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麦克尤恩小说《星期六》的互文性

汪顺来

(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江苏常州213022)

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48—)在当代英国文坛非常活跃，很有影响力。他著作颇丰，笔耕不辍，目前已出版了10多部长篇小说和2部短篇小说集。每一部作品问世后都反响强烈，引发评论界的高度关注。《星期六》(Saturday，2005)是其继《赎罪》(Atonement，2001)之后的又一部力作，小说通过描述一位外科医生贝罗安在某个星期六的生活经历，全面审视了“后911”时代西方社会的人性危机和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体现了当代作家的人文主义关怀。小说的叙事结构和主题的多样性最引人注目，代表了当代英国小说的叙事特色。文章尝试从互文性理论的视角探讨麦克尤恩小说《星期六》与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1—1942)的《达洛维夫人》(Mrs.Dalloway，1925)、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的《赫索格》(Herzog，1964)在叙事结构和叙事主题上的互文意义。

一

互文性理论是经历了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等思潮的洗礼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本理论，反映了文学研究从关注作者向关注文本间关系的转变，为文学批评开拓了新的视野。学界普遍认为，“互文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女性主义作家和批评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提出，她认为：“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互文性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因而诗学语言(文学文本)至少可以双声阅读。”[1]互文性强调文本间的相互吸收和利用。她还指出：“文本是许多文本间的并列和置换，具有互文性，即一个文本取自于其他文本的若干部分的相互交汇和中和。”[2]互文性突出了文本间的并列关系，一方面表明文本间的平等地位，另一方面拓宽了文本间的沟通渠道。因此，互文性也可看成文本间的对话关系：“文本只是在与其他文本(语境)的相互关联中才有生命。互文性——不同文本间的对话、交流凸现了不同主体间的对话、交往关系。”[3]巴赫金(Mikhail Bakhtin，1895—1975)提出的“对话主义”“复调小说”和“狂欢化”理论，为互文性理论在小说研究方面开辟了新的视角，表明互文性是小说文本间的平等对话和交流，是不同话语和不同意识形态间的互动。解构主义批评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以“延异”和“播撒”为载体，将结构主义的互文性理论进行了绝对的延伸，“否定文本意义的终极追求，突出文本的差异性，使文本走向不确定性、虚无与不可知”[4]220。总而言之，互文性理论突破了文本的封闭性，扩大了读者阅读和阐释的视野，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忽视了作者对文本阐释的作用，容易走向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然而，互文性理论不仅重视文本形式间的互文，而且注重文本内容上的互文，相对于形式主义的高谈阔论，这已是难能可贵的进步了。

当代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在创作中非常注重叙事结构方面的变化，如叙事节奏的变化、词句的锤炼和修辞艺术的提升等，他尤其关注小说文本间的互文性关系,以凸显对现代文学传统的继承。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35—)在谈到英国小说的互文性传统时指出：“互文性与英国小说的根源紧密缠绕在一起，而且在小说编年史的另一头的当代小说家倾向于利用，而非抵制互文性，他们灵活自如地使用古老的神话及早期的文学作品，为的是刻画当代生活，起到借古喻今的作用。”[5]但麦克尤恩小说的叙事手法又明显不同于传统的英国小说，他的小说更具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写作风格，常用优美的文字暴露社会的丑恶和人性的阴暗面。如在《星期六》中，他喜欢描写人物内心的性冲动、性幻想和社会暴力，揭示人的潜意识和社会现实的黑暗面，表现特定社会环境下人物的心理张力。他在继承互文性传统的同时，在叙事结构和创作主题上不断革新，以彰显当代英国小说的实验性特征。他在运用现代主义小说创作中的意识流技巧来透视人物的心理活动的时候，手法上更具科幻的性质。例如《星期六》中的主人公亨利·贝罗安以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的视角观察周围的事物，回忆过去发生的事件，他的内心独白和自由联想充满了医学符号，读者仿佛走进了一个科幻世界里。他还把历史和记忆融入写作中，小说内容更具社会现实意义，如《星期六》中还呈现了萨达姆暴政和美国入侵伊拉克的历史，也有“911”事件给西方人留下的创伤记忆，引发读者反思生命的意义和人性的价值。因此，麦克尤恩的创作是对现代小说互文传统的继承和革新。

