的故乡与其原本的身份：“家本姑苏浣花里，圆圆小字娇罗绮。……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4]78再倒叙，写吴三桂与陈圆圆的互相约定、分离与陈圆圆被掠、最后两人团圆：“白皙通侯最少年，拣取花枝屡回顾。……传来消息满江乡，乌桕红经十度霜。”[4]78这种叙事方法借鉴了回顾式的戏曲创作方法，时间与空间随情节的推进前后交叉，切换自如。通过陈圆圆、吴三桂等叙述视角，镜头不断往前推，展现陈圆圆的人生经历。这样的叙事方式使得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极具戏曲效果。

《圆圆曲》借鉴与吸收了《长恨歌》善铺排等长处，在以诗纪实的基础上，注入了“史”的新元素，以诗纪史。“吾一生际遇，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刻不尝辛苦。”[4]1420吴伟业一生憾恨繁多，自称天下第一大苦人，相较于白居易《长恨歌》中局外人的身份，他这个历尽时艰的“局中人”情感显得更为复杂。吴伟业精通戏曲，在创作《圆圆曲》时不自觉地借鉴戏曲艺术中时间前后交叉跳跃、场所随时切换等技法。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吴伟业长篇叙事诗“类乎香山”的一面，也应看到它独有的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