二

《达洛维夫人》是20世纪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 ，1882—1941)熟练运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的小说。作者记录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保守党议员理查德·达洛维的夫人克拉丽莎1天中12小时内的生活和心理变奏。虽然故事情节简单，但人物心理描写极其精妙，该作堪称意识流小说的典范。意识流小说突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形式，沿着人物主观心理时间叙述，而客观现实时间如无形的桥梁和纽带把所有人物连在一起，构成一个网状的叙事框架。《达洛维夫人》让读者透过平凡的生活细节，感受到生活内部蕴藏的诗意，直接窥视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从而得到一种特殊的艺术享受[6]。麦克尤恩的小说《星期六》成功地与《达洛维夫人》构成叙事文本结构上的互文，并在叙述形式上进行创新。他巧妙地运用意识流手法透视主人公贝罗安医生及周围人复杂的心理变化：“他惯于审视自己的思绪，常常为自己这种持续而扭曲的欣快症而困惑。或许在他熟睡的时候，体内的分子发生了化学事故，如同被打翻了的饮料托盘，促使多巴胺似的受体在细胞内激起一股强烈的反应……”[7]5作者用一连串比喻形象地说明了贝罗安在经历一周的疲惫工作后，身体亟待放松前的反应。他用“多巴胺”“细胞”等医学术语带读者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微观世界，读者仿佛在医学显微镜下观察贝罗安身体和心理的一系列变化。“人类就像热血的小型生物发动机，有着可以适应任何地形的两足动物的技能，体内是数不清的深埋在骨膜下、纤维里和暖肌原纤维细丝中的分支神经网，其中流动着无形的意识流——这些生物发动机规划着自己的运动轨道。”[7]13这是贝罗安注视广场上的行人时的一段心理描述，形象地描绘了人类的活动场景。文中像这样运用意识流技法的段落俯拾皆是，一方面说明麦克尤恩在创作中秉承现代主义的创作传统，另一方面，作品在与传统小说结构上形成互文的同时，麦克尤恩在作品中巧妙地注入了科幻的元素，使作品更具时代特征。

《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设置了两条情节平行发展的线索，两个并置存在但互不干涉的世界[6]129。达洛维夫人及其周围的人们，包括萨丽、彼得等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光明世界,这里有高高飘扬的旗帜、轻松和谐的交谈，生活温馨幸福。赛普蒂默斯与周围人则生活在阴暗的世界，那里充满恐惧与死亡的威胁。前一个世界的人们在努力适应社会的变化，后一个世界的人们看不到活下去的希望，注定为“社会的受害者”[8]。但是两个世界的人们心理都很脆弱，赛普蒂默斯与达洛维夫人一样敏感，简直是后者的“另一个自我”[9]。《达洛维夫人》反映了一战以后英国人的心理落差以及精神的焦虑、恐惧和绝望。

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呈现的是两个平行但彼此冲突的世界。一个是贝罗安医生一家及其同事身处的理性世界，这里有豪车、豪宅、美酒和壁球赛等，生活富足安逸；另一个是巴克斯特及一群街头小混混身处的混乱的非理性世界，他们酗酒，逛吧，寻衅滋事等，位于社会的下层。两个不同的世界构成了社会的日常秩序——理性/非理性,前者占主导地位，后者受前者的抑制，但是一个小插曲轻易地打破了原有秩序的平衡。小说中，一次汽车刮擦事件彻底扰乱了理性/非理性世界的平衡——贝罗安挨了巴克斯特一顿打，连家人的生命也受到巴克斯特及其同伙的威胁。理性的主导地位被非理性轻易颠覆，最后贝罗安的女儿黛西朗诵了一首诗歌，感化了巴克斯特，全家人得以获救。伍尔夫在小说中呈现的是两个平行对比的世界，两个世界互不侵犯，相安无事，而麦克尤恩小说的世界是对立的，直接发生冲突的，可以说麦克尤恩是用戏仿的形式来反映当时英国的社会现实——贫富差距的拉大造成了社会阶层间的紧张对峙，任何一点意外都可能使矛盾激化。小说还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现代人十分脆弱的心理，无处不在的焦虑和恐惧困扰着当今人类。同时，麦克尤恩在表现两个世界的冲突时，不同于女性作家伍尔夫温婉的表达，他将冲突转化为暴力，以道德文化化解暴力。

三

为了突出主题，麦克尤恩在小说的序言处借用了美国著名犹太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的名作《赫索格》中的一段话：“人是什么？在某城市中。在某个世纪。在转变。在群体中。被科学改造。被有组织的力量控制。臣服于无处不在的力量。……你能否认凡人存在的权利吗？你能忍心坚守旧的价值观却看着人们辛勤劳作还依然食不果腹吗？你难道忘了自己也是这群体的一员吗？你们本是同胞。背叛亲缘的人是无情义、无知的傻瓜。明白了吗？赫索格自问，这就是你要的例子，这就是世界运转的方式。”[10]这段话是主人公赫索格的内心独白，揭示了他对后工业社会里人的价值和存在意义的反思，反映了二战后美国犹太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麦克尤恩以这段话为序,意在向读者暗示该小说在创作主题上与《赫索格》的互文性，为读者理解小说提供参照系。

《赫索格》中的那段独白是主人公在遭朋友、妻子背叛后的痛苦反思，反映了犹太知识分子的内心困惑。他对“人的本质是什么”及“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追问，表达了他对自我身份和生存价值的疑虑。犹太人到底是上帝的选民还是苦难的幸存者？这是整个犹太民族要面对的生存悖论[11]。

《星期六》中主人公贝罗安也有同样的纠结和疑虑——科技制造的麻烦接踵而至，恐怖主义袭击、核武器威胁、宗派纷争、生态恶化等问题威胁人类的生存，人们时刻面临生死抉择。自以为是上帝选民的西方人，并未得到上帝的庇护，危难时刻上帝也无法阻止灾难的降临。“贝罗安再也不相信命运或天意，也不相信是天上的神灵在主宰着每个人的未来。相反他认为每时每刻，每件事情都有无限种发生的方式，昏沉沉的上帝控制不了纯粹巧合和自然法则的安排。”[7]128“911”恐怖袭击动摇了西方社会的精神根基，人人感觉自己是幸存者，生与死只是偶然的巧合和命运的安排。“从此每当大家看到任何一架喷气式飞机都会产生不祥的联想。如今人人都有同感，飞机已不再是往日的形象，而是成为了潜在的、在劫难逃的武器。”[7]16飞机是20世纪的重大科技文明，但一旦成了恐怖分子利用的工具，它就是厄运潜伏的“潘多拉魔盒”。如果说索尔·贝娄关注的是犹太民族的命运，那么麦克尤恩关注的则是人类命运，对“后911”社会里人遭遇的生存危机进行反思。

贝娄在《赫索格》中塑造了一个“疯癫的、神经质的、行为不合常规的精神病患者形象”[12]125。赫索格是一个中年犹太知识分子、历史学教授，受命运的捉弄总是怀才不遇，众叛亲离。失去了事业、家庭和朋友后，他一无所有，陷入癫狂的状态。他将自己封存在个人记忆的世界里，漫无目的地写信，诉说自己的苦痛，却从不寄出信件。他的行为看似疯癫，但信中内容却是“清醒而明智的”[13]。赫索格的疯癫一方面反衬了西方社会文明的畸形发展，另一方面展现了赫索格的反叛精神。在一个扭曲的社会环境下，疯癫与文明的标准是倒置的。

麦克尤恩将文明/疯癫这个二元对立项彻底颠覆。在《星期六》中，他塑造了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形象。主人公贝罗安工作“沉稳、细心、有分寸”[7]75。他行为谨慎，生活富裕，拥有事业、金钱、地位，是个完美的成功者。与之相对的是，麦克尤恩还塑造了一个疯癫人物形象——亨廷顿氏舞蹈症患者巴克斯特。小说的第四章，巴克斯特无礼地闯入贝罗安家中，发疯似地准备行凶，贝罗安一家人的生命危在旦夕，但是在贝罗安的女儿黛西朗诵完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的一首诗——《多佛海滩》后，“巴克斯特从一个蛮横的恐怖主义分子瞬间转变为一个惊喜的崇拜者，或者说一个兴奋的孩子，如此巨大的变化，他自己却浑然不觉”[7]223。阿诺德的诗歌真的成了心灵鸡汤，让巴克斯特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他瞬间恢复了理性，走入了文明的怀抱。但是文明人贝罗安却丧失了理性，陷入癫狂。他趁巴克斯特意志松懈之时，和儿子西奥一起将巴克斯特猛地推下了楼梯，差点断送了巴克斯特的性命。麦克尤恩的小说形象地表现了当今社会里疯癫与文明的悖论关系：文明与疯癫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可以相互转化，都可能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潜在力量。

人本孤独是20世纪西方文学的主题之一，反映了人对自我生存的拷问。贝娄笔下的赫索格表面上是个理想主义者，但感情上似孤独的幽灵。他体验了人与人之间的极度疏离，如冷漠、猜疑、迫害、反目等，他丧失了亲情和友情，沦落为情感上的孤儿。赫索格这一人物反映了后工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科技的进步导致了人性的沉沦，人与人之间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12]107。

孤独也是现代人际关系的缩影，它把人无形地隔开，即便是亲人之间表面的融洽也遮掩不了他们内心的疏离。麦克尤恩不再简单描述赫索格式的众叛亲离，而是探讨亲情掩盖下心的隔阂。《星期六》中贝罗安医生喜欢用科学的眼光审视现实世界，他对文学艺术的精神疗伤功能不以为然，认为文学表现的是虚拟世界，是不真实的。女儿黛西却迷上了文学，立志成为一名诗人，而贝罗安对文学极其反感，认为“小说里充斥了人为的弊病、太多的杂乱无章和牵强附会，既没有展现出人类伟大的想象力，也没有激起读者对自然无与伦比的创造力的感叹”[7]68。在他的眼里，文学毫无实际价值。儿子西奥是一名蓝调音乐人，可是贝罗安讨厌蓝调的伤感，“贝斯的超低音仿佛在贝罗安的前胸引起了共振，使得他不得不按住疼痛的部位”[7]170。他与岳父也貌合神离，岳父是位著名诗人，“两个男人保持着表面上的友好，但其实暗中都厌烦对方”[7]195。妻子罗莎琳是名律师，忙于官司，夫妻之间少有心灵的沟通。贝罗安在家人眼中就是个不合群的“另类”，家人在贝罗安的眼里也同样难以理解。由于与家人少有共同语言，贝罗安被无形中孤立了。贝罗安的窘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难以真正交流，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存在。

《赫索格》的结尾处是主人公对生命意义的悔悟。赫索格独自回到路德村的乡间古屋，回归大自然的怀抱以汲取原始的生命力，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工业文明使人类疏离了自然，脱离了自己的生命本体，人性的异化就是源自人与自然的疏离和对立。《赫索格》体现了贝娄回归自然的思想。

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重新阐释了生命的意义：生命之庄严而珍贵在于爱。小说的结尾，贝罗安重新思考了生命的意义。在他一时冲动，将巴克斯特推下楼梯的一刹那，“贝罗安觉得自己从那双悲伤的棕色眼睛里看到巴克斯特对欺骗的谴责”[7]227。他受到了良心的谴责，突然明白自己是用欺骗的手段伤害了一个刚恢复理性的人。良心和医生的职业道德促使他回到手术室去挽救巴克斯特的生命，手术中，他幡然醒悟：他的信仰就是“生命的庄严和伟大”[7]255。他信仰上帝，可是上帝的违约使他萌生信仰危机；现在他相信自己才是挽救生命的“基督”，生命的意义在于爱的救赎。贝罗安此刻才明白巴克斯特拜倒在诗歌魔力之下的原因，因为诗歌触动了他的心灵，激起了他对生命的渴望。生命因短暂而珍贵，珍爱生命体现了真正美好的人性。贝罗安一家人经过这次生死危机之后，重新找回了温情。贝罗安走出了孤独的阴影，放弃了对巴克斯特的起诉，“在舒适而惬意的心境下，贝罗安对岳父的好感倍增”[7]266。爱让家人消弭了彼此间的怨恨，在爱的光辉照耀下，“他们的星期六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日”[7]276。麦克尤恩在贝娄的基础上重新阐释了生命的意义，体现了当代作家的人文主义情怀。

麦克尤恩的小说《星期六》以贝罗安一天的生活经历反映了当代社会现实的宏大主题。作者继承了先辈作家伍尔夫等的现代主义创作传统，结构上互文的同时力求创新，并给意识流的手法注入了科幻元素，使之更具时代特色。巴赫金在谈到互文性的时候使用了“对话主义”这一术语，即两种并列的文本、陈述发生了一种特殊的语义关系[14]。《星期六》与《达洛维夫人》就体现了这种特殊的对话关系。文本结构上的互文喻示一种传统的渊源，也体现了两个不同时代文本的对话关系。《星期六》主题上与《赫索格》形成互文，通过对比贝罗安和赫索格的生活和心理现实，作者揭示了 “后911”社会里西方人的生存境况和精神危机，体现了当代作家关注人类命运的悲悯情怀。麦克尤恩把结构和主题上的互文分别指向不同的文本，彰显了当代英国小说的实验性特征。